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國立大學的機構。

齊宣王不但喜歡聆聽樂師們一起吹竽時的悠揚樂聲，還傾心於大師們現場辯論時的熱烈氣氛，於是，他啟動了稷下學宮的改建擴建工程，將齊國第一學府修造得氣勢恢弘，樓宇軒昂，並以優厚的工資待遇、舒適的住房條件吸引百家諸子到齊都臨淄做訪問學者，當客座教授，開壇講學，著書授徒。

一時之間，儒家的孟子與荀子、道家的環淵與接輿、近於墨家的淳於髡、法家的慎子與田駢、縱橫家的蘇秦和張儀、名家的公孫龍子、陰陽家的鄒衍都匯聚於稷下學宮，現場版的百家爭鳴不時上演，學術交流呈現出空前絕後的火熱局面。

據說，齊宣王時稷下學士成百上千，蔚為大觀，達到全盛。稷下學宮成了知識分子的歡樂谷，成了普天下的讀書人夢中向往的天堂。

孔子和晏子之間的恩怨糾葛

晏子（公元前578年—前500年）是春秋後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則是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晏子和孔子之間雖然有二十多歲的年齡差，但他們的確曾經同時活躍在齊魯兩國的政治舞臺上。

其實，當晏子遇上孔子，即使他們什麽話也不說，那場面也萬分精彩，十足雷人。據《史記》記載，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這個身高約合現在的一米九多，而晏子“長不滿六尺”，最多也就一米四的樣子，這樣兩個人站在一起，肯定會讓觀者感嘆造物之神奇，世界之多元。

晏子和孔子第一次碰面應該是在公元前521年。

當時，身為齊國丞相的晏子陪同齊景公一起到魯國訪問，孔子作為魯昭公的重臣出席了這次元首會面。其間，齊景公向孔子請教“國小處辟”的秦穆公能夠稱霸的原因，孔子的回答是“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晏子應該認可孔子的說法，否則善辯的他不會放過這一向外國君臣展示口才的機會。不知道齊國君臣和魯國君臣在見面時會不會像現在的元首會面一樣禮節性地擁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晏子和孔子之間的擁抱絕對有上《紐約時報》頭條的新聞價值。

五年之後，魯國大亂，孔子被迫到齊國去當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著以此作為跳板來與齊景公交往，從而完成自己“治國平天下”的偉大理想。“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齊景公對孔子仍然保持著先前的興趣，曾經兩次向他問政。第一次孔子說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番話，第二次孔子提出了“政在節財”的理論，齊景公聽了都非常高興，就打算給孔子以封賞，這時，晏子說話了。

晏子的口才果然不同一般，一口氣指出了孔子的四個“不可”：一是“滑稽而不可規法”；二是“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三是“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四是“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這四條雖然並非句句真理，但大多言之成理。

在這四個“不可”之後，晏子還著重批評了孔子的“禮”，他說如果這樣繁瑣地規定尊卑上下的禮儀、舉手投足的節度，花上一年的時間也學不完孔子所提倡的禮樂，學上一輩子也搞不清楚其中的那些所謂學問。用這一套理論來改造齊國的習俗，引導齊國的百姓，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最後，齊景公認可了晏子的說法，就對孔子只是以厚禮相待而不加以冊封，會見孔子時只表示尊敬而不向他請教，孔子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又一次碰了壁，只好找個合適的機會返回了魯國。

孔子和晏子的第三次見面不但充滿火藥味，而且彌漫著血腥之氣。這次見面時間應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五十出頭，到了知天命之年，而晏子已經年近耄耋，垂垂老矣。會面的地點是在齊國王宮的大殿之上。

當時，孔子是作為魯國大使光臨齊國的，同時在魯國擔任著要職，而且取得了煌煌政績，所以派頭自然和上次來齊國避難不可同日而語。齊景公對此時的孔子尊敬有加，更加信服，結果孔子的一句“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就讓“為戲而前”的“優倡侏儒”被“有司加法”而“手足異處”了。我們不能妄自揣測聖人之心，斷定孔子此舉有針對晏子（別忘了晏宰相也是個侏儒）的意思，但晏子確實在之後不久就去世了，不知是自然死亡，還是被孔子氣死的。

晏子死後，孔子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說：“救民百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還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之“平”是晏子的謚號）

孔子雖然整體上高度評價了晏子，但在評論晏子的某些具體行政作為時卻毫不留情。

話說晏子有一年冬天經過一條河，發現老百姓在冰冷刺骨的河水裏赤腳涉水過河，於是用自己的車將等待過河的老百姓一一載了過去。老百姓對晏子這種愛民如子的做法自是感激涕零，並且口口相傳、大為讚頌，晏子在齊國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變得更加高大。第二年，晏子又經過那條河，過河的情景一如一年之前，晏子的作為和老百姓的反應也一如一年之前。不同時間同一地點的同一個行為卻為晏子賺得了成倍增長的擁護和愛戴。

這時，孔子站出來發表評論了，他指出晏子第一次的行為是可貴的，第二次就是沽名釣譽、愚弄百姓了。因為孔子認為，作為齊國的宰相，一年之後晏子應該已經在那條河上修好了一座橋，讓老百姓可以平安通過，並且再也不去想是誰的恩德，而晏子的這種重覆的小善舉不過是婦人之仁，小恩小惠，對廣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於事無補，只是為他自己贏得了作為宰相個人不應該再獲得的名利。

孔子是個聖人，晏子是位名相，可是他們二人之間的相處卻總是不那麽融洽，這大概只能用那句話來解釋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孔子一生中的三大家庭不幸

大家都知道，“幼年喪母，中年喪偶，老年喪子”乃人生三大不幸，殊不知，被後人譽為“千古一聖”的孔子幾乎與這三個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撞了個滿懷。

眾所周知，孔子是魯國的孔子，實際上，孔子的祖籍在宋國（都城在現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宋國是周武王分封給擁護周政權的商代貴族微子啟（商紂王的哥哥）的諸侯國，而孔子正是商代王室的後裔。

孔子的先祖因躲避政治迫害自宋國遷到魯國後，定居在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尼山附近）。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官居諏邑大夫，曾屢立戰功，以勇力聞名於諸侯。

據《孔子家語》記載，叔梁紇先娶了魯國人施氏之女為妻，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一個兒子。後來又娶了個妾，生了一個兒子叫孟皮，但孟皮身有殘疾，是個瘸子。按照當時社會的要求，這樣的兒子是不能“繼嗣”的。因此，晚年的叔梁紇又娶了年輕的顏征在為妻。

公元前551年，顏征在為叔梁紇生下了孔子，但不幸的是，孔子三歲時年老的叔梁紇就去世了，葬於曲阜防山，孔子從此跟隨母親過上了艱苦貧困的生活。但孔子的淒苦命運並未到此為止，大約在他十七歲時，母親顏征在也因病逝世離他而去，把他獨自一人留在了諸侯爭霸、戰火紛飛的人世間。

十九歲那年，獨自生活了兩年的孔子成婚了，他的新婚妻子是宋國人，覆姓亓官。第二年，亓官氏為孔子生下一子，當時的國君魯昭公送來鯉魚表示祝賀，於是，孔子給兒子起名叫孔鯉，字伯魚。

可惜的是，亓官氏並非孔子真正的知己。當初選擇孔子做丈夫是看中了他哪一點，亓官氏自己沒有表白過，我們當然只能根據後來的事實進行猜測。也許她那時認為孔子遲早能夠出人頭地，所以才毅然決然地嫁給了父母雙亡、孤身一人、無依無靠的孔子，但孔子實在不是那種官場混混式的人物，等她發現並確認這一點時，她已經跟著孔子吃了好多年的苦了。當亓官氏對孔子青雲直上的信念終於破滅之後，這種苦日子她便過不下去了，於是她最終選擇了離開。

如果說孔子中年喪偶，那自然是不正確的，可是，亓官氏的離開對於孔子來說其打擊之重應該不亞於中年喪妻，傷心失望至極的孔老夫子大概也只能痛心而無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