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慶陽這個城市有著不解之緣還要從我的同學李紅莉說起。一個剪著短發的瘦丫頭，無論課堂上還是課堂下，基本聽不到她的聲音，即便是被老師特意點名提問，回答問題的聲音也只有同桌可以聽的清楚。那時，班裏成立了互幫互助結對子的同學，她總會被我們列為幫助的對象。無論何時有郊游班隊活動，她總會找到各種理由搪塞拒絕。以至於很多次的班級活動，班幹部很少去征求她的意見。

那是一個冬日，戈壁灘上空的藍天總是清澈的瓦藍，我和朱義榮一起順道去了李紅莉家，一路上踩著被風吹得幹凈的柏油馬路，李紅莉一路上一直不說話，我們也不問。也許是因為瘦弱的緣故，她的棉襖顯得比我們的厚重，棉襖上總是套著一件桔紅色的罩衣。在酒鋼的職工宿舍樓後，總會在樓後盤踞著一些平房，這些平房大多是土坯和紅磚混合搭建的，盡管簡易，但那是很多農村戶口無法進城落戶卻又生活在城市的百姓住宅，因為沒有規劃審批，想蓋在哪裏便蓋在哪裏。李紅莉和我的家都屬於這一類型。進入90年代，這樣的房屋隨著時代的進步隨時面臨被拆而無處居住的境地。她推開一扇漆成藍色的鐵門，沒有院子，進門就是一張大炕，房頂和炕上的墻壁用報紙裱糊的很整齊。朱義榮看著狹窄的空間，問李紅莉，“你在哪裏寫作業？”李紅莉指了指炕。我們三個都沒有城市戶口，盡管學習成績有些差別，但相同的境地讓我們頓時隔閡少了許多。我拿起她家炕頭的一塊被報紙包裹整齊的物體，看似一塊磚頭，問她這是幹啥用的？她說睡覺的枕頭，頓時，我驚呆了。從此，班裏搞活動我總會主動邀請她卻不曾讓她交過份錢。等我參加工作以後才知道慶陽人枕磚頭睡覺是當地的一個習俗，也算是養生之道。

在初三，因為考學資格的問題，我面臨回陜北老家還是在嘉峪關買一個農村戶口。那時，人民幣的現值還是很高的，買一個嘉峪關的農村戶口需要花掉父親半年的工資。我在街上買了很多張印著各類明星的海報，在背面寫些祝福語，給每個同學都送了一張當做留念。老朱在班上發現我送畫的舉動正面批評了，但了解到情況以後他第一次對我進行了家訪，當然，他是怎麽知道和找到我家蓋得的土坯房依然是個謎。晚自習回家後，爸爸竟然告訴我，讓我在嘉峪關參加中考，不用回陜北老家了，那個消息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喜訊。從不求人低頭的爸爸開始張羅著疏通關系、請客送禮為我整來一紙嘉峪關市**鄉的農村戶口。

在初中的最後一個學期，叛逆在我的身上格外凸顯。為了上高中和中專的問題和爸爸爭吵幾次。我想，我不好好學習，就考不上中專，這樣就能上高中。於是，政治成為第一門再也不會翻動的書籍，玩的時間多了自然成績就下滑了。第一次模擬考試後，我的成績下滑到班裏的11名。夜裏回到家中，我將那大大的軍挎包扔寫字臺上，爸爸蹲在地上修理著家裏損壞的物什，一種很快就要解放的感覺跟隨了我很久。爸爸站起身來說道：“朱老師來過了，他說你這次退步到了十幾名，知道嗎？”“知道！”“我老了，幹不動了，等你考上中專我就申請提前退休！”“我要上高中！”“唉.......你看著辦吧”。爸爸的長嘆聲讓我心底感覺到他迅速的蒼老，眼淚奪眶而出，必須要考中專成為我的決定，已成為我一生的轉折點。

還有不到六十天的時間，我開始瘋狂背政治。直到中專預選，政治已經能夠勉強及格。再到正式考試，我從容答卷，如願考上了中專有了爸爸心中的鐵飯碗.

作者有話要說： （後來才聽爸爸說，朱老師家訪，是了解我為啥成績下滑如此厲害，同時，想要說服爸爸讓我考高中。爸爸看到我中專畢業以後，還在繼續努力自學，經常會很歉意的說他堅持讓我考中專不是是否是個錯誤。他總會告訴我，我的哪個同學考到哪個大學了，誰在哪個廠裏上班了，班裏很多同學的名字他依然清晰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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