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立意深遠的散文佳作實際上是一篇看圖作文。

範仲淹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的詩詞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別是詞作《漁家傲》、《蘇幕遮》和散文《岳陽樓記》，最為人們所熟知的當然還是這篇觀圖而作的千古奇文。

談到《岳陽樓記》的寫作，還得從範仲淹抵禦西夏保家衛國說起。

宋仁宗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國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邊境，在定川寨大勝宋軍，而後直取渭州（今甘肅省平涼市）和涇州（今甘肅涇川），涇州知州滕子京（與範仲淹同年得中進士，並且同屬改革派）在招討使範仲淹的支援下擊退了西夏軍，取得了涇州保衛戰的勝利。戰爭結束之後，滕子京大擺牛酒宴犒賞三軍，特別是羌族首領和兵士，並安撫死者親屬，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裏為死難將士祭神祈禱。

後來，有人彈劾滕子京在涇州時濫用官府錢財，雖有當時任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的範仲淹和諫官歐陽修為之辯白申冤，但還是被從京城貶到了鳳翔府（今陜西省寶雞市），後又貶往虢州（今河南靈寶）。禦史中丞王拱辰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消一官，所坐太輕”，於是，滕子京在慶歷四年春又被貶到了遠離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陽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來到巴陵郡後，並沒有一味地漫嗟榮辱、低沈消極，而是盡力為當地百姓辦事造福，如擴建學校、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等。

重修岳陽樓之後，滕子京給好友範仲淹寫信請他作記，他在信中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並隨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範仲淹參考。

此時的範仲淹已被反對“慶歷新政”的保守派們排擠出京城，由參知政事貶為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後，就開始了《岳陽樓記》的醞釀。

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鄧州花洲書院內，夜風送爽，月光明媚。範仲淹把《洞庭秋晚圖》張掛起來，開始凝神構思。他生於蘇州吳縣，幼時去太湖玩過，母親改嫁後，又隨繼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今湖南安鄉）讀書，所以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悉。如今懷想起來，岳陽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無涯的洞庭湖，你看她“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裏，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在《岳陽樓記》中，範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抒發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愛民之情懷，表現了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鼓勵和安慰了一樣遭貶的戰友。

不久，範仲淹的看圖作文《岳陽樓記》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讀罷大為感動，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傳之後世。文章最後那句格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不脛而走，風也似的傳誦開來，並且穿透幾十萬個日日夜夜，一直傳到千年後的今天。

“厚黑”沈括

臉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於身為王侯將相的政治家中，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中很少有這樣的，但很少不等於沒有，《夢溪筆談》的作者，北宋科學家沈括就是一個反例。

沈括在科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夢溪筆談》被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稱之為“中國科技史上的裏程碑”，“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但談到他的為人處世，實在乏善可陳。沈括不僅臉厚，而且心黑，而且在這兩個方面都有著特別高的水平、相當深的造詣。

說起大科學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學家蘇軾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兩個繞不過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趙頊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變法運動。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親的墓志銘就是王安石親自書寫的，所以沈括積極地參與了變法，並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後擔任了管理全國財政的最高長官三司使等許多重要官職。

蘇軾那時剛剛服完父喪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損害，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結果，蘇軾像他那些此前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在被變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腳了，於是他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兩年後，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蘇軾為官的兩浙地區視察工作，臨行前，喜愛蘇軾詩歌的神宗特意囑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為難蘇大詩人。

沈括和蘇軾雖然一個擅長搞理科，一個是文學泰鬥，但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且曾經是國家圖書館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間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兩人見面之後，沈括先噓寒問暖哥們兒義氣一番，接著便要欣賞蘇軾最近的詩文。蘇軾向來對自己的字和詩都很自戀，就挺高興地寫了送給沈括，卻沒想到這些詩作後來竟成了他的罪證。

公元1079年，變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蘇軾的詩句，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結果，蘇軾到任湖州還不足三個月就因為“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令蘇軾沒有想到的是，他曾經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沈括以蘇軾當年送給他的詩作為所謂的證據，向中央舉報蘇軾，說蘇軾在詩裏面誹謗朝政，諷刺皇帝。

幸虧宋神宗不是個真正糊塗的皇帝，且頗有愛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趙匡胤早在建國之初就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所以蘇軾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幾次瀕臨被砍頭境地之後幸運地逃過了他人生中這最可怕、最沈重的一劫。

如果說沈括不念舊情，栽贓誣陷蘇軾還有些政治立場之爭的色彩，那麽他對於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證明他是個心黑臉厚、負義忘恩的反覆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開始變法時，沈括積極參加，力挺新法，成了變法派中的中堅人物之一。但是，幾年之後，當宋神宗迫於皇太後的壓力罷了王安石的相位時，沈括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上書歷陳新法的弊端和害處，氣得王安石罵他“沈括小人，不可親近”。

“烏臺詩案”之後，蘇軾走上了越來越遠的外放之路，正是即從黃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卻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為抵禦西夏，朝廷任命沈括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兩年之後，又升龍圖閣直學士。

但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煩。在永樂城一戰中，他和給事中徐禧等人貪功冒進，不聽隨行內侍李舜舉勸告，在死地築城，結果釀成永樂城慘敗，損失士兵兩萬餘人，民夫無算，高永亨、李舜舉等都壯烈犧牲。此戰是北宋歷史上較大的慘敗之一，並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後良好的統一形勢被葬送。

此事沈括雖非首罪，但他畢竟負有領導責任，加之在戰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貶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從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結。

1088年，沈括移居潤州，將他以前購置的園地加以經營，命名為“夢溪園”，在此隱居。

蘇軾此時恰好又在杭州為官，擔任比通判高一級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潤州相距不算太遠。

賦閑在家的沈括聽說蘇軾當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貧了，居然跟沒以前的事一樣，經常厚著臉皮跑去找蘇軾敘舊打秋風。據說年長的沈括每次去蘇軾那裏都恭恭敬敬、禮數周全，像小輩見長輩似的，整得蘇軾心裏煩他卻又發不出脾氣來，只得聽之任之，無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這個份上，也真是難為了這位大科學家了。

梁山好漢的歷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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