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笑兩聲，“可是沒辦法，師父說現在很緊急，到處是他們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個什麽東西啊？你師父又是個什麽東西啊？”

“咦？你不是張大春嗎？”那人一皺眉，五官全擠到一處去了，囁聲道，“奇怪！是我搞錯了嗎？”說到這裏，他也打量起我來，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終於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帶些惱意地嘟囔下去，“我們在榮總見過一面的啊，你真的不記得了嗎？”

我的確不記得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組裏的助理，曾經向我轉述過老大哥被片場燈頭砸破了腦袋的情景。不消說——他所謂的師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蹤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戲耍了一下的惱意，斥道，“說什麽忠實讀者幹嗎？”

“師父說你現在是名作家了，等閑眼睛裏看不上我們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萬一碰到什麽狀況來不及敘交情的話，就說是你的‘忠實讀者’，你聽了一高興，眼睛就看見我們了。”

這話入耳確乎有些刺人，可一聽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種老渾蛋說得出來的——也許他並沒有譏諷我的用意，卻很透著些那種自稱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觀世故人情的慧點。我反正是無言以對，只好點了點頭，道：“老大哥呢？”

“師父剛被放出來，本來說要找你，又怕連累你們家。可是最近風聲實在太緊——”

“什麽剛放出來？你說老大哥怎麽了？”

“你不知道嗎？”那人瞪圓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檢查視力的驗光師。然後，他以一種極之難以置信的神情緩聲斂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一清專案’哪！師父被掃進去了啊！”

那是我在陸軍通信電子學校服役期間發生的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號，孫中山先生誕辰，放假一天，我和紅蓮在一間叫“平鎮雅築”的民宿熱烈交媾、盡興歡愉。至少我個人無從知曉，由“安全局”策劃、指揮的掃黑行動“一清專案”正在各個地方展開部署。據說僅臺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別隸屬於四十六個行動小組。參與者完全不知道任務為何，只知道上級以直撥電話下達給各行動小組一個命令，而命令內容只有一個時間指示——幺九洞洞，也就是晚間七點鐘。時辰一到，各行動小組才許將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開，裏頭是書寫了指定地點的紙條——所謂指定地點，其實是八家散處各地、毫不起眼的賓館。也就以這八家賓館作為前進基地，由各分局長任行動指揮，每分局下轄五到六個小組展開全面的搜索和逮捕行動。至於行動通知則僅以分局長身上配戴的一具無線電話傳達。至於是什麽人下達命令，命令中往何處出勤，搜捕些什麽對象，以及為什麽要如此劍拔弩張而又藏頭翳尾，則連分局長本人也一無所悉。

當局事後對外的解釋十分籠統，也十分冠冕堂皇：這是有鑒於黑道不良幫派分子近來屢傳南北火並及彼此掩護流竄，為免警方不肖之徒“內神通外鬼”、走漏風聲，而能一舉破獲全省各地黑幫首惡，不得不如此詭譎行事。

關於這項十分重大而審慎從事的搜捕行動，外界有相當多的疑慮和揣測。有謂針對臺灣地區所有新幫展開的所謂“肅清”只是一種白道替黑道搞權力結構重新“洗牌”的掩飾而已。也有謂“安全局”首長汪敬煦借由大規模掃黑的名目乘機逮捕特定幫派分子——一個替“國防部”情報局擔任殺手、“制裁”掉某位對“太子爺”不敬的作家的竹聯幫老大——而真正的動機則更幽微難辨，極可能是汪敬煦為了連根鏟除“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日上、步步坐大的勢力。從這兩個看似倒因為果的推論上看，反而適足以摘發出伏匿其下、暗潮洶湧的宮廷鬥爭——“國家安全局”鉚上了“國防部”情報局。此案首尾，俱見於我的大學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寫的《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書之中，此書初版於一九九九年四月，正當《城邦暴力團》寫到我老大哥被燈架砸破腦袋瓜兒，給送進了榮總，而萬得福則警告他：“這還算運氣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單位裏有現成的需要，說不定哪天他就讓人抓進去頂數銷案了。”

簡而言之，我老大哥張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叫一夥兒年輕力壯、充滿幹勁兒、可是只能聽令抓人、卻不知道嫌犯犯了什麽嫌的刑警掃進去了。苦窯一蹲蹲了七八年。於老大哥而言，卻是平生最愉悅、華麗、豐盈的一段時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樣的：“我不過是個‘逃家光棍’，字輩低得擡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可一蹲著了，居然挨著那麽些‘前人’、那麽些響當當的‘幫朋大老’，可開了眼、長了見識了。”

原來“一清專案”令主其事者始料所未及的是，依據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此一行政命令，不經法院審理，徑將各地“不良分子”逮捕入獄的掃黑行動竟爾為幾個亡命天涯的老家夥提供了極其方便的投止棲宿的機會。

熟谙法律的學者專家當然不會像一般愚大眾那樣，只會從新聞報道的片段訊息中得知抓了幾百個流氓，因而額手稱慶。這些知識菁英曾一再會同在野黨政客指責這種“取締流氓辦法”不符合“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精神。可是看在我老大哥他們這些老幫老會的光棍眼裏，“取締流氓辦法”反而是莫大的恩賜。正因不須送交法院審理，遭逮捕的所謂“流氓”們只要往軍事檢察官那裏報個到、應個卯、畫個押，就算完成了偵訊手續，既不必在冗長無趣的鞫審、辯詰過程中虛耗垂暮的歲月，又不必擔心被法官推事者流盤查出他們所不欲透露的某些身世背景。換言之，在常人是輕忽人權、草菅民命的惡法，在我老大哥和他所聲稱的“前人”、“幫朋大老”卻是極其優渥的托蔽或掩護。

其實，在動念要寫《城邦暴力團》的那個雨夜，我對如何勾勒出黑道勢力隱然操控了百數十年來我們這個社會現實的內幕並不全然熟悉，有很多關鍵性的細節甚至聞所未聞。我的初衷只不過是想透過一部充滿謊言、謠諑、訛傳和妄想所編織起來的故事讓那些看來堂而皇之的歷史記憶顯得荒誕、脆弱；讓那群踐踏、利用、困惑、驚嚇過家父和我的“他們”嘗嘗當獵物的苦頭。我並沒有預期會和我老大哥重逢，而真正同那幾乎已遭掩飾、湮沒、埋葬的真實歷史再會。

44 飛蛾撲火

重獲自由的老大哥經由老東家李行導演的介紹，替一家專門將老電影翻拷成錄影帶的公司看管工廠，職稱是廠長。這工廠占地十五坪，乃西門町某套房大樓之中打通使用的兩戶，裏頭堆疊著五排錄影機，每排橫六直五三十臺，總計是一百五十臺，便是這翻拷工廠的主要設施了。當年老大哥道具組裏的助理別無頭路，也早就成了這行當的技師——所謂技師，不過就是自己叫著爽，所負之責則是將人家制作完成的錄影母帶轉拷成一般市場上發行的帶子，貼上標簽、裝進塑膠盒、封裹玻璃紙，再分送到店頭陳列銷售或出租而已。老大哥當初收了七八個助理小徒弟，待得他出獄再回臺北之時，還剩下三個，都是這同一家翻拷公司的技師。一來是李行導演的情面，二來也是和老大哥有過那麽一場師徒之緣，三位小徒弟照常輪班幹活兒，卻把老大哥這廠長服侍得挺認真，煙茶不離手，便當送到口，外帶一天一瓶參茸酒。此外，他們還得分勻出不少時間替老大哥執行他交代的任務！——暗中查訪我的行蹤，一旦我落了單，就得想法子尾隨保護。

顯然老大哥沒料到我會突然出現，當時那一百五十臺錄影機正放映著李小龍的《精武門》——準確一點說：當我再看見老大哥那張較十年前蒼老得可以用“殘破”二字敘述的面容之際，有一百五十個李小龍正在迫令一百五十個壞蛋吃掉一百五十張寫著“東亞病夫”的題匾，同時厲聲斥道：“這一次叫你吃紙；下一次叫你吃玻璃！”

老大哥的五分短發全白了，右臉從太陽穴以下直到嘴角刻了條可以清楚辨認出釘孔縫線痕跡的傷疤，整條左眉像是給連皮剜了去，原處光潔無毛，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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