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給兩江總督噶禮。此言一出，全場愕然。

噶禮首先跳了出來，下令將李奇拖下去亂棍打死。張伯行立即出面制止，堅持繼續審訊李奇，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噶禮暴跳如雷，一定要對證人用刑，並極力阻撓再審下去。堂上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眼見督撫之間劍拔弩張，一個要打，一個不準打，差役們也不知所措。最後還是欽差張鵬翮站出來宣布暫且將李奇收監，押後再審，然後下令退堂，一場鬧劇才就此結束。

一審結束，通同作弊的大後臺兩江總督噶禮已經浮出水面。欽差張鵬翮應該立即將實情上奏康熙皇帝，但一向剛正的他卻在此時猶豫了起來。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張懋誠，次子張懋齡，均工詩，但張懋齡因為娶山松衍聖公孔毓圻（孔子六十七世孫）之女為妻而名氣更大。當時其長子張懋誠任安徽懷寧知縣，剛好歸兩江總督管轄。噶禮一度派人威脅張鵬翮，揚言要對張懋誠下毒手。

張鵬翮愛子心切，心有顧慮下，又考慮到清朝歷來揚滿抑漢，在漢大臣與滿大臣的相爭中，從來就是以漢大臣慘敗而告終，更何況噶禮還與康熙皇帝有著特殊的關系，最終決定偏袒噶禮一方。他不但不據實上報，還微服私訪張伯行，勸說道：“噶禮是封疆大吏，又是皇上信賴的大臣，事情萬一鬧大，皇上的面子過不去，我們都不好交代。這件事，還是就這麽算了吧。”張伯行卻義正詞嚴地回答道：“欽差一向有清正廉潔、執法如山的名譽，切不能因為個人恩怨袒護權臣。如此一來，天下將無正義可伸，上負天子愛才之心，下屈壯士報國之志。我不能讚成息事寧人的態度。”

張鵬翮雖然心有慚愧之意，但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抹下面子，竭力勸說張伯行讓步，就此結案停審了事。孰料張伯行也是個牛脾氣，堅決不肯屈服。二人就此不歡而散。

幾天後，兩道加急奏折先後送到康熙皇帝案前：第一道是江蘇巡撫張伯行彈劾兩江總督噶禮的。說外間輿論盛傳總督噶禮與監臨、提調各官暗中受賄而鬻賣舉人頭銜。又傳說事情敗露後，總督噶禮勒索銀五十萬兩。對噶禮的種種不法行為，張伯行痛心疾首：“督臣忍負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覆賣舉人，貪殘暴橫，惡貫滿盈，只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賈禍。仰祈敕令解任，一並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借，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幾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歷朝四百五十人傳記》）請求皇帝立即將噶禮解任審查。第二道則是噶禮彈劾張伯行的。聲稱張伯行陰謀誣陷，有意敗壞總督名聲。又因為當時剛剛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文字獄，舉報《南山集》在蘇州（江蘇巡撫駐在蘇州）刊刻，張伯行知情不報，且與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交好，甚至有意包庇。又羅織了其他多項罪名，指責張伯行玩忽職守。

康熙皇帝看到奏疏後大怒，認為督撫互參有失大臣體統，下令將噶禮和張伯行二人一並免職，責令欽差大臣張鵬翮會同漕運總督赫壽再審。清朝漕督衙門設在淮安（黃河、運河交會之處，漕運咽喉之地，今江蘇淮安），赫壽接旨後不敢怠慢，立即從淮安起程，坐船經大運河趕往揚州。

總督和巡撫均是地方最高長官，即所謂的封疆大吏，督撫互相攻訐彈劾是朝廷大事，而江南更是朝廷的財賦重地。督撫互參一經傳出，一時間成為轟動天下的大奇聞。這場科場案的審理，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貪官和廉吏之間的較量。朝臣也各有立場，本來簡單的科場案立即牽扯上了朋黨之爭和滿漢之爭，局勢開始覆雜化。

《清稗類鈔》還記載了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噶禮和張伯行奉旨革職、於行轅對簿完畢後，二人出門時因相爭不下，繼而大打出手。噶禮身材雄壯，張伯行也是高大魁梧，噶禮最終被張伯行踢了一腳，“踣於地而滾”。

遠在京師的康熙皇帝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江南的發展，密令曹寅和李熙多方打探。幾天後，江寧織造曹寅的密折送到，其中說：“臣留心打聽張鵬翮與赫壽所審吳泌、程光奎之事。吳泌買舉，只追問李奇夫妻金子下落，意在就李奇撞木鐘，以結吳泌之事。程光奎只認夾帶，以結程光奎之事。至於左必蕃、趙晉二人及房考等，俱未細問。眾論以為張鵬翮外則調停總督撫院了結此案，而本意則不欲重傷主考、房考，以塞科甲僥幸之路。赫壽亦因循可否，以觀成敗。總督噶禮實無包攬賣舉之事，護庇葉九思（前任安徽巡撫）事或有之。解任之後，雖有人眾保留，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巡撫張伯行實因糧道參處，自己亦詿誤調用，當封印之際，預聞京信，兩下紛爭，以有此疏，欲覆噶禮之仇，亦非為科場持公起見也。解任之後，亦有人眾保留，率多秀才，亦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眾人議論，皆雲江南百姓蒙天恩視如赤子，屢免錢糧，時加撫恤，督撫二臣不體貼聖衷，安靜保護，徒博虛名，各為己私，互起朋黨，殊無大臣之體。張鵬翮身為大臣，理宜秉公持正，力決是非，而反周旋主考、房考，曲全兩造，遷延時日，不能無私。自去年至今，已經四月，每日吊開單審，並不對口，並不再問程光奎之事，只審吳泌一案，並不問主考、房考如何字眼關節，只問原出首撞歲（鐘）之人。目下聞光棍李奇當審鞫之際，頗多放肆之語，謂眾人合謀，將金子誣陷於彼，以脫安撫藩司，蔓延無辜，總無斷決。兩江官吏，俱集揚州聽審，地方遼闊，數月之久，未必不誤事宜。”（《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

大致的意思是說：張鵬翮沒有用心審案，只關註考生個人代筆、夾帶之事，而不願意觸及主考官與江南官員收賄舞弊內幕；噶禮在鄉試案中是清白的；張伯行是挾怨報覆噶禮，並非為科場公平起見；督撫互參，不過是以此結黨營私，各博虛名而已。

曹寅先祖本為漢人，但自其祖父起，身份搖身變為清朝貴族的包衣（奴仆），隸屬於正白旗。基本上，他的奏折能代表當時滿人的態度。

康熙皇帝看到密折後，與王公大臣談論說：“噶禮有辦事之才，用心緝拿賊盜，然其操守則不可保。張伯行為人老成，操守廉潔，然盜劫伊衙門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拿。”又說：“據張伯行參疏雲，噶禮得銀五十萬兩，未必全實，亦未必全虛。即噶禮所參張伯行之事，亦必有兩、三款是實。”（《清聖祖實錄》）實際上是將噶禮、張伯行各打了五十大板，噶禮的鄉試貪汙案也被有意說成了互參案，這就為江南鄉試案的最後結果定下了基調。

揚州這邊，欽差大臣張鵬翮與漕運總督赫壽聽到皇帝的口風後，斷定聖上認為噶禮是能臣，即使操守有虧，也是真小人；而張伯行則是庸臣，表面雖然清正，卻是個偽君子。最關鍵的是，前面那位是滿人，後面那位是漢人。

再次開審時，審訊官已經與第一次大不相同：多了一位欽差赫壽，卻少了三位督撫——噶禮、張伯行已經被免職，安徽巡撫梁世勳則每日在公館靜坐養病，也不再參與同審。赫壽剛剛由侍郎升為漕運總督，一切依舊以張鵬翮為主導。表面上，這二審倒也轟轟烈烈，當審問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時，還動了大刑。不過正如曹寅所說，張鵬翮最終的目的還是想兩面調停、草率完結而已。

沒過幾天，關鍵證人涇縣知縣陳天立突然上吊自殺。他上吊後，被看守官通判發現了，及時救下，於是沒死成。第二天，看守官將情況稟告張鵬翮、赫壽二人。張鵬翮竟然說：“陳天立不過是嚇唬人，不要理他。”結果，三天後的五更時分，陳天立在床上自縊而死。張鵬翮、赫壽二人假模假式地還發文書給安徽巡撫梁世勳（涇縣屬於安徽），要他追查陳天立的死因。陳天立家屬卻堅決地報稱是因為病發而自縊，並無人逼勒滅口。

而另一個重要證人李奇竟然被判立即充軍新疆，於押解途中染病身死，並有當地縣衙的文書為證。

不管陳天立是自殺還是他殺，李奇是病死還是被害死，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死無對證的局面，一切對噶禮不利的證據都消除了。但江南士民人心不服，開始聚眾鬧事。有人在鬧市傳唱歌頌張伯行的歌謠，四處張貼揭帖，到各衙門投遞呈文，要求張伯行留任。也有人貼出文章為噶禮抱不平，並將噶禮大門用磚石堵住，不準他交還總督印信。雙方支持者你來我往，煞是熱鬧。

曹寅將陳天立自殺一事密奏康熙皇帝後，康熙皇帝朱批道：“眾論瞞不得，京中亦紛紛議論，以為笑譚。審事也不是這樣審的理，但江南合省都甚沒趣了，想比（必）滿洲恨不得離開這差才好。”於是密令安徽巡撫梁世勳暗中調查陳天立的死因。幾天後，安徽巡撫梁世勳匯報說，江南刑獄官員，上自臬司，下至州縣提點刑獄，均為噶禮親信，封鎖消息密不透風，證人陳天立之死因難以查明。言下已經暗示噶禮與證人之死脫不了幹系。

不久，張鵬翮、赫壽二次審案的結果就出來了：科場一案，副主考官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及所取士子吳泌、程光奎交通關節，夤緣賄賣，應按科場舞弊律論罪；張伯行生性多疑，隨便“誣告”噶禮，造成江南人心浮動，應當撤職，擬徒準贖；噶禮與張伯行“互參”，有失體統，應降一級留任。

這個調查結果與康熙皇帝之前的基調完全一致，除了對張伯行稍微嚴厲了些，其餘的處理差不多正是他想要的。然而，就在他要下令結案的時候，突然出了一點意外。康熙皇帝到後宮去給孝惠章皇太後（順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後）問安時，剛好遇到了他的乳母——也就是噶禮的親生母親。康熙皇帝一時感慨，詢問噶禮到底與張伯行有何個人私怨。不料噶禮母深明大義，不但揭發了噶禮貪汙受賄的行為，還主動替張伯行辯護。噶禮母的態度對康熙皇帝的態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後來很是動容地說：“其（噶禮）母尚恥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嘯卒雜錄》）

此時，曹寅的密奏再次送到，說“此案亦有未妥，人心不能悅服”，張鵬翮如此潦草了局，在江南聲名大損，人人說其糊塗徇私，而其人竟然不等案情了結，便已經動身前往福建，導致揚州民心不定，議論紛紛。康熙皇帝感到如果按照二審的結論結案，尤其是只處置清名在外的張伯行，而放任胡作非為的噶禮，實在難以向江南民眾交代，於是下詔斥責張鵬翮等人“掩飾和解，瞻徇定議”，下令撤換張鵬翮、赫壽，而改派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前往江南，令其務必嚴加審明。

到了這個時候，前往江南的欽差要調查的重點已經不是科場案，而是督撫互參案。康熙皇帝的本意，只要保全張伯行，大致處罰一下噶禮，令江南人心穩定下來就了事了。然而，穆和倫、張廷樞卻沒有弄清“聖意”，也不願意得罪噶禮和兩位前任欽差。二人一到江南，不但不立即問案，還立即派人前去找張伯行說和，以噶禮“黨眾”為由，勸他向噶禮低頭。但張伯行卻依舊堅持己見，給了兩位新欽差一個大釘子。

兩位新欽差商量來商量去，最終決定大做表面文章——一連十幾天，輪流提審科場案的人犯，煞是熱鬧，大有要明察秋毫、伸張正義之意。但結果一出來，還是叫人大失所望。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場案案發一年後，穆和倫、張廷樞將三審結論奏上：主考左必蕃縱容舞弊，革職查辦；副主考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賄判斬立決；程光奎、吳泌等生員賄買考官，騙取功名，分別擬絞或枷責；兩江總督噶禮賣舉無跡，但審案不力，該受切責；江蘇巡撫張伯行捕風捉影，誣劾朝廷重臣，當革職論處；噶禮參張伯行各款“俱實”，免議。

這一次的結果可謂煞費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開處置趙晉、王曰俞、方名等一幹查有實據的考官、舉子，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氣。看起來，似乎比前任欽差要厲害得多，但在互參案上，一如他們的前任張鵬翮所奏，稱噶禮與舞弊案無關，張伯行所參噶禮各款“皆虛”。

已經被免職的張伯行倒是依舊無所畏懼，又上了一道奏折，說：“科場舞弊只懲從犯，不懲首惡，難撫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風若長，大清朝刑律將名存實亡。我張伯行革職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請陛下再派賢臣重新審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審的結論和張伯行的奏章後很是感嘆，說，“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無能。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多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恥。”但他也知道科場案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完全變成了滿漢大臣之爭，即使再追究，也不會有什麽結果，所以沒有應張伯行的要求再派欽差審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倫等所審的結果進行討論，這就是所謂的四審。

四審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見相關官員，說：“伯行居官清廉，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伯行，則江南必受其削幾半矣。此互參一案，初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議奏的結果是：噶禮、張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協恭，互相訐參，有失大臣體統，都應撤職。最後還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禮著革職，免於嚴查深究，由漕運總督赫壽接任兩江總督；張伯行著革職，但留任江蘇巡撫。這樣，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最終以互參案了結。

而本已經被從輕處理的噶禮並沒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惱怒母親曾經在皇帝面前替張伯行說話，與弟弟色勒奇、兒子幹都勾結，暗中在母親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親。東窗事發後，被怒其不爭的康熙皇帝賜令上吊自盡，色勒奇、幹都也被斬首。

又傳說噶禮自盡時向監絞官行賄，因此還沒有氣絕就被放下來裝入了棺材。噶禮躺在棺材裏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時日，實在不耐煩了，便開口問道：“我可以出來了吧？”誰知道監絞官還沒有走，棺材周圍還有一些人，看到噶禮突然坐起來，無不駭然。監絞官生怕受賄事洩，於是上前一斧將噶禮劈倒，連同棺材一起燒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場案中最後處置結果下達。相關人物安徽巡撫葉九思已經病故；副主考趙晉，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山陽知縣方名斬立決；舉人吳泌、程光奎，合謀者俞繼祖絞監候，秋後處決；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職；請人代筆者徐宗軾、夾帶作弊者席玕照一並枷責。

然而，奇事還沒有結束。趙晉在處斬的頭一天，忽然在獄中病死。一時間，謠言哄傳。有人說趙晉是上吊自殺了；有人說趙晉好友王式丹殺死一名乞丐，將屍體藏在肩輿（轎子）中，入獄探望時偷梁換柱，以死丐冒充趙晉，而趙晉本人則攀著繩子逃出大獄；還有人說那具屍體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張大。

張伯行聽說後趕來驗屍，發現屍體確實不是趙晉，於是上奏康熙皇帝說：“屍體與趙晉狀貌不符，趙晉生死難明。”康熙皇帝曾經命張伯行等人在蘇州審訊王式丹，株連多人，但也沒有什麽結果，而趙晉逃走後，“通緝多年無獲”，最後連王式丹也被無罪釋放。

求取功名的科場素來是士子文人的角鬥場，布滿了荊棘。至此，這場轟動一時的江南辛卯科場案在經歷一年多的審理後，最終以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落下了帷幕，雖然許多隱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過，比較而言，康熙辛卯科場案遠不及順治丁酉科場案那般腥風血雨，這也正是時局從順治朝到康熙朝已經走向穩定的標志。

肆、順天戊午科場案

鹹豐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之中，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如荼，外有帝國列強虎視眈眈。

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內亂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臺，挑起大沽之戰。無能的清廷在外國侵略者槍炮的威脅下，簽訂了《天津條約》。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簽訂了《瑗琿條約》。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主權和領土遭受重大損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戰火紛飛。清廷為包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江蘇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營，截斷了天京的交通及糧道。太平天國主將李秀成、陳玉成為解天京之困，率部奮力與清軍血戰，清江北大營被徹底摧毀。

面對接踵而來的內憂外患，鹹豐皇帝應接不暇，惶惶不可終日。他本來就昏聵無能，當此大變局之際，更是無力應付，沮喪之下幹脆日夜沈迷在聲色當中。這位無心求治的年輕皇帝，被公認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無道、最荒淫、最無恥的一位，在綜合排名中一貫居於末位。

按照天幹地支紀年，這一年為戊午年，剛好又是一個大比之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就發生在這一年。不過這場大獄，並不像順治科場案那樣牽連極廣，而是以受刑官員級別之高創下了新的紀錄。

當年八月初，順天鄉試如期拉開了帷幕。這一科鄉試的主考官為協辦大學士（從一品）兼軍機大臣柏葰，副主考為戶部尚書朱鳳標（南宋理學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孫）和左副都禦史程庭桂。

柏葰，字靜濤，姓巴魯特，蒙古正藍旗人。道光六年（1826）進士，之後仕途順暢，歷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等職，以謹慎正直著稱。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內五次升遷，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鹹豐皇帝登極後，對柏葰也相當倚重，推其為軍機重臣之首，地位顯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鄉試開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場考題的內容，因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會試和順天鄉試的首場四書考題均由皇帝欽命。在這次考試之前，由內閣獻《四書》一部給鹹豐皇帝。鹹豐皇帝閱覽後命題，《四書》發還內閣，命題則鎖入專門的題匣。八月初，柏葰入駐貢院時，題匣鑰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鄉試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員向鹹豐皇帝領取鎖得嚴嚴實實的題匣，然後送到貢院，交給外簾官員，再由外簾官員轉交給內簾官員，最後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帶入場中的鑰匙打開題匣，取出考題。這一套程序十分嚴密，基本上制止了預先洩漏考題的行為。

這場鄉試剛剛開場之時，外簾官員便鬧出了一場小風波。提調官蔣達（時任順天府丞）認為貢院考場中供給不足，缺乏不少東西，斥責治中蔣大鏞辦理草率。監臨（順天鄉試監臨，設滿人一人、漢人一人，由部開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請欽派）順天闈鄉試的梁同新（時任順天府尹）則認為蔣達是小題大做。二人因為這點小事鬧了意見，蔣達狂怒之下，不顧貢院已經鎖閉，擅自出闈，參奏梁同新袒護屬吏。結果，吏部議處後蔣達被革職，梁同新降為四品京堂候補，二人職務改由吳鼎昌、毛昶熙代替。這件事還沒有就此結束，都察院都禦史命巡視專門禦史（貢院外場官員，負責搜檢、巡查等事宜）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並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蔣大鏞及大名、宛平二縣令（二縣為朝廷所在地，稱京縣，京縣縣令級別比普通縣令高兩級）均因此被降職。

這件事後，京師中有謠言說，貢院中某晚出現了大頭鬼。有人說：“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鬧大案。”（《庸庵筆記》）

雖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場鄉試主考官為素有剛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鄉試結束後，閱卷進行了一個多月，於九月十六日發榜。雖然輿論一片嘩然，但也並未到達物議沸騰的地步。自古以來，科舉發榜後，有人歡喜有人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此場鄉試結束後，柏葰更被拜為正一品的文淵閣大學士，仍然兼任軍機處領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內閣之外設立軍機處以來，一直有種說法：“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庸庵筆記》）而柏葰一人身兼軍機大臣及文淵閣大學士，便成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極人臣。即使有人懷疑科場有不公之事，但也沒有想到能就此將官高位顯的柏葰拉下馬來。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為保證對準噶爾的戰爭順利進行，設立了軍機處。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及南書房的地位，成為施政發令的中樞機構，地位十分顯赫。軍機處最初是為軍務而設，並非正式機構，一旦戰事結束，即當立即裁撤。但由於這個機構便於皇帝朝綱獨攬，集權於一身，所以一經成立，即常設不廢。軍機處職責是“掌軍國大政，以讚軍務”，設有軍機大臣，一般為四五人，以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軍機處的特點有二：一是處理政務迅速；二是辦事機密。］

一切的轉機是從一個伶人（戲子）開始的。

當時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權重外，尚有怡親王載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後人）、鄭親王端華（鄭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以及端華同父異母弟肅順這一股勢力。載垣和端華二人才能平庸，遇事優柔寡斷，遇事常由肅順做主。

順天鄉試後，剛好是鄭親王端華大福晉壽誕，端華請了一個戲班子到府中唱戲祝壽。但偏偏戲班子中的紅角兒沒到，大福晉很不高興。端華派人連傳了三次，紅角兒總算來了，卻是酒氣熏天，根本無法上臺唱戲。端華勃然大怒，厲聲質問紅角兒。紅角兒嚇得酒醒了一半，告訴端華說：“不是小的有意抗傳，而是小的朋友中了舉人，剛好趕上他今天擺宴賀喜。”端華驚訝戲子竟然也能中舉，便問那舉人的姓名和來歷。紅角兒如實回答道：“小的這朋友是滿人，名叫平齡，素嫻曲調，經常以票友身份上臺客串小旦，如今譽滿京城，也開始賺包銀了。”端華聽了大笑，也沒當回事兒，轉身就將此事當笑話講給了眾賓客聽。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剛好肅順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壽宴結束後，肅順開始暗中調查平齡。平齡為鑲白旗人，酷愛戲曲，本人戲也唱得不錯，經常上臺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為京城的名伶。當時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聲名噪動京城，平齡號稱“賽松林”，可見其名頭之響。但戲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沒有學問則是另外一回事。平齡此人素來不學無術，卻能得中鄉試第七名，實在令人起疑。

當時肅順一黨忙著與柏葰爭權，肅順感覺這是個搞垮柏葰的大好機會，決意利用這次科舉的岔子大做文章。於是，與順治丁酉科場案和康熙辛卯科場案一樣，戊午科場案不再是簡簡單單的一場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開始與政治鬥爭息息相關。

當年十月初七，禦史孟傳金上疏給鹹豐皇帝，指出本年順天闈鄉試有舞弊行為，共有四件科場違規事發生：“或主考壓令同考官呈薦，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薦，或已取中而臨時更改。”尤其揭發了中試舉人平齡朱墨不符，引起物議沸騰。鹹豐皇帝正沈迷於圓明園“四春”（四名美貌的漢人女子）的美色當中，但孟傳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態嚴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權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會審此案。主審者載垣和端華剛好是柏葰的死對頭，由此興起了清朝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科舉案。

［清朝初年，順治皇帝生母孝莊皇太後為了保證滿人的血統，下令後宮禁止“小腳女子”（即漢女）入內。鹹豐皇帝喜歡漢女，但不敢違背祖訓，所以將漢女安置在圓明園。四春後為懿貴妃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後）嫉恨，被誣為“內侍匿小腳婦女”，借口執行祖訓殺死。此事也成為鹹豐皇帝逐漸疏遠防範懿貴妃的由頭。］

平齡先被逮捕，但在審問時，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還沒審清，沒兩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獄之中。平齡的答卷被重新調出來審查，發現其墨卷（考生原卷）內草稿不全，朱卷（謄錄生謄錄出的副本）內有七個錯謬之處被改過。追查之下，同考官鄒石麟被迫承認朱卷是他所改，他以為錯別字是謄錄生謄錄時的筆誤，所以才代為改正。

載垣等人將審理平齡的結果上奏後，鹹豐皇帝很憤慨在自己眼皮下還能發生這樣的事，於是下令覆查全部試卷。

當年十月二十日，在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四人的嚴密監視下，刑部尚書趙光、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湘系經世派代表人物，後入曾國藩幕僚，與曾國藩是兒女親家）等人在圓明園重新勘查了全部試卷，最終發現有五十多本試卷也應訊辦查議。

其中，新中試刑部主事羅鴻禩的試卷，竟然有三百多個錯別字。鹹豐皇帝聽說後，驚訝無比，立即派太監到禮部取得試卷，親眼看到後才不得不信。他立即召羅鴻禩到南書房覆試，覆試的文題是“不亦樂乎”，詩題是“鸚鵡前頭不敢言”，暗有譏諷揶揄之意。監考官則是鄭親王端華和戶部尚書肅順，閱卷官是兵部尚書陳孚恩。覆試結果，羅鴻禩的答卷“疵蒙謬累”，羅氏“通關節”中舉的作弊行為一覽無遺，當即被逮捕下刑部大獄。餘怒未消的皇帝還下令將主考官柏葰革職，將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解任，等候進一步的處理。

肅順從羅鴻禩入手，追查到他與同考官浦安交通關節一事，又將浦安逮捕審訊，整個過程遂真相大白。原來，羅鴻禩參加順天鄉試前，托同鄉兵部侍郎李鶴齡代為通關節，李鶴齡便求助其同年進士、本屆鄉試同考官浦安。浦安便與羅鴻禩約好了關節暗號。閱卷時，浦安找到了帶有暗記的羅鴻禩的試卷，便推薦給主考官柏葰。柏葰看到這本試卷錯誤百出，便讓親信家丁靳祥去告訴浦安，此本試卷不符合中試條件。

當時柏葰年老，許多事情都交給家丁靳祥處理。靳祥其人天資聰慧，知書達理，柏葰對其十分信任，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於是浦安竭力向靳祥懇求，並說其房中中試者只此一本。靳祥答應為浦安出頭，力說柏葰不如順水推舟，賣個人情給浦安。柏葰果然聽從了靳祥之言，抽出了本已中試的劉成忠試卷，換成了羅鴻禩的試卷。

後來榜發，羅鴻禩果然由浦安推薦得中正榜，如願以償。他前去答謝浦安時，浦安告訴他說：“其實你還要多謝一個人，他就是柏中堂（柏葰）的門丁靳祥。你能夠中試，多虧靳君之力。”於是，羅鴻禩送了十六兩銀子給柏葰，表示感謝。另有五百兩銀子給中間人李鶴齡，李鶴齡留下二百兩，將剩下的三百兩轉送給了浦安。

肅順審清來龍去脈後欣喜若狂，立即迫令柏葰交出關鍵證人靳祥。此時靳祥已經陪同分發甘肅知府的鐘英（柏葰之侄）離開京城。聽到風聲後，靳祥立即出逃，結果在陜西潼關被陜西巡撫曾望顏拿獲，押解回北京歸案。不過，靳祥不久後就病死在刑部大獄中。據說他是有意自殺，以求死無對證，意在保住老主人柏葰。然而，在肅順的威逼下，浦安和李鶴齡如實交代了主考官柏葰的受托情節，有無靳祥的供詞已經不重要了。柏葰被立即逮捕，交給刑部監禁。

柏葰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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