第六章 德宗李適初政 (1)
關燈
小
中
大
【禮法之爭的背後】
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德宗。
新天子登基，該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喪。
在古代，服喪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傳下來的禮法，無論哪個人遭逢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學名叫“丁憂”。也就是說，不管你當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實實回家去丁憂三年，除了吃飯睡覺看書寫字之外，幾乎啥事也不能幹。
可是，這事要是擱在皇帝頭上，就有點不太靠譜了。
道理很簡單：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別人還可以替他處理政務；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誰來替他君臨天下？
為了解決這個不靠譜的問題，大概從漢文帝開始，就有了一個從權變通的辦法，把皇帝的服喪時間從三年縮短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個月）。唐朝自高宗以後，都遵照這個辦法執行，到了玄、肅二朝，更進一步縮短為二十七天。代宗臨終之前，也在遺詔中表示，新君服喪二十七天，帝國各級官員則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總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後該幹嗎幹嗎去，別耽誤了工作和學習，當然也別耽誤了娛樂。
代宗這個遺詔顯然是通情達理的，滿朝文武極力擁護，都表示要堅決執行。
可是，偏偏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所有官員都必須跟新君一樣，服滿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這個人就是宰相常袞。
常袞是代宗晚年頗為倚重的大臣，和當時的名臣楊綰同時入相，可楊綰沒多久就病逝了，於是常袞就成了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袞之前，當政的人是弄權宰相元載。眾所周知，元載這家夥是出了名的腐敗，不僅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而且總是變著法兒損公肥私。比如當時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載嫌飯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禦膳房提供，吃的東西必須跟皇帝一樣，而且每頓都要準備十個人的量。除此之外，還要求朝廷給宰相及公卿大臣們發放特別津貼——每年綢緞三千六百匹。代宗雖然心裏不滿，但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隨後，這兩項待遇就形成了慣例。
常袞上臺後，為了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就主動向代宗提出：“朝廷發給宰相和大臣們的餐費已經足夠了，應該讓禦膳房停止供應膳食。”代宗很高興，馬上就批準了。不久，常袞又建議廢除特別津貼，結果一下子就犯了眾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們雖然厭惡元載，但沒有人會厭惡特別津貼。說白了，當初大夥沒跟著元載吃肉，至少還能跟著混口湯喝，可如今你常袞一來，就讓大夥勒緊腰帶喝西北風，你憑什麽呀？
此議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常袞只好閉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後，公卿百官都在背後大罵常袞，說：“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為了養廉，你如果自認無能，對不起這份高薪，那就幹脆辭職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辭薪呢？
就這樣，常袞一上臺就把同僚們都給得罪了，史書對他的評價是：“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可是，常袞真的不會做人嗎？一個混了大半輩子官場、最後混到首席宰相的人，會連最起碼的團結群眾都不會嗎？
其實，常袞之所以觸犯眾怒，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人，而是因為他太急於在皇帝面前表現自己了，從而不自覺地損害了百官的利益。
換言之，常袞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卻又流於虛偽和矯情。
代宗駕崩後，常袞的虛偽和矯情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按照禮制，滿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靈前致哀。常袞或許是感懷於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急於給新君李適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總之每天都在靈堂上哭得稀裏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這一天，常袞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隨從慌忙跑上去攙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於忍不住了，指著常袞對眾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眾揶揄，常袞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著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適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袞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百官聞言，心裏都在問候常袞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沈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袞的權威，冷笑著說：“先帝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詔，一律服喪三日。”
常袞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並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袞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於心何忍，於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麽說，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隨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麽不能改的？”
常袞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袞肆意曲解遺詔。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適冷冷地看著這一幕，心裏大為不悅，隨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袞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眾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爭嗎？
如果你這麽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爭。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只是政客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掛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仆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勳，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到了代宗大歷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將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別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歷，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戰爭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階官員，讓他們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的起因。
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權宰相元載；四月，楊綰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常袞以門下侍郎銜入相；七月，楊綰突然病逝，隨後中書侍郎一職便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在此情況下，崔祐甫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書省的政務，無形中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長官，雖無其名，卻有其權。
與此同時，常袞也取代楊綰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來，區區中書舍人崔祐甫是沒有資格掌管中書省的，於是很快就接管了中書省的政務。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當然是憤憤不平。
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報了一則祥瑞，說他一個部屬的家裏竟然出現了貓鼠同窩的奇異景象——有一只母貓把一只小老鼠當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無私地餵養小鼠。朱泚說，這真是開天辟地以來聞所未聞之事啊，若非皇帝聖德廣大，豈能有如此貓鼠和諧之祥瑞！
常袞聞訊，立刻率領文武百官入朝恭賀。
滿朝文武中，只有一個人發出了不和諧音。
這個人當然就是崔祐甫。
他當著常袞和百官的面說：“萬物若違背自然，即為妖孽。貓抓老鼠是天職，如今卻為老鼠哺乳，這難道不是妖孽嗎？有什麽值得慶賀的？朝廷應該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監察部門是否放縱了貪官汙吏，看邊防部隊是否盡到了禦敵的職責，這才是順應天意的做法。”
代宗聽說後，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評，並對他表示了嘉許和讚賞。崔祐甫這麽做，擺明了就是要讓常袞難堪。常袞表面上沒說什麽，幾天後就給崔祐甫安排了一項新的工作，讓他去分管吏部的選官事宜。
如果常袞是真的讓崔祐甫“分知吏部選事”，那崔祐甫倒也沒什麽話好說，畢竟吏部是個至關重要的權力部門，分管官員的選拔工作更是讓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問題在於——常袞不可能把選拔官員的權力真正交給崔祐甫。
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證明了這一點：崔祐甫借調到吏部後，每次認認真真選報上去的候補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袞斃了。
什麽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麽理由的話，那也很簡單——你得罪領導了！
得罪領導是一件挺讓人郁悶的事，但是崔祐甫並不郁悶。
因為他相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遲早也是要下臺的！
而常袞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領導。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眾基礎比常袞堅實得多。僅此一點，他就具備了跟常袞博弈的資本。
所以，當常袞在服喪問題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對立面時，崔祐甫便意識到反擊的機會來了，於是才會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時候挺身而出，公開和常袞叫板。
說白了，常袞拿服喪問題大作文章，目的無非是為了討好新君李適；而崔祐甫敢於公然和宰相叫板，也無非是想借此贏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為自己積累更高的聲望，以便有朝一日徹底扳倒常袞。
面對崔祐甫的挑戰，常袞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坐以待斃。
跟崔祐甫撕破臉的第二天，常袞就上疏彈劾，聲稱崔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要求德宗把這個大逆不道的家夥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市）刺史。
為了增強說服力，常袞還把另外兩個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彈劾是宰相班子集體討論的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在發洩私憤。
被常袞代表的這兩個人，一個就是四朝元老郭子儀，時任司徒、中書令，另一個是原幽州節度使朱泚，於大歷九年主動入朝，被任命為司空、同平章事。他們雖然掛著宰相的頭銜，實際上並不參與朝政，幾乎從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袞則一向“獨居政事堂”，大小政務都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這次彈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給代表了。
對於此次禮法之爭的實質，德宗李適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袞和崔祐甫為服喪問題而爭執是假，因積怨甚深而借題發揮是真。從根本上來說，這場關於服喪期限的爭吵其實是相當無聊的事情。在內心深處，德宗還是比較傾向崔祐甫的。因為若無常袞的矯情，也就不會有崔祐甫的異議和這場無謂的爭吵。
然而，面對三個宰相聯名彈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傾向崔祐甫也沒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如今既然三個宰相都署名了，不處理崔祐甫顯然說不過去。但是，把崔祐甫貶到潮州的處罰又未免太重了。思慮再三後，德宗只好采取一個折衷的辦法——把崔祐甫貶出朝廷，但不是貶到山高皇帝遠的潮州，而是貶為河南少尹。
本來，這場無聊的禮法之爭到此就該畫上句號了，而常袞也已經毫無懸念地在這場爭鬥中勝出。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讓常袞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讓常袞追悔莫及，欲哭無淚！
事情是因為那兩個“被代表”的宰相而發生逆轉的。
崔祐甫的貶謫令下達後，郭子儀和朱泚立刻入宮向德宗求情，稱崔祐甫無罪，不應被貶。德宗滿臉困惑，說：“二位賢卿不是剛剛上疏彈劾他嗎，為何又出爾反爾？”
郭子儀和朱泚對視一眼，很無辜地說：常袞所上的那道奏疏壓根沒讓他們看過。
此言一出，德宗李適大為震駭。
怎麽回事？常袞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彈劾大臣？
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這是宰相專權、欺君罔上啊！
如果說新君即位之初，比較忌諱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那麽最忌諱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個專權攬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初五，德宗李適斷然下詔，把首席宰相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同時擢升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書一下達，不啻於在滿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百官雖然大為訝異，但卻不約而同地在心裏拍手稱快。
因為常袞的虛偽和矯情實在是讓人忍無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務實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愛多了。
此時，被貶出京師的崔祐甫剛剛走到昭應（今陜西臨潼縣），傳詔使者就快馬加鞭地從後面追上了他。
跪地聽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
因為他一貫堅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也總有一天會下臺的！
現在，風水終於轉到我家來了。
常袞，你認栽吧！
常袞萬萬沒料到自己的結局會這麽淒慘。
他本以為潮州是他給崔祐甫安排的歸宿，沒想到卻是自己給自己挖的墳墓。
這真是一個令人欲哭無淚的黑色幽默。
常袞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更不知道新君李適為何如此決絕。他只能在無邊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說的一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為代宗時代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袞與新君李適之間勢必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緊張關系，因為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容許朝政大權過多地集中在某個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袞不在此次禮法之爭中落馬，遲早也會因其他事情而下臺。
從這個意義上說，常袞其實是應該感到慶幸的，因為早些走還可以保住一條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麽都保不住了……
大歷十四年這個陽光燦爛的夏天，當常袞黯然神傷地走上那條山高水遠的貶謫之路時，德宗李適正躊躇滿志地等待著崔祐甫的歸來。
此刻的李適，已經在心裏勾畫了一幅重振朝綱、中興李唐的宏偉藍圖，只等一個務實能幹的宰相來到他的身邊，幫他把這個美妙的理想一步步變成現實。
【李適：閃亮登場的新帝】
新君李適喪服未除，就毅然決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換上了一個區區五品的中書舍人，如此強悍的舉動，不得不令滿朝文武感到吃驚，也不能不讓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適接下來的一系列舉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政”旋風。
——閏五月中旬，李適頒布詔書，宣布今後不再隨便接受四方上貢的各種物品，同時撤除了由玄宗創立的皇家藝術中心（梨園），遣散樂工三百多名。
——閏五月十七日，一個不識時務的地方刺史獻上一幅《慶雲圖》，以祥瑞之名諂媚朝廷、粉飾太平，李適對此深惡痛絕，下詔宣布：“朕以為，只有選賢舉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於像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之類的東西，又有哪一樣對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從今往後，一律不得進獻祥瑞。”
——數日後，李適又命人把宮內豢養的大象、豹子、鬥雞、獵犬等動物全部放逐，同時遣散了數百名宮女。
——六月初，李適下詔：“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訴狀而地方政府拒絕受理者，可直接進京，向禦史臺、大理寺、刑部告狀；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訴狀，但百姓認為審理不公、對判決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聞鼓’，上訴申冤。”此詔一下，四方百姓歡呼雀躍，每天到京師擊鼓鳴冤者絡繹不絕。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剛剛回朝，就被天子李適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邊疆。此事極為突然，但明眼人卻不難知曉個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寧時，“按慣例”接受了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的重賄，計有綢緞七百匹、上等茶葉二百斤，還有數量不等的奴仆、馬匹等。天子這回拿邵光超開刀，擺明了就是要殺雞儆猴，一舉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賄賂”的這個慣例。邵光超出事後，剛剛出使各地滿載而歸的宦官們得知消息，趕緊把收受的各種貴重物品全部扔掉，一個個空著雙手回到了長安。此後的好些年裏，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沒人敢收受當地官員的賄賂。
——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隊，強行拆毀了大貪官元載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們便得知，這是新天子李適直接下達的命令。當時，四方百姓在連年戰亂中流離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將帥、當權宦官，卻竭盡人、財、物力，競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華壯麗，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費。老百姓對權貴階層的這種奢靡之風極度痛恨，紛紛咒其為“土木妖”。而德宗李適早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對這種社會現象頗為不滿，所以才有了這次鏟平豪宅的舉動。當那些象征著權貴利益的“土木妖”紛紛倒下之時，京師的百姓們頓時歡聲雷動……
就這樣，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幾個月裏，德宗李適就用雷厲風行的手段革除了種種弊政，樹立了全新的政風，同時向帝國臣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我李適絕對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綱，中興社稷！
作為一個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適的上述舉措已經足以體現他銳意進取、矢志中興的勇氣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幾任天子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收拾幹凈，光有勇氣和信念肯定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足夠的膽識、謀略和政治手腕。
那麽，李適具備這些素質嗎？
從下面這三件事中，我們不難得出判斷。
第一件事：李適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儀的權力。
眾所周知，郭子儀是大唐帝國首屈一指的功臣，歷仕玄、肅、代、德四朝，戰功卓著，勳業彪炳。歷任天子為了獎賞他，不斷給他加官晉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時候，郭子儀兼任的職務已經多得數不清了。
在此，我們不妨羅列一張郭子儀的職務清單：司徒、中書令、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於大都護、鎮北大都護、關內副元帥、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關內支度使、鹽池使、六城水運大使以及押蕃部、營田使、河陽道觀察使等等。
不難想象，對於這樣一個功高權重、身兼十數職的帝國元勳，任何一個皇帝必然都會對其生出畏懼和猜疑之心。雖然郭子儀對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謹慎，做人非常低調（否則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當初的代宗皇帝還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權力，卻始終下不了決心，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
眼下，如何“擺平”郭子儀就成了德宗李適不得不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這個事情的難度在於：雖然郭子儀本人比較厚道，但他麾下那幫將領卻沒有一個是吃素的，萬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幫將領惹毛了，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要解決這道難題，必須有一個巧妙的辦法。
經過一番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李適終於找到了一個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
一個字——分。
也就是說，必須把郭子儀手中的權力“分解”開來，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幾個主要將領頭上。如此一來，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鳥之效：既削弱了郭子儀的權力，又安撫了那些驕兵悍將，還能讓那幾個主要將領從此對德宗感恩戴德。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適下詔，尊郭子儀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書令，其餘兼職全部免除；同時，將郭子儀原來擔任的主要軍職，分別授予他麾下的三個主要將領——李懷光、常謙光、渾瑊。至此，這個困擾了代宗許多年的問題，終於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第二件事：李適成功挫敗了一起政變陰謀。
這起陰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說它不大，是因為牽涉面不是很廣；說它不小，是因為它事關“廢立”，直接威脅到了李適的皇權。
陰謀的策劃者有兩個：一個是兵部侍郎黎幹，一個是高階宦官（特進，正二品）劉忠翼。據稱，黎幹為人“狡險諛佞”，而劉忠翼則是“恃寵貪縱”，兩個人沆瀣一氣，內外勾結，很早就企圖幹預代宗“立後”和“立儲”的大政。
若幹年前，德宗李適尚未被立為太子，別有用心的黎幹和劉忠翼就極力勸說代宗，讓他立獨孤貴妃為皇後，再立獨孤氏的兒子韓王李迥為太子。但是代宗沒有受他們的蠱惑，而是冊立了長子雍王李適。
李適即位後，黎幹和劉忠翼惟恐遭到報覆，遂惶惶不可終日。當時長安坊間紛紛傳言，說黎、劉二人日夜密謀，企圖發動政變。李適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便派人暗中監視二人的一舉一動。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的一個黃昏，黎幹又乘坐一頂小轎悄悄進入劉忠翼的府邸，與他密談多時，至當天深夜才離去。德宗李適得到密報後，立刻采取行動，命有關部門將黎幹和劉忠翼逮捕。經過審訊，黎、劉二人對自己的政變陰謀供認不諱。李適大怒，當即開除二人的官籍，並終身流放邊地。
閏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劉忠翼剛剛走到藍田（今陜西藍田縣），李適就命人追上了他們，宣詔將二人賜死。
第三件事：李適不動聲色地從宦官手中奪回了禁軍兵權。
肅、代之際，大唐帝國有兩大亂象最為引人註目，一個是藩鎮叛亂，還有一個就是宦官擅權。這兩大亂象是相輔相成的。正是由於此起彼伏的藩鎮叛亂讓李唐天子對武將逐漸喪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軍兵權交給宦官，沒想到卻因此導致了宦官的恃寵擅權；而宦官掌握宮禁大權後，為了鞏固權位，又回過頭來勾結各地藩鎮，致使那些跋扈藩鎮越發驕縱難制。
代宗一朝，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權宦先後掌控禁軍，又因恃寵擅權而先後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所以總是治標而不治本——往往是舊一代的權宦剛剛倒下，新一代的權宦便又強勢崛起。
總之，宦官雖然走馬燈似地換，但宦官擅權的問題卻始終如故。
李適即位時，面對的當權宦官是王駕鶴。此人繼魚朝恩之後崛起，時任神策都知兵馬使、左領軍大將軍，“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對於陰魂不散的宦官擅權問題，李適自然也是深以為憂。同時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無法徹底解決宦官問題，是因為他始終不敢把禁軍交給武將。
可是，為什麽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將都不可信任，為什麽不變通一下，索性把禁軍交給文臣呢？
在李適看來，要徹底解決宦官擅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禁軍交給文臣！
為此，李適一上臺，就開始在文官中尋找合適的人選。
最後，他鎖定了司農卿白秀珪。
嚴格來講，白秀珪並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帳下擔任幕僚，做事細心勤勉，並且頗有心計。李光弼對他非常信任，將其引為心腹，時常讓他參決軍政大事。
這樣一個人，其實最符合李適的用人標準：首先，他熟悉軍旅事務，又沒有一般武將桀驁不馴、驕橫霸道的習氣；其次，他性格沈穩，做事老練，卻又沒有一般文人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毛病。所以在李適看來，此人絕對是接管禁軍的不二人選！
大歷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見白秀珪，表示了對他的賞識和器重，並明確告訴他：朕準備解除王駕鶴的兵權，然後把禁軍交給你。白秀珪受寵若驚，當即發誓，願為朝廷鞠躬盡瘁，為天子赴湯蹈火！
李適很滿意，隨即賜給他一個新名字：志貞。
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就這麽解決了，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讓白志貞順利接管禁軍？
李適找來宰相崔祐甫商議。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後附在天子耳邊說了一句話。李適微微頷首，一個笑容在他臉上緩緩綻開。
數日後，崔祐甫通知王駕鶴，說有要事與他相商。聽到宰相傳召，王駕鶴不敢怠慢，趕緊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熱情而親切地接待了他。賓主雙方落座後，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讓王駕鶴滿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這一天的寒暄也太長了。
崔祐甫一直東拉西扯，七講八講，卻始終不提正事。王駕鶴耐著性子陪聊，感覺如坐針氈，卻又不便開口告辭。
此刻的王駕鶴當然不會知道，正當他坐在政事堂裏聽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時，白志貞已經揣著天子的任命狀，以神策軍使兼禦史大夫的身份，大搖大擺地走進了神策軍的軍營。
等到王駕鶴走出政事堂，他的職務已經變成了東都園苑使。
所謂東都園苑使，就是到東都洛陽去看管皇家園林，一個很適合養老的清閑職務。
毫不誇張地說，唐德宗李適在歷史舞臺上剛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個滿堂彩。
在見識了新君李適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後，朝野上下對他的執政能力頓時充滿了信心，紛紛對他寄予厚望——“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尤其是當時的藩鎮，對這個閃亮登場的新帝更是滿懷忌憚、敬畏不已。反應最強烈的當屬淄青鎮。據說那裏的將士曾經把兵器丟棄於地，相互感嘆道：“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明君出現了，咱們還能再造反嗎？
更有甚者，大歷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還主動上表，願意向朝廷獻錢三十萬緡。
收，還是不收？
這是一個問題。
三十萬緡不是個小數目，德宗李適一時有些猶豫不決。
收吧，畢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日後不免有受其要挾的危險；不收吧，又找不到什麽合適的理由推辭，如果硬拒，勢必激起藩鎮的不滿。
就在德宗吃不準要怎麽接招的時候，宰相崔祐甫發話了：“不能收，絕對不能收！”
德宗無奈：“朕也認為不能收，可又該如何推辭呢？”
崔祐甫笑了：“很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
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德宗。
新天子登基，該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喪。
在古代，服喪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傳下來的禮法，無論哪個人遭逢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學名叫“丁憂”。也就是說，不管你當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實實回家去丁憂三年，除了吃飯睡覺看書寫字之外，幾乎啥事也不能幹。
可是，這事要是擱在皇帝頭上，就有點不太靠譜了。
道理很簡單：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別人還可以替他處理政務；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誰來替他君臨天下？
為了解決這個不靠譜的問題，大概從漢文帝開始，就有了一個從權變通的辦法，把皇帝的服喪時間從三年縮短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個月）。唐朝自高宗以後，都遵照這個辦法執行，到了玄、肅二朝，更進一步縮短為二十七天。代宗臨終之前，也在遺詔中表示，新君服喪二十七天，帝國各級官員則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總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後該幹嗎幹嗎去，別耽誤了工作和學習，當然也別耽誤了娛樂。
代宗這個遺詔顯然是通情達理的，滿朝文武極力擁護，都表示要堅決執行。
可是，偏偏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所有官員都必須跟新君一樣，服滿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這個人就是宰相常袞。
常袞是代宗晚年頗為倚重的大臣，和當時的名臣楊綰同時入相，可楊綰沒多久就病逝了，於是常袞就成了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袞之前，當政的人是弄權宰相元載。眾所周知，元載這家夥是出了名的腐敗，不僅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而且總是變著法兒損公肥私。比如當時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載嫌飯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禦膳房提供，吃的東西必須跟皇帝一樣，而且每頓都要準備十個人的量。除此之外，還要求朝廷給宰相及公卿大臣們發放特別津貼——每年綢緞三千六百匹。代宗雖然心裏不滿，但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隨後，這兩項待遇就形成了慣例。
常袞上臺後，為了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就主動向代宗提出：“朝廷發給宰相和大臣們的餐費已經足夠了，應該讓禦膳房停止供應膳食。”代宗很高興，馬上就批準了。不久，常袞又建議廢除特別津貼，結果一下子就犯了眾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們雖然厭惡元載，但沒有人會厭惡特別津貼。說白了，當初大夥沒跟著元載吃肉，至少還能跟著混口湯喝，可如今你常袞一來，就讓大夥勒緊腰帶喝西北風，你憑什麽呀？
此議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常袞只好閉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後，公卿百官都在背後大罵常袞，說：“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為了養廉，你如果自認無能，對不起這份高薪，那就幹脆辭職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辭薪呢？
就這樣，常袞一上臺就把同僚們都給得罪了，史書對他的評價是：“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可是，常袞真的不會做人嗎？一個混了大半輩子官場、最後混到首席宰相的人，會連最起碼的團結群眾都不會嗎？
其實，常袞之所以觸犯眾怒，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人，而是因為他太急於在皇帝面前表現自己了，從而不自覺地損害了百官的利益。
換言之，常袞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卻又流於虛偽和矯情。
代宗駕崩後，常袞的虛偽和矯情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按照禮制，滿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靈前致哀。常袞或許是感懷於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急於給新君李適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總之每天都在靈堂上哭得稀裏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這一天，常袞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隨從慌忙跑上去攙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於忍不住了，指著常袞對眾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眾揶揄，常袞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著沒有發作。
同日，新君李適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袞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百官聞言，心裏都在問候常袞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沈默，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袞的權威，冷笑著說：“先帝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詔，一律服喪三日。”
常袞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並論？”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袞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於心何忍，於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麽說，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隨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麽不能改的？”
常袞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袞肆意曲解遺詔。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新君李適冷冷地看著這一幕，心裏大為不悅，隨即宣布會議解散。
常袞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眾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爭嗎？
如果你這麽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爭。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只是政客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當然也不會例外。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後的變遷。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掛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仆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勳，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到了代宗大歷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將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別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不問資歷，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戰爭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階官員，讓他們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的起因。
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權宰相元載；四月，楊綰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常袞以門下侍郎銜入相；七月，楊綰突然病逝，隨後中書侍郎一職便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在此情況下，崔祐甫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書省的政務，無形中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長官，雖無其名，卻有其權。
與此同時，常袞也取代楊綰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來，區區中書舍人崔祐甫是沒有資格掌管中書省的，於是很快就接管了中書省的政務。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當然是憤憤不平。
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報了一則祥瑞，說他一個部屬的家裏竟然出現了貓鼠同窩的奇異景象——有一只母貓把一只小老鼠當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無私地餵養小鼠。朱泚說，這真是開天辟地以來聞所未聞之事啊，若非皇帝聖德廣大，豈能有如此貓鼠和諧之祥瑞！
常袞聞訊，立刻率領文武百官入朝恭賀。
滿朝文武中，只有一個人發出了不和諧音。
這個人當然就是崔祐甫。
他當著常袞和百官的面說：“萬物若違背自然，即為妖孽。貓抓老鼠是天職，如今卻為老鼠哺乳，這難道不是妖孽嗎？有什麽值得慶賀的？朝廷應該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監察部門是否放縱了貪官汙吏，看邊防部隊是否盡到了禦敵的職責，這才是順應天意的做法。”
代宗聽說後，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評，並對他表示了嘉許和讚賞。崔祐甫這麽做，擺明了就是要讓常袞難堪。常袞表面上沒說什麽，幾天後就給崔祐甫安排了一項新的工作，讓他去分管吏部的選官事宜。
如果常袞是真的讓崔祐甫“分知吏部選事”，那崔祐甫倒也沒什麽話好說，畢竟吏部是個至關重要的權力部門，分管官員的選拔工作更是讓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問題在於——常袞不可能把選拔官員的權力真正交給崔祐甫。
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證明了這一點：崔祐甫借調到吏部後，每次認認真真選報上去的候補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袞斃了。
什麽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麽理由的話，那也很簡單——你得罪領導了！
得罪領導是一件挺讓人郁悶的事，但是崔祐甫並不郁悶。
因為他相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遲早也是要下臺的！
而常袞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領導。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眾基礎比常袞堅實得多。僅此一點，他就具備了跟常袞博弈的資本。
所以，當常袞在服喪問題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對立面時，崔祐甫便意識到反擊的機會來了，於是才會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時候挺身而出，公開和常袞叫板。
說白了，常袞拿服喪問題大作文章，目的無非是為了討好新君李適；而崔祐甫敢於公然和宰相叫板，也無非是想借此贏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為自己積累更高的聲望，以便有朝一日徹底扳倒常袞。
面對崔祐甫的挑戰，常袞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坐以待斃。
跟崔祐甫撕破臉的第二天，常袞就上疏彈劾，聲稱崔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要求德宗把這個大逆不道的家夥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市）刺史。
為了增強說服力，常袞還把另外兩個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彈劾是宰相班子集體討論的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在發洩私憤。
被常袞代表的這兩個人，一個就是四朝元老郭子儀，時任司徒、中書令，另一個是原幽州節度使朱泚，於大歷九年主動入朝，被任命為司空、同平章事。他們雖然掛著宰相的頭銜，實際上並不參與朝政，幾乎從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袞則一向“獨居政事堂”，大小政務都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這次彈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給代表了。
對於此次禮法之爭的實質，德宗李適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袞和崔祐甫為服喪問題而爭執是假，因積怨甚深而借題發揮是真。從根本上來說，這場關於服喪期限的爭吵其實是相當無聊的事情。在內心深處，德宗還是比較傾向崔祐甫的。因為若無常袞的矯情，也就不會有崔祐甫的異議和這場無謂的爭吵。
然而，面對三個宰相聯名彈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傾向崔祐甫也沒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如今既然三個宰相都署名了，不處理崔祐甫顯然說不過去。但是，把崔祐甫貶到潮州的處罰又未免太重了。思慮再三後，德宗只好采取一個折衷的辦法——把崔祐甫貶出朝廷，但不是貶到山高皇帝遠的潮州，而是貶為河南少尹。
本來，這場無聊的禮法之爭到此就該畫上句號了，而常袞也已經毫無懸念地在這場爭鬥中勝出。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讓常袞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讓常袞追悔莫及，欲哭無淚！
事情是因為那兩個“被代表”的宰相而發生逆轉的。
崔祐甫的貶謫令下達後，郭子儀和朱泚立刻入宮向德宗求情，稱崔祐甫無罪，不應被貶。德宗滿臉困惑，說：“二位賢卿不是剛剛上疏彈劾他嗎，為何又出爾反爾？”
郭子儀和朱泚對視一眼，很無辜地說：常袞所上的那道奏疏壓根沒讓他們看過。
此言一出，德宗李適大為震駭。
怎麽回事？常袞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彈劾大臣？
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這是宰相專權、欺君罔上啊！
如果說新君即位之初，比較忌諱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那麽最忌諱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個專權攬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初五，德宗李適斷然下詔，把首席宰相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同時擢升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書一下達，不啻於在滿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百官雖然大為訝異，但卻不約而同地在心裏拍手稱快。
因為常袞的虛偽和矯情實在是讓人忍無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務實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愛多了。
此時，被貶出京師的崔祐甫剛剛走到昭應（今陜西臨潼縣），傳詔使者就快馬加鞭地從後面追上了他。
跪地聽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
因為他一貫堅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也總有一天會下臺的！
現在，風水終於轉到我家來了。
常袞，你認栽吧！
常袞萬萬沒料到自己的結局會這麽淒慘。
他本以為潮州是他給崔祐甫安排的歸宿，沒想到卻是自己給自己挖的墳墓。
這真是一個令人欲哭無淚的黑色幽默。
常袞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更不知道新君李適為何如此決絕。他只能在無邊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說的一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為代宗時代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袞與新君李適之間勢必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緊張關系，因為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容許朝政大權過多地集中在某個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袞不在此次禮法之爭中落馬，遲早也會因其他事情而下臺。
從這個意義上說，常袞其實是應該感到慶幸的，因為早些走還可以保住一條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麽都保不住了……
大歷十四年這個陽光燦爛的夏天，當常袞黯然神傷地走上那條山高水遠的貶謫之路時，德宗李適正躊躇滿志地等待著崔祐甫的歸來。
此刻的李適，已經在心裏勾畫了一幅重振朝綱、中興李唐的宏偉藍圖，只等一個務實能幹的宰相來到他的身邊，幫他把這個美妙的理想一步步變成現實。
【李適：閃亮登場的新帝】
新君李適喪服未除，就毅然決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換上了一個區區五品的中書舍人，如此強悍的舉動，不得不令滿朝文武感到吃驚，也不能不讓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適接下來的一系列舉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政”旋風。
——閏五月中旬，李適頒布詔書，宣布今後不再隨便接受四方上貢的各種物品，同時撤除了由玄宗創立的皇家藝術中心（梨園），遣散樂工三百多名。
——閏五月十七日，一個不識時務的地方刺史獻上一幅《慶雲圖》，以祥瑞之名諂媚朝廷、粉飾太平，李適對此深惡痛絕，下詔宣布：“朕以為，只有選賢舉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於像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之類的東西，又有哪一樣對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從今往後，一律不得進獻祥瑞。”
——數日後，李適又命人把宮內豢養的大象、豹子、鬥雞、獵犬等動物全部放逐，同時遣散了數百名宮女。
——六月初，李適下詔：“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訴狀而地方政府拒絕受理者，可直接進京，向禦史臺、大理寺、刑部告狀；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訴狀，但百姓認為審理不公、對判決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聞鼓’，上訴申冤。”此詔一下，四方百姓歡呼雀躍，每天到京師擊鼓鳴冤者絡繹不絕。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剛剛回朝，就被天子李適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邊疆。此事極為突然，但明眼人卻不難知曉個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寧時，“按慣例”接受了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的重賄，計有綢緞七百匹、上等茶葉二百斤，還有數量不等的奴仆、馬匹等。天子這回拿邵光超開刀，擺明了就是要殺雞儆猴，一舉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賄賂”的這個慣例。邵光超出事後，剛剛出使各地滿載而歸的宦官們得知消息，趕緊把收受的各種貴重物品全部扔掉，一個個空著雙手回到了長安。此後的好些年裏，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沒人敢收受當地官員的賄賂。
——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隊，強行拆毀了大貪官元載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們便得知，這是新天子李適直接下達的命令。當時，四方百姓在連年戰亂中流離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將帥、當權宦官，卻竭盡人、財、物力，競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華壯麗，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費。老百姓對權貴階層的這種奢靡之風極度痛恨，紛紛咒其為“土木妖”。而德宗李適早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對這種社會現象頗為不滿，所以才有了這次鏟平豪宅的舉動。當那些象征著權貴利益的“土木妖”紛紛倒下之時，京師的百姓們頓時歡聲雷動……
就這樣，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幾個月裏，德宗李適就用雷厲風行的手段革除了種種弊政，樹立了全新的政風，同時向帝國臣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我李適絕對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綱，中興社稷！
作為一個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適的上述舉措已經足以體現他銳意進取、矢志中興的勇氣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幾任天子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收拾幹凈，光有勇氣和信念肯定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足夠的膽識、謀略和政治手腕。
那麽，李適具備這些素質嗎？
從下面這三件事中，我們不難得出判斷。
第一件事：李適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儀的權力。
眾所周知，郭子儀是大唐帝國首屈一指的功臣，歷仕玄、肅、代、德四朝，戰功卓著，勳業彪炳。歷任天子為了獎賞他，不斷給他加官晉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時候，郭子儀兼任的職務已經多得數不清了。
在此，我們不妨羅列一張郭子儀的職務清單：司徒、中書令、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於大都護、鎮北大都護、關內副元帥、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關內支度使、鹽池使、六城水運大使以及押蕃部、營田使、河陽道觀察使等等。
不難想象，對於這樣一個功高權重、身兼十數職的帝國元勳，任何一個皇帝必然都會對其生出畏懼和猜疑之心。雖然郭子儀對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謹慎，做人非常低調（否則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當初的代宗皇帝還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權力，卻始終下不了決心，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
眼下，如何“擺平”郭子儀就成了德宗李適不得不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這個事情的難度在於：雖然郭子儀本人比較厚道，但他麾下那幫將領卻沒有一個是吃素的，萬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幫將領惹毛了，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要解決這道難題，必須有一個巧妙的辦法。
經過一番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李適終於找到了一個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
一個字——分。
也就是說，必須把郭子儀手中的權力“分解”開來，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幾個主要將領頭上。如此一來，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鳥之效：既削弱了郭子儀的權力，又安撫了那些驕兵悍將，還能讓那幾個主要將領從此對德宗感恩戴德。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適下詔，尊郭子儀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書令，其餘兼職全部免除；同時，將郭子儀原來擔任的主要軍職，分別授予他麾下的三個主要將領——李懷光、常謙光、渾瑊。至此，這個困擾了代宗許多年的問題，終於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第二件事：李適成功挫敗了一起政變陰謀。
這起陰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說它不大，是因為牽涉面不是很廣；說它不小，是因為它事關“廢立”，直接威脅到了李適的皇權。
陰謀的策劃者有兩個：一個是兵部侍郎黎幹，一個是高階宦官（特進，正二品）劉忠翼。據稱，黎幹為人“狡險諛佞”，而劉忠翼則是“恃寵貪縱”，兩個人沆瀣一氣，內外勾結，很早就企圖幹預代宗“立後”和“立儲”的大政。
若幹年前，德宗李適尚未被立為太子，別有用心的黎幹和劉忠翼就極力勸說代宗，讓他立獨孤貴妃為皇後，再立獨孤氏的兒子韓王李迥為太子。但是代宗沒有受他們的蠱惑，而是冊立了長子雍王李適。
李適即位後，黎幹和劉忠翼惟恐遭到報覆，遂惶惶不可終日。當時長安坊間紛紛傳言，說黎、劉二人日夜密謀，企圖發動政變。李適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便派人暗中監視二人的一舉一動。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的一個黃昏，黎幹又乘坐一頂小轎悄悄進入劉忠翼的府邸，與他密談多時，至當天深夜才離去。德宗李適得到密報後，立刻采取行動，命有關部門將黎幹和劉忠翼逮捕。經過審訊，黎、劉二人對自己的政變陰謀供認不諱。李適大怒，當即開除二人的官籍，並終身流放邊地。
閏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劉忠翼剛剛走到藍田（今陜西藍田縣），李適就命人追上了他們，宣詔將二人賜死。
第三件事：李適不動聲色地從宦官手中奪回了禁軍兵權。
肅、代之際，大唐帝國有兩大亂象最為引人註目，一個是藩鎮叛亂，還有一個就是宦官擅權。這兩大亂象是相輔相成的。正是由於此起彼伏的藩鎮叛亂讓李唐天子對武將逐漸喪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軍兵權交給宦官，沒想到卻因此導致了宦官的恃寵擅權；而宦官掌握宮禁大權後，為了鞏固權位，又回過頭來勾結各地藩鎮，致使那些跋扈藩鎮越發驕縱難制。
代宗一朝，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權宦先後掌控禁軍，又因恃寵擅權而先後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所以總是治標而不治本——往往是舊一代的權宦剛剛倒下，新一代的權宦便又強勢崛起。
總之，宦官雖然走馬燈似地換，但宦官擅權的問題卻始終如故。
李適即位時，面對的當權宦官是王駕鶴。此人繼魚朝恩之後崛起，時任神策都知兵馬使、左領軍大將軍，“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對於陰魂不散的宦官擅權問題，李適自然也是深以為憂。同時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無法徹底解決宦官問題，是因為他始終不敢把禁軍交給武將。
可是，為什麽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將都不可信任，為什麽不變通一下，索性把禁軍交給文臣呢？
在李適看來，要徹底解決宦官擅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禁軍交給文臣！
為此，李適一上臺，就開始在文官中尋找合適的人選。
最後，他鎖定了司農卿白秀珪。
嚴格來講，白秀珪並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帳下擔任幕僚，做事細心勤勉，並且頗有心計。李光弼對他非常信任，將其引為心腹，時常讓他參決軍政大事。
這樣一個人，其實最符合李適的用人標準：首先，他熟悉軍旅事務，又沒有一般武將桀驁不馴、驕橫霸道的習氣；其次，他性格沈穩，做事老練，卻又沒有一般文人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毛病。所以在李適看來，此人絕對是接管禁軍的不二人選！
大歷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見白秀珪，表示了對他的賞識和器重，並明確告訴他：朕準備解除王駕鶴的兵權，然後把禁軍交給你。白秀珪受寵若驚，當即發誓，願為朝廷鞠躬盡瘁，為天子赴湯蹈火！
李適很滿意，隨即賜給他一個新名字：志貞。
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就這麽解決了，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讓白志貞順利接管禁軍？
李適找來宰相崔祐甫商議。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後附在天子耳邊說了一句話。李適微微頷首，一個笑容在他臉上緩緩綻開。
數日後，崔祐甫通知王駕鶴，說有要事與他相商。聽到宰相傳召，王駕鶴不敢怠慢，趕緊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熱情而親切地接待了他。賓主雙方落座後，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讓王駕鶴滿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這一天的寒暄也太長了。
崔祐甫一直東拉西扯，七講八講，卻始終不提正事。王駕鶴耐著性子陪聊，感覺如坐針氈，卻又不便開口告辭。
此刻的王駕鶴當然不會知道，正當他坐在政事堂裏聽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時，白志貞已經揣著天子的任命狀，以神策軍使兼禦史大夫的身份，大搖大擺地走進了神策軍的軍營。
等到王駕鶴走出政事堂，他的職務已經變成了東都園苑使。
所謂東都園苑使，就是到東都洛陽去看管皇家園林，一個很適合養老的清閑職務。
毫不誇張地說，唐德宗李適在歷史舞臺上剛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個滿堂彩。
在見識了新君李適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後，朝野上下對他的執政能力頓時充滿了信心，紛紛對他寄予厚望——“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尤其是當時的藩鎮，對這個閃亮登場的新帝更是滿懷忌憚、敬畏不已。反應最強烈的當屬淄青鎮。據說那裏的將士曾經把兵器丟棄於地，相互感嘆道：“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明君出現了，咱們還能再造反嗎？
更有甚者，大歷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還主動上表，願意向朝廷獻錢三十萬緡。
收，還是不收？
這是一個問題。
三十萬緡不是個小數目，德宗李適一時有些猶豫不決。
收吧，畢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日後不免有受其要挾的危險；不收吧，又找不到什麽合適的理由推辭，如果硬拒，勢必激起藩鎮的不滿。
就在德宗吃不準要怎麽接招的時候，宰相崔祐甫發話了：“不能收，絕對不能收！”
德宗無奈：“朕也認為不能收，可又該如何推辭呢？”
崔祐甫笑了：“很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