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準發達國家”板塊

2009年，全國都在談論房價上漲，但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型城市房價漲幅為1.5%，結果引來無數媒體和網民的炮轟。“1.5%這個數字和大家實際感受的差距太大。”連統計局前局長也承認這一點。後來又出來一個國土部的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房價上漲了25.1%，這個增幅似乎比較靠譜，但這個統計稱中國城鎮住宅均價為每平方米4 474元。這個均價給人的感覺似乎也不太靠譜。問題出在哪裏？統計方法自然有改進的餘地，但我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統計的是全國城鎮的房價，而2009年房價高漲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海南等地，中小城市漲幅相對較小。既然統計的是全國的平均數，那麽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海南等地的漲幅就被拉平了，使人不容易從全國均價中找到感覺。這也說明中國發達地區的問題已經更容易成為影響中國全局的問題，所以才有國務院出臺的一個接一個房價調控措施。

中國的面積大，人口多，情況覆雜，用全國平均數統計往往就面臨這種尷尬。這很像天氣預報，如果你預報的是新加坡的天氣，你說新加坡今天平均氣溫是32攝氏度，誰都相信，因為新加坡從東到西最遠才42公裏，從南到北最遠才23公裏，全國面積為692.7平方公裏，大約為北京市面積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如果你預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平均氣溫為32攝氏度，那恐怕只有氣象統計學上的意義了，對於生活在中國不同地方的居民幾乎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國家橫跨了從溫帶到熱帶的廣袤大地，氣候類型多種多樣。同一季節，北國還是冰雪嚴寒，南國早已是鳥語花香了。從南到北，中國不同地方的冬季的溫差可達40攝氏度以上。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人口規模超過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日本、俄羅斯之和，這是漫長歷史中“百國之和”的結果。正因如此，當我們用“中國人均GDP”來研究中國國情時，就會遇到用“中國平均氣溫”研究中國氣候一樣的尷尬。在中國做天氣預報，我們一定要有區域的概念，要對不同的區域進行預報，否則絕大多數國人很難找到感覺。就像討論房價時，一個人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中國城市的房價還算貴？不就是每平方米4 000多元麽。你說他對還是錯？對於中國國情的判斷也類似，中國國家太大，我們需要有“板塊概念”和“板塊關系概念”，才可能較為準確地把握中國的真實國情，才能使中國人和外國人找到較為準確的感覺。

2009年4月，新浪等網站上曾流傳一則熱帖“英國大學生在上海”。文章道出了普通英國大學生訪問中國發達板塊的觀感：

來自英國35所大學的200多名大學生在上海逗留兩周，體驗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一到浦東國際機場，就發現這裏比倫敦希思羅機場更大、更漂亮、更現代化。和倫敦希思羅機場相比，浦東機場簡直是豪華的。他們到了南京路步行街，才發現這裏步行街的規模是英國最繁華的倫敦牛津街的十多倍，琳瑯滿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時尚讓他們震驚——在英國的教科書上，中國是個沒有電力、沒有樓房的破爛國家。

一些寄宿中國家庭的英國學生對中國人家裏的電器設施感到羨慕，一些則驚訝於英超聯賽在中國的深入人心的免費電視轉播；他們看到一戶中國家庭的電視機竟然可以收看120個頻道，因為在英國，大部分家庭能收到的電視頻道只有6—7個，晚上幾乎無事可做，“這大概是英國人特別喜歡泡酒吧的原因。”一個學生不無幽默地說。還有的學生對卡拉ok表示出濃厚的興趣；有的學生還對中國人天天飲食都如此豐富表示了“由衷地仰慕”。

在浦東世紀公園、在虹橋樞紐工地、在新天地和城隍廟、在世博會的工地上，宏偉的公共建築、高聳繁華的商業大廈、寬廣壯闊的市政建設場面，都是這些英國孩子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在登臨環球金融貿易大廈和參觀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時候，隨行的中方陪同人員看見他們的腳在顫抖，同學之間相對無言。上海地鐵的幹凈、快捷，相比長期“trackwork”的倫敦地鐵幾乎是兩個時代的作品；上海創意產業的高速發展、張江科學城的宏偉氣勢和林林總總的現代社區，更是在每次大巴集合時，讓一些大學生不願意挪腳，總想再看看，再拍幾張照片。很多時候，在晚飯的桌前，中國陪同人員都會聽到青年們脫口而出的共鳴——中國才是真正的發達國家。

我走訪過世界上除冰島以外的所有發達國家，英國也去過多次，可以理解英國學生受到的震動，一是中國發達地區發展非常之快，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確實在許多方面都走到了發達國家前面；二是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往往過於片面，造成了西方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諸多偏見和誤解。記得有一次我乘飛機從柏林飛往北京，坐我邊上的是兩位自費到中國旅行的德國老婦人，她們一路不停地問我北京機場下來能不能換外匯，機場有沒有出租車，旅館是否容易找，但當飛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新候機樓的一瞬間，她們臉上的表情只能用“震驚”兩字來形容。如此富麗堂皇的現代化機場，我想她們一輩子都沒見到過，絕大多數西方人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其實，柏林現有的機場仍相當落後，甚至比不上中國多數省會的機場。柏林已斥資34億美元要建造一個新機場，從十四年前就開始建設了，至今尚未建成,各種常年不斷的官司和政府財政赤字影響了工程的進度。持平地說，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很多地方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西方國家長久以來故步自封得厲害，總以為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最好水平，歷史到了西方的水平就終結了。而事實上，崛起的中國不僅在追趕西方，而且在追趕的過程中，正在重新界定著現代化的涵義。

中國大中型城市幾乎都在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中國人擁抱現代化事業的熱情和勢頭，都是絕大多數西方人從未見過的，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超級商廈、城市地鐵、電動汽車等，過去都是西方的專利，而今天西方突然發現中國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幾乎全面領先，而且中國人往往做得更快、更多、更好、更新、更時尚、更低碳。難怪當新聞報道了武漢到廣州的高速列車2009年12月26日開通後，英國《每日郵報》很快就用了共有17個英文單詞的超長標題和5張巨幅照片進行報道，對這趟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列車僅用4年就建成表示驚嘆。文章刊登後，英國網民迅速跟帖表達了他們的“不可思議”之感。一位網民說：“請把中國工程師請到蘇格蘭愛丁堡來吧。一條12英裏的鐵路，最高時速僅70公裏，已經拖了3年了，要到2011年才能完工。”另一位美國的網民說：“跟我們的紐約世貿中心遺址形成了鮮明對比，八年過去了，現在還是個大土坑。”另一個人說：“看看我們波士頓的工程項目，由於貪婪的工會吸血鬼，預算超支350%，還得延期二十年以上才能完成。”還有一個網民寫道：“瞧瞧，一個國家專心辦事情，那會發生什麽？中國，幹得不錯。”

當然，光看鮮亮的城市是不夠的。我們的城鄉差距還是很大，城市內部也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我們的城鄉差距大於所有的發達國家。要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在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內，解決城鄉差距，將是一個長期的挑戰。但是換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何嘗不是中國的潛力和機遇所在呢？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國家。我估計今後三十年，世界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國家還是中國，不斷縮小中國的城鄉差距意味著今後三十年內，中國還將是世界上發展機遇最多的國家。

中國城鄉差別固然大，但從全球範圍看，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在過去三十年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只是規模不如城市。我們一些人由於不滿國內的城鄉差距，稱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顯然誇張了，他們一定沒有去過非洲，可能歐洲也走得不多。歐洲遠沒有中國發達板塊所展示出的那種活力，不少地方，如法國的馬賽，意大利的羅馬、那不勒斯、熱那亞等城市給人感覺暮氣沈沈，基礎設施嚴重老化，已明顯落後於中國的一線城市，而非洲的絕大部分城市還達不到中國農村的平均水平：非洲人均壽命才50歲左右，中國農村人均壽命為70歲左右。中國農村彩電都開始普及了，大多數人住的是磚房，甚至是樓房，而非洲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人住的是貧民窟，沒有電力供應，而農村居民則大都住茅草房，往往連窗都沒有。按照聯合國的最新統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89%的農村人口沒有電力，也就是說農村的10人中9個人用不上電。發展中國家平均41%的農村人口沒有電，我們現在相對較落後的西藏自治區的電力覆蓋率也已超過70%，超過了印度的整體水平。我從電視畫面上註意到甘肅舟曲被泥石流沖垮的公寓樓上均裝有空調，這顯然超過了印度孟買的水平。我們村村通公路的工程都快完成了，這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思議的。看中國農村，我們還要考慮到中國農村土地的潛在價值。例如，不久前開始的重慶農村土地流轉試驗中，重慶遠郊的宅基地掛牌拍賣，1畝地拍得10萬元，而中國發達板塊的農村地價早已是這個價值的無數倍了。我想隨著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農村土地資產的適當盤活可以為廣大農民創造巨大的財富，為新農村建設帶來大量的資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土地制度為實現這種前景奠定了基礎。這也是采用西方土地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所不可能做到的。當然，要把中國農村真正建設到今天發達國家農村的水平，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概需要等到中國城市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後才能達到。

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這對讀懂中國是個巨大的挑戰。我個人以為，為了避免類似“中國平均氣溫”的尷尬，我們需要細讀中國，至少可以把中國分成兩大板塊來理解和把握（如必要的話還可以細分），我們除了要看到兩個板塊各自的特點，還要看到兩個板塊之間的關系，這樣我們就可以較為準確地把握今天的中國，並給國人和世界一個更為信服的解釋。以我之見，中國的兩大板塊，一個是“準發達國家”板塊（或“發達板塊”），另一個是“新興經濟體”板塊（或“新興板塊”），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互補的良性互動，這也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並將繼續推動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當然我這裏只是提出概念，詳細論證還需更多的社會科學家共同參與才能完成。

我說的中國“準發達國家”板塊，包括整個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長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內地城市。估計這個板塊的人口至少3億。這個板塊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頭羊。我之所以稱這個板塊為“準發達國家”板塊，是因為它已經具備了發達經濟體的主要特征，如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5—80歲；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預期壽命高於紐約；基礎設施水平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商業繁華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也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5萬到2.5萬美元左右；人均教育水平也達到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整體科技實力強於一般發達國家；住房自有率超過了發達國家，居民的住房平均面積和質量均超過日本和中國香港的水平（這也是中國GDP超越日本的意義之一）；如果實地觀察，你可以感到這個板塊內城市的總體水平已不低於南歐發達國家，如希臘、葡萄牙、意大利的多數城鎮等。這個板塊內大城市的總體水平超過發達國家的許多都市，如羅馬、雅典、裏斯本、馬賽、熱那亞、那不勒斯等。我之所以還保留了“準”字，是因為這個板塊的某些方面尚未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比方說環境指標、公民文化素質等。所以我們還是要謙虛謹慎，認真努力，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爭取後來居上。

根據安格斯·麥迪森2009年3月的計算，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已經從1978年的4.4倍縮小到了2006年的1.17倍。考慮到中國的城鄉差別大於美國，那麽中國發達地區的城市群與美國紐約的差距應該大大小於1.17倍。所以今天很多中國人從中國的一線城市抵達紐約時，確實會有弗裏德曼前面敘述的那種“究竟誰是第三世界”的感覺。我自己去紐約也有這種感覺。至於紐約的人均GDP高於北京、上海5倍的結論，我想除了統計方法有問題外，也與多數人實地訪問感受相差甚遠，我對這種結論是敬而遠之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2月28日發布的《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2008—2009)》也可大致印證中國“準發達國家”板塊的實力：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省的GDP已超過了G20部分國家。2008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國中可排到第16位。上海、北京已處於後工業化階段，天津、廣東已處於工業化後期後半階段，浙江、江蘇、山東已處於工業化後期前半階段。從人均GDP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個直轄市也超過了G20的部分國家，其中上海可排在第12位。長三角的經濟規模也超過了韓國和印度，而這些評估采用的都是官方匯率，如果改為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這個排名還會提高很多。

二、中國的中產階層有多大？

中國這麽一個巨大的發達板塊也意味著中國已經具有一個相當龐大的中產階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產階層成長的黃金期，中產階層估計已達到全國人口的23%，也就是3億左右，而且中產階層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一般認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應該屬於中產。中產階層如何定義很有爭議，全世界都沒有統一的標準。我對印度自稱有3億中產階層一直比較好奇，因為我多次訪問印度的直覺告訴我印度的中產階級的人數不會超過中國的三分之一。後來我請教了一位資深的印度經濟學家，印度這個中產階級人數是怎麽算出來的，他說那是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一個研究計算出來的。我就去查了馬丁·拉瓦雷的研究，發現他用了一個非常寬泛的標準，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日均收入為2美元至13美元的人，都算中產階級，他認為一旦超過2美元，一個人就算脫貧了，用這個標準可以更好地衡量新興經濟體國民走向富裕的情況。我又查了他用這個標準對中國和印度作的比較：按照2005年的標準，處於這個收入段的中國人為8億，印度人為2.64億。這個標準顯然低了一些，說中國有8億中產階級，大多數中國人是不信的，但馬丁·拉瓦雷的研究證明了我的判斷，印度中產階級的規模比中國小得多（見英國《經濟學人》2009年2月12日關於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情況的研究報告）。

2010年亞洲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稱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為8.17億。它采用的指標和馬丁·拉瓦雷差異不大，即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亞行把這部分中產階級又劃分為“底層”、“中層”和“高層”三類。報告認為中國有3.03億屬於底層中產階級，另外5億屬於中、高層的中產階級。中國人對自己的要求總是比較高，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目前還是少數。在印度，你入住任何一個飯店，幫你搬行李的服務生，他可能住在貧民窟，會說幾句英語，就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你到北京和上海的星巴克，問在那裏喝咖啡的小白領，你算不算中產階級？他說，我算什麽中產階級，我只有一套房子。

其實，即使對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公民來說，一生奮鬥下來的最大的物質財富也就是一套產權房。所以結合中國的情況，僅考慮經濟因素的話，我比較傾向於把擁有一套房產和一份比較穩定的收入作為中產階層的一個大致標準。這個標準不低，而且也不是專門為發展中國家定做的，因為僅從房子自有率來看，法國為55%，日本為60%，美國為60%，大致反映了這些國家中產階級的規模（瑞士為36%，但瑞士屬於一個特殊類型）。中產階層也包括所謂“房奴”，因為西方在55歲前付清房貸的也是少數，大部分人相當長時間內都是“房奴”，歐洲人一般認為能拿到銀行房貸本身就是銀行對你中產地位的一種確認。

中國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已經超過上述國家。這無疑是中國過去六十年發展，特別是近三十多年來高速發展的結果。如果這樣進行評估的話，我估計中國中產階層人數早就超過了日本的總人口（1.3億），其規模可能在四個法國的人口（2.6億）與美國的人口（3億）之間，也可能略微超過美國總人口。哈佛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主任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認為中國中產階層規模成長的速度正在加快，到2020年有望達到7億人。他使用的是年收入1.18—1.77萬美元的經濟標準（約8萬到12萬人民幣之間）。

一些消費數據也有助於我們判斷中國中產階層的大致規模：早在2003年，中國出境游達到2 020萬人次，首次超過了日本。中國游客2009年在法國的平均購物消費超過了日本游客；2009年，中國成了世界轎車產銷第一大國，表明一個上億人的巨大汽車消費群正在形成。到2009年底，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已經超過了美國，為世界第二，約占世界的25%。越來越多的西方品牌公司不再使用代理商，轉向直銷中國市場，因為中國市場的表現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謂一枝獨秀。瑞士手表出口中國大陸已從2000年占瑞士手表出口總額的0.2%躍升到了2009年的5.3%，超過日本，盡管中國對名牌手表征收很高的關稅。如果把中國大陸和香港算在一起的話，那麽兩地2009年從瑞士進口的手表接近瑞士當年手表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而香港進口手表的主要購買者是大陸游客。如果我們擱置關於名牌消費是好是壞的價值爭論，只進行事實分析，那麽這些信息可以表明中國的消費能力已經不是如一些人所稱的僅限於少數巨富，而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消費群體已經形成。

我們甚至可以與美國作個比較。我前面提到的中美家庭凈資產比較就很能說明問題，因為家庭凈資產遠比人均GDP更加能體現出老百姓的真實家底。如前所述，美國去年的中位家庭凈資產大約在8.4萬美元與9.3萬美元之間，也就是56萬人民幣與62萬人民幣之間。我估計中國大概有上億的家庭凈資產已達到或超過這個水平。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房產的升值，其中不排除有泡沫的成分，畢竟當年日本房產泡沫的時候，日本人的資產也一下子超過了美國人。不過我們也要考慮到人民幣幣值可能被低估以及美國家庭平均人口多於中國等情況。

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關於中國城鎮家庭凈財富的一個調查大致可以印證我的判斷。該中心2008年的調研（抽樣樣本定位在15個城市，收集了約2 100個樣本數據）發現我國2008年城鎮家庭凈財富平均為60.7萬元。在我國家庭資產構成中，房產是最主要的資產，占比62.72%，而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超過15%（見2009年9月27日“中國消費金融與投資教育調研報告發布”，搜狐理財頻道）。這個調查雖然不是家庭中位凈資產評估，但足以說明我們城鎮居民的家底不薄。而且這還是2008年的調查，2008年之後，中國城鎮家庭凈財富還在增加。無疑，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僅此一點，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許多定居美國的華人今天也坦承，如果過去十年沒有在祖國購買房產的話，今天想要衣錦還鄉都不容易了。這些年中國進步得快，美國退步得也快，一進一退，中國的發達板塊與美國差距就大大縮小了。

這裏還要說明一點，美國的家庭凈資產似乎並不是很大，但美國人的消費能力卻長期保持世界第一，這是由多種原因形成的。首先是中位統計把美國的富豪群體給略掉了。還是以2004年為例，這一年美國有750萬個家庭的凈資產超過100萬美元。他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高消費群體。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人借貸消費的習慣。特別是過去這二十年，美國借貸消費的習慣被推到了極端：今日花明日的錢，自己花別人的錢才算本事。中國人賺100塊花70塊，叫大手大腳，賺100塊花100塊，叫敗家子。美國人賺100塊花100塊是不正常，賺100塊花300、500塊才算好漢。如能及時行樂，見上帝時留下一屁股債，那就是英雄了。美國國家行為也是中國人說的“寅吃卯糧”。整個美國經濟都是以超前貸款消費來刺激發展的。長達二十年的超規模信貸消費自然造就了一個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不過這種做法也是導致這次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但美國似乎還是有辦法，因為世界經濟和金融目前還主要是以美元為交換手段，美國仍然可以靠印鈔票、發行國債來實現某種平衡。美國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實力來壓制別國貨幣升值以平衡自己的虧損，如當年逼日元升值那樣。

中國已經悟出了問題的要害，正在逐漸把人民幣與一攬子貨幣掛起鉤來，並力爭使人民幣較快地國際化，最終強勢出牌。但美國是不會輕易接受人民幣國際化對它帶來的挑戰的。一個歐元已經給它帶來了太多的麻煩，再來一個人民幣也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會感到吃不消，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我們一定要防止美國誘發的金融危機。這種危機一旦發生，中國經濟將受重創，甚至倒退數十年並引發政治動蕩。但換一個角度看，美國的做法對我們也有啟示。我們不應該像美國人那樣過度地依賴信貸消費，但我們也要考慮如何盤活中國家庭的資產，適度地擴大信貸消費，從而釋放百姓的消費能力。在美國沒有貸款記錄的人一般被認為是沒有信用的人。在瑞士房貸還清的人要被征高額的財富稅，因為你被看作是富人。中國不必照搬西方的做法，但適度擴大信貸消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這對於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很重要，對於我們把經濟從過度依賴出口轉為以內需驅動為主也很重要。

三、“新興經濟體”板塊

除了上述巨大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外，中國還有另一板塊，即一個超大型“新興經濟體”板塊。“新興經濟體”概念在國際上一般是指蓬勃發展的後發國家和地區，以區別於大多數停滯不前的後發國家。我用這個概念是因為只有這個概念才能概括中國後發地區的特點。這個板塊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如果說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特征是赤貧多、文盲多、疾病多、經濟毫無活力、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話，那麽中國的這個板塊，通過過去數十年的努力，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水平了。這個板塊的特點是：赤貧已基本消除，初中教育基本普及，主要傳染性疾病已被控制住，溫飽問題已經解決。這個板塊的人民勤勞智慧，雖總體上不算富裕，但絕大部分的人有房有地。如果把這些資產算進去，他們的凈資產大大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第二，這個板塊本身充滿了活力。中國中西部地區近年來的發展勢頭十分引人註目，經濟增長速度普遍高於中國的發達板塊。以2009年為例，內蒙古、重慶、四川、湖南、陜西、湖北、安徽等13個省市的全年GDP增長均超過10%。其中內蒙古以17%的增長率高居全國GDP增速的榜首，而且是連續七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安徽省的總產值也超過了1萬億元，成為中國第14個邁入GDP“萬億元俱樂部”行列的省份。2009年中國西交會在成都舉行，會上達成的投資和貿易協議總額超過了過去十年的總和。這些現象都在傳達著一個信息：中國中西部大發展的勢頭已經來臨。

第三，這個板塊有自己的優勢，特別是自然資源優勢和人力資源優勢。它向中國的發達地區輸送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同時也接受發達板塊在人才、技術和市場等方面的輻射。正因為這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這個板塊本身也開始成為越來越大的消費市場。這個板塊除了與沿海地區的良性互動外，也大力吸引外資，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

第四，中國兩大板塊良性互動的格局已經形成。隨著中國發達板塊不斷地進入以產業升級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結構調整，越來越多的產業成規模地轉向新興板塊。最近，國家又把一系列中西部區域發展規劃上升為整個國家的戰略，這些地區已經迎來了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歷史機遇。

第五，這個板塊內部也形成了自己的增長極。雖然整體上，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條件不如東部地區，但中西部也有不少發展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形成了獨特的經濟圈和城市群效應，這些經濟圈在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農產品深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優勢。它們在開發內需市場、推動城鄉統籌發展方面甚至走在了沿海地區的前面。中國內地惟一的直轄市重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2010年3月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這樣敘述重慶的發展：

重慶的目標是爭取在2020年建設成為中國西部的經濟中心城市，以及中國西部開發的領頭羊、增長極。重慶是中國大城市、大農村並存的地區，將爭取用10年時間把重慶建設成為城鄉統籌的直轄市。近些年在西部開發政策的推動下，以及去年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支持下，重慶發展迅速，2009年經濟增長14.9%，位居全國第三位。2010年的情況可能會更好，預計將達到16%。重慶盡管地處內陸，但一直註重與國際接軌，加快開放的步驟。在利用外資方面，2007年只有10億美元，2008、2009兩年取得了翻兩番的成績，到去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達到了40億美元。今年預計利用外資將達到60億美元。

黃奇帆還談到：

重慶51%的常住人口是城鎮人口，49%是農村人口。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城鎮人口將增加到70%。重慶在城市化和工業化中有幾條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發展的，重慶主城未來將是1 000平方公裏、1 000萬人口的特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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