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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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僅次於中國目前已發現的體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銅器“司母戊”鼎。墓中還有755件制作工藝很高的玉器隨葬品，還有綠松石、瑪瑙、水晶、象牙等許多寶石。
之後的春秋時期，“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時“禮樂崩壞”，時人以厚葬為榮，薄葬為辱。史載，當時的齊國、宋國葬事逾制，導致厚葬之風盛行。
到了秦漢，厚葬被發揮到無以覆加的地步。
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其隨葬物品多得裝不下，據稱所隨葬的財富為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後漢書》記載，當年農民起義軍赤眉軍攻占長安後，焚燒了皇宮，又“發掘諸陵，取其寶物”。茂陵中的隨葬品搬了幾十天，“陵中物仍不能減半”。
後世有不少有識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對如此的厚葬做法提出了反對。如魏武帝曹操、漢文帝劉恒、唐高祖李淵、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說提倡薄葬。曹操還身體力行，死後不隨葬金銀寶，陪以瓦器，連“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謂“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三、“盜”的反覆
“盜”，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會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稱，“竊貨曰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義，“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竊貨”、“竊人之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偷東西。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稱“竊書不能算偷”，實乃是一種詭辯。偷乃小人之舉，所以莊子說，“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大者盜國，小者盜墓。兩種行為都是“盜”，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後者是偷死人：發死人之財。
從盜墓史來看，盜墓的動機大概有四類：圖財、報覆、游戲、巫術。
盜墓最原始動機，似乎並不是為了財，應該源於報覆：對仇家和政治對手的報覆。試想，最初的墓裏空無一物，盜之何用？
盜墓史上那麽多“辱屍”現象的出現，不少與報覆是綁捆在一起的。盜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為有了這種動機，才掘開了楚平王的墓，“鞭屍三百”。
為了報覆，有的還把屍體挖出來，與獸骨一起焚燒，深化辱屍的目的。據《明史》記載，大盜趙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屍骨從墳內盜掘出來，與牛骨馬骨一起焚燒，羞辱焦芳。
但盜墓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圖財，持這種動機的應該是正宗的典型的盜墓者。
曹操當年沒有軍晌時，便是靠盜墓來維系軍隊供給的。曹操這個盜墓狂人，是中國歷史第一個設置盜墓機構的人。其在軍中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職，有幾十個人專門負責“盜墓業務”，打到哪盜到哪，哪座陪葬多盜哪座。漢梁孝王劉武的豪華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給盜掘的。曹操在打開墓穴後，親臨現場，指揮取寶。
無獨有偶，本為宋臣的劉豫降金後，於公元1130年被金國扶植為“大齊皇帝”，建立傀儡政權齊。劉豫與金人合夥掘毀北宋帝王陵，他好像盜墓盜上了癮，效法曹操，設立“淘沙官”專事盜墓，將境內的古冢舊墳一掘幹凈，給河南中原一帶的陵墓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可以說是一次災難。
現代的盜墓狂人孫殿英對清東陵下手，也是對陵中的隨葬寶物饞涎欲滴。盜得的寶物價值連城，從乾隆墓中盜得的九龍寶劍，從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還有一批名貴的古玩、字畫等，據說分別送給了民國要人蔣介石、宋美齡；慈禧的枕頭“金玉西瓜”送給了宋子文。讓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盜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無法找回。
盜墓有官盜和民盜之分。曹操、孫殿英之類屬於“官盜”，而更多的盜墓者屬民盜，其數量無法統計，只能用多如牛毛來形容，有不少民盜靠盜墓發家致富。
清光緒年間舉人徐珂輯編的《清稗類鈔·盜賊類》裏，記載的廣州盜墓高手焦四，便是盜得一座陪葬豐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於現在我們身邊的不少文物販子腰纏萬貫，背地裏也是靠“盜”。
在幾種盜墓動機裏，比較變態、或者說另類的，是游戲和巫術。
漢廣川王劉去，就是游戲盜墓者的代表。晉人葛洪編著的《西京雜記》記載，“國內冢藏，一皆發掘”。劉去不缺吃不缺花，盜墓圖的是樂趣，凡與他一起盜墓的，誰盜到陪葬品屬於誰，所以他的身邊聚集了一幫這樣的“玩主”。
因為信奉巫術導致的盜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鮮見。明正統年間，山東濟南一帶民墳被盜現象很嚴重，原因是當地流行一種巫術：“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當地人便認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靈，要把剛死下葬不久的墳墓掘開。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蠻，就是“伐新葬冢墓，殘其肢體”。
但在實際盜墓事件中，盜墓動機往往並不是單純的，都比較覆雜。如楚霸王項羽，其兵在盜秦陵時，便有報覆和劫財的雙重目的。歷史上多次發生的農民起義軍幹的盜墓事件中，盜墓者也都帶有多種情緒。
除了上述四種原因外，因迷信風水而引發的盜墓事件也很多，詳見書中相關章節，在此不再贅言。
四、盜墓“沖擊波”
盜墓，是一個歷史十分久遠而古老的行當，直到今天，盜墓依然興旺，“沖擊波”不斷。
在中國盜墓史上，伴隨著每一個朝代的興亡，盜墓的行動也會出現起伏。換句話說，中國古代出現過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盜墓高峰。其中以以下幾次最為明顯，造成的破壞力最大。
第一波在漢魏之間。這一次的盜墓可以說是“官盜”、“民盜”交織在一起進行的。這次盜墓高峰遭受最慘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冢和西漢帝王陵寢。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青銅冶煉技術十分成熟，隨葬的青銅器很多。時西漢政權一度允許私人制造錢幣銅錢，青銅的需要量很大。
那麽多原料銅從哪來？民間想到了盜墓，發掘古冢內隨葬的青銅器物。如今天留下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古冢，幾乎沒有未被盜過，“十墓九空”，這波盜墓之風應該脫不了幹系。
兩漢消亡之後的魏晉時期，由於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民間盜墓蜂起。期間的盜墓在這一時期的筆記小說裏均有反映。
第二波在唐宋間，以對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壞為最。史學界公認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最興旺時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於國力的強盛，創造的社會財富空前增多，達到了歷史之最。唐帝王“關中十八陵”，東西綿延三百裏，便顯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風的推動下，唐帝王陵的隨葬品十分豐厚。這給後來盜墓事件的發生，留下了伏筆。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斷氣”的時候，便有盜墓者盯上了唐陵。《資治通鑒》上有這樣的記載，昭宗李曄乾寧二年（公元895年）開始發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覆二年（公元902年）簡陵遭盜。簡陵是李曄父親懿宗李漼的陵寢，僖宗李儇（李曄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僅僅28年，還是其兒子在位時就遭盜掘了，可見當時的盜墓者是何等心切。
隨後的“五代十國”，唐陵遭受了毀滅性的全面的盜掘。
唐末節度使溫韜，五代時梁國人，把唐陵盜得幾乎一個不剩。幸好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盜工藝做得好，避過一劫。《資治通鑒》記載，“華原賊帥溫韜聚眾，唐帝諸陵發之殆遍。”王羲之的書法聖跡《蘭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溫韜盜陵後，就再未在世上出現過。
金人對北宋帝王陵的破壞則是這一時期另一件悲慘事件。
劉豫與金國粘罕的官兵先後盜掘，互相勾結，把宋太祖趙匡胤生前選定的風水寶地毀得不成樣子，皇帝的屍骨被拖出陵外“暴屍”。除了皇陵，後陵、妃墓、周圍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脫。
第三波當是明清時期，“民冢”被盜掘的情況比較嚴重。比較著名的盜墓事件發生在明朝萬歷年間，借著鄉民盜發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頭，宦官陳奉“悉發境內諸墓”，走上盜墓狂人之途。如當時荊州境內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沒名的墳墓全都讓陳奉派人盜掘了。氣得當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讓他躲過了。陳奉的惡行最終在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變。
大的盜皇陵事件在這個時期比較少，傳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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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春秋時期，“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時“禮樂崩壞”，時人以厚葬為榮，薄葬為辱。史載，當時的齊國、宋國葬事逾制，導致厚葬之風盛行。
到了秦漢，厚葬被發揮到無以覆加的地步。
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其隨葬物品多得裝不下，據稱所隨葬的財富為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後漢書》記載，當年農民起義軍赤眉軍攻占長安後，焚燒了皇宮，又“發掘諸陵，取其寶物”。茂陵中的隨葬品搬了幾十天，“陵中物仍不能減半”。
後世有不少有識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對如此的厚葬做法提出了反對。如魏武帝曹操、漢文帝劉恒、唐高祖李淵、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說提倡薄葬。曹操還身體力行，死後不隨葬金銀寶，陪以瓦器，連“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謂“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三、“盜”的反覆
“盜”，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會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稱，“竊貨曰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義，“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竊貨”、“竊人之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偷東西。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稱“竊書不能算偷”，實乃是一種詭辯。偷乃小人之舉，所以莊子說，“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大者盜國，小者盜墓。兩種行為都是“盜”，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後者是偷死人：發死人之財。
從盜墓史來看，盜墓的動機大概有四類：圖財、報覆、游戲、巫術。
盜墓最原始動機，似乎並不是為了財，應該源於報覆：對仇家和政治對手的報覆。試想，最初的墓裏空無一物，盜之何用？
盜墓史上那麽多“辱屍”現象的出現，不少與報覆是綁捆在一起的。盜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為有了這種動機，才掘開了楚平王的墓，“鞭屍三百”。
為了報覆，有的還把屍體挖出來，與獸骨一起焚燒，深化辱屍的目的。據《明史》記載，大盜趙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屍骨從墳內盜掘出來，與牛骨馬骨一起焚燒，羞辱焦芳。
但盜墓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圖財，持這種動機的應該是正宗的典型的盜墓者。
曹操當年沒有軍晌時，便是靠盜墓來維系軍隊供給的。曹操這個盜墓狂人，是中國歷史第一個設置盜墓機構的人。其在軍中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職，有幾十個人專門負責“盜墓業務”，打到哪盜到哪，哪座陪葬多盜哪座。漢梁孝王劉武的豪華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給盜掘的。曹操在打開墓穴後，親臨現場，指揮取寶。
無獨有偶，本為宋臣的劉豫降金後，於公元1130年被金國扶植為“大齊皇帝”，建立傀儡政權齊。劉豫與金人合夥掘毀北宋帝王陵，他好像盜墓盜上了癮，效法曹操，設立“淘沙官”專事盜墓，將境內的古冢舊墳一掘幹凈，給河南中原一帶的陵墓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可以說是一次災難。
現代的盜墓狂人孫殿英對清東陵下手，也是對陵中的隨葬寶物饞涎欲滴。盜得的寶物價值連城，從乾隆墓中盜得的九龍寶劍，從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還有一批名貴的古玩、字畫等，據說分別送給了民國要人蔣介石、宋美齡；慈禧的枕頭“金玉西瓜”送給了宋子文。讓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盜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無法找回。
盜墓有官盜和民盜之分。曹操、孫殿英之類屬於“官盜”，而更多的盜墓者屬民盜，其數量無法統計，只能用多如牛毛來形容，有不少民盜靠盜墓發家致富。
清光緒年間舉人徐珂輯編的《清稗類鈔·盜賊類》裏，記載的廣州盜墓高手焦四，便是盜得一座陪葬豐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於現在我們身邊的不少文物販子腰纏萬貫，背地裏也是靠“盜”。
在幾種盜墓動機裏，比較變態、或者說另類的，是游戲和巫術。
漢廣川王劉去，就是游戲盜墓者的代表。晉人葛洪編著的《西京雜記》記載，“國內冢藏，一皆發掘”。劉去不缺吃不缺花，盜墓圖的是樂趣，凡與他一起盜墓的，誰盜到陪葬品屬於誰，所以他的身邊聚集了一幫這樣的“玩主”。
因為信奉巫術導致的盜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鮮見。明正統年間，山東濟南一帶民墳被盜現象很嚴重，原因是當地流行一種巫術：“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當地人便認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靈，要把剛死下葬不久的墳墓掘開。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蠻，就是“伐新葬冢墓，殘其肢體”。
但在實際盜墓事件中，盜墓動機往往並不是單純的，都比較覆雜。如楚霸王項羽，其兵在盜秦陵時，便有報覆和劫財的雙重目的。歷史上多次發生的農民起義軍幹的盜墓事件中，盜墓者也都帶有多種情緒。
除了上述四種原因外，因迷信風水而引發的盜墓事件也很多，詳見書中相關章節，在此不再贅言。
四、盜墓“沖擊波”
盜墓，是一個歷史十分久遠而古老的行當，直到今天，盜墓依然興旺，“沖擊波”不斷。
在中國盜墓史上，伴隨著每一個朝代的興亡，盜墓的行動也會出現起伏。換句話說，中國古代出現過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盜墓高峰。其中以以下幾次最為明顯，造成的破壞力最大。
第一波在漢魏之間。這一次的盜墓可以說是“官盜”、“民盜”交織在一起進行的。這次盜墓高峰遭受最慘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冢和西漢帝王陵寢。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青銅冶煉技術十分成熟，隨葬的青銅器很多。時西漢政權一度允許私人制造錢幣銅錢，青銅的需要量很大。
那麽多原料銅從哪來？民間想到了盜墓，發掘古冢內隨葬的青銅器物。如今天留下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古冢，幾乎沒有未被盜過，“十墓九空”，這波盜墓之風應該脫不了幹系。
兩漢消亡之後的魏晉時期，由於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民間盜墓蜂起。期間的盜墓在這一時期的筆記小說裏均有反映。
第二波在唐宋間，以對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壞為最。史學界公認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最興旺時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於國力的強盛，創造的社會財富空前增多，達到了歷史之最。唐帝王“關中十八陵”，東西綿延三百裏，便顯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風的推動下，唐帝王陵的隨葬品十分豐厚。這給後來盜墓事件的發生，留下了伏筆。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斷氣”的時候，便有盜墓者盯上了唐陵。《資治通鑒》上有這樣的記載，昭宗李曄乾寧二年（公元895年）開始發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覆二年（公元902年）簡陵遭盜。簡陵是李曄父親懿宗李漼的陵寢，僖宗李儇（李曄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僅僅28年，還是其兒子在位時就遭盜掘了，可見當時的盜墓者是何等心切。
隨後的“五代十國”，唐陵遭受了毀滅性的全面的盜掘。
唐末節度使溫韜，五代時梁國人，把唐陵盜得幾乎一個不剩。幸好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盜工藝做得好，避過一劫。《資治通鑒》記載，“華原賊帥溫韜聚眾，唐帝諸陵發之殆遍。”王羲之的書法聖跡《蘭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溫韜盜陵後，就再未在世上出現過。
金人對北宋帝王陵的破壞則是這一時期另一件悲慘事件。
劉豫與金國粘罕的官兵先後盜掘，互相勾結，把宋太祖趙匡胤生前選定的風水寶地毀得不成樣子，皇帝的屍骨被拖出陵外“暴屍”。除了皇陵，後陵、妃墓、周圍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脫。
第三波當是明清時期，“民冢”被盜掘的情況比較嚴重。比較著名的盜墓事件發生在明朝萬歷年間，借著鄉民盜發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頭，宦官陳奉“悉發境內諸墓”，走上盜墓狂人之途。如當時荊州境內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沒名的墳墓全都讓陳奉派人盜掘了。氣得當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讓他躲過了。陳奉的惡行最終在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變。
大的盜皇陵事件在這個時期比較少，傳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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