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時的沈穩老練，冷靜自信都跑到爪哇國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師局勢日益危急，而此時明朝國庫已經告罄，根本無力禦敵。崇禎帝只得下令勳爵百官捐助，可這些有錢的主兒到這時都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窮，根本不理會亡國降至。折騰了一個月，崇禎帝僅弄到區區二十萬兩白銀，而大順軍進城後，從文武百官、太監貴族手中搜出的金銀多達兩千餘萬兩。

對於一個連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來說，要想打敗造反者，戰勝入侵者註定是鏡花水月，註定是癡人說夢，註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仁君姿態

實事求是地講，崇禎帝還是有一些愛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頒布詔令，與民休息，停止為皇家服務的土木營造、織造燒造、珠寶采辦等活動，取消受災地區的徭役賦稅，他還不斷地宣布“減膳”、“撤樂”，削減後宮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可惜，在他統治的中後期，內憂外患搞得他焦頭爛額，心力交瘁，再也沒有心思關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禎帝自縊煤山（即現在的景山）之前，他的愛民之心又一次迸發出來，在內衣上留下了這樣的遺言：……我死後沒有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發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直到這時，崇禎帝才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為時已晚，百姓們看到他的遺言，頂多會在評價他時加一點同情分，而絕對不會對他心存感激。

從即位時和臨死前愛民之心的兩次凸顯，我們可以看到崇禎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於沖動。容易沖動的人是不適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說當位於政治巔峰的皇帝了，更不用說當千瘡百孔、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

收覆臺灣之後的鄭成功

鄭成功收覆臺灣的故事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而且會想當然地認為，從那以後鄭成功就像童話中的王子與公主一樣過著快樂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實卻遠非人們想象的那麽美滿，實際上，就在收覆臺灣的戰役剛剛開始時，鄭成功已經步入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年。

公元1661年四月底，鄭成功率軍經由鹿耳門海道進入臺江內海並於禾寮港（今臺南市北區開元寺附近）登陸，五月初攻取赤嵌城（今臺南市赤嵌樓附近），荷蘭守軍出降。1662年一月，鄭成功開始炮轟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中心臺灣城（今臺南市安平古堡附近），二月，統治臺灣近四十年的荷蘭人向鄭成功屈服，退出臺灣。

收覆臺灣之時，鄭成功寫下了下面這首《覆臺》詩：

開辟荊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覆先基。

田橫尚有三千客，

茹苦間關不忍離。

臺灣光覆之後，鄭成功祭告山川，頒布屯墾令，開始了對臺灣的開發建設。他下令屯墾的範圍，北達噶瑪蘭（今宜蘭），南至瑯嶠（今恒春），後因大肚土番與瑯嶠番人的反抗而放緩了屯墾進程。鄭成功實際統治的區域大約是從二林（今彰化縣二林鎮）到茄藤（今屏東縣佳冬鄉）之間。

鄭成功收覆臺灣繼續抗清等於昭告天下他將抗戰到底，永遠不會向清政府屈服，清朝統治者對鄭成功曾經抱有的一點點希望伴隨著臺灣的收覆徹底地破滅了，控制在他們手中的鄭芝龍（鄭成功之父，已經降清）也就完全失去了價值，只有死路一條了，於是，他們以牙還牙，把鄭芝龍一家推上了刑場。噩耗傳來，鄭成功面北而泣，悲不自勝，雖然他痛恨父親的叛國求榮，但畢竟他是父親的親生兒子，曾深受父親的寵愛啊，而且被害的是一大家子人啊！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正當鄭成功深陷喪父之痛時，四月間，南明的最後一個皇帝，永歷帝朱由榔被漢奸吳三桂殺死於緬甸的消息傳到了臺灣。雖然他沒有見過永歷帝，但那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面寫著“大明”的旗幟。如今，大明僅存的這面旗幟也倒下了，他為之流汗流血流淚近二十年的大明剎那間變得虛無縹緲、若有若無了，他怎能不痛徹心扉！

盡管內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鄭成功依然在努力盡著一個中國將軍的義務。

早在1657年，鄭成功就曾經致函給爪哇島巴達維亞的一位華僑甲必丹，要求他停止與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進行貿易往來。鄭成功曾多次對菲律賓華僑表示關切，並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賓，以懲罰曾兩次屠殺華僑的西班牙人。1662年，鄭成功攻下臺灣後，遣使到菲律賓向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殺戮掠奪華僑的罪行，嚴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馬尼拉進行了第三次針對華僑的屠殺。

鄭成功聞訊大怒，決定揮師征討，為華僑報仇。他一面撫恤安置從菲律賓逃到臺灣的華僑，一方面組織籌備軍隊，派人暗中與在菲律賓的華僑聯絡，以便在開戰時裏應外合，智勝敵軍。遺憾的是，就在鄭成功準備出兵之前，他聽到了一個讓他難以接受的消息：他的兒子鄭經在廈門與家中的乳母陳氏通奸，並且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個消息成了從心理上壓倒英雄鄭成功的最後一根稻草。

鄭成功是一個治家極嚴的人，而且又正是心情悲憤的時候，所以他得知兒子的醜聞之後，立即命令部將鄭泰處死鄭經及乳母。鄭泰因不忍而抗命不尊，鄭成功更加憤懣不快，偏偏又因為水土不服染上瘧疾而病倒在床。在瘧疾與郁悶悲痛心情的雙重折磨下，鄭成功的身體越來越差，最後在這年的五月（1662年6月23日）不幸病逝，死前大呼：“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臺灣縣志》記載：“國姓公臥病當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黃風大作，初三更風雨交加，臺江及安平外海波浪沖天，繼而雷震電閃，如山崩地裂……初五日，天平雨晴了，初八日，國姓爺歸天。”

鄭成功離開這個世界時只有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屈指算來，他生於1624年，正是臺灣被荷蘭人侵占的那一年，而去世則恰恰在他收覆臺灣的這一年，好像冥冥之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美麗的寶島而生。

大清之亡一紙書

清王朝之滅亡，實乃緣於一紙書也。

此“一紙書”就是孫中山先生1894年初寫的《上李傅相書》，後世稱為《上李鴻章書》。

這次上書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國內外戰場上取得一系列勝利：左宗棠擊敗沙俄，成功收覆新疆；馮子才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摧毀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的政變。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戰爭後的《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知識分子中間有不少人幻想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李鴻章能夠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從而實現自強之夢，孫中山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出於這種思考，年輕的孫中山決定上書李鴻章。那時，他正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

1894年1月底，孫中山回到家鄉翠亨村閉門謝客，歷時十多天寫出了洋洋萬言、思想精深的鴻文《上李傅相書》，他在其中提出“富國四策”：“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冀望出現一個能夠改良時政的政府，采納他“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具備，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的治國謀略，實踐他改變苦難民族生存環境的願望。

是年二月，孫中山與好友陸皓東一同北上天津拜謁直隸總督李鴻章，當時李擔任直隸總督這一要職已長達二十餘年之久，同時，他兼理外交，興辦洋務，又與外國人接觸頗繁，位尊權大，馳名中外。

臨去天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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