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年前的東歐

中國人關心東歐，因為東歐國家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歐的劇變是怎麽發生的？東歐劇變後的情況怎麽樣？東歐與今天的中國比較誰更勝一籌？我二十年前去過東歐，二十年後又去過不少東歐國家，所以有一些實地觀感和思考。1989年的東歐劇變震驚了世界，當時我正好有個機會去維也納開會，便順道走訪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11月的一個夜晚，我從維也納客運總站乘捷克的大客車啟程，穿過維也納燈光璀璨的繁華街道，半小時後就抵達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邊防哨所。進入了東歐，進入了布拉迪斯拉發，但從這一刻開始，我發現路燈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著土氣了，這種強烈的反差，至今還記憶猶新。

布拉迪斯拉發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車總站很像中國過去的縣城長途車站，燈光昏暗，廁所汙濁。在這裏，我第一次發現歐洲還有這麽多看上去如此貧窮的人，十來個衣著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空氣混濁的餐廳裏喝土豆湯，啃黑面包，他們一邊吃，一邊目不斜視地盯著飯廳的黑白電視，並不時跟著電視節目激動地說話。電視裏播放著反政府示威游行，還有此起彼伏的口號：“要人權”，“要自由”，“要戈爾巴喬夫”。第二天，我獲悉捷共領導人已經辭職，新的領導人開始了與反對派“七七憲章”代表哈維爾的談判。

布拉迪斯拉發是一座毫無生氣的城市，到處是灰色單調的“斯大林式”建築，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買瓶飲料也買不到，走了幾條街，最後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鋪子買了一瓶汽水，但細看了一下，裏面竟浮著一層黴。女營業員見此狀有點不好意思，馬上給我換了一瓶，“這瓶應該，應該，沒有問題。”口氣中還有點猶豫。當時蘇聯和整個東歐大都輕、重工業嚴重失衡，消費品匱乏，而且質量低劣。

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羅馬尼亞，住在羅馬尼亞國賓館。但國賓館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裏的電視機是羅馬尼亞自己生產的，但只能“霧裏看花”，聲音也會突然消失，然後得拍它幾下，才有聲響。在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我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上海生產的美加凈牙膏，街上跑的是羅馬尼亞和東德生產的甲殼蟲小汽車。我1990年還訪問過解體前的蘇聯，當時蘇聯的市場比1986年的羅馬尼亞還要蕭條。

這種局面使蘇聯和東歐的老百姓怨聲載道，也給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話語優勢。我曾看過一部美國人當時拍的紀錄片。一個美國記者問蘇共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美國的制度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你們的制度能夠提供嗎？”那位蘇聯宣傳幹部啞語了，不知如何回答。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都有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其中一個是這樣說的：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伊萬在河裏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裏對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萬氣得把魚扔回河裏。那魚在水裏游了一會兒，跳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萬歲！”

二十年前的東歐國家，雖然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但整體物質生活水平和經濟競爭力明顯低於西方。反對派人士也利用這種局面不斷地提出激進政治變革的口號，波蘭團結工會的智囊人物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說過：“團結工會從一開始就是把‘要面包與要自由’結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質要求結合在一起的。”

三天後我坐火車抵達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佩斯火車站是一座很有氣勢的古典建築，人群熙攘，商鋪熱鬧，小販在吆喝，倒賣外幣的“黃牛”很多，還有老頭老太拉你租他們的公寓，這種鮮活的景象在當時的東歐很另類，說明這裏的經濟生活更加自由。其實匈牙利是東歐國家中最早推行經濟改革的國家之一。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大批示威者沖擊黨政部門，納吉總理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蘇聯隨後出兵鎮壓，44歲的卡達爾出任匈共最高領導人，但遭本國許多老百姓的責難，說他是“賣國賊”。卡達爾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不動聲色地推動了許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轉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極左政策，到了1970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經由醜小鴨變成了金鳳凰，成了東歐為數不多的相對繁榮的國度，布達佩斯也被譽為“東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滯不前，加上持續的能源危機和過分舉債等原因，經濟狀況開始惡化，黨內外對卡達爾的批評指責日益增多。1986年中國外長吳學謙訪問過匈牙利，我當時在外交部工作，曾聽過吳外長本人私下聊過他會見卡達爾的場景。那天，吳向卡達爾轉達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談到他受命於危難之際，領導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難，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聽後顯然有點激動，”吳說，“卡達爾在他最困難的1956年和1957年兩次訪華，見過毛主席、周總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國的關系非同一般。”

1987年10月卡達爾再次訪華，鄧小平和卡達爾兩人一直攜著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會見廳，這對鄧小平同志也是一種不尋常的舉動，可見他們之間的相互敬重。鄧小平與卡達爾的談話很有針對性，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麽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鄧小平似乎已經預感到東歐要出事，他告誡卡達爾“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談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強調“我們現在幹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並說我們“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卡達爾本人讚成鄧小平的觀點，但他黨內的激進派同事與他意見截然相反，他們主張匈牙利立即推動“徹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

在1988年5月的黨代會上，卡達爾與黨內激進派就政治改革問題進行了一次激烈辯論。他堅持必須在現有的體制內進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但他身體狀況已欠佳，整個蘇聯東歐的大環境對他也非常不利，匈黨內分裂愈演愈烈。卡達爾本人身心憔悴，終於1989年5月因健康原因辭職，7月6日與世長辭，享年77歲。

在激進派的主導下，匈牙利黨中央通過了一個比一個激進的綱領，提出“國家社會主義使匈牙利陷入危機，要盡快改變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已經不可避免”。與波蘭、捷克不一樣，匈牙利沒有像團結工會、“七七憲章”那樣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也沒有像瓦文薩、哈維爾那樣影響力較大的反對派頭面人物。匈牙利黨是自己內部先分裂，然後分裂出來的派系與黨外勢力合作，最後瓦解了政權。晚上我和H君夫婦共進晚餐，H君曾在日內瓦大學進修政治學，我們是老相識。他們夫婦現在布達佩斯一所大學任教。H君告訴我：

“匈牙利已經改了國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中已經去掉了‘人民’兩字，國旗上也沒有紅星了，我們的憲法也已修改，實行了多黨制。”他還非常興奮地告訴我：“我們一個月內，已經有了50多個政黨登記參政。”他談到政治變革的必要性：“現在匈牙利經濟一路下滑，一個人打兩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認為經濟改革已經走入絕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帶給人民希望。”他夫人補充說：“我們匈牙利其實一直比其他東歐國家自由，我們幾乎人人都有護照，只要有錢，隨時可以出國，但我們珍視國家的獨立，現在蘇聯軍隊還占領著我們國家。”H君點頭：“他們必須滾回去，這是我們的國家。”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們也談了對卡達爾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說，“卡達爾落伍了，他講的話都是老生常談。匈牙利需要的是戈爾巴喬夫這樣具有新思維的領導人，或者是捷克哈維爾這樣的自由派領導人，否則人民看不到希望。”

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臺有諸多原因：這些國家傳統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響很大；他們的政權在自己國內的根基較淺，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戰”後靠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臺的；很多東歐人認為自己的國家還被蘇聯占領和控制著，還沒有真正取得獨立，波羅的海三國就是到了“二戰”時才被蘇聯吞並的。蘇聯很多做法也使東歐小國耿耿於懷。例如，捷克共產黨曾考慮接受美國“二戰”後提出的“馬歇爾計劃”，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嚴厲批評；1968年蘇聯大舉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戰”時站到了納粹德國一邊，後來遭到了蘇聯的強烈報覆。匈牙利一位政府高官曾對我說：70多萬匈牙利人被流放到蘇聯西伯利亞，其中30萬有去無回。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但民族感情之對立是顯而易見的。

東歐國家後來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都是斷斷續續的，即便是走得最遠的匈牙利也未能突破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結果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引起了本國老百姓的強烈不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轉變，從物資嚴重匱乏到市場空前繁榮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其意義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鄧小平說過：不發展經濟，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條。這確實是東歐走上這條死路的一個主要原因。隨著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上西方強大的話語攻勢，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自己都喪失了自信。到了1980年代中期，連控制東歐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也被西方話語征服，結果蘇聯的解體和東歐政權的垮臺，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二、東歐今天怎麽樣？

東歐劇變至今已經二十年了。這些國家現狀怎麽樣？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好了？他們的民主轉型效果如何？這些也是我關心的問題。從2000年開始，我陸陸續續地走訪了近十個東歐國家，各種感受一言難盡。東歐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和摩爾多瓦還相當落後，只能算是發展中國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經濟上還是發展不起來，這兩個國家至今還屬於歐洲最窮的國家。

東歐其他國家的起點要高得多。加入歐盟的八個東歐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中，大部分在1989年以前已屬於中等工業化國家，其特點是農村人口都低於30%（至2007年，中國農村人口仍為56%），其中最富裕的是捷克、匈牙利，比較窮的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

我也只去了這些國家的首都，所以很難和中國作一個全面的比較。總體上看，這些城市的商業也算繁華，歐盟的各種援助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中產階級都有一定的規模。但如果拿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國的一線城市進行比較的話，我覺得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繁華程度、消費與時尚、新建築的規模、式樣和質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落後不少。像華沙、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布拉迪斯拉發、索非亞、裏加等城市與上海的差距還很大。

東歐城市有一個特點，漂亮的建築幾乎都是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留下來的古典建築，而新建的民居和城市改造的規模遠遠小於中國發達板塊的任何一個城市。當然這也可能說明他們在舊的體制下已經基本解決了住房問題，而中國過去欠賬太多，所以城市改造規模之大，新的民居之多，質量和外觀之好，都是東歐這些城市所無法比擬的。

總體來看，三十年前，中國與東歐的發展水平差距很大，但是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這個距離已明顯地縮小了。從我走過的東歐城市來看，二十年前，像華沙、布達佩斯這樣的城市領先上海至少十年，但現在我的感覺是他們落後上海至少十年。總體上，我認為我們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已經達到，或者超過了東歐的平均水平。但要使整個中國達到東歐今天的水平，還需更長的時間。

我們與人家差距最大的是市民文化這一塊。從辦事排隊到開車講規矩等，人家做得還是比我們好。東歐國家的市民文化形成歷史比我們長，特別是像布拉格、布達佩斯、裏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有相當龐大的中產階級，已建有大批高級公寓、別墅和咖啡館，市民文化的底蘊迄今猶在。我記得捷克著名詩人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在他的名著《世界美如斯》中，就回憶過自己1920年居住過的布拉格日什科夫區，回憶那裏咖啡飄香、紳士互相脫帽敬禮、盛裝舞會等貴族的傳統。歐洲貧富差距當時也很大，達官貴人也遭人忌恨，但貴族的生活習俗和方式卻一直被普通人模仿，這是歐洲市民文化比較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貴族留下的古堡、莊園、花園、藝術品至今還是這些國家的文化精品，這種源遠流長的市民文化，我們要趕上真不容易。

三、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後的2008年8月，我又有機會沿著老路從維也納坐大客車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訪問。維也納還是那麽雍容大氣，只是機場顯得陳舊了，剛從北京機場過來，一下子還真不習慣，真有點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覺。機場的商店還是1980年代的裝潢。紅黃綠標記的三家出租車公司在機場擁有櫃臺，一字排開，裏面的工作人員做出誇張的表情，爭相拉你坐他們的車。二十年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維也納夜景，今天看來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遠了。西歐的特點是幾十年不變，反正是發達國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國的特點是一直馬不停蹄地追趕發達國家，整個國家面貌日新月異，當然，變得太快也會有自己的問題，但這是後話。

我們的大客車很快就進入了斯洛伐克，現在斯洛伐克已是歐盟成員，所以不再設邊界關卡，一塊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歡迎來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標牌提醒我們，車子已進入了斯洛伐克。這些年來，斯洛伐克因為勞動力便宜，又加入了歐盟，吸引了不少外資。布拉迪斯拉發市的老城大有改觀，修覆了大片的步行商業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紛紛入住，但人氣不旺。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布拉迪斯拉發火車站竟然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的簡陋，連個像樣的候車室都沒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車站也沒有一個像樣的餐館，只有兩家夫妻店，七八張搖搖晃晃的飯桌，幾十把塑料椅子，經營著不敢恭維的斯洛伐克匹薩餅和俄羅斯羅宋湯。真不知道這個當時人均吸引外資最多的東歐國家怎麽不投資改造一下火車站、汽車站之類的基礎設施。

斯洛伐克雖然已是歐盟成員國，但2005年選出的新政府很令歐盟頭疼。因為新內閣包括了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可以公開謾罵該國的匈牙利和吉蔔賽兩個主要少數民族，罵這些人“醜陋、羅圈腿，是騎在令人可憎的馬上的疑似蒙古癥患者”。斯洛伐克前副總理伊萬·密克羅什對我說：“虧得上面有個歐盟，使這些激進分子在國家政策方面還不敢走得太遠，否則麻煩大了。”密克羅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動了不少市場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廣受好評，但2005年他的政黨在大選中被擊敗。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說，先說了，最後什麽也做不成，還被人罵。”

火車開了3個小時，我又來到了久違的布達佩斯火車站。但一下車，我最大的感覺也是這裏與二十年前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那些熱鬧的小鋪子還在，出售各種廉價的旅游紀念品、箱包、打火機、DVD之類；那些兌換外幣的私人錢莊也在，有十來個，邊上還有幾個“黃牛”，但人數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頭老太還在，惟一的變化是一位老頭用中文在吆喝：“房間、房間。”我後來還抽空去了布達佩斯的勞克西商業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從物業裝潢到服務設施，都陳舊了，與中國大都市的繁華和時尚差距甚大。但布達佩斯的城市布局雍容大氣，古典建築端莊典雅，綠樹成蔭的寬闊街道令人賞心悅目，登上多瑙河邊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曠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覽無餘。

我又見到了老朋友H君夫婦。他們約我在繁華的瓦茨大街終點的Gerbeaud咖啡館見面，這是布達佩斯最精致的咖啡館，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們夫婦這次給我最大的驚訝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蕩然無存。我們聊起了這二十年匈牙利的變遷，H君說：“一言難盡，有得有失，但感覺有點苦，就像這個咖啡。”他接著說：“苦，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變革是如此不易，你說我們政治獨立了嗎？我們現在被北約控制了，我們不喜歡俄國，可我們不想跟俄國人弄得劍拔弩張。你說我們經濟獨立了嗎？我們經濟現在都被外國人控制了。”

我們聊到了戈爾巴喬夫和卡達爾。H夫人指著窗外熱鬧的瓦茨大街對我說，1986年6月戈爾巴喬夫和夫人賴莎在他們夫婦的陪同下曾在這條街上散步，這裏眼花繚亂的廣告和琳瑯滿目的商品使戈爾巴喬夫很驚訝。隨後他多次表示蘇聯要借鑒匈牙利的經驗來解決蘇聯的經濟問題。現在看來他有點浮誇，不如卡達爾那麽踏實。我知道現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懷念卡達爾。H夫人說：“卡達爾那個時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醫療保險，還有帶薪休假，我們的生活也比周邊的國家都好。”

她還說：“卡達爾非常廉潔，連他的政敵都不否認這一點，這與現在的權貴成了鮮明的對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則。卡達爾在1950年代曾被誣告而投入監獄長達四年，他夫人也受牽連，被開除黨籍，人無居所，後來布達佩斯一個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達爾夫婦至死都和這家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系。”H君此時插話：“你知道我們現在怎麽形容我國的政客嗎？這些人見面互相打招呼，已經不再說‘你好’，而是說‘你是千萬富翁了嗎？’”想起H君當年對卡達爾的不滿，我此時也只能唏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臺灣地區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還是親民強勢的領導人蔣經國，南斯拉夫各國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意志如鋼的鐵托，歷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

我們聊到匈牙利的選舉政治，H君坦承：“看來我們當時是天真了，以為只要舉行自由選舉，一切都會變好。但二十年過去了，左派右派都執政過了，都是政客，沒有出現過政治家。整個二十年東歐都沒有產生過政治家，這是歐盟的結論。”他問我：“你聽說過我們‘騙子總理’的事情嗎？”我點頭，這是指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2007年5月在執政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我們搞砸了，不是一星半點兒的糟糕，是糟透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比我們幹得更蠢了……在我們執政的四年裏，政府拿不出引以為傲的業績。我們該如何向選民交代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證使這個秘密在大選之前不被洩漏出去。過去兩年裏，我們一直在撒謊。”這段話後來在網上被披露出來，匈牙利舉國嘩然，隨後就是二十年來匈牙利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和警民沖突。

“坦率地說，我現在很悲觀，”H君說，“我們不是在‘好人’與‘壞人’之間作選擇，而是在‘壞人’與‘更壞的人’之間作選擇，他們之間爭權奪利，分裂了整個社會。”他還引用了匈牙利學者海斯勒（ákos Heiszler）的評論：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協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個深深分裂的社會”。我認識不少東歐朋友，他們原來都以為，只要政治制度一變，一切都會變好，但後來發現不是這麽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興奮的、熱血沸騰的、充滿希望的，但革命後人們突然發現舊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還見了匈牙利一位資深的政治學者，他的談話更直率：“你看，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匈牙利一半的資產賣給了外國人，還有一半給貪汙了。什麽是‘休克療法’？那就是把能賣的公司都賣給外國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賣給了美國人，美國人又把它賣給了德國人，現在德國人又把它賣給了俄羅斯人。今天控制我們經濟的主要是德國人，連媒體也都給德國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們的出租車公司也賣給外國人了，一家英國的公司，還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們壟斷了價格。”我這些天常坐出租車，註意到這裏出租車價格貴得有點離譜，接近瑞士。

他給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調結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2001年時，這個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他帶有感嘆地說：“很多東西，只有失去了以後才知道珍貴，就像空氣和水，一旦沒有了，才知道它們是多麽的珍貴。現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確實比過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價上漲太快，貨幣貶值太多，工資漲了五六倍，但煤氣、水、公共交通等都漲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們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還有就是年輕人，匈牙利就業機會太少，失業率已達10%。”

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就積累了不少經驗，當時中國派出不少代表團考察匈牙利經濟改革的情況。我問這位學者：“如果堅持當時卡達爾的改革路線的話，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條更好的路？”他說：“匈牙利本來的改革模式很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也許會走出一條類似中國的漸進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不喜歡，他們不想讓這種改革獲得成功。而我們精英階層完全跟他們走，放棄了漸進改革，轉向了激進革命和徹底的私有化，最後把能賣的公司，包括銀行，統統賣給了外國人，我們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了。”他嘆了一聲。匈牙利中央銀行前行長也對我說：“我們把自來水公司賣給了法國公司，本來期待他們能投資開發我們的礦泉水資源，結果他們卻在匈牙利推銷法國的‘依雲’礦泉水。”不過他也告訴我：“不能誇大卡達爾時期的繁榮，那是靠借外債維持的，結果弄得匈牙利債臺高築，新政權上臺後只能靠變賣國有資產來還債。”

一位匈牙利朋友還與我談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盡管制度變了，但舊制度的許多東西仍在運作，特別是原來按照前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安全系統至今在匈牙利，在許多東歐國家仍然影響巨大。“舊安全系統的人與政黨、政客、黑社會聯系密切，表面是多黨制度、媒體自由，實質上是這些人繼續控制著許多政治經濟等各種資源，繼續進行各種利益的私下交換。獨立的司法體系根本沒有建立，也沒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任人惟親的現象廣泛存在。”連《經濟學人》雜志不久前也載文感嘆匈牙利過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

四、東歐的“兩個激進”

東歐的變革可以用“兩個激進”來概括：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采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其核心也是一個夢：只要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這些國家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所有的問題。結果政治激進帶來的是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和持續混亂，一個新體制從建立到良好運作談何容易。“休克療法”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有時高達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人數劇增。匈牙利還是受災較輕的，因為匈牙利在卡達爾時期就嘗試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對市場並不陌生。但對於多數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等於是一場浩劫，導致了既無政府幹預又無市場制度的混亂狀況，為非法掠奪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來的官員獲得了大肆侵吞國有資產的機會，也使腐敗（特別是烏克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我不能說大部分東歐人都想回到過去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問題，更何況世界上願意自己國家歷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總是少數。但我可以說，如果東歐人民有機會重新選擇變革的話，大部分人絕不會選擇這種“兩個激進”的變革方法，而會選擇更為溫和理性的改革，因為東歐普通百姓為激進變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經濟經過“兩個激進”的變革之後，全都變成了高度依賴外資的經濟，而且普遍負債過高，貿易逆差過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銀行被西方銀行控制。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又使多數東歐國家遭受了一次劫難。匈牙利貨幣對歐元的匯率半年內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買房大都采用外幣按揭：賺的是匈牙利的福林，還的是歐元，但現在福林大幅貶值，對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脫維亞、烏克蘭、塞爾維亞已接近破產，它們的債券評級已經被評為“垃圾”級別。

東歐經濟形勢不佳也反映在其經濟競爭力的普遍疲軟。據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加入歐盟的八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都落後於中國。中國在該報告中排名第15位，愛沙尼亞是第22位，立陶宛第31位，斯洛伐克第34位，匈牙利第35位，保加利亞第41位，羅馬尼亞第44位，波蘭第52位。從這個報告來看，一個13億人的中國，在政治穩定性、政策一貫性、社會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顯高於這些國家。政治上，東歐也困難重重。二十年過去了，盡管有歐盟大量的資金投入和專家指導，這些國家憲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沒有產生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兒爭權奪利，導致百姓對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們國內一些學者至今還認為我們應該走東歐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國內一位教授說：“向市場經濟轉型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蘇東國家的激進式轉型，是把兩個改革放在一塊進行。我們的漸進式轉型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再進行政治改革。但第二個改革的相對滯後，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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