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永徽政局：長孫無忌的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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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皇帝與無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後的第一個年號，徽是標幟、美好之意，也象征著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遺訓，高舉貞觀之治的偉大旗幟，讓大唐帝國江山永固，永遠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這種理想的指引下，年輕的李治躊躇滿志地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給他留下的兩個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禇遂良也在他們的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史稱他們“同心輔政，上（李治）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徽時代也可以稱為後貞觀時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國馬車在貞觀時代開創的寬衢大道上筆直地向前奔馳，沒有人感覺有什麽不妥。
唯獨有一件事情，讓高宗李治的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那就是晉州（今山西臨汾）地震。
從貞觀二十三年八月開始，晉州地區就頻頻發生地震，僅第一次就倒塌了眾多民房，壓死了五千餘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晉州又接連地震，“有聲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晉州是大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晉王時的封邑，如此龍脈所系之地，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接二連三地發生地震，這對剛剛君臨天下的李治而言，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認為，大自然一旦發生災變，或者發生什麽奇異現象，一定是人事出了問題，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問題。所以當高宗李治針對此事詢問他的東宮舊僚、時任侍中的張行成時，老臣張行成就直言不諱地吐露了他的隱憂：“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征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舊唐書·張行成傳》）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於八個字：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如果放在許多年後來看，張行成所說的這八個字無疑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因為前四個字說的就是幾度浮沈而最終崛起的女人武曌，後四個字說的就是權傾一時而最終垮臺的元老重臣長孫無忌。
當然，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帝國的未來會是什麽樣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預見未來發生的一切，但這並不等於他會對張行成的一番直言無動於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尤其是“大臣陰謀”四個字，更是有如一聲驚雷炸響在他的耳邊。
究竟是什麽樣的大臣，又將制造出什麽樣的陰謀？
李治對此憂心忡忡，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遠慮，以杜未萌！”
張行成說的是對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隱藏著怎樣巨大的隱患，自己都必須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並且想辦法把隱患挖出來！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樣，命群臣上疏進諫，直言朝政得失。隨後，李治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舊唐書·高宗本紀》）
天子的詔命一下，群臣的上書立刻像雪片般飛來。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們的奏疏雖然洋洋灑灑、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陳詞濫調。李治真正關心的問題，沒有人提出只言片語。
就在李治大感不滿的時候，一樁突如其來的案件，似乎讓他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這是一樁彈劾案，被彈劾的對象是時任中書令的禇遂良。
發起彈劾的是禦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禦史韋思謙，他們指控禇遂良“抑買土地”。所謂抑買，就是壓低價格強行購買；被強買的是一個胡人，其時在中書省擔任翻譯，是禇遂良屬下的一個小職員。
此案的性質一目了然，只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麽是禇遂良仗勢欺人、以權謀私，要麽就是他以“抑買”的方式變相收受下屬的賄賂。而無論是哪一種，禇遂良顯然都已觸犯了法律。根據《唐律》，官員枉法求財者，可處以三年以下徒刑，並追還贓物；情節特別嚴重者，最高可處以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後，大理寺丞張山壽經過查實，很快就作出判決：罰禇遂良銅二十斤（按《唐律》，罰銅二十斤相當於徒刑一年）。
這個判決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案情屬實，禇遂良確實觸犯了相關法律；二，量刑結果是以罰代刑，基本上屬於一種象征性處罰，明顯有從輕發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這個顯然已經屬於從輕發落的判決到了大理寺少卿張睿冊那裏，卻仍舊被視為量刑太重。張睿冊馬上推翻了下屬張山壽的判決，改判禇遂良無罪；理由是他購買土地的價格是按照國家的征收價，並不算強買強賣，當然也就不存在什麽涉嫌受賄的問題了。
如果說張山壽的判決已經有輕描淡寫之嫌，那麽張睿冊的改判則是赤裸裸的官官相護了。監察禦史韋思謙義憤填膺，當即上奏抗辯。他認為：“國家征收土地是一種政府行為，而官員們的私下交易純屬個人行為，豈能按國家征收價執行？張睿冊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諂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當誅！”
在弄清基本事實並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後，高宗李治采納了首席宰相長孫無忌的建議，作出了最終裁決——將禇遂良和張睿冊一起貶職。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為同州（今陜西大荔縣）刺史，張睿冊被外放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刺史。
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買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經了結，但是李治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
首先，禇遂良是當朝宰輔，又是太宗皇帝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如今卻觸犯法律，不得不被貶出朝廷，李治實在是有些於心不忍；其次，這個案件本身的性質並不嚴重，可是在審理過程中卻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司法官員似乎都在有意袒護身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張膽地維護他。
這個現象頓時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覺——莫非朝中隱然已有朋黨跡象？莫非張行成所說的“大臣陰謀”，已經在此露出了端倪？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或者說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李治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閏九月，與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進行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
這番君臣對話表面上波瀾不驚，雙方都顯得和顏悅色，可實際上卻暗藏機鋒，充滿了弦外之音。
話題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說：“朕廣開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對朝政有益的意見，以備擇用采納，可為何一直以來上疏雖多，但卻一無可用呢？”
長孫無忌從容自若地說：“自從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清明，法律齊備，既無遺漏，更無缺失，所以，那些企圖通過進言獲得超擢任用的僥幸之徒，自然是無從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會看不到對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論。當然了，無論如何，廣開言路還是有必要的，或許偶爾能聽到一些真知灼見，倘若杜絕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達了。”
長孫無忌一番話說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卻聽得很不是滋味。
誰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權全部掌握在長孫無忌手裏，所以，與其說他這番話是在誇高宗治國有方，還不如說他是在誇自己輔政有術。說什麽政治清明，說什麽法律齊備，把朝政誇得完美無瑕，到頭來還不都是在誇你自己嗎？
況且，李治的政治經驗雖然還不太豐富，但他也不是一個一無所知的笨蛋，最起碼他知道當下的政治存在問題。可讓他滿腹疑惑的是，長孫無忌為何要極力否認並掩蓋這個事實呢？早日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嗎？除非問題就出在這個企圖掩蓋問題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們公然袒護禇遂良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禇遂良與長孫無忌的關系更是眾所周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臣們真正忌憚的也許並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後的長孫無忌。進而言之，如果說大臣們已經在朝中結成了一個朋黨，那麽這個朋黨的領袖也必然是當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
思慮及此，李治決定繼續往下追問。
他現在關心的已經不是長孫無忌能否給他答案了，而是長孫無忌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回答他的問題。
李治若無其事地瞥了長孫無忌一眼，淡淡地說：“朕最近聽說，朝廷有關部門在辦事的時候，大多講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聞？”
長孫無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說：“講面子，講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難免，但是在聖賢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會逐漸朝公心轉化。至於說朝中有人膽敢徇私枉法，臣敢斷言必無此事。不過嘛……”長孫無忌頓了一頓，接著說：“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連陛下也在所難免，何況朝臣們只是偶爾照顧一下親戚，臣豈敢保證絕無此事？”（《舊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枉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
高宗李治斷然沒有想到，長孫無忌居然會面無愧色地承認“收取人情”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且還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這像是一個當朝宰相應該說的話嗎？如果在政風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時代，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長孫無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說這樣的話，也絕不敢用這樣的口氣說話！
李治現在終於明白了，在這個舅父兼顧命大臣兼帝國元老兼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面前，自己永遠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外甥，永遠是一個沒有資格獨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悲涼和義憤。
可他同時也感到了深深的無奈。
李治沒有再說什麽。
因為他已經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並不是存在什麽朋黨，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強大的政治勢力；如果說真有什麽“大臣陰謀”的話，那麽這個大臣無疑就是長孫無忌，而他的陰謀就是架空並竊取本該屬於皇帝的權力。
李治悲哀地發現——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長孫無忌才是當今天下的無冕之王！
【長孫無忌，無所顧忌！】
三個月後，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調動完全證實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來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調回朝，搖身一變就成了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回長安來了。這個剛剛在兩年前因“枉法求財”而被貶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覆了宰相之職，並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權。
不要問為什麽，因為一切都是長孫無忌策劃的。
現在李治終於明白，原來長孫無忌當時極力建議把禇遂良外放，不過是為了讓他逃脫刑事處分、出外暫避風頭罷了。
更誇張的是，禇遂良覆相不久，竟公然打擊報覆，把當初彈劾他的禦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禦史韋思謙雙雙貶黜，一個貶為刺史，一個貶為縣令。
面對這一切，李治感到憤怒，也感到無語。
短短四個月後，另一件更讓他憤怒，也更讓他無語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這件事就是立儲。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歲，他壓根就沒想過要這麽早給自己確立一個皇位繼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幫他想。
王皇後在想，她舅舅中書令柳奭在想，就連長孫無忌、禇遂良、韓瑷、於志寧這幫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這幫人都急。
他們急什麽呢？
急他們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儲君就是未來的皇帝，誰擁立了皇帝，誰當然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起初王皇後一直在李治耳邊唧唧歪歪的時候，李治始終裝聾作啞，沒有理她。後來中書令柳奭就跳出來了，再後來長孫無忌也跳出來了，請立儲君的奏疏頻頻遞到李治面前。而長孫無忌一出面，其他宰相無不同聲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最後不得不點頭同意。
皇帝當到這個份兒上，李治實在是有些沮喪。
自從他當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運就一直是被別人安排好的，過去和現在他都做不了主，如今連儲君都是別人立的，連未來都被別人早早規劃好了，李治的內心真是充滿了無力感和挫折感。
陳王李忠被立為太子後，李治知道，最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後，也不是柳奭。他們充其量就是感到慶幸而已，談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應該是長孫無忌。
道理很簡單，他曾經擁立過秦王李世民，也曾經擁立過晉王李治，如今又擁立陳王李忠，一個連續擁立三任太子的人，難道不應該得意嗎？一個幾乎已經成為“儲君生產專業戶”的人，難道不應該為自己那無以倫比的智慧、能力和運氣而得意非凡嗎？
長孫無忌當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過，他不應該一得意就忘形。
長孫無忌忘形了嗎？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塗！
有一次長孫無忌邀請了一幫當朝權貴，在自己家中舉辦宴會。酒過三巡、笙歌曼舞之後，長孫無忌環顧眾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一番感慨：“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假如他只把話說到這裏，那頂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沒什麽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沒忍住，硬是讓下面的話脫口而出：“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隋朝尚書令、越國公楊素）？”
你們看我今日的富貴，和越公比起來怎樣？
在場眾人有的比較謹慎，說略有不及；有的則把馬屁拍得山響，說超過越公。
長孫無忌笑著看了看他們，最後說了一句：“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劉餗《隋唐嘉話》）
我自認為實在沒必要羨慕越公，因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貴的時候已經老了，而我富貴的時候比他年輕多了！
在此，長孫無忌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其傲慢與驕狂之態亦可謂躍然紙上！
不過他其實沒有誇張，因為事實就是他說的那樣。他的年齡與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後，年未而立的長孫無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後，而他的長子長孫沖又娶了太宗五女長樂公主，幾個堂兄弟也分別娶了三個公主，一門出了一宰相一皇後四駙馬；迄於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擁立的，一貫對他畢恭畢敬、言聽計從，長孫無忌當然有理由為這一切感到驕傲。
然而，感到驕傲是一回事，把驕傲赤裸裸地掛在臉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來，官場上有許多深谙進退之道的人，往往權勢越隆、富貴越甚，就越是低調而內斂，因為他們深知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的道理。遠的不說，與長孫無忌同朝為官的房玄齡、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懼盈滿、韜光養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們就越是表現出一副誠惶誠恐、臨深履薄之態。
曾幾何時，長孫無忌也和他們一樣，時時謙恭，處處謹慎，唯恐“權寵過盛”，“深以盈滿為誡”，而他那個智慧過人的皇後妹妹也是成天給他敲警鐘，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對長孫無忌非常信任，甚至當面稱讚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可如今，長孫無忌早把這一切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他自認為已經位極人臣、權傾朝野，連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連儲君都已被他早早擁立，他還有什麽可擔心的，又有什麽可忌諱的？
他自認為已經是大唐帝國實質上的主宰者，所以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表現得這麽牛、這麽拽、這麽得意張狂。
此時此刻的長孫無忌，真可謂人如其名，對一切都無所顧忌。
這樣一個權傾朝野而又無所顧忌的人，註定是一個危險人物。
因為總有一天，他會讓那些得罪過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隱或顯的政敵，通通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誰也沒想到，這一天很快就來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長安突然爆發了一起驚天大案。長孫無忌利用此案廣為株連，大肆鏟除異己，在帝國政壇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風。通過這場政治清洗，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無限膨脹，達到了一生中的巔峰。
【一場殘酷的政治清洗】
這起被長孫無忌利用並擴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間著名的房遺愛謀反案。
引發這場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
說起這個高陽公主，當時的長安可謂無人不知。因為她除了一貫明目張膽地給老公房遺愛戴綠帽外，婚外情的對象也非常特別，幾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沒有世俗中人。
房玄齡還在世的時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歡樂、太平無事，可房玄齡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熱鬧了。因為高陽公主鬧著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長子房遺直爭奪財產，而且還要爭奪梁國公（房玄齡的封爵，依例由長子繼承）的爵位。
面對這個任性刁蠻的公主，房遺直無計可施，最後只好告到了太宗那裏。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來狠狠訓斥了一頓，從此對她的寵愛大不如前。高陽公主惱羞成怒，不但對房遺直恨之入骨，連帶著對父皇李世民也懷恨在心。
這件事剛過去不久，高陽公主給老公戴綠帽的事情就徹底曝光了。
事情壞在公主的情人辯機和尚身上。
當時朝廷的禦史在調查一起盜竊案時，不知何故牽連到了辯機，從他那裏查獲了一個鑲金飾玉的寶枕，禦史們大感蹊蹺。倒不是說這個枕頭特別值錢，懷疑這個和尚用不起，而是因為這個寶枕是禦用物品，為何會跑到一個和尚床上去了呢？
禦史隨即提審辯機，這個花和尚扛不住，不僅供認寶枕乃高陽公主所贈，而且老老實實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禦史後來還從辯機的住所查獲了價值上億的各種財物，證實均為高陽公主所贈。
此案一曝光，朝野輿論一片嘩然。
公主與和尚通奸！這真是一條爆炸性新聞，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艷有多香艷。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條新聞一直是長安坊間的娛樂頭條，成了百姓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談資。
太宗皇帝得到禦史的稟報後，氣得差點吐血。如此齷齪的醜聞居然發生在自己最寵愛的女兒身上，這對太宗無疑是一大打擊。可太宗皇帝終究舍不得拿這個寶貝女兒怎麽樣，只好把滿腔憤怒發洩到辯機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斬了辯機，而且還把高陽公主身邊的十幾個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殺。
出了這麽一樁大糗事，高陽公主卻絲毫沒有愧悔之心，而且當她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情人被砍成兩截後，心裏更是對太宗充滿了怨恨。所以後來太宗皇帝駕崩的時候，公主的臉上沒有半點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後，高陽公主沒了父親的管束，越發肆無忌憚。一個辯機被砍成了兩截，她又找了一堆辯機，其中有善於“占禍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視鬼”的和尚惠弘，還有醫術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這幫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勇氣和決心，前仆後繼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陽公主則是擺出一副誓將婚外情進行到底的姿態，義無反顧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與此同時，高陽公主又不斷慫恿房遺愛與大哥房遺直爭奪爵位。在她看來，既然連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這個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沒轍，於是拼命追著房遺直死纏爛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高宗李治被這樁無聊官司糾纏得實在受不了，幹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遺愛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刺史，把房遺直貶為隰州（今山西隰縣）刺史，打算把他們全都轟出長安，眼不見為凈，耳不聽不煩。
高陽公主一見老公被貶，頓時傻眼了，沒想到偷雞不成反倒蝕了一把米。她憤憤不平，整天絞盡腦汁，決定要在老公離京赴任之前，想一個辦法整垮房遺直。
後來她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
她認為這一次出手，房遺直就算不死也要脫層皮，梁國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屬了。
然而，高陽公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她準備置房遺直於死地的這個陰謀，竟然變成了一根導火索，莫名其妙地引發了大唐開國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政治清洗，最終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遺愛，而且還給李唐朝廷的一大幫親王、駙馬、名將、大臣，惹來了一場殺身流放、家破人亡的滅頂之災。
高陽公主想出的絕招其實並不高明，但卻有夠陰毒。
有一天，她裝出一副花容失色、滿腹委屈的樣子跑進皇宮，向高宗李治告了禦狀，說房遺直非禮了她。
所謂非禮，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性騷擾。
李治聞言，不禁大為驚愕。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麽邪了，怎麽盡出這等齷齪事呢？
高陽公主畢竟是自己的親姐妹，天潢貴胄，金枝玉葉，如今居然被人性騷擾了，他這個當皇帝的兄弟當然不能袖手旁觀，於是李治準備著令有關部門嚴加審理。
就在這個時候，太尉長孫無忌站出來了，自告奮勇地接下了這樁案子。
堂堂的當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親自主審一樁性騷擾案，這不是殺雞用牛刀嗎？
可是，人們根本沒有想到，長孫無忌要殺的並不是一只雞，甚至也不僅是一頭牛。他是要利用這只上躥下跳、不知死活的雞，牽出躲藏在暗處的一大群牛。
長孫無忌是要利用這個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敵一網打盡！
其實，從貞觀十七年的那場奪嫡之爭後，長孫無忌就一直在等這一天了。
正是因為他擁立晉王，而房遺愛卻是眾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長孫無忌自然就對房玄齡也產生了敵意。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房玄齡加入了魏王黨，但是在後來長孫無忌擁立晉王的時候，房玄齡顯然也沒站在他這一邊。表面上房玄齡似乎保持中立，可實際上他內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樣，無疑都是傾向於魏王的。所以，從長孫無忌力挺晉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經把房玄齡及其家族視為自己政治上的對立面了。
李治即位後，盡管當年的奪嫡之爭已經成為如煙往事，房玄齡也早在貞觀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長孫無忌卻始終沒有忘記，房家的人曾經是魏王黨，曾經是他政治上的反對派！因此，在永徽的頭三年裏，長孫無忌對房家的監控從沒有一天間斷過。在此期間，以房遺愛為圓心，以李唐宗室和滿朝文武為半徑，所有和房遺愛走得比較近的人，全都落進了長孫無忌的視線，並且一個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單。
第一個被列入黑名單的人，是駙馬都尉薛萬徹。
薛萬徹是初唐的一代名將，驍勇善戰，早年追隨幽州羅藝，後來成為太子李建成的忠實部下，在玄武門之變中曾率部與秦王將士力戰。李世民成功奪嫡後，念在他忠於其主，且作戰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萬徹沒有辜負太宗的期望，在貞觀年間平定東突厥、平定吐谷渾、北擊薛延陀、東征高句麗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中，都曾經出生入死、屢建戰功。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薛萬徹升任左衛將軍，並娶了高祖的女兒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此後歷任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等軍中要職。對於薛萬徹的軍事才幹，太宗李世民曾經作過這樣的評價：“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譽為當世三大名將之一，誠可謂絕無僅有的殊榮！
然而，到了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萬徹的輝煌人生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將裴行方控告他在軍中“仗氣淩物”，並有“怨望”之語。所謂怨望之語，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騷話。當裴行方與薛萬徹就此事當廷對質的時候，據說薛萬徹理屈詞窮，無法辯白，隨後便被朝廷“除名徙邊”，也就是開除官職，流放邊疆。
薛萬徹也許真的是說過一些牢騷怪話，否則也不至於在對質的時候啞口無言。可如果以為他純粹是因為這個被貶黜流放，那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傾軋和派系鬥爭。因為薛萬徹也是魏王黨，而且與房遺愛是好友，所以長孫無忌容不下他。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萬徹遇赦回京，並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為寧州（今甘肅寧縣）刺史。如果薛萬徹能因為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認識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從此安分守己，夾著尾巴做人，他也許可以避開最後的這場災難。
可惜沒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這一年，薛萬徹因足疾回京療養，其間便與房遺愛打得火熱，並再次“有怨望語”。他憤憤不平地對房遺愛說：“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所謂“鼠輩”，意指朝廷的當權派，實際上就是指長孫無忌。
聞聽此言，房遺愛當年被徹底粉碎的“擁立夢”再度被激活了。他帶著滿臉的興奮之情對薛萬徹說：“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荊王元景為主！”（《舊唐書·薛萬徹傳》）
房遺愛所說的這個荊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時任司徒，他的女兒嫁給了房遺愛的弟弟房遺則，和房家是親家關系，雙方之間的走動自然比較頻繁。據說他曾經向房遺愛吹噓，說他在夢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陽，一手握住了月亮。我們都知道，當年武士彟為了勸李淵起兵，也曾說在夢中看見高祖擺這個姿勢。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擺這麽一個正宗的天子姿勢，而且還向人吹噓，這無疑成了他日後被定罪的一個鐵證。
在房遺愛的小圈子中，除了薛萬徹和李元景，還有一個就是駙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紹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兒巴陵公主。當初柴令武和房遺愛都是魏王黨的核心成員，魏王被廢黜後，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氣。高宗即位後，朝廷給了柴令武一個衛州（今河南衛輝市）刺史的職務，顯然有把他排擠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體不適，要留在京師就醫為由拒絕赴任。
柴令武就這麽賴在京師不走了，據說還長期與房遺愛“謀議相結”。可想而知，他們暗中“謀議”的內容，一方面無非是發洩對當權者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敗，很可能確實動了擁立荊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貶黜到均州鄖鄉縣（今湖北鄖縣）的魏王李泰終於在長久的抑郁寡歡中一病而歿。消息傳至長安，長孫無忌發出了數聲冷笑。
他意識到，收網的時刻到了。
徹底肅清魏王黨殘餘勢力、全面鏟除各種政治隱患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高陽公主狀告房遺直非禮的案件又適時出現，長孫無忌心中暗喜，隨即主動請纓，全力以赴地展開了對此案的調查。
從一開始，長孫無忌就根本沒打算往性騷擾案的思路上走，而是準備不擇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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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後的第一個年號，徽是標幟、美好之意，也象征著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遺訓，高舉貞觀之治的偉大旗幟，讓大唐帝國江山永固，永遠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這種理想的指引下，年輕的李治躊躇滿志地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給他留下的兩個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禇遂良也在他們的崗位上表現得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史稱他們“同心輔政，上（李治）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徽時代也可以稱為後貞觀時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國馬車在貞觀時代開創的寬衢大道上筆直地向前奔馳，沒有人感覺有什麽不妥。
唯獨有一件事情，讓高宗李治的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那就是晉州（今山西臨汾）地震。
從貞觀二十三年八月開始，晉州地區就頻頻發生地震，僅第一次就倒塌了眾多民房，壓死了五千餘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晉州又接連地震，“有聲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晉州是大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晉王時的封邑，如此龍脈所系之地，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接二連三地發生地震，這對剛剛君臨天下的李治而言，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認為，大自然一旦發生災變，或者發生什麽奇異現象，一定是人事出了問題，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問題。所以當高宗李治針對此事詢問他的東宮舊僚、時任侍中的張行成時，老臣張行成就直言不諱地吐露了他的隱憂：“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征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舊唐書·張行成傳》）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於八個字：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如果放在許多年後來看，張行成所說的這八個字無疑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因為前四個字說的就是幾度浮沈而最終崛起的女人武曌，後四個字說的就是權傾一時而最終垮臺的元老重臣長孫無忌。
當然，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帝國的未來會是什麽樣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預見未來發生的一切，但這並不等於他會對張行成的一番直言無動於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尤其是“大臣陰謀”四個字，更是有如一聲驚雷炸響在他的耳邊。
究竟是什麽樣的大臣，又將制造出什麽樣的陰謀？
李治對此憂心忡忡，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遠慮，以杜未萌！”
張行成說的是對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隱藏著怎樣巨大的隱患，自己都必須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並且想辦法把隱患挖出來！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樣，命群臣上疏進諫，直言朝政得失。隨後，李治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舊唐書·高宗本紀》）
天子的詔命一下，群臣的上書立刻像雪片般飛來。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們的奏疏雖然洋洋灑灑、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陳詞濫調。李治真正關心的問題，沒有人提出只言片語。
就在李治大感不滿的時候，一樁突如其來的案件，似乎讓他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這是一樁彈劾案，被彈劾的對象是時任中書令的禇遂良。
發起彈劾的是禦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禦史韋思謙，他們指控禇遂良“抑買土地”。所謂抑買，就是壓低價格強行購買；被強買的是一個胡人，其時在中書省擔任翻譯，是禇遂良屬下的一個小職員。
此案的性質一目了然，只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麽是禇遂良仗勢欺人、以權謀私，要麽就是他以“抑買”的方式變相收受下屬的賄賂。而無論是哪一種，禇遂良顯然都已觸犯了法律。根據《唐律》，官員枉法求財者，可處以三年以下徒刑，並追還贓物；情節特別嚴重者，最高可處以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後，大理寺丞張山壽經過查實，很快就作出判決：罰禇遂良銅二十斤（按《唐律》，罰銅二十斤相當於徒刑一年）。
這個判決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案情屬實，禇遂良確實觸犯了相關法律；二，量刑結果是以罰代刑，基本上屬於一種象征性處罰，明顯有從輕發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這個顯然已經屬於從輕發落的判決到了大理寺少卿張睿冊那裏，卻仍舊被視為量刑太重。張睿冊馬上推翻了下屬張山壽的判決，改判禇遂良無罪；理由是他購買土地的價格是按照國家的征收價，並不算強買強賣，當然也就不存在什麽涉嫌受賄的問題了。
如果說張山壽的判決已經有輕描淡寫之嫌，那麽張睿冊的改判則是赤裸裸的官官相護了。監察禦史韋思謙義憤填膺，當即上奏抗辯。他認為：“國家征收土地是一種政府行為，而官員們的私下交易純屬個人行為，豈能按國家征收價執行？張睿冊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諂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當誅！”
在弄清基本事實並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後，高宗李治采納了首席宰相長孫無忌的建議，作出了最終裁決——將禇遂良和張睿冊一起貶職。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為同州（今陜西大荔縣）刺史，張睿冊被外放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刺史。
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買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經了結，但是李治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
首先，禇遂良是當朝宰輔，又是太宗皇帝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如今卻觸犯法律，不得不被貶出朝廷，李治實在是有些於心不忍；其次，這個案件本身的性質並不嚴重，可是在審理過程中卻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司法官員似乎都在有意袒護身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張膽地維護他。
這個現象頓時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覺——莫非朝中隱然已有朋黨跡象？莫非張行成所說的“大臣陰謀”，已經在此露出了端倪？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或者說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李治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閏九月，與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進行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
這番君臣對話表面上波瀾不驚，雙方都顯得和顏悅色，可實際上卻暗藏機鋒，充滿了弦外之音。
話題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說：“朕廣開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對朝政有益的意見，以備擇用采納，可為何一直以來上疏雖多，但卻一無可用呢？”
長孫無忌從容自若地說：“自從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清明，法律齊備，既無遺漏，更無缺失，所以，那些企圖通過進言獲得超擢任用的僥幸之徒，自然是無從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會看不到對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論。當然了，無論如何，廣開言路還是有必要的，或許偶爾能聽到一些真知灼見，倘若杜絕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達了。”
長孫無忌一番話說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卻聽得很不是滋味。
誰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權全部掌握在長孫無忌手裏，所以，與其說他這番話是在誇高宗治國有方，還不如說他是在誇自己輔政有術。說什麽政治清明，說什麽法律齊備，把朝政誇得完美無瑕，到頭來還不都是在誇你自己嗎？
況且，李治的政治經驗雖然還不太豐富，但他也不是一個一無所知的笨蛋，最起碼他知道當下的政治存在問題。可讓他滿腹疑惑的是，長孫無忌為何要極力否認並掩蓋這個事實呢？早日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嗎？除非問題就出在這個企圖掩蓋問題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們公然袒護禇遂良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禇遂良與長孫無忌的關系更是眾所周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臣們真正忌憚的也許並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後的長孫無忌。進而言之，如果說大臣們已經在朝中結成了一個朋黨，那麽這個朋黨的領袖也必然是當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
思慮及此，李治決定繼續往下追問。
他現在關心的已經不是長孫無忌能否給他答案了，而是長孫無忌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回答他的問題。
李治若無其事地瞥了長孫無忌一眼，淡淡地說：“朕最近聽說，朝廷有關部門在辦事的時候，大多講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聞？”
長孫無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說：“講面子，講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難免，但是在聖賢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會逐漸朝公心轉化。至於說朝中有人膽敢徇私枉法，臣敢斷言必無此事。不過嘛……”長孫無忌頓了一頓，接著說：“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連陛下也在所難免，何況朝臣們只是偶爾照顧一下親戚，臣豈敢保證絕無此事？”（《舊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枉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
高宗李治斷然沒有想到，長孫無忌居然會面無愧色地承認“收取人情”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且還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這像是一個當朝宰相應該說的話嗎？如果在政風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時代，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長孫無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說這樣的話，也絕不敢用這樣的口氣說話！
李治現在終於明白了，在這個舅父兼顧命大臣兼帝國元老兼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面前，自己永遠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外甥，永遠是一個沒有資格獨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悲涼和義憤。
可他同時也感到了深深的無奈。
李治沒有再說什麽。
因為他已經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並不是存在什麽朋黨，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強大的政治勢力；如果說真有什麽“大臣陰謀”的話，那麽這個大臣無疑就是長孫無忌，而他的陰謀就是架空並竊取本該屬於皇帝的權力。
李治悲哀地發現——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長孫無忌才是當今天下的無冕之王！
【長孫無忌，無所顧忌！】
三個月後，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調動完全證實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來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調回朝，搖身一變就成了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回長安來了。這個剛剛在兩年前因“枉法求財”而被貶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覆了宰相之職，並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權。
不要問為什麽，因為一切都是長孫無忌策劃的。
現在李治終於明白，原來長孫無忌當時極力建議把禇遂良外放，不過是為了讓他逃脫刑事處分、出外暫避風頭罷了。
更誇張的是，禇遂良覆相不久，竟公然打擊報覆，把當初彈劾他的禦史大夫李乾佑和監察禦史韋思謙雙雙貶黜，一個貶為刺史，一個貶為縣令。
面對這一切，李治感到憤怒，也感到無語。
短短四個月後，另一件更讓他憤怒，也更讓他無語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這件事就是立儲。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歲，他壓根就沒想過要這麽早給自己確立一個皇位繼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幫他想。
王皇後在想，她舅舅中書令柳奭在想，就連長孫無忌、禇遂良、韓瑷、於志寧這幫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這幫人都急。
他們急什麽呢？
急他們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儲君就是未來的皇帝，誰擁立了皇帝，誰當然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起初王皇後一直在李治耳邊唧唧歪歪的時候，李治始終裝聾作啞，沒有理她。後來中書令柳奭就跳出來了，再後來長孫無忌也跳出來了，請立儲君的奏疏頻頻遞到李治面前。而長孫無忌一出面，其他宰相無不同聲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最後不得不點頭同意。
皇帝當到這個份兒上，李治實在是有些沮喪。
自從他當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運就一直是被別人安排好的，過去和現在他都做不了主，如今連儲君都是別人立的，連未來都被別人早早規劃好了，李治的內心真是充滿了無力感和挫折感。
陳王李忠被立為太子後，李治知道，最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後，也不是柳奭。他們充其量就是感到慶幸而已，談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應該是長孫無忌。
道理很簡單，他曾經擁立過秦王李世民，也曾經擁立過晉王李治，如今又擁立陳王李忠，一個連續擁立三任太子的人，難道不應該得意嗎？一個幾乎已經成為“儲君生產專業戶”的人，難道不應該為自己那無以倫比的智慧、能力和運氣而得意非凡嗎？
長孫無忌當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過，他不應該一得意就忘形。
長孫無忌忘形了嗎？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塗！
有一次長孫無忌邀請了一幫當朝權貴，在自己家中舉辦宴會。酒過三巡、笙歌曼舞之後，長孫無忌環顧眾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一番感慨：“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假如他只把話說到這裏，那頂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沒什麽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沒忍住，硬是讓下面的話脫口而出：“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隋朝尚書令、越國公楊素）？”
你們看我今日的富貴，和越公比起來怎樣？
在場眾人有的比較謹慎，說略有不及；有的則把馬屁拍得山響，說超過越公。
長孫無忌笑著看了看他們，最後說了一句：“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劉餗《隋唐嘉話》）
我自認為實在沒必要羨慕越公，因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貴的時候已經老了，而我富貴的時候比他年輕多了！
在此，長孫無忌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其傲慢與驕狂之態亦可謂躍然紙上！
不過他其實沒有誇張，因為事實就是他說的那樣。他的年齡與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後，年未而立的長孫無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後，而他的長子長孫沖又娶了太宗五女長樂公主，幾個堂兄弟也分別娶了三個公主，一門出了一宰相一皇後四駙馬；迄於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擁立的，一貫對他畢恭畢敬、言聽計從，長孫無忌當然有理由為這一切感到驕傲。
然而，感到驕傲是一回事，把驕傲赤裸裸地掛在臉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來，官場上有許多深谙進退之道的人，往往權勢越隆、富貴越甚，就越是低調而內斂，因為他們深知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的道理。遠的不說，與長孫無忌同朝為官的房玄齡、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懼盈滿、韜光養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們就越是表現出一副誠惶誠恐、臨深履薄之態。
曾幾何時，長孫無忌也和他們一樣，時時謙恭，處處謹慎，唯恐“權寵過盛”，“深以盈滿為誡”，而他那個智慧過人的皇後妹妹也是成天給他敲警鐘，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對長孫無忌非常信任，甚至當面稱讚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可如今，長孫無忌早把這一切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他自認為已經位極人臣、權傾朝野，連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連儲君都已被他早早擁立，他還有什麽可擔心的，又有什麽可忌諱的？
他自認為已經是大唐帝國實質上的主宰者，所以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表現得這麽牛、這麽拽、這麽得意張狂。
此時此刻的長孫無忌，真可謂人如其名，對一切都無所顧忌。
這樣一個權傾朝野而又無所顧忌的人，註定是一個危險人物。
因為總有一天，他會讓那些得罪過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隱或顯的政敵，通通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誰也沒想到，這一天很快就來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長安突然爆發了一起驚天大案。長孫無忌利用此案廣為株連，大肆鏟除異己，在帝國政壇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風。通過這場政治清洗，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無限膨脹，達到了一生中的巔峰。
【一場殘酷的政治清洗】
這起被長孫無忌利用並擴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間著名的房遺愛謀反案。
引發這場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
說起這個高陽公主，當時的長安可謂無人不知。因為她除了一貫明目張膽地給老公房遺愛戴綠帽外，婚外情的對象也非常特別，幾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沒有世俗中人。
房玄齡還在世的時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歡樂、太平無事，可房玄齡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熱鬧了。因為高陽公主鬧著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長子房遺直爭奪財產，而且還要爭奪梁國公（房玄齡的封爵，依例由長子繼承）的爵位。
面對這個任性刁蠻的公主，房遺直無計可施，最後只好告到了太宗那裏。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來狠狠訓斥了一頓，從此對她的寵愛大不如前。高陽公主惱羞成怒，不但對房遺直恨之入骨，連帶著對父皇李世民也懷恨在心。
這件事剛過去不久，高陽公主給老公戴綠帽的事情就徹底曝光了。
事情壞在公主的情人辯機和尚身上。
當時朝廷的禦史在調查一起盜竊案時，不知何故牽連到了辯機，從他那裏查獲了一個鑲金飾玉的寶枕，禦史們大感蹊蹺。倒不是說這個枕頭特別值錢，懷疑這個和尚用不起，而是因為這個寶枕是禦用物品，為何會跑到一個和尚床上去了呢？
禦史隨即提審辯機，這個花和尚扛不住，不僅供認寶枕乃高陽公主所贈，而且老老實實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禦史後來還從辯機的住所查獲了價值上億的各種財物，證實均為高陽公主所贈。
此案一曝光，朝野輿論一片嘩然。
公主與和尚通奸！這真是一條爆炸性新聞，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艷有多香艷。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條新聞一直是長安坊間的娛樂頭條，成了百姓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談資。
太宗皇帝得到禦史的稟報後，氣得差點吐血。如此齷齪的醜聞居然發生在自己最寵愛的女兒身上，這對太宗無疑是一大打擊。可太宗皇帝終究舍不得拿這個寶貝女兒怎麽樣，只好把滿腔憤怒發洩到辯機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斬了辯機，而且還把高陽公主身邊的十幾個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殺。
出了這麽一樁大糗事，高陽公主卻絲毫沒有愧悔之心，而且當她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情人被砍成兩截後，心裏更是對太宗充滿了怨恨。所以後來太宗皇帝駕崩的時候，公主的臉上沒有半點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後，高陽公主沒了父親的管束，越發肆無忌憚。一個辯機被砍成了兩截，她又找了一堆辯機，其中有善於“占禍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視鬼”的和尚惠弘，還有醫術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這幫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勇氣和決心，前仆後繼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陽公主則是擺出一副誓將婚外情進行到底的姿態，義無反顧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與此同時，高陽公主又不斷慫恿房遺愛與大哥房遺直爭奪爵位。在她看來，既然連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這個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沒轍，於是拼命追著房遺直死纏爛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高宗李治被這樁無聊官司糾纏得實在受不了，幹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遺愛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刺史，把房遺直貶為隰州（今山西隰縣）刺史，打算把他們全都轟出長安，眼不見為凈，耳不聽不煩。
高陽公主一見老公被貶，頓時傻眼了，沒想到偷雞不成反倒蝕了一把米。她憤憤不平，整天絞盡腦汁，決定要在老公離京赴任之前，想一個辦法整垮房遺直。
後來她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
她認為這一次出手，房遺直就算不死也要脫層皮，梁國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屬了。
然而，高陽公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她準備置房遺直於死地的這個陰謀，竟然變成了一根導火索，莫名其妙地引發了大唐開國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政治清洗，最終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遺愛，而且還給李唐朝廷的一大幫親王、駙馬、名將、大臣，惹來了一場殺身流放、家破人亡的滅頂之災。
高陽公主想出的絕招其實並不高明，但卻有夠陰毒。
有一天，她裝出一副花容失色、滿腹委屈的樣子跑進皇宮，向高宗李治告了禦狀，說房遺直非禮了她。
所謂非禮，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性騷擾。
李治聞言，不禁大為驚愕。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麽邪了，怎麽盡出這等齷齪事呢？
高陽公主畢竟是自己的親姐妹，天潢貴胄，金枝玉葉，如今居然被人性騷擾了，他這個當皇帝的兄弟當然不能袖手旁觀，於是李治準備著令有關部門嚴加審理。
就在這個時候，太尉長孫無忌站出來了，自告奮勇地接下了這樁案子。
堂堂的當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親自主審一樁性騷擾案，這不是殺雞用牛刀嗎？
可是，人們根本沒有想到，長孫無忌要殺的並不是一只雞，甚至也不僅是一頭牛。他是要利用這只上躥下跳、不知死活的雞，牽出躲藏在暗處的一大群牛。
長孫無忌是要利用這個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敵一網打盡！
其實，從貞觀十七年的那場奪嫡之爭後，長孫無忌就一直在等這一天了。
正是因為他擁立晉王，而房遺愛卻是眾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長孫無忌自然就對房玄齡也產生了敵意。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房玄齡加入了魏王黨，但是在後來長孫無忌擁立晉王的時候，房玄齡顯然也沒站在他這一邊。表面上房玄齡似乎保持中立，可實際上他內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樣，無疑都是傾向於魏王的。所以，從長孫無忌力挺晉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經把房玄齡及其家族視為自己政治上的對立面了。
李治即位後，盡管當年的奪嫡之爭已經成為如煙往事，房玄齡也早在貞觀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長孫無忌卻始終沒有忘記，房家的人曾經是魏王黨，曾經是他政治上的反對派！因此，在永徽的頭三年裏，長孫無忌對房家的監控從沒有一天間斷過。在此期間，以房遺愛為圓心，以李唐宗室和滿朝文武為半徑，所有和房遺愛走得比較近的人，全都落進了長孫無忌的視線，並且一個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單。
第一個被列入黑名單的人，是駙馬都尉薛萬徹。
薛萬徹是初唐的一代名將，驍勇善戰，早年追隨幽州羅藝，後來成為太子李建成的忠實部下，在玄武門之變中曾率部與秦王將士力戰。李世民成功奪嫡後，念在他忠於其主，且作戰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萬徹沒有辜負太宗的期望，在貞觀年間平定東突厥、平定吐谷渾、北擊薛延陀、東征高句麗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中，都曾經出生入死、屢建戰功。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薛萬徹升任左衛將軍，並娶了高祖的女兒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此後歷任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等軍中要職。對於薛萬徹的軍事才幹，太宗李世民曾經作過這樣的評價：“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譽為當世三大名將之一，誠可謂絕無僅有的殊榮！
然而，到了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萬徹的輝煌人生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將裴行方控告他在軍中“仗氣淩物”，並有“怨望”之語。所謂怨望之語，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騷話。當裴行方與薛萬徹就此事當廷對質的時候，據說薛萬徹理屈詞窮，無法辯白，隨後便被朝廷“除名徙邊”，也就是開除官職，流放邊疆。
薛萬徹也許真的是說過一些牢騷怪話，否則也不至於在對質的時候啞口無言。可如果以為他純粹是因為這個被貶黜流放，那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傾軋和派系鬥爭。因為薛萬徹也是魏王黨，而且與房遺愛是好友，所以長孫無忌容不下他。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萬徹遇赦回京，並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為寧州（今甘肅寧縣）刺史。如果薛萬徹能因為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認識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從此安分守己，夾著尾巴做人，他也許可以避開最後的這場災難。
可惜沒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這一年，薛萬徹因足疾回京療養，其間便與房遺愛打得火熱，並再次“有怨望語”。他憤憤不平地對房遺愛說：“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所謂“鼠輩”，意指朝廷的當權派，實際上就是指長孫無忌。
聞聽此言，房遺愛當年被徹底粉碎的“擁立夢”再度被激活了。他帶著滿臉的興奮之情對薛萬徹說：“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荊王元景為主！”（《舊唐書·薛萬徹傳》）
房遺愛所說的這個荊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時任司徒，他的女兒嫁給了房遺愛的弟弟房遺則，和房家是親家關系，雙方之間的走動自然比較頻繁。據說他曾經向房遺愛吹噓，說他在夢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陽，一手握住了月亮。我們都知道，當年武士彟為了勸李淵起兵，也曾說在夢中看見高祖擺這個姿勢。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擺這麽一個正宗的天子姿勢，而且還向人吹噓，這無疑成了他日後被定罪的一個鐵證。
在房遺愛的小圈子中，除了薛萬徹和李元景，還有一個就是駙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紹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兒巴陵公主。當初柴令武和房遺愛都是魏王黨的核心成員，魏王被廢黜後，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氣。高宗即位後，朝廷給了柴令武一個衛州（今河南衛輝市）刺史的職務，顯然有把他排擠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體不適，要留在京師就醫為由拒絕赴任。
柴令武就這麽賴在京師不走了，據說還長期與房遺愛“謀議相結”。可想而知，他們暗中“謀議”的內容，一方面無非是發洩對當權者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敗，很可能確實動了擁立荊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貶黜到均州鄖鄉縣（今湖北鄖縣）的魏王李泰終於在長久的抑郁寡歡中一病而歿。消息傳至長安，長孫無忌發出了數聲冷笑。
他意識到，收網的時刻到了。
徹底肅清魏王黨殘餘勢力、全面鏟除各種政治隱患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高陽公主狀告房遺直非禮的案件又適時出現，長孫無忌心中暗喜，隨即主動請纓，全力以赴地展開了對此案的調查。
從一開始，長孫無忌就根本沒打算往性騷擾案的思路上走，而是準備不擇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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