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東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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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困境
中國位於亞洲東部，自然關心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和地區的發展。歷史上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都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無論是“漢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還是“筷子文化圈”，都說明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割不斷的歷史紐帶。不少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先後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來，並不順當，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菲律賓是我比較熟悉的一個國家，但2009年11月發生的慘劇還是令我震驚。11月23日，菲律賓南部馬京達瑙省發生了一起政治仇殺案：51名人員被劫持，其中36名官員和記者被殺害。綁架者采用的是極為殘忍的手段，被綁者身上布滿彈孔，有的還被斬首或者強奸。據調查，這是又一起因為選舉引起的仇殺事件。從1986年至今，菲律賓其實已經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我2005年訪問菲律賓時就問過不少當地人：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一位對菲律賓政治頗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2010年8月又爆發了香港游客慘遭殺害和政府處理嚴重失當的悲劇，再一次暴露了菲律賓政治、社會百病叢生的真實狀況。
菲律賓在很長時間內都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制度幾乎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憲政民主，但一個世紀下來菲律賓政治卻始終掌握在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手中，2009年11月的屠殺背後也是政治家族之間的廝殺。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經濟強國，但美式民主並沒有帶來人民期待的繁榮和富裕，而是動蕩和貧瘠，國運也迅速由盛變衰。
菲律賓面臨的劣質民主問題成了困擾東亞民主政體，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後面臨的大問題。總體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情況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國、菲律賓、蒙古等；另一類是在經濟起飛之後轉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但從過去二十年的情況來看，這些民主政體的品質普遍不佳，它們幾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後出現的一些典型問題，特別是社會分裂、貪汙盛行、經濟滑坡三大問題。
先來看社會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體後，這些社會原來由於種種原因而形成的社會矛盾和分歧，不是縮小了，而是放大了、強化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分裂，甚至對抗。泰國四年來圍繞著他信總理下臺的流血抗爭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泰國“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的背後，是泰國城鄉貧富差距的嚴峻現實，泰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最富的20%擁有國民收入的60%以上，最窮的20%只擁有國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農民和城市窮人，而其反對者主要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和社會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國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的他信政府，某種意義上，這個政變順應了城裏中產階級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農民的激烈反對。泰國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約70%，所以就不斷地出現所謂“農民選出總理，城裏人趕他下臺”的局面。
如果泰國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為“城鄉分裂”，那麽臺灣地區的情況則可以被歸納為“南北分裂”，這種分裂的背後是“族群分裂”：這些年來，臺灣地區民主的特征是政黨惡鬥。陳水扁2000年上臺後，沒有帶來他所說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為了選票，陳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謂“本省人”、“外省人”、“臺灣人”、“中國人”等），“南部”與“北部”成了一種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謂“愛臺”的南部對抗“賣臺”的北部。臺灣地區南北差異固然有其歷史上形成的“重北輕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後，政客出於爭奪選票的目的，競相爭打“族群牌”，大大加劇了社會分裂，也使政府對社會的整合能力銳減。雖然主張族群和諧的馬英九已上臺，但如何修覆臺灣社會的深深裂痕絕非容易。
類似的南北分裂還出現在中國的近鄰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一場“顏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總統寶座，但由於治國無方，導致民生惡化、腐敗加劇。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對派推翻，隨後又出現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族群沖突，導致中國派專機撤出自己的僑民。社會分裂的現象也出現在韓國，其特點是政客為了爭權奪利，操縱原來已經存在的地域矛盾來爭奪選票，使本來就存在的如嶺南人(慶尚地區，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慶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稱全羅地區，包括光州市、全羅北道和全羅南道的人)之間的“道籍矛盾”更為尖銳，朝野政黨為了選票爭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註意的是社會分裂往往與政治動蕩聯系在一起。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較大規模的震蕩。泰國的動亂已持續四年，從封鎖機場，到沖擊總理府，到取消東盟10+3高峰會，到反對黨領袖遇刺，到武力鎮壓，社會震蕩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現了暴亂，導致政府被迫實施戒嚴令；菲律賓更是經歷了無數次軍事政變；臺灣地區則出現了“兩顆子彈”抗爭和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的“紅衫軍”；韓國的各種不同規模的政治沖擊波也幾乎從未間斷；吉爾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經經歷了兩次“革命”，而這只是一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
再來看一看貪腐問題。西方政治學理論一般假設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貪汙腐敗就會減少，但從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實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實際情況來看，貪汙腐敗往往有增無減。從“透明國際”發表的2004年與2008年的腐敗指數的比較中可見一斑：
臺灣地區泰國蒙古菲律賓印尼腐敗指數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印度尼西亞情況似乎略有好轉，但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亞排為亞洲腐敗最嚴重的國家。臺灣地區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臺灣地區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特別是前領導人陳水扁八年拼命斂財之貪婪，令人發指，用臺灣媒體語言來形容就是：陳水扁是“拿大家”，陳水扁的團隊是“大家拿”。本以為民主可以遏制腐敗，但臺灣地區卻出現了大規模賄選，雖然臺灣當局對賄選打擊日益嚴厲，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奏效。臺灣社會傳統的宗社結構、人情關系等使裏長和樁腳等都成了賄選的沃土。韓國的財閥勢力自民主化以來也更為膨脹，政企之間互相勾結和利用，財閥向政黨提供大量政治資金是韓國屢禁不止的問題；菲律賓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國家是換一屆領導人，就是新一輪的腐敗開始。
還有就是經濟滑坡。泰國自2006年軍事政變造成動亂以來，經濟整體下滑；菲律賓實行了近一個世紀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眾今天還生活在赤貧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國外打工，最近的糧食危機和金融危機又使菲律賓經濟雪上加霜；蒙古騷亂背後的主要原因也是經濟的持續衰退，蒙古的經濟結構單一，過去二十年鮮有發展，人口的三分之一處於赤貧之中，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內蒙古。韓國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來，雖然展現過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但由於宏觀監管嚴重失誤等原因，不幸地成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的重災區。臺灣地區民進黨執政的八年，臺灣經濟的實力嚴重滑坡，失業率居高不下，外國投資銳減。本該拼經濟，拼民生，拼競爭力，但當局卻意識形態掛帥，拼“修憲”，拼“正名”，拼“公投”。陳水扁八年換了六位“行政院長”，各項政策搖擺不定，公共投資連續八年負增長，政府債務急劇上升，給馬英九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如果說，韓國積極推動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從而使其經濟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搞閉關自守，拒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結果導致臺灣經濟全面下滑。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發展與大陸的經貿關系來扭轉臺灣經濟的頹勢。
由於上述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自己政體的滿意度明顯走低。根據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報告，韓國、蒙古、中國臺灣地區、泰國、菲律賓的多數民眾都認為這些年來的民主轉型未能改善他們的生活。過去曾積極推動泰國民主化的泰國PAD的領導人林明達也公開說：泰國的政治非常腐敗，買票行為普遍，農村選民愚昧無知，所以選舉已沒有什麽意義。他甚至主張廢除議員的選舉，改為任命。林明達本人曾是1998年泰國民主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十年之後對泰國民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不能不使人唏噓。泰國從1932年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迄今為止已經歷了24次軍事政變，有意思的是泰國歷次政變後產生的非民選看守政府往往政績比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亞民主制度也存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基本上還是一種人脈政治，軍隊和政治家族的影響力巨大，而公民的參與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嚴重的政府腐敗問題，前途不容樂觀。依我自己訪問印尼的觀察，如果萬幸，印尼也許可以逐步演變成一種類似印度這樣的低品質民主國家；如果不幸，印尼則可能陷入長期黨爭，甚至四分五裂。
對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緒不僅局限在上述的國家和地區，整個亞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經歷了兩年的軍人政權，最近選出了一個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變；巴基斯坦和東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敗的國家”；印度孟買恐怖主義襲擊和英聯邦運動會的亂象也暴露出自己體制太多的問題，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問題，特別是消除貧困乏力、腐敗嚴重、政府效率低下等問題。日本屬於另外一個類型，因為早在19世紀末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完成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普及了教育，建成了所謂現代國家，並迅速加入了西方國家瓜分殖民地的活動，後又走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道路。二次大戰投降後又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也面臨諸多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是走馬燈一樣地換首相，家族政治和裙帶關系嚴重，必要的改革很難推動等，連美國《新聞周刊》2009年3月也刊載長文質疑：“日本的政客為什麽都那麽差勁？”認為日本這麽多年一直沒有選出合格能幹的領導人。許多人把日本過去的二十年稱為“失去的二十年”，這與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有直接關系。
二、民主品質為何不佳？
從西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角度來看，東亞民主品質不佳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論認為：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建立在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礎之上。沒有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獨立的司法系統，民主的質量很難保證。既然選擇了西方民主框架，那麽各方就應該遵守同樣的游戲規則來進行博弈，這首先就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體系，但很多亞洲社會都未能做到這一點。
此外，這種體系的真正落實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Berman）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但是東亞社會普遍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例如，曼谷市民對於2006年的軍事政變均普遍表示歡迎，西方社會就很難理解民眾怎麽能支持軍隊推翻一個通過選舉而產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國法庭後來又以選舉作弊為由，以速戰速決的方式裁決泰國人民權力黨及其聯合執政黨為“非法”，西方主流媒體稱這種做法為“司法政變”。
法治不足也體現在普通公民對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報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對比較發達的韓國，韓國民調顯示韓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強，多數人認為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無法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臺灣地區的司法體系也不具備一個健全民主制度發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臺灣高等法院的法官集體貪瀆事件曝光，2004年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兩顆子彈帶來陳水扁當選的裁定，2007年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情況，都反映出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解決問題持強烈的懷疑態度。
第二個問題是“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其最大的特點是理性與寬容，任何時候都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由於“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實際上不是西方經典民主理論中所設想的能夠理性參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過炒作政治議題動員而來的民眾。曾經競選總統的菲律賓女政治家M.D.聖地亞哥（M.D.Santiago）說：“菲律賓人從來不把選舉當一碼事。菲律賓人似乎不是亞洲人，他們似乎更接近於夏威夷的波裏尼西亞人。菲律賓人在競選期間唱歌跳舞，把政治集會當作一種娛樂方式，候選人也為選民提供各種娛樂活動，包括邀請藝人影星前來唱歌跳舞吸引選民，他們不談論嚴肅的政治議題。菲律賓的選舉事實上是一種知名度大小的選美比賽，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賽。”當一些政客們對阿羅約總統不滿時，他們便可出錢到大街上收買成千上萬的無業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達民意。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也曾表述過民主建設容易遇到的難題：“在許多情境下，政治領袖贏得選票的最簡便方法，就是訴諸部落、族群、種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從而導致社群及族群間沖突升高。”臺灣地區就是一個例子，公民文化嚴重缺位產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為了選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還對對手進行“抹黑”、“抹紅”、“抹黃”，直至置於死地而後快。韓國國會也是不斷地演出暴力沖突。韓國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強制性的制度約束層面上，沒有從觀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層面。在韓國政治中，各個政黨都讚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一旦自己的政黨淪為議會中的少數時，就不願服從這個原則，而議會中的多數政黨又傾向於濫用多數的權力來獨家經營。
如果說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釋東亞許多民主試驗不甚成功的原因，那麽開出的藥方自然是加強司法獨立的建設，培養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這種努力當然可以、也應該繼續下去，但我們也有必要提出一些與此相關的更深層次上的問題，比方說，這些社會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為什麽這麽難確立？這些社會的公民文化為什麽這麽難培養？這些社會改進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終一定能成功嗎？這種努力的機會成本有多大？這些社會能夠承受這種機會成本嗎？要是像菲律賓這樣試驗了西方民主近一個世紀,或者像泰國這樣試驗了七十多年，還是不成功又該怎麽辦？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問：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這麽多問題，既然這種制度在非西方國家的實踐幾乎沒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難道我們還一定要前仆後繼，甚至赴湯蹈火去照搬西方的體制嗎？還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馬首是瞻嗎？面對這麽多失敗的經驗，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民主建設上另辟蹊徑嗎？我個人認為對於東亞國家，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別國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來進行制度創新，才是惟一可行的辦法。
歷史並沒有像福山所說的那樣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人類對最佳政治制度的內容和形式的探索還在進行，也不會終結。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須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國都應該自己去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說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元化的，世界的政治發展也不可能是一種單線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對17個國家的國民進行的詳細調查發現，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狀況不滿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17個國家中拔了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而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30%，法國是26%（見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網站）。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一定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一定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過去三十年的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沒有預料到的，其崛起背後的理念也與西方主流政治觀點大相徑庭，這些理念對於我們進行民主創新富有啟迪。使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實事求是”，其核心內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條，通過對事實本身的檢驗來確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於這種對事實的判斷，我認為東亞國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會在民主建設上都要考慮另辟蹊徑，如果不是這樣做，而是繼續沿著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條代價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實,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現在破產了，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也陷入嚴重財政危機，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美國成了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在前面“‘游戲民主’還有沒有戲？”一節中，我已經對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討，這裏就不贅述了。但也許有必要特別提及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情況：它們是在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之後轉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東歐大部分國家也是在中等工業化國家的基礎上轉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們的民主品質實在無法令人恭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整個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話語對於非西方社會的適合性。也許美國《新聞周刊》主編紮卡裏的“文化傳統決定論”更有道理，他認為非西方文化傳統國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結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無神，真正的民主品質卻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
三、民主建設不能靠“換血”
東亞社會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麽東亞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鑒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我們可以從East Asian Barometer進行的調查中看到，東亞國家和社會，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著這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東亞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香港特區臺灣地區菲律賓日本韓國中國泰國蒙古平均
家庭利益高於個人利益90.2 86.1 72.7 79.0 69.9 91.0 88.1 73.6 81.3
請長者來幫助解決爭端36.9 68.9 66.2 75.8 44.2 72.4 76.7 70.9 64.0
與鄰居發生爭議，我可以讓步67.1 46.1 75.4 45.8 71.4 71.9 50.7 82.3 63.8
如果同事都反對，我也不堅持53.4 63.0 61.4 57.0 61.4 51.6 62.3 66.7 59.6
（資料來源: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國學者戴維·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對中國、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七國和美國的國民進行了民意調查，他發現東亞民眾的社會價值排序與美國人的社會價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別：美國人強調個人權利，而東亞民眾更強調人與人的關系所形成的秩序。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
東亞美國
1.社會秩序；1.言論自由；
2.和諧；2.個人權利；
3.政府問責制；3.個人自由；
4.接受新思想；4.公開辯論；
5.言論自由；5.生存；
6.尊重權威。6.政府問責制。
（資料來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Con.ic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
實際上這些調查只是再次確認了東亞國家多數人基於常識判斷可以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為什麽東亞國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這樣做。美國人一定會說，強調社會秩序會導致專制，但這是很幼稚的觀點，專制可能帶來社會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帶來社會秩序，就像言論自由可以是個人自由的體現，但也可以帶來廝殺甚至戰爭。此外鑒於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建設民主的最佳途徑就不應該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治傳統，在非西方社會很難覆制，少數地方可以覆制，多數地方很難覆制，其實也沒有必要覆制。比方說，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特點是講“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講“合理”，不講“合情”，徹底改造這種東亞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了解雙方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並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進行體制創新。再比方說，中國重視家庭及其衍生關系的文化特點之一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持，這個關系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朋友、同事乃至整個國家，這種文化傳統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你一定要把中國家庭成員的彈性的親密關系都改造成美國一樣的剛性的契約關系，並認為這才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在東亞社會都行不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兩者之長結合起來，進行創新。
東亞社會應該努力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來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探索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會是有生命力的、代價比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鬥爭文化”照搬到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和諧文化”社會中，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搞得不好，就會引起社會的對抗和分裂，上述東亞民主政體面臨的困境可以說明這一點。
為了建立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體制，首先必須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的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亞洲不少人也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麽必須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西方政治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在今天還有多少詮釋能力？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越來越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這個觀念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說，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麽簡單分類，那麽民主制度選出了仇視人類的希特勒該怎麽解釋？西方認為非常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明顯高於臺灣地區和韓國，更不要說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謂民主國家了，這該怎麽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項政策，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思路對我們討論民主建設也有啟發，因為鄧小平把判斷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形式和程序創新留下了無窮的空間。實際上，即使從西方民主理論本身來看，今天西方主要國家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結果是大量劣質民主的產生。今天這個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確”，但民主結果糟糕透頂的劣質民主。我們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從“內容”和“結果”出發，從實現“良政”出發來探討和界定民主。
基於這些論述，我認為東亞社會，乃至整個非西方社會都應該大膽地探索如何結合自己文化傳統來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許可以遵循這麽一個探索的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內容出發來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三條經驗十分重要。一是走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要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摸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制框架。我們的大方向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磋商機制。像經濟改革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大戰略確定的情況下，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地探索和嘗試，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
第二條是內需驅動，從中國的實實在在的內需出發，從有效的內需出發，只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會比較穩健。什麽叫有效的內需？有效的內需就是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的真正的內需，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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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位於亞洲東部，自然關心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和地區的發展。歷史上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都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無論是“漢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還是“筷子文化圈”，都說明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割不斷的歷史紐帶。不少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先後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來，並不順當，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菲律賓是我比較熟悉的一個國家，但2009年11月發生的慘劇還是令我震驚。11月23日，菲律賓南部馬京達瑙省發生了一起政治仇殺案：51名人員被劫持，其中36名官員和記者被殺害。綁架者采用的是極為殘忍的手段，被綁者身上布滿彈孔，有的還被斬首或者強奸。據調查，這是又一起因為選舉引起的仇殺事件。從1986年至今，菲律賓其實已經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我2005年訪問菲律賓時就問過不少當地人：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一位對菲律賓政治頗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2010年8月又爆發了香港游客慘遭殺害和政府處理嚴重失當的悲劇，再一次暴露了菲律賓政治、社會百病叢生的真實狀況。
菲律賓在很長時間內都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制度幾乎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憲政民主，但一個世紀下來菲律賓政治卻始終掌握在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手中，2009年11月的屠殺背後也是政治家族之間的廝殺。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經濟強國，但美式民主並沒有帶來人民期待的繁榮和富裕，而是動蕩和貧瘠，國運也迅速由盛變衰。
菲律賓面臨的劣質民主問題成了困擾東亞民主政體，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後面臨的大問題。總體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情況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國、菲律賓、蒙古等；另一類是在經濟起飛之後轉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但從過去二十年的情況來看，這些民主政體的品質普遍不佳，它們幾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後出現的一些典型問題，特別是社會分裂、貪汙盛行、經濟滑坡三大問題。
先來看社會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體後，這些社會原來由於種種原因而形成的社會矛盾和分歧，不是縮小了，而是放大了、強化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分裂，甚至對抗。泰國四年來圍繞著他信總理下臺的流血抗爭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泰國“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的背後，是泰國城鄉貧富差距的嚴峻現實，泰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最富的20%擁有國民收入的60%以上，最窮的20%只擁有國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農民和城市窮人，而其反對者主要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和社會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國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的他信政府，某種意義上，這個政變順應了城裏中產階級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農民的激烈反對。泰國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約70%，所以就不斷地出現所謂“農民選出總理，城裏人趕他下臺”的局面。
如果泰國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為“城鄉分裂”，那麽臺灣地區的情況則可以被歸納為“南北分裂”，這種分裂的背後是“族群分裂”：這些年來，臺灣地區民主的特征是政黨惡鬥。陳水扁2000年上臺後，沒有帶來他所說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為了選票，陳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謂“本省人”、“外省人”、“臺灣人”、“中國人”等），“南部”與“北部”成了一種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謂“愛臺”的南部對抗“賣臺”的北部。臺灣地區南北差異固然有其歷史上形成的“重北輕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後，政客出於爭奪選票的目的，競相爭打“族群牌”，大大加劇了社會分裂，也使政府對社會的整合能力銳減。雖然主張族群和諧的馬英九已上臺，但如何修覆臺灣社會的深深裂痕絕非容易。
類似的南北分裂還出現在中國的近鄰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一場“顏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總統寶座，但由於治國無方，導致民生惡化、腐敗加劇。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對派推翻，隨後又出現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族群沖突，導致中國派專機撤出自己的僑民。社會分裂的現象也出現在韓國，其特點是政客為了爭權奪利，操縱原來已經存在的地域矛盾來爭奪選票，使本來就存在的如嶺南人(慶尚地區，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慶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稱全羅地區，包括光州市、全羅北道和全羅南道的人)之間的“道籍矛盾”更為尖銳，朝野政黨為了選票爭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註意的是社會分裂往往與政治動蕩聯系在一起。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較大規模的震蕩。泰國的動亂已持續四年，從封鎖機場，到沖擊總理府，到取消東盟10+3高峰會，到反對黨領袖遇刺，到武力鎮壓，社會震蕩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現了暴亂，導致政府被迫實施戒嚴令；菲律賓更是經歷了無數次軍事政變；臺灣地區則出現了“兩顆子彈”抗爭和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的“紅衫軍”；韓國的各種不同規模的政治沖擊波也幾乎從未間斷；吉爾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經經歷了兩次“革命”，而這只是一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
再來看一看貪腐問題。西方政治學理論一般假設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貪汙腐敗就會減少，但從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實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實際情況來看，貪汙腐敗往往有增無減。從“透明國際”發表的2004年與2008年的腐敗指數的比較中可見一斑：
臺灣地區泰國蒙古菲律賓印尼腐敗指數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印度尼西亞情況似乎略有好轉，但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亞排為亞洲腐敗最嚴重的國家。臺灣地區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臺灣地區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特別是前領導人陳水扁八年拼命斂財之貪婪，令人發指，用臺灣媒體語言來形容就是：陳水扁是“拿大家”，陳水扁的團隊是“大家拿”。本以為民主可以遏制腐敗，但臺灣地區卻出現了大規模賄選，雖然臺灣當局對賄選打擊日益嚴厲，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奏效。臺灣社會傳統的宗社結構、人情關系等使裏長和樁腳等都成了賄選的沃土。韓國的財閥勢力自民主化以來也更為膨脹，政企之間互相勾結和利用，財閥向政黨提供大量政治資金是韓國屢禁不止的問題；菲律賓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國家是換一屆領導人，就是新一輪的腐敗開始。
還有就是經濟滑坡。泰國自2006年軍事政變造成動亂以來，經濟整體下滑；菲律賓實行了近一個世紀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眾今天還生活在赤貧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國外打工，最近的糧食危機和金融危機又使菲律賓經濟雪上加霜；蒙古騷亂背後的主要原因也是經濟的持續衰退，蒙古的經濟結構單一，過去二十年鮮有發展，人口的三分之一處於赤貧之中，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內蒙古。韓國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來，雖然展現過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但由於宏觀監管嚴重失誤等原因，不幸地成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的重災區。臺灣地區民進黨執政的八年，臺灣經濟的實力嚴重滑坡，失業率居高不下，外國投資銳減。本該拼經濟，拼民生，拼競爭力，但當局卻意識形態掛帥，拼“修憲”，拼“正名”，拼“公投”。陳水扁八年換了六位“行政院長”，各項政策搖擺不定，公共投資連續八年負增長，政府債務急劇上升，給馬英九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如果說，韓國積極推動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從而使其經濟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搞閉關自守，拒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結果導致臺灣經濟全面下滑。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發展與大陸的經貿關系來扭轉臺灣經濟的頹勢。
由於上述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自己政體的滿意度明顯走低。根據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報告，韓國、蒙古、中國臺灣地區、泰國、菲律賓的多數民眾都認為這些年來的民主轉型未能改善他們的生活。過去曾積極推動泰國民主化的泰國PAD的領導人林明達也公開說：泰國的政治非常腐敗，買票行為普遍，農村選民愚昧無知，所以選舉已沒有什麽意義。他甚至主張廢除議員的選舉，改為任命。林明達本人曾是1998年泰國民主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十年之後對泰國民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不能不使人唏噓。泰國從1932年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迄今為止已經歷了24次軍事政變，有意思的是泰國歷次政變後產生的非民選看守政府往往政績比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亞民主制度也存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基本上還是一種人脈政治，軍隊和政治家族的影響力巨大，而公民的參與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嚴重的政府腐敗問題，前途不容樂觀。依我自己訪問印尼的觀察，如果萬幸，印尼也許可以逐步演變成一種類似印度這樣的低品質民主國家；如果不幸，印尼則可能陷入長期黨爭，甚至四分五裂。
對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緒不僅局限在上述的國家和地區，整個亞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經歷了兩年的軍人政權，最近選出了一個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變；巴基斯坦和東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敗的國家”；印度孟買恐怖主義襲擊和英聯邦運動會的亂象也暴露出自己體制太多的問題，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問題，特別是消除貧困乏力、腐敗嚴重、政府效率低下等問題。日本屬於另外一個類型，因為早在19世紀末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完成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普及了教育，建成了所謂現代國家，並迅速加入了西方國家瓜分殖民地的活動，後又走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道路。二次大戰投降後又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也面臨諸多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是走馬燈一樣地換首相，家族政治和裙帶關系嚴重，必要的改革很難推動等，連美國《新聞周刊》2009年3月也刊載長文質疑：“日本的政客為什麽都那麽差勁？”認為日本這麽多年一直沒有選出合格能幹的領導人。許多人把日本過去的二十年稱為“失去的二十年”，這與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有直接關系。
二、民主品質為何不佳？
從西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角度來看，東亞民主品質不佳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論認為：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建立在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礎之上。沒有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獨立的司法系統，民主的質量很難保證。既然選擇了西方民主框架，那麽各方就應該遵守同樣的游戲規則來進行博弈，這首先就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體系，但很多亞洲社會都未能做到這一點。
此外，這種體系的真正落實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Berman）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但是東亞社會普遍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例如，曼谷市民對於2006年的軍事政變均普遍表示歡迎，西方社會就很難理解民眾怎麽能支持軍隊推翻一個通過選舉而產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國法庭後來又以選舉作弊為由，以速戰速決的方式裁決泰國人民權力黨及其聯合執政黨為“非法”，西方主流媒體稱這種做法為“司法政變”。
法治不足也體現在普通公民對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報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對比較發達的韓國，韓國民調顯示韓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強，多數人認為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無法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臺灣地區的司法體系也不具備一個健全民主制度發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臺灣高等法院的法官集體貪瀆事件曝光，2004年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兩顆子彈帶來陳水扁當選的裁定，2007年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情況，都反映出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解決問題持強烈的懷疑態度。
第二個問題是“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其最大的特點是理性與寬容，任何時候都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由於“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實際上不是西方經典民主理論中所設想的能夠理性參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過炒作政治議題動員而來的民眾。曾經競選總統的菲律賓女政治家M.D.聖地亞哥（M.D.Santiago）說：“菲律賓人從來不把選舉當一碼事。菲律賓人似乎不是亞洲人，他們似乎更接近於夏威夷的波裏尼西亞人。菲律賓人在競選期間唱歌跳舞，把政治集會當作一種娛樂方式，候選人也為選民提供各種娛樂活動，包括邀請藝人影星前來唱歌跳舞吸引選民，他們不談論嚴肅的政治議題。菲律賓的選舉事實上是一種知名度大小的選美比賽，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賽。”當一些政客們對阿羅約總統不滿時，他們便可出錢到大街上收買成千上萬的無業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達民意。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也曾表述過民主建設容易遇到的難題：“在許多情境下，政治領袖贏得選票的最簡便方法，就是訴諸部落、族群、種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從而導致社群及族群間沖突升高。”臺灣地區就是一個例子，公民文化嚴重缺位產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為了選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還對對手進行“抹黑”、“抹紅”、“抹黃”，直至置於死地而後快。韓國國會也是不斷地演出暴力沖突。韓國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強制性的制度約束層面上，沒有從觀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層面。在韓國政治中，各個政黨都讚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一旦自己的政黨淪為議會中的少數時，就不願服從這個原則，而議會中的多數政黨又傾向於濫用多數的權力來獨家經營。
如果說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釋東亞許多民主試驗不甚成功的原因，那麽開出的藥方自然是加強司法獨立的建設，培養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這種努力當然可以、也應該繼續下去，但我們也有必要提出一些與此相關的更深層次上的問題，比方說，這些社會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為什麽這麽難確立？這些社會的公民文化為什麽這麽難培養？這些社會改進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終一定能成功嗎？這種努力的機會成本有多大？這些社會能夠承受這種機會成本嗎？要是像菲律賓這樣試驗了西方民主近一個世紀,或者像泰國這樣試驗了七十多年，還是不成功又該怎麽辦？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問：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這麽多問題，既然這種制度在非西方國家的實踐幾乎沒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難道我們還一定要前仆後繼，甚至赴湯蹈火去照搬西方的體制嗎？還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馬首是瞻嗎？面對這麽多失敗的經驗，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民主建設上另辟蹊徑嗎？我個人認為對於東亞國家，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別國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來進行制度創新，才是惟一可行的辦法。
歷史並沒有像福山所說的那樣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人類對最佳政治制度的內容和形式的探索還在進行，也不會終結。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須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國都應該自己去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說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元化的，世界的政治發展也不可能是一種單線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對17個國家的國民進行的詳細調查發現，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狀況不滿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17個國家中拔了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而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30%，法國是26%（見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網站）。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一定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一定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過去三十年的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沒有預料到的，其崛起背後的理念也與西方主流政治觀點大相徑庭，這些理念對於我們進行民主創新富有啟迪。使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實事求是”，其核心內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條，通過對事實本身的檢驗來確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於這種對事實的判斷，我認為東亞國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會在民主建設上都要考慮另辟蹊徑，如果不是這樣做，而是繼續沿著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條代價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實,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現在破產了，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也陷入嚴重財政危機，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美國成了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在前面“‘游戲民主’還有沒有戲？”一節中，我已經對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討，這裏就不贅述了。但也許有必要特別提及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情況：它們是在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之後轉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東歐大部分國家也是在中等工業化國家的基礎上轉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們的民主品質實在無法令人恭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整個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話語對於非西方社會的適合性。也許美國《新聞周刊》主編紮卡裏的“文化傳統決定論”更有道理，他認為非西方文化傳統國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結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無神，真正的民主品質卻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
三、民主建設不能靠“換血”
東亞社會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麽東亞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鑒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我們可以從East Asian Barometer進行的調查中看到，東亞國家和社會，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著這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東亞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香港特區臺灣地區菲律賓日本韓國中國泰國蒙古平均
家庭利益高於個人利益90.2 86.1 72.7 79.0 69.9 91.0 88.1 73.6 81.3
請長者來幫助解決爭端36.9 68.9 66.2 75.8 44.2 72.4 76.7 70.9 64.0
與鄰居發生爭議，我可以讓步67.1 46.1 75.4 45.8 71.4 71.9 50.7 82.3 63.8
如果同事都反對，我也不堅持53.4 63.0 61.4 57.0 61.4 51.6 62.3 66.7 59.6
（資料來源: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國學者戴維·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對中國、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七國和美國的國民進行了民意調查，他發現東亞民眾的社會價值排序與美國人的社會價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別：美國人強調個人權利，而東亞民眾更強調人與人的關系所形成的秩序。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
東亞美國
1.社會秩序；1.言論自由；
2.和諧；2.個人權利；
3.政府問責制；3.個人自由；
4.接受新思想；4.公開辯論；
5.言論自由；5.生存；
6.尊重權威。6.政府問責制。
（資料來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Con.ic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
實際上這些調查只是再次確認了東亞國家多數人基於常識判斷可以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為什麽東亞國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這樣做。美國人一定會說，強調社會秩序會導致專制，但這是很幼稚的觀點，專制可能帶來社會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帶來社會秩序，就像言論自由可以是個人自由的體現，但也可以帶來廝殺甚至戰爭。此外鑒於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建設民主的最佳途徑就不應該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治傳統，在非西方社會很難覆制，少數地方可以覆制，多數地方很難覆制，其實也沒有必要覆制。比方說，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特點是講“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講“合理”，不講“合情”，徹底改造這種東亞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了解雙方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並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進行體制創新。再比方說，中國重視家庭及其衍生關系的文化特點之一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持，這個關系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朋友、同事乃至整個國家，這種文化傳統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你一定要把中國家庭成員的彈性的親密關系都改造成美國一樣的剛性的契約關系，並認為這才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在東亞社會都行不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兩者之長結合起來，進行創新。
東亞社會應該努力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來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探索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會是有生命力的、代價比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鬥爭文化”照搬到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和諧文化”社會中，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搞得不好，就會引起社會的對抗和分裂，上述東亞民主政體面臨的困境可以說明這一點。
為了建立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體制，首先必須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的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亞洲不少人也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麽必須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西方政治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在今天還有多少詮釋能力？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越來越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這個觀念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說，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麽簡單分類，那麽民主制度選出了仇視人類的希特勒該怎麽解釋？西方認為非常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明顯高於臺灣地區和韓國，更不要說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謂民主國家了，這該怎麽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項政策，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思路對我們討論民主建設也有啟發，因為鄧小平把判斷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形式和程序創新留下了無窮的空間。實際上，即使從西方民主理論本身來看，今天西方主要國家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結果是大量劣質民主的產生。今天這個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確”，但民主結果糟糕透頂的劣質民主。我們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從“內容”和“結果”出發，從實現“良政”出發來探討和界定民主。
基於這些論述，我認為東亞社會，乃至整個非西方社會都應該大膽地探索如何結合自己文化傳統來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許可以遵循這麽一個探索的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內容出發來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三條經驗十分重要。一是走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要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摸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制框架。我們的大方向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磋商機制。像經濟改革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大戰略確定的情況下，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地探索和嘗試，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
第二條是內需驅動，從中國的實實在在的內需出發，從有效的內需出發，只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會比較穩健。什麽叫有效的內需？有效的內需就是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的真正的內需，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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