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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校對】《重生之家族誕生》作者:Arrown神
重生後成為傑瑞·羅斯切爾的少年從日本登陸,開始了他席卷世界的家族誕生之旅!
蘇聯“駙馬案”
1988年12月30日,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外面,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審判庭內氣氛肅穆,鴉雀無聲。被告席上,站著一個背部微駝、呆如木雞的人。這個人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駙馬”、蘇聯內務部前第一副部長尤裏·米哈伊洛維奇·丘爾巴諾夫。
丘爾巴諾夫,1936年11月11日出生於莫斯科。其父是莫斯科某區的黨委書記,其母是家庭婦女。丘爾巴諾夫在技術學校畢業後,進了一家飛機工廠當技術工人。他在廠裏表現不錯,當過小組長和車間團支部書記。後來參了軍,1961年到蘇聯內務部,任內務部的上尉。1964年他從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函授班畢業,文憑到手後就與妻子離了婚,並轉到莫斯科布團委任督導員,不久又調到蘇維埃團中央宣傳處當處長。1970年後重返內務部。
丘爾巴諾夫身材魁梧,儀表堂堂,平時總是西裝革履,皮鞋踩得哢嚓哢嚓響。此外,他還心明眼快,辦事機敏。所以,他很快就被看中,挑選來擔任勃列日涅夫的千金加琳娜的警衛。
加琳娜雖不特別漂亮,卻曾是赫赫有名的風流女郎。她曾與一個馬戲團總裁結婚,不久離異。接著她又與莫斯科大劇院的一舞蹈家來往密切,後來雖成為合法夫妻,但卻又匆匆分手。這一時期,莫斯科有關加琳娜的傳聞不斷,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也為此而深感難堪,但又拿女兒沒辦法。自從丘爾巴諾夫來到加琳娜身邊後,這位任性的“公主”才變得有幾分規矩。丘爾巴諾夫的英俊瀟灑、熱情幽默、形影不離、關心備至,使比丘爾巴諾夫大9歲的加琳娜青春煥發、心喜若狂。不久,加琳娜便墜入了這個警衛的情網。
勃列日涅夫知道女兒的心事後,從內心裏感到高興,希望女兒早日再有個幸福家庭。他通過自己的老朋友、內務部長謝洛科夫調查未來女婿的出身和表現,調查結果是,一切都符合要求。
1971年,44歲的加琳娜下嫁35歲的丘爾巴諾夫,婚禮在莫斯科郊外勃列日涅夫闊綽的鄉間別墅舉行。勃列日涅夫把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送給他的一輛“施科達”牌小轎車送給女婿作為禮物,又吩咐下屬為這對新人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政府公寓內安排了一套4間的高級住宅。
丘爾巴諾夫成了蘇共總書記的女婿後,千方百計建立與勃列日涅夫的密切關系。為贏得勃列日涅夫的歡心,他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岳父岳母身上,陪伴他們散步、聊天、旅行等,處處讓兩位老人順心。久而久之,年邁垂老的勃列日涅夫喜愛女婿勝過喜愛自己的女兒。
有這麽一個好女婿,勃列日涅夫當然得關心關心女婿的前途。他親自出馬向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建議,提拔丘爾巴諾夫擔任蘇聯內務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長。這個建議可難壞了謝洛科夫。他很清楚,丘爾巴諾夫只拿過一張函授畢業文憑,在內務部只是個“七品芝麻官”,本事也有待大幅度提高。照旨辦吧,怕人家說三道四;不辦吧,總書記的旨意又不好不隨。幾番思索後,謝洛科夫硬著頭皮去向勃列日涅夫面陳利害,反覆說明不宜操之過急的道理,並允諾丘爾巴諾夫的今後安排包在他身上了。就這樣,勃列日涅夫才點頭同意。勃列日涅夫的“建議”雖沒有馬上實現,但他的女婿卻在短短的幾年內連升了數級。丘爾巴諾夫先是當上了內務部內衛軍政治部副主任,後提升為主任;1977年被任命為內務部副部長,1979年又晉升為第一副部長。1981年10月,45歲的丘爾巴諾夫成了蘇聯軍警中為數不多的中將。另外,丘爾巴諾夫在1976年的蘇共25大上,還被選為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81年的蘇共26大上,又被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同時兼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
在沽名釣譽方面,丘爾巴諾夫堪稱登峰造極之輩。在近10年裏,他獲得過20枚外國的和19枚國內的各種勳章和獎章。他去了幾天阿富汗,便得到紅旗戰鬥勳章。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奧運會時,內務部一批幹警因治安有功而獲得國家獎金。丘爾巴諾夫僅在貴賓席上坐了一會,竟名列獲獎者榜首,而親自負責這項工作的另一名副部長卻屈居其後。
誰都清楚丘爾巴諾夫的發跡,只是不敢說罷了。他依仗岳父,官愈升愈高,野心也愈來愈大。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後來的他目空一切,無所顧忌;對那些對他另有看法的人,他的態度毫不含糊——打倒在地、毫不留情。
1976年,內務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局局長紮祖林少將主持編寫了一本有關內務部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的小冊子。成書後,各方反應不錯,都認為是擊中了內務部的要害。於是,紮祖林又對原書中某些內容作了必要的修改,準備送去出版發行,可是此書遲遲得不到出版。
紮祖林還對內務部的作風松散、歪風盛行、以及丘爾巴諾夫的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一下,卻碰到丘爾巴諾夫的老虎屁股了。1979年11月,紮祖林接到內務部已經簽署了的解除他職務的通知。紮祖林對此早有預料,但不退縮。他向蘇共中央提出了申訴,黨中央聽完他的申訴後告訴他:內務部解除職務的命令無效,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幾個月後,紮祖林又接到解除他職務的通知。當他去找丘爾巴諾夫時,得到的回答是:“你還去中央告狀嗎?去告好了!中央信任我,不信任你。”此話果然不錯,這次解職,黨中央再也沒人為他說話了。在那權大於法的時代,紮祖林終於被解除職務,還連降了數級。
在遭丘爾巴諾夫迫害的所有人當中,最慘的要算是主持內務部科學院工作的克雷洛夫了。
1967年初春,當時正在軍事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克雷洛夫中校,被推薦給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將軍當助手。部長對新來的助手及他的革新計劃大加讚揚和支持。在部長的鼎力支持下,克雷洛夫得以在內務部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犯罪是一個社會現象,警察機構應與社會各方通力合作,共同與犯罪作鬥爭;再就是把科學的辦法引入內務部,建立了一整套對犯罪材料統計和分析的新方法。此外,內務部還在他的提議下成立了內務部科學院。正當克雷洛夫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革新計劃時,丘爾巴諾夫出現了。這位“駙馬爺”官運亨通,青雲直上,幾年的時間就由一位上尉晉升到中將,坐了內務部第二把交椅。可是,克雷洛夫從不買他的帳,還常常與他頂牛,有時甚至在內務部辦公會議上展開激烈交鋒。丘爾巴諾夫為此懷恨在心,並決心要戰勝克雷洛夫。再者,丘爾巴諾夫也並不滿足於目前的“老二”,他想接替謝洛科夫的部長職務,而眼前的克雷洛夫也是部長職位的候選人,是他的競爭對手。
丘爾巴諾夫在暗算著,而克雷洛夫在努力工作著。但是,漸漸地克雷洛夫發現他的後盾靠不住了。謝洛科夫部長不是不願意支持克雷洛夫了,而是沒能力再這樣做了。因為他很清楚:盡管他與總書記的私交甚厚,但畢竟是旁人,比不得總書記的女婿,一旦沖突起來,部長又怎麽樣?
在這種力量懸殊的較量中,克雷洛夫失敗了。不久,他被解職,調到幾年前他倡議成立的內務部科學院擔任院長。作為多年辛勤勞動的報酬,他被晉升為中將。
克雷洛夫就任新職後,繼續同丘爾巴諾夫作鬥爭。報覆心切的丘爾巴諾夫終於下定了狠心,要徹底搞垮他的對手。1979年初,他親自組織率領一個7人工作委員會到科學院檢查工作,很快“發現”了一系列應由克雷洛夫承擔的“經濟問題”。丘爾巴諾夫當面向克雷洛夫提出兩種選擇:要麽離開內務部,要麽到法庭接受審查。在這緊要關頭,克雷洛夫求助於謝洛科夫部長,但被拒絕了。1979年4月19日,他被迫退役。次日,這位年輕有為的將軍倒在自己的槍口之下。
動不動就拿別人“開心”是丘爾巴諾夫發跡後養成的脾氣。一次,他去釣魚,來到釣魚場時發現魚餌還沒有給他準備好,便破口大罵一位頭發斑白的少校,並威脅要撕下他的肩章將他發配到“凍土帶”去。
丘爾巴諾夫不但驕橫狂妄,而且無所顧忌。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豐盛的宴會,他經常去,幾乎一場不漏。在迎送外國貴賓等隆重儀式上,他也經常露面。然而,最使丘爾巴諾夫感興趣的莫過於到各地去視察。他每次視察,都受到國家元首般的接待。這位全蘇反酗酒運動委員會主席視察到哪裏就喝到哪裏,酪酊大醉、不省人事是常有的事。
“視察”對這位當代“醉翁”來說當然要有酒,但比酒更具誘惑力的是地方官員私下塞給他的成打成打的盧布。據歷時5年的艱難調查獲得的材料表明,丘爾巴諾夫在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總共收受賄賂656833盧布(合110萬美元),超過一個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此外,他還收受過高級地毯、精致茶具、文物珠寶等珍貴禮物。
丘爾巴諾夫這樣做並非他的囊中拮據,而是在做他的把權勢、特殊身份和地位轉化為盧布的“試驗”。例如,一次,他到烏茲別克共和國布哈拉州“檢查”救災工作,在州委書記卡裏莫夫陪同下來到加茲利鎮的一家商店裏。周圍的人雖不認得他,但都肯定他是大官,便向他抱怨商品短缺。事後,丘爾巴諾夫面向卡裏莫夫,從牙縫裏吐出“我要向中央報告這個嚴重問題”幾個字。就這麽一句話,嚇得州委書記渾身篩糠。書記當晚備宴,悄悄地塞給丘爾巴諾夫1萬盧布,直到這時丘爾巴諾夫才露出笑臉。
就這樣,丘爾巴諾夫每到一地都幾乎要施用這種權勢化為金錢的“煉金術”。他自己也承認,他每次“出巡”回來清理行裝時,提包裏衣兜裏到處都有錢。這些錢是誰送的,送多少,他根本記不得,也數不清。
隨著丘爾巴諾夫的腰包愈來愈大,加琳娜身上戴的珠寶也愈來愈耀目,而且,各種首飾的花樣不斷變換。據丘爾巴諾夫交代:“我曾交給妻子30萬盧布,被她買首飾用了。”加琳娜的金銀珠寶從哪裏來,人們很清楚。只不過是在那權大壓死人的年代,人們不敢公開講罷了。
丘爾巴諾夫權有了,錢有了,只是覺得按國家規定配給自己的那輛“伏爾加”牌轎車有失“駙馬”的尊嚴。1980年初,丘爾巴諾夫向謝洛科夫部長訴說他已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與其他小部的副部長不同,坐“伏爾加”有些不太體面,並要求換一輛更高檔的。謝洛科夫回答說:“副部長只能配備‘伏爾加’,國家規定不好違反。”丘爾巴諾夫再三要求,部長還是沒敢答應。此時此刻,丘爾巴諾夫臉色一沈,不由分說地抓起克裏姆林宮專線電話,他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說:“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能不能請您給我換輛‘海鷗’牌轎車?我想這件事就不必驚動我岳父了吧。”他說最後一句話時故意提高嗓門,並放慢說話速度。
第二天一早,一輛烏黑鋥亮的“海鷗”牌轎車開到了丘爾巴諾夫的門前。
車內裝有衛星電臺和直通克裏姆林宮的電話。
“駙馬爺”一方面向下級索取,另一方面又向上級“奉獻”。1980年11月13日是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的70大壽。和內務部許多人一樣,丘爾巴諾夫也打算借此機會給謝洛科夫意思意思。但這筆費用從哪裏來呢?丘爾巴諾夫急中生智,想到了要買一塊金表送給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一招。但當一塊價值4000盧布的金表到手後,丘爾巴諾夫卻戴到了謝洛科夫的手腕上。當然,這4000盧布是記在贈送外國賓客禮品的帳單上。
正當丘爾巴諾夫平步青雲、駕著“海鷗”牌轎車在大街上大展威風時,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新上任的安德羅波夫一就職就著手追查“駙馬爺”的受賄問題。第二年,丘爾巴諾夫被解除第一副部長職務,改任內務部內衛軍政治部主任。謝洛科夫也很快被中央除名,後又被取消大將軍銜。謝洛科夫自知罪孽深重,1984年12月身著飾滿勳章和獎章的將軍制服,用槍對準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
可是,決心追查“駙馬”案的安德羅波夫總書記1984年2月病逝了。勃列日涅夫親自栽培的契爾年科當上新總書記後,對老上級的女婿的受賄等問題遲遲不作處理。這段時間裏,丘爾巴諾夫逍遙法外。1985年3月,契爾年科病逝,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時進入中央書記處的,但在改革浪潮沖擊下,他顧不得那位前任總書記的面子,丘爾巴諾夫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1986年9月,丘爾巴諾夫被拘留審查;
1987年1月被依法逮捕。
1988年9月5日,內著黑色無領襯衫,外套灰色西服的丘爾巴諾夫被押上了被告席。10點整,身著戎裝、端坐在莊嚴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席上的首席法官宣布:“現在開庭審理尤裏·米哈伊洛維奇·丘爾巴諾夫貪汙受賄、濫用職權的罪行。”審判開始。
此時的丘爾巴諾夫似乎不失往日的驕矜,高昂著頭,目光正視前方。但當他回答法官的提問時,顯得有氣無力,旁聽席上的聽眾屏息靜氣,才勉強聽清他的回答:“我是俄羅斯人,曾經是蘇共黨員。”
在“驗名正身”後,法官開始宣讀經過5年調查整理而成的起訴書。起訴書有110卷,長1500頁,上有證人501名。這些材料詳細地記錄了這位曾權傾全蘇的“駙馬”的發跡與沒落史,以及與他同時出庭受審的烏茲別克共和國的8名前高級官員的罪行。
1988年12月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丘爾巴諾夫審判結束。
審判結果,以貪汙受賄、濫用職權罪判處丘爾巴諾夫有期徒刑12年,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自民黨阿部文男受賄案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政界又一大醜聞曝光。1月13日,曾任政府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的自民黨現任眾議員——阿部文男,被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受托受賄嫌疑罪的罪名逮捕,其住宅、事務所、議員會館的辦公室等地同時受到搜查。
阿部文男是日本檢察當局,繼16年前的“洛克希德案”後,又一次以受托受賄罪名逮捕的現職國會議員。
阿部文男受賄案,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權錢交易的秘密。
阿部文男1969年在北海道三區首次當選眾議員,是一個7次當選眾議員的老資格政治家。曾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政務次官和自民黨總務會長代理等黨政要職。1989年8月至1990年2月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
1989年2月,日本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總經理松浦勝利、副總經理森口五郎經人引見,在東京赤飯一家豪華料亭裏,宴請了眾議員阿部文男。從此,阿部文男和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關系便異常密切起來。
如果說剛開始阿部文男還只是伸手要領帶、手表,到後來,阿部文男的胃口越來越大。1989年6月,也是在赤阪料亭的一次宴請中,阿部文男直截了當地對森口五郎提出,他已經有6次當選議員的資歷,在自民黨內屬於“大臣適齡組”,加上有黨內元老支持,很有希望在下屆內閣中撈個大臣當當,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能不能在資金方面予以支持。共和鋼筋加工公司是一家暴發戶,正在從建築行業向不動產和娛樂業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政界的頭面人物當靠山,對阿部文男的要求哪有不答應之理?幾天之後,森口五郎便悄悄地把一大筆款項送到了阿部文男手中。
1989年8月,阿部文男如願以償,以宮澤喜一派議員身份在海部俊樹的第一屆內閣中出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為此提供了約9000萬日元“獵官”資金。
在1990年2月的眾議員大選中,共和鋼筋加工公司不僅提供資金支持,而且派出了大批職員參加阿部文男的競選事務所,使得事先預測可能要落選的阿部文男在函館選區以第二位的高得票率第7次當選眾議員。大選過後,阿部文男派人向共和鋼筋加工公司送去了一張1.4億日元的選舉費用的帳單,要求予以支付。森口五郎盡管面露難色,但還是照辦了。
阿部文男與森口五郎的關系異常密切,阿部文男向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要錢成了家常便飯。在東京和北海道維持事務所所需經費向“共和”要,連他私宅的裝修也由共和公司掏腰包。“缺錢的話,向共和去要”,這句話成了他的口頭禪。他那位管理金錢出納的女秘書,三天兩頭往東京代代木的共和公司總部跑。來而不往非禮也。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向阿部文男這個“無底洞”提供巨額資金,也自然從他那兒得到了回報。
過去與政界淵源不深的森口五郎成了阿部文男事務所的常客。據說,阿部文男的秘書們都曾得到過這樣的指示:凡是森口五郎以及共和公司方面的客人,一概優先接待。而森口五郎則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每次總是有所求而來,就像阿部文男去找他一樣。
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在同丸紅商社的一家分號在建材交易中有買空賣空的舞弊行徑,被九紅總公司發現,予以中止一切交易的處分。阿部文男讓政界的要人替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說情,才使共和公司得以渡過難關。
共和公司在福岡縣新建的工廠舉行開工儀式,是阿部文男為之奔走,請來了本派的元老、前首相鈴木善幸大駕光臨,使得共和公司一時聲名大振。
阿部文男還有本事說服鈴木善幸出任共和公司在茨城縣的一處高爾夫球場的名譽理事長,使得這家球場增色不少,會員證銷路大增。
特別是阿部文男在北海道沖繩開發廳任長官期間,他竟利用職權一再給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各種好處。他向森口五郎洩露了有關函館至江美之間高規格公路的走向,結果使共和公司在道路沿線大肆進行土地投機和開發游樂場。他還提供了在紮幌建設全天候多功能運動場的情報,使共和公司得以在預定場址的周圍地區買下大片土地以獲取暴利。在共和公司資金周轉遇到困難時,阿部文男甚至還準備用他掌管的北海道東北開發金庫的公款予以接濟。僅這幾件事,森口五郎就先後向阿部文男支付8000萬日元。
阿部文男的受賄秘密,是在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倒閉後暴露出來的。
1991年5月,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因為欠下高達250億日元的債務被迫倒閉。身為副總經理的森口五郎自知難逃責任,便溜到函館躲藏起來。他曾讓人帶信請阿部文男拉一把。誰知阿部文男見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再也榨不出油水,竟一口拒絕。森口五郎因此怨恨在心,在被逮捕後“竹筒倒豆子”般地將共和公司與阿部文男等政府官員之間的行賄受賄經過全盤托出。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根據掌握的證據,決定逮捕阿部文男。
阿部文男在被捕之前,因新聞媒介連篇累牘地報道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與他之間行賄受賄的種種線索和情況,感到大事不妙,產生了不祥的預感,於是稱病住院,想借醫院這塊“寶地”避避風頭。但是,檢察廳特別搜查部經過周密地調查,得出他的“病情”不影響他被捕的結論,並立即采取行動,於1992年1月13日派人到醫院將阿部文男逮捕歸案。
1991年12月,新聞媒介披露出阿部文男與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金錢授受關系”之後,擔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宮澤喜一感到此事對自己不利,就迫使阿部文男辭去宮澤派的事務總長職務,以便宮澤派與這個賄賂案劃清界線。
盡管阿部文男在被捕後矢口否認有受賄事實,但有關證人已陸續露面並提供證詞。從共和鋼筋加工公司抄出的帳簿表明,森口五郎在近兩三年內經手的款項中有數十億日元“用途不明”。森口五郎承認他一共交給阿部文男5.3億日元,什麽時候什麽地點多少金額都說得有根有據。而且此事不光是涉及阿部文男一人,還牽涉到一大批自民黨官員。例如:給阿部文男的5.3億日元中,有1.1億是轉給前首相鈴木善幸,作為鈴木善幸同意擔任共和公司那家俱樂部名譽理事長的謝禮的。前總務廳長官鹽崎潤因為替共和公司向丸紅商社說情,得到了2000萬日元的“好處費”,外加100萬日元車馬費,這也是由阿部文男轉交的。還有一名叫巖屋毅的眾議員,則直接為共和公司疏通資金,讓共和公司負擔他兩名秘書的薪水。上述涉嫌者都是宮澤喜一首相派的。據說,阿部文男從共和公司要來的巨額金錢中,有大約1000萬日元作為總裁選舉的經費上繳宮澤派的政治組織“宏池會”。
阿部文男被捕後,日本各在野黨紛紛發表談話,要求徹底查明事實真相並追究宮澤首相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鏟除產生受賄醜聞的溫床。在野黨還強烈呼籲盡快制定政治倫理法案、防止政治腐敗法案和修改政治資金限制法案。在輿論壓力下,宮澤喜一首相不得不對本派幹部涉嫌受賄表示遺憾,但他強調這只是阿部文男個人的事,否認宮澤派曾得到過阿部文男上繳的1000萬日元。然而,宮澤喜一的答覆並沒有說服日本公眾,日本報紙大量報道說,阿部文男受賄的錢,在1991年宮澤喜一竟選自民黨總裁時發揮了作用。
由於“金權政治”給日本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正如阿部文男在法庭上受審時所說:“為了當上內閣大臣就需要錢,大家都在以金錢作交易”,日本許多有識之士不斷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實現“少花錢的廉潔政治”。
日本《讀賣新聞》登載文章說:“每當受賄案被揭露,總能發現政治家的影子,真是可恥可悲的現實。”這番話道出了日本廣大群眾的心聲,說明他們對“金權政治”的現實已經深惡痛絕,也說明戰後日本在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難以克服的金錢政治的困擾,始終給國民的心理蒙上一層陰影。
竹下派會長金丸信偷稅事件
1992年8月,日本國會議員、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宣布,他在1990年眾議院大選前曾接受東京佐川急便提供的5億日元非法政治捐款,決定辭去自民黨副總裁和黨內竹下派會長職務。1992年9月,東京地方法院做出判決,金丸信犯有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罪,罰款20萬日元。1993年3月,金丸信以偷稅漏稅數億日元、違反所得稅法的嫌疑被逮捕。
金丸信受賄偷稅醜聞曝光後,自民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在1993年7月18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的議員席位未過半數,不得不結束一黨長期執政達38年的歷史。
金丸信,1914年9月17日生於日本山梨縣一個釀酒商人家庭,1937年東京農業大學畢業後被征入伍,後因病返鄉承襲了父業。1953年金丸信棄商從政,1958年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63年,任池田內閣郵政政務次官。1967年任佐藤內閣運輸省政務次官。1972年,任田中內閣建設大臣。1974年,任三木內閣國土廳長官。1977年,任福田內閣防衛廳長官。1986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三次組閣時,任中曾根內閣副總理。
1987年7月,金丸信與竹下登一起建立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經世會”,並出任會長。在金丸信的全力推舉下,竹下登於1987年11月當選日本首相。
1989年6月竹下登首相因“裏庫路特賄賂案”被迫辭職後,金丸信又扶持宇野宗佑上臺。以後出任首相的海部俊樹、宮澤喜一,都是在金丸信的支持下走上內閣總理大臣寶座的。宮澤喜一當選首相伊始,便請金丸信於1992年1月出任自民黨副總裁,把黨內的一切權力交與金丸信,以換取金丸信的大力配合。金丸信在日本政壇和自民黨內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據報道,金丸信在日本黑社會也有一定影響。在前首相竹下登上臺前夕,東京街頭突然出現許多右翼團體日本皇民黨的宣傳車,高喊“竹下是日本最有錢的政治家”等口號,欲棒殺竹下登。竹下登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團團轉。金丸信私下裏找到佐川快運公司社長渡邊廣康商量,制訂了以毒攻毒的計謀,出重金買通了黑社會暴力組織稻川會的會長石並進,要其阻止皇民黨的行動。果然,不消幾日皇民黨的宣傳車便在東京的街道上銷聲匿跡。竹下登順利走馬上任。
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首先是因為“東京佐川瀆職案”而被法院起訴的。
1991年2月,東京國稅廳告發了東京佐川快件運輸集團公司中的30多家公司從1985年起漏稅30多億日元。同年7月,又揭發出該集團公司中的骨幹公司“東京佐川急便”總經理渡邊廣康等人與日本的大暴力組織稻川會控制的企業相互勾結,總經理渡邊廣康、常務董事早乙女潤因此被解除董事職務、開除出公司。同月,佐川集團公司董事長佐川清根據公司內部告發的材料向東京地方檢察廳提出了起訴,檢察廳開始正式立案偵查。
1992年2月14日,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特別瀆職罪”之名下令逮捕了“東京佐川急便”前總經理渡邊廣康、前常務董事早乙女潤,同時被捕的還有“平和堂公司”總經理松澤泰生、“市原觀光開發公司”經理大內美知夫。逮捕的前一天,特搜部還與東京警察廳合作,對渡邊等人的住處、辦公室、別墅等進行了多處強制搜查。1992年3月6日,東京地方檢察廳正式對渡邊廣康等人提出起訴,起訴書中說,自1989年12月到1991年3月,渡邊和松澤兩被告在明明知道平和堂不動產公司等4家平和堂集團的企業因股票投機失敗,失去償還能力的情況下,為了謀取私利,兩人合謀以東京佐川公司保證的形式直接貸款,給公司造成約245億日元的損失;早乙女潤、大內美知夫兩人明知市原觀光開發公司因投資失敗瀕於破產,仍以東京佐川公司作債務擔保,造成了400億日元的損失。
據佐川公司的內部資料,通過佐川公司前負責人之手流出的非正當資金總額達5300億日元。其中約有1142億日元的資金流向暴力組織稻川會系統的企業,590億日元以債務擔保和貸款的形式流向扮演疏通政界角色的平和堂集團公司,440億日元流向市原觀光開發公司。這些資金一部分用於不動產投資,其餘用於股票投機,但由於泡沫經濟的破產,股票交易損失嚴重。
從表面上看,佐川特別瀆職案是一樁經濟案件,但問題的要害是去向不明的巨額資金的流向。種種跡象表明,這些資金除非法流向數十家公司企業外,還以各種名目流入政界。
佐川集團公司在日本運輸業中赫赫有名,運輸網絡遍及日本各地。而東京佐川公司又是其中的骨幹企業,雇員近4000名,營業額占佐川集團總營業額的20%。渡邊廣康攀附上佐川集團後很快發跡,並逐步進入日本的上層社會,與政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有廣泛的交往。有報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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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駙馬案”
1988年12月30日,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外面,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審判庭內氣氛肅穆,鴉雀無聲。被告席上,站著一個背部微駝、呆如木雞的人。這個人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駙馬”、蘇聯內務部前第一副部長尤裏·米哈伊洛維奇·丘爾巴諾夫。
丘爾巴諾夫,1936年11月11日出生於莫斯科。其父是莫斯科某區的黨委書記,其母是家庭婦女。丘爾巴諾夫在技術學校畢業後,進了一家飛機工廠當技術工人。他在廠裏表現不錯,當過小組長和車間團支部書記。後來參了軍,1961年到蘇聯內務部,任內務部的上尉。1964年他從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函授班畢業,文憑到手後就與妻子離了婚,並轉到莫斯科布團委任督導員,不久又調到蘇維埃團中央宣傳處當處長。1970年後重返內務部。
丘爾巴諾夫身材魁梧,儀表堂堂,平時總是西裝革履,皮鞋踩得哢嚓哢嚓響。此外,他還心明眼快,辦事機敏。所以,他很快就被看中,挑選來擔任勃列日涅夫的千金加琳娜的警衛。
加琳娜雖不特別漂亮,卻曾是赫赫有名的風流女郎。她曾與一個馬戲團總裁結婚,不久離異。接著她又與莫斯科大劇院的一舞蹈家來往密切,後來雖成為合法夫妻,但卻又匆匆分手。這一時期,莫斯科有關加琳娜的傳聞不斷,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也為此而深感難堪,但又拿女兒沒辦法。自從丘爾巴諾夫來到加琳娜身邊後,這位任性的“公主”才變得有幾分規矩。丘爾巴諾夫的英俊瀟灑、熱情幽默、形影不離、關心備至,使比丘爾巴諾夫大9歲的加琳娜青春煥發、心喜若狂。不久,加琳娜便墜入了這個警衛的情網。
勃列日涅夫知道女兒的心事後,從內心裏感到高興,希望女兒早日再有個幸福家庭。他通過自己的老朋友、內務部長謝洛科夫調查未來女婿的出身和表現,調查結果是,一切都符合要求。
1971年,44歲的加琳娜下嫁35歲的丘爾巴諾夫,婚禮在莫斯科郊外勃列日涅夫闊綽的鄉間別墅舉行。勃列日涅夫把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送給他的一輛“施科達”牌小轎車送給女婿作為禮物,又吩咐下屬為這對新人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政府公寓內安排了一套4間的高級住宅。
丘爾巴諾夫成了蘇共總書記的女婿後,千方百計建立與勃列日涅夫的密切關系。為贏得勃列日涅夫的歡心,他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岳父岳母身上,陪伴他們散步、聊天、旅行等,處處讓兩位老人順心。久而久之,年邁垂老的勃列日涅夫喜愛女婿勝過喜愛自己的女兒。
有這麽一個好女婿,勃列日涅夫當然得關心關心女婿的前途。他親自出馬向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建議,提拔丘爾巴諾夫擔任蘇聯內務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長。這個建議可難壞了謝洛科夫。他很清楚,丘爾巴諾夫只拿過一張函授畢業文憑,在內務部只是個“七品芝麻官”,本事也有待大幅度提高。照旨辦吧,怕人家說三道四;不辦吧,總書記的旨意又不好不隨。幾番思索後,謝洛科夫硬著頭皮去向勃列日涅夫面陳利害,反覆說明不宜操之過急的道理,並允諾丘爾巴諾夫的今後安排包在他身上了。就這樣,勃列日涅夫才點頭同意。勃列日涅夫的“建議”雖沒有馬上實現,但他的女婿卻在短短的幾年內連升了數級。丘爾巴諾夫先是當上了內務部內衛軍政治部副主任,後提升為主任;1977年被任命為內務部副部長,1979年又晉升為第一副部長。1981年10月,45歲的丘爾巴諾夫成了蘇聯軍警中為數不多的中將。另外,丘爾巴諾夫在1976年的蘇共25大上,還被選為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81年的蘇共26大上,又被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同時兼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
在沽名釣譽方面,丘爾巴諾夫堪稱登峰造極之輩。在近10年裏,他獲得過20枚外國的和19枚國內的各種勳章和獎章。他去了幾天阿富汗,便得到紅旗戰鬥勳章。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奧運會時,內務部一批幹警因治安有功而獲得國家獎金。丘爾巴諾夫僅在貴賓席上坐了一會,竟名列獲獎者榜首,而親自負責這項工作的另一名副部長卻屈居其後。
誰都清楚丘爾巴諾夫的發跡,只是不敢說罷了。他依仗岳父,官愈升愈高,野心也愈來愈大。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後來的他目空一切,無所顧忌;對那些對他另有看法的人,他的態度毫不含糊——打倒在地、毫不留情。
1976年,內務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局局長紮祖林少將主持編寫了一本有關內務部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的小冊子。成書後,各方反應不錯,都認為是擊中了內務部的要害。於是,紮祖林又對原書中某些內容作了必要的修改,準備送去出版發行,可是此書遲遲得不到出版。
紮祖林還對內務部的作風松散、歪風盛行、以及丘爾巴諾夫的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一下,卻碰到丘爾巴諾夫的老虎屁股了。1979年11月,紮祖林接到內務部已經簽署了的解除他職務的通知。紮祖林對此早有預料,但不退縮。他向蘇共中央提出了申訴,黨中央聽完他的申訴後告訴他:內務部解除職務的命令無效,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幾個月後,紮祖林又接到解除他職務的通知。當他去找丘爾巴諾夫時,得到的回答是:“你還去中央告狀嗎?去告好了!中央信任我,不信任你。”此話果然不錯,這次解職,黨中央再也沒人為他說話了。在那權大於法的時代,紮祖林終於被解除職務,還連降了數級。
在遭丘爾巴諾夫迫害的所有人當中,最慘的要算是主持內務部科學院工作的克雷洛夫了。
1967年初春,當時正在軍事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克雷洛夫中校,被推薦給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將軍當助手。部長對新來的助手及他的革新計劃大加讚揚和支持。在部長的鼎力支持下,克雷洛夫得以在內務部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犯罪是一個社會現象,警察機構應與社會各方通力合作,共同與犯罪作鬥爭;再就是把科學的辦法引入內務部,建立了一整套對犯罪材料統計和分析的新方法。此外,內務部還在他的提議下成立了內務部科學院。正當克雷洛夫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革新計劃時,丘爾巴諾夫出現了。這位“駙馬爺”官運亨通,青雲直上,幾年的時間就由一位上尉晉升到中將,坐了內務部第二把交椅。可是,克雷洛夫從不買他的帳,還常常與他頂牛,有時甚至在內務部辦公會議上展開激烈交鋒。丘爾巴諾夫為此懷恨在心,並決心要戰勝克雷洛夫。再者,丘爾巴諾夫也並不滿足於目前的“老二”,他想接替謝洛科夫的部長職務,而眼前的克雷洛夫也是部長職位的候選人,是他的競爭對手。
丘爾巴諾夫在暗算著,而克雷洛夫在努力工作著。但是,漸漸地克雷洛夫發現他的後盾靠不住了。謝洛科夫部長不是不願意支持克雷洛夫了,而是沒能力再這樣做了。因為他很清楚:盡管他與總書記的私交甚厚,但畢竟是旁人,比不得總書記的女婿,一旦沖突起來,部長又怎麽樣?
在這種力量懸殊的較量中,克雷洛夫失敗了。不久,他被解職,調到幾年前他倡議成立的內務部科學院擔任院長。作為多年辛勤勞動的報酬,他被晉升為中將。
克雷洛夫就任新職後,繼續同丘爾巴諾夫作鬥爭。報覆心切的丘爾巴諾夫終於下定了狠心,要徹底搞垮他的對手。1979年初,他親自組織率領一個7人工作委員會到科學院檢查工作,很快“發現”了一系列應由克雷洛夫承擔的“經濟問題”。丘爾巴諾夫當面向克雷洛夫提出兩種選擇:要麽離開內務部,要麽到法庭接受審查。在這緊要關頭,克雷洛夫求助於謝洛科夫部長,但被拒絕了。1979年4月19日,他被迫退役。次日,這位年輕有為的將軍倒在自己的槍口之下。
動不動就拿別人“開心”是丘爾巴諾夫發跡後養成的脾氣。一次,他去釣魚,來到釣魚場時發現魚餌還沒有給他準備好,便破口大罵一位頭發斑白的少校,並威脅要撕下他的肩章將他發配到“凍土帶”去。
丘爾巴諾夫不但驕橫狂妄,而且無所顧忌。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豐盛的宴會,他經常去,幾乎一場不漏。在迎送外國貴賓等隆重儀式上,他也經常露面。然而,最使丘爾巴諾夫感興趣的莫過於到各地去視察。他每次視察,都受到國家元首般的接待。這位全蘇反酗酒運動委員會主席視察到哪裏就喝到哪裏,酪酊大醉、不省人事是常有的事。
“視察”對這位當代“醉翁”來說當然要有酒,但比酒更具誘惑力的是地方官員私下塞給他的成打成打的盧布。據歷時5年的艱難調查獲得的材料表明,丘爾巴諾夫在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總共收受賄賂656833盧布(合110萬美元),超過一個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此外,他還收受過高級地毯、精致茶具、文物珠寶等珍貴禮物。
丘爾巴諾夫這樣做並非他的囊中拮據,而是在做他的把權勢、特殊身份和地位轉化為盧布的“試驗”。例如,一次,他到烏茲別克共和國布哈拉州“檢查”救災工作,在州委書記卡裏莫夫陪同下來到加茲利鎮的一家商店裏。周圍的人雖不認得他,但都肯定他是大官,便向他抱怨商品短缺。事後,丘爾巴諾夫面向卡裏莫夫,從牙縫裏吐出“我要向中央報告這個嚴重問題”幾個字。就這麽一句話,嚇得州委書記渾身篩糠。書記當晚備宴,悄悄地塞給丘爾巴諾夫1萬盧布,直到這時丘爾巴諾夫才露出笑臉。
就這樣,丘爾巴諾夫每到一地都幾乎要施用這種權勢化為金錢的“煉金術”。他自己也承認,他每次“出巡”回來清理行裝時,提包裏衣兜裏到處都有錢。這些錢是誰送的,送多少,他根本記不得,也數不清。
隨著丘爾巴諾夫的腰包愈來愈大,加琳娜身上戴的珠寶也愈來愈耀目,而且,各種首飾的花樣不斷變換。據丘爾巴諾夫交代:“我曾交給妻子30萬盧布,被她買首飾用了。”加琳娜的金銀珠寶從哪裏來,人們很清楚。只不過是在那權大壓死人的年代,人們不敢公開講罷了。
丘爾巴諾夫權有了,錢有了,只是覺得按國家規定配給自己的那輛“伏爾加”牌轎車有失“駙馬”的尊嚴。1980年初,丘爾巴諾夫向謝洛科夫部長訴說他已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與其他小部的副部長不同,坐“伏爾加”有些不太體面,並要求換一輛更高檔的。謝洛科夫回答說:“副部長只能配備‘伏爾加’,國家規定不好違反。”丘爾巴諾夫再三要求,部長還是沒敢答應。此時此刻,丘爾巴諾夫臉色一沈,不由分說地抓起克裏姆林宮專線電話,他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說:“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能不能請您給我換輛‘海鷗’牌轎車?我想這件事就不必驚動我岳父了吧。”他說最後一句話時故意提高嗓門,並放慢說話速度。
第二天一早,一輛烏黑鋥亮的“海鷗”牌轎車開到了丘爾巴諾夫的門前。
車內裝有衛星電臺和直通克裏姆林宮的電話。
“駙馬爺”一方面向下級索取,另一方面又向上級“奉獻”。1980年11月13日是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的70大壽。和內務部許多人一樣,丘爾巴諾夫也打算借此機會給謝洛科夫意思意思。但這筆費用從哪裏來呢?丘爾巴諾夫急中生智,想到了要買一塊金表送給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一招。但當一塊價值4000盧布的金表到手後,丘爾巴諾夫卻戴到了謝洛科夫的手腕上。當然,這4000盧布是記在贈送外國賓客禮品的帳單上。
正當丘爾巴諾夫平步青雲、駕著“海鷗”牌轎車在大街上大展威風時,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新上任的安德羅波夫一就職就著手追查“駙馬爺”的受賄問題。第二年,丘爾巴諾夫被解除第一副部長職務,改任內務部內衛軍政治部主任。謝洛科夫也很快被中央除名,後又被取消大將軍銜。謝洛科夫自知罪孽深重,1984年12月身著飾滿勳章和獎章的將軍制服,用槍對準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
可是,決心追查“駙馬”案的安德羅波夫總書記1984年2月病逝了。勃列日涅夫親自栽培的契爾年科當上新總書記後,對老上級的女婿的受賄等問題遲遲不作處理。這段時間裏,丘爾巴諾夫逍遙法外。1985年3月,契爾年科病逝,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時進入中央書記處的,但在改革浪潮沖擊下,他顧不得那位前任總書記的面子,丘爾巴諾夫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1986年9月,丘爾巴諾夫被拘留審查;
1987年1月被依法逮捕。
1988年9月5日,內著黑色無領襯衫,外套灰色西服的丘爾巴諾夫被押上了被告席。10點整,身著戎裝、端坐在莊嚴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席上的首席法官宣布:“現在開庭審理尤裏·米哈伊洛維奇·丘爾巴諾夫貪汙受賄、濫用職權的罪行。”審判開始。
此時的丘爾巴諾夫似乎不失往日的驕矜,高昂著頭,目光正視前方。但當他回答法官的提問時,顯得有氣無力,旁聽席上的聽眾屏息靜氣,才勉強聽清他的回答:“我是俄羅斯人,曾經是蘇共黨員。”
在“驗名正身”後,法官開始宣讀經過5年調查整理而成的起訴書。起訴書有110卷,長1500頁,上有證人501名。這些材料詳細地記錄了這位曾權傾全蘇的“駙馬”的發跡與沒落史,以及與他同時出庭受審的烏茲別克共和國的8名前高級官員的罪行。
1988年12月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丘爾巴諾夫審判結束。
審判結果,以貪汙受賄、濫用職權罪判處丘爾巴諾夫有期徒刑12年,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自民黨阿部文男受賄案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政界又一大醜聞曝光。1月13日,曾任政府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的自民黨現任眾議員——阿部文男,被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受托受賄嫌疑罪的罪名逮捕,其住宅、事務所、議員會館的辦公室等地同時受到搜查。
阿部文男是日本檢察當局,繼16年前的“洛克希德案”後,又一次以受托受賄罪名逮捕的現職國會議員。
阿部文男受賄案,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權錢交易的秘密。
阿部文男1969年在北海道三區首次當選眾議員,是一個7次當選眾議員的老資格政治家。曾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政務次官和自民黨總務會長代理等黨政要職。1989年8月至1990年2月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
1989年2月,日本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總經理松浦勝利、副總經理森口五郎經人引見,在東京赤飯一家豪華料亭裏,宴請了眾議員阿部文男。從此,阿部文男和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關系便異常密切起來。
如果說剛開始阿部文男還只是伸手要領帶、手表,到後來,阿部文男的胃口越來越大。1989年6月,也是在赤阪料亭的一次宴請中,阿部文男直截了當地對森口五郎提出,他已經有6次當選議員的資歷,在自民黨內屬於“大臣適齡組”,加上有黨內元老支持,很有希望在下屆內閣中撈個大臣當當,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能不能在資金方面予以支持。共和鋼筋加工公司是一家暴發戶,正在從建築行業向不動產和娛樂業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政界的頭面人物當靠山,對阿部文男的要求哪有不答應之理?幾天之後,森口五郎便悄悄地把一大筆款項送到了阿部文男手中。
1989年8月,阿部文男如願以償,以宮澤喜一派議員身份在海部俊樹的第一屆內閣中出任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為此提供了約9000萬日元“獵官”資金。
在1990年2月的眾議員大選中,共和鋼筋加工公司不僅提供資金支持,而且派出了大批職員參加阿部文男的競選事務所,使得事先預測可能要落選的阿部文男在函館選區以第二位的高得票率第7次當選眾議員。大選過後,阿部文男派人向共和鋼筋加工公司送去了一張1.4億日元的選舉費用的帳單,要求予以支付。森口五郎盡管面露難色,但還是照辦了。
阿部文男與森口五郎的關系異常密切,阿部文男向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要錢成了家常便飯。在東京和北海道維持事務所所需經費向“共和”要,連他私宅的裝修也由共和公司掏腰包。“缺錢的話,向共和去要”,這句話成了他的口頭禪。他那位管理金錢出納的女秘書,三天兩頭往東京代代木的共和公司總部跑。來而不往非禮也。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向阿部文男這個“無底洞”提供巨額資金,也自然從他那兒得到了回報。
過去與政界淵源不深的森口五郎成了阿部文男事務所的常客。據說,阿部文男的秘書們都曾得到過這樣的指示:凡是森口五郎以及共和公司方面的客人,一概優先接待。而森口五郎則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每次總是有所求而來,就像阿部文男去找他一樣。
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在同丸紅商社的一家分號在建材交易中有買空賣空的舞弊行徑,被九紅總公司發現,予以中止一切交易的處分。阿部文男讓政界的要人替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說情,才使共和公司得以渡過難關。
共和公司在福岡縣新建的工廠舉行開工儀式,是阿部文男為之奔走,請來了本派的元老、前首相鈴木善幸大駕光臨,使得共和公司一時聲名大振。
阿部文男還有本事說服鈴木善幸出任共和公司在茨城縣的一處高爾夫球場的名譽理事長,使得這家球場增色不少,會員證銷路大增。
特別是阿部文男在北海道沖繩開發廳任長官期間,他竟利用職權一再給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各種好處。他向森口五郎洩露了有關函館至江美之間高規格公路的走向,結果使共和公司在道路沿線大肆進行土地投機和開發游樂場。他還提供了在紮幌建設全天候多功能運動場的情報,使共和公司得以在預定場址的周圍地區買下大片土地以獲取暴利。在共和公司資金周轉遇到困難時,阿部文男甚至還準備用他掌管的北海道東北開發金庫的公款予以接濟。僅這幾件事,森口五郎就先後向阿部文男支付8000萬日元。
阿部文男的受賄秘密,是在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倒閉後暴露出來的。
1991年5月,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因為欠下高達250億日元的債務被迫倒閉。身為副總經理的森口五郎自知難逃責任,便溜到函館躲藏起來。他曾讓人帶信請阿部文男拉一把。誰知阿部文男見共和鋼筋加工公司再也榨不出油水,竟一口拒絕。森口五郎因此怨恨在心,在被逮捕後“竹筒倒豆子”般地將共和公司與阿部文男等政府官員之間的行賄受賄經過全盤托出。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根據掌握的證據,決定逮捕阿部文男。
阿部文男在被捕之前,因新聞媒介連篇累牘地報道共和鋼筋加工公司與他之間行賄受賄的種種線索和情況,感到大事不妙,產生了不祥的預感,於是稱病住院,想借醫院這塊“寶地”避避風頭。但是,檢察廳特別搜查部經過周密地調查,得出他的“病情”不影響他被捕的結論,並立即采取行動,於1992年1月13日派人到醫院將阿部文男逮捕歸案。
1991年12月,新聞媒介披露出阿部文男與共和鋼筋加工公司的“金錢授受關系”之後,擔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宮澤喜一感到此事對自己不利,就迫使阿部文男辭去宮澤派的事務總長職務,以便宮澤派與這個賄賂案劃清界線。
盡管阿部文男在被捕後矢口否認有受賄事實,但有關證人已陸續露面並提供證詞。從共和鋼筋加工公司抄出的帳簿表明,森口五郎在近兩三年內經手的款項中有數十億日元“用途不明”。森口五郎承認他一共交給阿部文男5.3億日元,什麽時候什麽地點多少金額都說得有根有據。而且此事不光是涉及阿部文男一人,還牽涉到一大批自民黨官員。例如:給阿部文男的5.3億日元中,有1.1億是轉給前首相鈴木善幸,作為鈴木善幸同意擔任共和公司那家俱樂部名譽理事長的謝禮的。前總務廳長官鹽崎潤因為替共和公司向丸紅商社說情,得到了2000萬日元的“好處費”,外加100萬日元車馬費,這也是由阿部文男轉交的。還有一名叫巖屋毅的眾議員,則直接為共和公司疏通資金,讓共和公司負擔他兩名秘書的薪水。上述涉嫌者都是宮澤喜一首相派的。據說,阿部文男從共和公司要來的巨額金錢中,有大約1000萬日元作為總裁選舉的經費上繳宮澤派的政治組織“宏池會”。
阿部文男被捕後,日本各在野黨紛紛發表談話,要求徹底查明事實真相並追究宮澤首相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鏟除產生受賄醜聞的溫床。在野黨還強烈呼籲盡快制定政治倫理法案、防止政治腐敗法案和修改政治資金限制法案。在輿論壓力下,宮澤喜一首相不得不對本派幹部涉嫌受賄表示遺憾,但他強調這只是阿部文男個人的事,否認宮澤派曾得到過阿部文男上繳的1000萬日元。然而,宮澤喜一的答覆並沒有說服日本公眾,日本報紙大量報道說,阿部文男受賄的錢,在1991年宮澤喜一竟選自民黨總裁時發揮了作用。
由於“金權政治”給日本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正如阿部文男在法庭上受審時所說:“為了當上內閣大臣就需要錢,大家都在以金錢作交易”,日本許多有識之士不斷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實現“少花錢的廉潔政治”。
日本《讀賣新聞》登載文章說:“每當受賄案被揭露,總能發現政治家的影子,真是可恥可悲的現實。”這番話道出了日本廣大群眾的心聲,說明他們對“金權政治”的現實已經深惡痛絕,也說明戰後日本在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難以克服的金錢政治的困擾,始終給國民的心理蒙上一層陰影。
竹下派會長金丸信偷稅事件
1992年8月,日本國會議員、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宣布,他在1990年眾議院大選前曾接受東京佐川急便提供的5億日元非法政治捐款,決定辭去自民黨副總裁和黨內竹下派會長職務。1992年9月,東京地方法院做出判決,金丸信犯有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罪,罰款20萬日元。1993年3月,金丸信以偷稅漏稅數億日元、違反所得稅法的嫌疑被逮捕。
金丸信受賄偷稅醜聞曝光後,自民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在1993年7月18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的議員席位未過半數,不得不結束一黨長期執政達38年的歷史。
金丸信,1914年9月17日生於日本山梨縣一個釀酒商人家庭,1937年東京農業大學畢業後被征入伍,後因病返鄉承襲了父業。1953年金丸信棄商從政,1958年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63年,任池田內閣郵政政務次官。1967年任佐藤內閣運輸省政務次官。1972年,任田中內閣建設大臣。1974年,任三木內閣國土廳長官。1977年,任福田內閣防衛廳長官。1986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三次組閣時,任中曾根內閣副總理。
1987年7月,金丸信與竹下登一起建立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經世會”,並出任會長。在金丸信的全力推舉下,竹下登於1987年11月當選日本首相。
1989年6月竹下登首相因“裏庫路特賄賂案”被迫辭職後,金丸信又扶持宇野宗佑上臺。以後出任首相的海部俊樹、宮澤喜一,都是在金丸信的支持下走上內閣總理大臣寶座的。宮澤喜一當選首相伊始,便請金丸信於1992年1月出任自民黨副總裁,把黨內的一切權力交與金丸信,以換取金丸信的大力配合。金丸信在日本政壇和自民黨內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據報道,金丸信在日本黑社會也有一定影響。在前首相竹下登上臺前夕,東京街頭突然出現許多右翼團體日本皇民黨的宣傳車,高喊“竹下是日本最有錢的政治家”等口號,欲棒殺竹下登。竹下登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團團轉。金丸信私下裏找到佐川快運公司社長渡邊廣康商量,制訂了以毒攻毒的計謀,出重金買通了黑社會暴力組織稻川會的會長石並進,要其阻止皇民黨的行動。果然,不消幾日皇民黨的宣傳車便在東京的街道上銷聲匿跡。竹下登順利走馬上任。
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首先是因為“東京佐川瀆職案”而被法院起訴的。
1991年2月,東京國稅廳告發了東京佐川快件運輸集團公司中的30多家公司從1985年起漏稅30多億日元。同年7月,又揭發出該集團公司中的骨幹公司“東京佐川急便”總經理渡邊廣康等人與日本的大暴力組織稻川會控制的企業相互勾結,總經理渡邊廣康、常務董事早乙女潤因此被解除董事職務、開除出公司。同月,佐川集團公司董事長佐川清根據公司內部告發的材料向東京地方檢察廳提出了起訴,檢察廳開始正式立案偵查。
1992年2月14日,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特別瀆職罪”之名下令逮捕了“東京佐川急便”前總經理渡邊廣康、前常務董事早乙女潤,同時被捕的還有“平和堂公司”總經理松澤泰生、“市原觀光開發公司”經理大內美知夫。逮捕的前一天,特搜部還與東京警察廳合作,對渡邊等人的住處、辦公室、別墅等進行了多處強制搜查。1992年3月6日,東京地方檢察廳正式對渡邊廣康等人提出起訴,起訴書中說,自1989年12月到1991年3月,渡邊和松澤兩被告在明明知道平和堂不動產公司等4家平和堂集團的企業因股票投機失敗,失去償還能力的情況下,為了謀取私利,兩人合謀以東京佐川公司保證的形式直接貸款,給公司造成約245億日元的損失;早乙女潤、大內美知夫兩人明知市原觀光開發公司因投資失敗瀕於破產,仍以東京佐川公司作債務擔保,造成了400億日元的損失。
據佐川公司的內部資料,通過佐川公司前負責人之手流出的非正當資金總額達5300億日元。其中約有1142億日元的資金流向暴力組織稻川會系統的企業,590億日元以債務擔保和貸款的形式流向扮演疏通政界角色的平和堂集團公司,440億日元流向市原觀光開發公司。這些資金一部分用於不動產投資,其餘用於股票投機,但由於泡沫經濟的破產,股票交易損失嚴重。
從表面上看,佐川特別瀆職案是一樁經濟案件,但問題的要害是去向不明的巨額資金的流向。種種跡象表明,這些資金除非法流向數十家公司企業外,還以各種名目流入政界。
佐川集團公司在日本運輸業中赫赫有名,運輸網絡遍及日本各地。而東京佐川公司又是其中的骨幹企業,雇員近4000名,營業額占佐川集團總營業額的20%。渡邊廣康攀附上佐川集團後很快發跡,並逐步進入日本的上層社會,與政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有廣泛的交往。有報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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