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麽害怕。

而這種恐懼的根源，決不僅僅在於由這個案件所表現出來的文人之中對於滿清的廣泛敵意。由弘歷的性格特點所決定，他很快便懷疑到這是針對大清帝國的一項根深蒂固的明謀的反映——偽稿案不僅同發生在他父親統治時期的文人謀反事件有牽連，也與神秘的馬朝柱事件有聯系。 ①馬朝柱謀反案，我們之所以設想偽稿案對於滿人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這是因為，甚至連弘歷也逐漸相信，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頭的馬朝柱公然反清的陰謀有關聯的口。馬朝柱事件是弘歷首次遭遇以覆明為號召的運動。為對付這一運動而采取的血腥報覆行動，則成了弘歷統治上半段後期一個聳人聽聞的序幕。

據稱，馬朝柱本系農民，來自位於長江流域，坐落於湖北省會武昌下游約一百三十裏處的蘄州。當他越過省界來到安徽西部時，受到了一個僧人的影響，並從那人那裏（根據政府的調查）獲得了一種自己將擔當大任的幻想。馬朝柱開始宣稱，自己同居住於“西洋國”、以明室楚王後裔“幼主”為首的明朝遺族有聯系。據說，被清廷打敗的西南軍閥吳三桂的後代也在西洋國居住，同時駐紮在那裏的還有三萬六千名兵丁。住在那裏的還有李開花，這是一個在民間很有名的據說將來要做皇帝的人。還有一位“娘娘”（這是百姓用來稱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裏。馬朝柱自稱是西洋國的一位將軍。他告訴自己的追隨者們說，一種名為“遮天傘”的飛行器可以在幾個時辰裏把他的軍隊從西部的據點帶到☆★☆★☆★☆★①陳東林。徐懷寶：《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獄》，第4頁，這一惡名昭彰的案子與一位湖南文人曾靜有關。他於1728年曾陰謀推翻朝廷，但卻為弘歷的父親赦免。

弘歷登基後，即將他淩遲處死。參見海默爾：《清代名人錄》第747頁；《清實錄》，第9卷笫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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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而他們對於長江流域的進攻已是迫在眉睫了。 ①當警惕的官員們在武昌東北大約二百四十裏處的羅田縣東面山中發現了新鑄的刀劍及號召反叛的檄文時，所有這一切都暴露了出來。這個貧窮困苦的地區，恰好座落在高度商業化的中心地區以外，在那裏定居的人們靠著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勉強為生。雖然馬朝柱本人脫逃，但他的許多部眾，包括他的一些親戚卻都被捉拿歸案。在武昌的監獄裏關押著人數眾多的要犯，以至於當局因為害怕這會引起公眾的騷動，不大願意同時對他們進行審判。然而，弘歷下令，審判應照常進行。

羅田縣的發現使弘歷為之震驚。他下達諭旨，將先前未對馬朝柱一夥進行鎮壓的羅田知縣“即行正法”——在同類案子中，這種處罰是一種很少見的情況。③對馬朝柱本人的瘋狂追捕造成了數以百計的嫌疑犯被捕入獄，並將持續多年。然而，馬朝柱卻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這個人確實存在的話）。④到頭來，正如同當局對於偽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樣，馬朝柱案件顯然令弘歷相信，清廷已成為一場大陰謀的目標。

毫無疑問，羅田縣那些陰謀造反的人是將滿人當作外來者☆★☆★☆★☆★①以現在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中的許多“供詞”為依據，鈴木中正為馬朝柱事件描繪了這幅圖畫。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我也曾看到過關於這一事件的許多文件。

②《清實錄》，第414卷第2頁。當地知縣曾報告說馬朝柱等人均屬“勤苦農民”，在山中謀生。考慮到官方為得到“供詞”而使用的手段，我們對這種說法不能完全置之不顧。對此，本書以下還有進一步論述。

③在北京故宮檔案中，我接觸到了一份行省官員給皇帝的奏折，標明的日期則是17年以後，內稱，仍未發現馬朝柱的蹤跡。很顯然，這樣的奏折是每年都要提

交的。《刑科史書》，第2771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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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的，因為他們對滿清削發令的違反是蓄意的。根據兩個曾經“受誘惑”而變賣土地加入馬朝柱一夥的人的供詞，當人們進人馬朝柱的據點“天堂寨”時，要用嘴舔血（這是為了表明他們會忠誠於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紙符。同時，他們還讓自己的頭發任意生長。並不再剃光前額。 ①然而，弘歷的反應卻在措辭上極為謹慎，不管這些人對盛世構成的威脅辱他多麽不快和震驚，他卻始終用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標準來對待這種威脅，強調這些謀反者只是在造一個大一統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對一個外來人的政權。在不得不承認這裏存在著削發問題時，他有意突出的是謀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我大清百餘年，深仁厚澤，不意竟有此等覆載不容之梟，獐虺蝮酰，潛毒一至於此。

值得註意的是，即便在弘歷與行省官員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說在公開的詔諭中了——他卻從未提及巡撫報告中關於謀反者對於削發令的違抗。然而，弘歷極度憤怒的反應卻不可避免地將他的內心世界暴露了出來。他下令，對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備極嚴刑”，但暫時又不要處死他們，以便獲得他們的供詞。甚至在同高級官員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顯地希望避免提及種族問題。看來弘歷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不使公眾的信念受到動搖。他寫道，雖然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來“不足為慮”，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他們仍需迅速地予以彈壓。而對這一案子本身的情況（他在這裏指的是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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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批奏折》，第836卷第1號，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廣總督永常在奏折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詞。無論是審訊者還是永常本人，都不至於故意在供詞中加入這些言辭。相反，在一般情況下，地方官史常常會對直接向滿人統治提出挑戰的證據持大事化小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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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任何人若提及剃發一事，便都是在自尋麻煩。在這裏。我們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謂的“恐慌因素”：弘歷其實相信，百姓大眾是輕信的，一有政治危機或天下大亂的跡象，他們就會驚恐萬狀，作出暴力的反應。在我們的故事中，弘歷的這種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來，並決定了他那種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認存在著謀反與妖術的政策。這種信念甚至還影響到了官方內部文件所使用的語言——似乎僅僅提及某一罪惡便會在實際生活中造成這一罪惡的發生。於是，作為一種常規，這也意味著即便是對那些最不尋常的威脅，也不能不用最尋常的語言來加以描述。如果我們可以從弘歷的恐懼中判斷出公眾的情緒的話，則我們不能不說，這種情緒是變化多端極不穩定的。在1768年妖術大恐慌發生的過程中，弘歷的恐懼或多或少地始終存在。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麽在妖術大恐慌初起時，弘歷甚至在與清廷高級官員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發令遭違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論是在處理偽稿案還是在對付馬朝柱起義時，弘歷都沒有提及種族問題。盡管富有挑釁性的剃發問題在這兩個事件中都出現了，但弘歷在處理它們時的最初動向卻與處理1768年叫魂危機時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種族層次”的問題對於征服者政權的生存有多麽重要，對此卻只能經由其他的場合來處理。

那樣的一個場合很快便為弘歷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獄：通過揪住他所謂文人們影射攻擊“滿人根基”的種種文字上的偏差，而對他們大開殺戒。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這更成為他在全國範圍內使用的一種手段。弘歷對於剃發一類公然威脅到滿人統治的問題固然不願公開提及，但在對充其量只是對滿人名譽造成了微不足道損傷的文字表達問題上，他卻是一觸即跳。在涉及種族時，甚至某種幾乎完全讓人覺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會讓一個文人喪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眾性騷亂的大規模謀反案件相比較，弘歷在處理文字獄時可以隨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範圍與節奏。在對付此類“謀叛”案件時，他盡可以大聲頌揚滿人的種族尊嚴，卻不必擔心因此會引發出什麽意外。

文字獄的預兆。我們剛剛敘述過的這些事件過去僅僅三年，弘歷便看到了通過言辭而大興文字獄的有用之處。1755年，漢人學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詩作煽動對滿人的種族仇恨（即便在當時，這看上去也顯得是在強詞奪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學士鄂爾泰（鄂是弘歷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兩個大學士之一）的門生與派系中的骨於成員，並與鄂爾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詩文往來應酬。弘歷對於胡中藻的兇猛攻擊（說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認為是對於官場派系活動的一種抨擊。然而，這個案子讓我感到驚奇之處在於：弘歷大罵胡中藻“誣謗滿人”，又嚴斥鄂昌的行為使他不配當一個滿人，並把這兩者聯系到了一起。這就說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這個案子的意義所在：在弘歷的認識中，謀叛與漢化其實只不過是同一威脅的兩個不同側面而已。

在對鄂昌矯揉遺作的詩文予以痛斥時，弘歷極為憤怒地寫道：“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但是，弘歷宣稱，近來因與漢人文化的接觸，已使得很多滿人因能在詩文上故作風雅而自得其樂，而這對於他們的品質是極為有害的。先時，滿人雖“未經讀書”，卻懂得“尊君敬上之大義”。盡管孔門儒生亦通過詩書傳學，但他們也將忠孝之道視為上德。如果讀書只知“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則這種學問又有何用？弘歷因而警告道，他將對數典忘祖的滿人予以懲罰，並將嚴禁他們與漢人發生詩文上的應酬往來。如果要對弘歷的警告發表評論，則可以說，這種警告也許確實對當時的朋黨活動起了某種抑制作用，因為滿漢官員之間的詩文應酬是文人結為朋黨的主要途徑之一。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裏所包含的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謀叛與漢化是有關聯的。

由漢化帶來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氣，既誠實又不吝豪華，這就是滿族上層人士宣稱自己作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經精心加工後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應有的形象。這些品質不僅在作戰中是致勝的因素，而且也適用於統治這個被敗亡的明朝搞得一團糟的大帝國。然而，為了要統治這個大帝國，滿人卻又不能不借用漢人的制度並獲得漢人的協助，這就又從一開始便使得上面這種似乎無懈可擊的說法產生了漏洞。

在滿人還沒有越過長城之時，滿人貴族的內部鬥爭便促使滿清朝廷采納漢人施政及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在那以後，為了賦予征服者的政權以一種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繼承者的身份出現，滿清朝廷需要對官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予以推廣——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在於德行而非種族特性。但與此同時，它又必須保持滿族本身的特質。征服者沒有與被征服者同處，也沒有被腐化，這一點必須保持下去。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征服者又怎能將一種異質文化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滿人還必須“進入到”漢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說享受其中的樂趣了），那麽，我們對十八世紀滿人所面臨的問題便開始有所了解了。對於弘歷來說，謀反與漢化是互有關聯的危險。然而，漢化的危險更為隱蔽，因而也可能會使他產生更大的焦慮。對於滿族上層人士來說，乾隆時期（1736～1796）是一個痛苦的轉折時期，他們面臨的漢化威脅比之以往任何時候部更為明顯——但卻還沒有明顯到無論做什麽都已無法使之改變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當弘歷在位在時間上達到中點時，他在一個統治全國的少數種族集團中高踞於權力的頂端。但這個集團本身並非鐵板一塊。在一小批上層精英與大批窮困群眾之間，已經出現了分裂。那個於1644年征服了中國的軍事群體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除了滿人以外，還有在滿人入關前便已降服他們並加入八旗組織的居住關外的漢人，以及同滿人結盟的蒙古部落。在這個擁有三十四萬七千名男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的群體中，滿人本身只占大約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這一群體中體格強健的男人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而滿人則大約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國的總人口中，這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少數（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到十八世紀中葉可能仍少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雖然他們中有數千人擔任著收入豐厚的文武官職，但大多數人則陷於“貧窮、負債與失業”的境地。那些專門留給他們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漢人土地經營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則幾乎全部居住在位於都市的兵營裏，而在那裏，那些禁止他們與周圍漢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軍事技能不斷衰退的同時，征服者上層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們的滿語能力——也日益退化。對於普通旗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一種建立在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自我尊嚴，又沒有軍事威脅而帶來的促人清醒的挑戰，幾乎再沒有什麽東西可以讓他們用來支撐自己作為征服民族的驕傲了。然而，對於弘歷來說，弘揚滿族的驕傲卻是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他顯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對於官僚體制的影響力——更不必說要保持自身政權對於被征服的漢人的控制了——就必須以滿人能夠繼續維護自身的種族特征為前提。在這個滿人正在被漢化的時代，弘歷成了滿族語言和價值觀念的積極倡導者，盡管如此，同時他也是中國文化的熱烈擁護者。要同時完成這兩項任務，看上去似乎毫無希望。但是，這卻是任何一個統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來人所建立的——都必須要做到的。領導統治一個國家同官僚們日常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同的。正是這一點，將征服者與成千上萬管理國家的文職官僚區分了開來。要作為一個統治者集團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須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與眾不同之處。然而，為了將文職官僚帶入征服者的陣營，同一征服者又必須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現。要將排他性與漢化完全孤立區分開來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弘歷作為滿族首領，同時也作為大一統中華帝國皇帝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對他來說，如何將這兩個角色合為一體是一件頭等大事。他統治下的政治史正是從這裏開始發生的。

文化的傳播

弘歷在表達自己對於滿人素質退化的恐懼時，一般來說，會講到他們正在失去些什麽（如武功、文化資源及個人品質，等等）；但同時，他在講到這些時也會表露出對腐化墮落的漢人上層分子的蔑視，並擔心滿人會向他們看齊。旗人應當在勇氣、儉樸、堅毅等方面成為具有超高水準的典範，而這種水準應是任何漢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輩早在滿人征服中國前就已開始為其服役的漢軍旗人）所難以想象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的事例卻向弘歷表明，那些舊日的美德正在漸漸褪色。

一個出身顯赫的滿人武弁通過與兵部書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頗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歷把他當作一個例子問道：“我滿洲中，豈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厭惡的是，滿人中競有人會刻意尋求這種舒適的職位：朕前令八旗人員，簡用外任，原以為伊等克受滿洲淳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可觀，足為外省綠營表率，並非僅為伊等疏通進用之選。弘歷強調，再不能對於滿人中的無賴之徒表現出特別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個偉大的時代，道德水準要高得多，這樣的人似乎還值得改造。但隨著滿人人口數目的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漸染惡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這些人“希圖安便”，已經“幾與漢人無異”一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案子，發生在一位臨時服役於綠營的旗人身上。這個旗人未能平息一場地方叛亂，又不願面對制裁，便懸梁自盡了。皇帝為之大怒。他宣布，錄用滿族人於綠營，是因為他們騎射精進，也因為需要依靠他們“整頓綠營庸劣之習”這個自殺的人，“身系滿洲世仆竹，他本來應該帶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亂，即使因此殉職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傷，雖非陣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殞，格外加恩。似此畏懼自縊，究屬一死。……滿洲世仆內，又豈應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風甚陋。著通行曉諭各省綠旗滿洲官員，嗣後凡一切事務，惟勇往奮勉，以蘄覆滿洲舊習，痛戒懦弱怯懼之風。在弘歷看來，滿人的墮落從他們的語言能力上頗為不祥地表現出來。除了朝中使用雙語的規定外（據此，一定等級文件均需由譯館譯成滿文），一個更為廣泛的假設前提是，旗人對於自身語言傳統的掌握成當如同對於騎射功夫一樣蚋嫻熟。滿語是大清朝在中亞地區權力的象征。如果邊防衛所的滿人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就會受到穆斯林舊民與廓爾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防衛所，滿人的語言水準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總兵就曾為所在行省用滿文寫就的文件中充滿文法與用辭的混亂而發出哀嘆。雖然滿文是“旗人根本”，但他們的寫作中卻是“錯中添錯¨。這種腐化甚至也在滿人家園內部擴散看來。有一次，弘歷發怒道，在滿洲任職的官員本來主要是應以滿文來撰寫奏折的，但他們卻只是使用漢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盡意，必須漢文者，亦應兼繕清文。”弘歷因而指責這些滿人“競染漢人習氣，有失滿洲舊風”。在他看來，雖然目前滿文也許還不能完全滿足政府治國的全部需要，但它卻是測試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歷很自然地將自己推出來作為一個榜樣。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糾正某一翻譯上的錯誤，或直接用滿語向某一候選官員提問。對於有關軍事事務的滿文詔渝的漢文譯文，弘歷極為挑剔。準噶爾之役編年史的編撰者在處理譯文時過於自由發揮，使滿文原文“意義盡失”，便受到了弘歷的嚴厲申斥。在這個問題上，弘歷對於忠實於滿文原文的強調，當然不是為了賣弄學問，而更是將之當作驅邪護身的一種法寶。

除了只有驅邪護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國家事務，尤其是軍事事務上，滿語還可作為機密語言使用。1767年，弘歷派遣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員福靈安（弘所的連襟福恒的長子）就遠征緬甸之役停滯不前之事進行調查，，福靈安送會的奏折系用滿文寫成，揭露了此役統帥楊應琚和李時升的奏報全系“虛捏”。楊、李兩人後來均被逮捕處死。在這裏頗為重要的是，在一個以漢人統帥為調查目標的案子中，使用滿文為一個本來就相當機密的通訊體系又加上了一層保密因素。 ①☆★☆★☆★☆★①弘歷講到，他曾對楊應琚寄於極大的信任，但卻從他奏折中的種種“不合之處”發現了問題。他擔心的是，楊應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屬欺瞞。弘歷因而派遣福靈安及一名禦醫，同往前方探查楊的身體狀況。“降旨福靈安，就近親赴軍營，將彼處實在情形，查明具奏。”福靈安的調查顯示，緬人確實蒙騙了楊應琚，並乘機侵入大清境內；而李時升的戰報則完全事虛構的。弘歷在自己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後，又加上了頗富色彩的一筆，以貶低福靈安所從事的偵查活動的重要性。楊的欺罔之言之敗露，“實由天意昭彰”“先前並沒有人對楊的行為提出指摘，而福靈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後才當面作出報告，“朕覆傳旨詢問，伊始將所知彼處實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賴上蒼默佑，啟迪朕衷，得以先凡燭其情偽，不致於貽誤，並非因福靈安此奏折”。福靈安的奏折原系用滿文寫成，此刻又“俱著譯發，並諭中外知之”。《清實錄》第781卷18頁，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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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問題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嘆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機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由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裏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於江南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但僅是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麽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系時，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達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滿族人眼裏最具漢人特征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裏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裏的文化也最腐敗。

正是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歷喜歡想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

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麽，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皇帝本人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訪問江南後，弘歷將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滿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與優雅外，江南也意味著墮落與漢化。江南頹廢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裏就任的優秀官員們，不管他們本是旗人還是漢人。 ①長江下游的社會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蝕牙齒一般腐蝕著人們的美德。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劉墉（這當然是北方的一個好家族）在剛剛擔任了一任江南學使後，於1762年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份措辭嚴峻的奏折。他對江南已經商業化的富紳在力量與影響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況作了描述。“生監中濫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

官吏們“既畏刁民，又晨生監，兼畏胥吏”，結果使枉法的人得到開釋，而官府則對極端的行為熟視無睹。由於地方上層人士勢力強大，府縣官吏為明哲保身，學會了對麻煩睜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歷批示道：劉墉“所奏實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本來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縱，“遂致漸染日深”，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歷接著寫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為甚，此固非劉墉一人之私言也。”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巡撫陳宏謀便是不好的樣板。這兩人在這一地區任職時間最長（尹繼善六年，陳宏謀四年），但兩人均以“無事為福”為信條。兩人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上和下睦”已成為他們為官的習慣。再加“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他們已慣於為之文過飾非。上司對下屬酌監督極為松散，以至於那些貪官汙吏敢於串通一氣，”有意延擱公事一。尹、陳兩人對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難逃其咎。如果像他們這樣的高官能身為表率，其下屬又怎敢為非作歹？他們必須對“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的官吏“據實參處”。如果他們只是以此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則“更難逃聯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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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歷喜歡向江南官員們指出，在進入江南這十高度腐化的環境“以前”，他們還都是有良知的官員。甚至連兩江總督高晉這樣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過“實屬昏慣糊塗”的苛責。《清實錄》，第751卷第6頁（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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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墮落甚至侵蝕了諸如尹繼善這樣的滿族中堅分子，更不必說像陳宏謀這樣的漢族資深官僚了。江南的烏煙瘴氣滲入了各個層次，從省級大員到縣級官員，無不為之波及。為使官員們避免受到地方影響而設計的回避制度，也難以抵制在道德風氣敗壞的長江下游地區長期為官而受到的侵蝕。如果說，江南文化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那麽，素質本來就差一些的漢族官吏（甚至是最優秀的漢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柔寡斷，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官員們在與皇帝的通訊中戰戰兢兢、謊話連篇。這就是對滿清政權的完美健全構成了威脅的江南陋習。當我們對1768年官員們在皇帝反妖術運動的巨大壓力下的所作所為進行考察時，就會對這些陋習有更多的了解。弘歷在江南問題上的恐懼，又將滿人被漢化的問題與他作為皇帝的一個更常見的憂慮——行政機構效率下降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到弘歷統治中期，從他的言論中似乎透出了一種直接的預感：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機為弘歷同這種焦慮對抗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與環境。弘歷可以用極為輕蔑的語言為那些威脅到或背叛了滿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記號。以此來廓清並捍衛這種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為醜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黨術士，通過對他們的鎮壓來去除江南的墮落腐敗。 ①但就在這個當口，妖術之風卻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發源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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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仍然存在的一個令人難以解釋的問題是，弘歷對於漢文化的“真實”看法究竟是什麽？他是一個熱衷於中國藝術的鑒賞家，是漢文詩詞的多產作家（不管這些詩詞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筆），是浙江式亭臺樓閣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學術的庇護人。難道對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齒到這種地步的，就是這同一個弘歷嗎？也許，可以簡單地將這一切歸咎於他的虛偽。但我認為，真正的答案並不在此。弘歷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既以中國的禮儀方式擔當著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君主，同時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征服者集團的首領。這裏可以使人聯想到，當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進入白宮後，他便立即會發現，自己必須越出那個使他競選成功的派別的利益，而已“全體人民的總統”的面目出現。而他的言辭變得越來越超脫的時候，他的形象也就越來越顯得常規化了。這是不是意味著弘歷“實際上”是某種人，卻假裝以另一種人的形象出現？或者說，由於擔任皇帝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兩種身份已混合到一起，並已經被吸收為他的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了呢？當然，因應形勢的需要，他仍可以從策略考慮出發由使用一種語言轉而使用另一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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