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其中，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委員畢士博，聽說李濟是中國第一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即來信邀請李濟參加他們的考古隊。李濟回信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回信道：“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1926年5月，畢士博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商定了合作事項，即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國學院合作，由李濟先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暫由清華保管，今後交中國國立博物館。

1926年10月，李濟率隊來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這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覆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發現了一片布滿陶片的地方。這片區域很大，有好幾畝地。他們俯身撿拾幾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細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來後，李濟決定將西陰村作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現場。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在西陰村不僅發現了10多萬片史前陶片，還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獸骨、貝殼片等。最有意思的是，發現了半只被利器切割過的蠶繭殼。這一發現表明，中華民族在史前就家養蠶繭。1995年9月，為紀念李濟先生誕辰百年，臺灣“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為時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僅一件，即半個蠶繭殼，可見這半個蠶繭殼的“分量”。

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更標志著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們制定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明確“發掘所得歸國家所有”；在西陰村，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只是選擇了一小塊面積。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說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殷墟文化遺址，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陽走向世界的，當屬李濟先生。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濟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國的李濟收到傅斯年的電函，希望他盡快回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這時，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對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進行。年末，李濟回國。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進行第二次挖掘。以後，差不多每年的春秋兩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濟的主持下對殷墟進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尋找有文字的中國古代史，即人們通常說的“甲骨文”。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蔔文字。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12日是這一“戰役”的最後一天，下午4時，在小屯村的一個地下貯藏坑裏發現了龜版。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一塊塊取出。誰知，當取出3760塊時，還只是一個面上部分。於是，決定再延續一天。第二天，當太陽下山時，他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後來，又用了4個晝夜，才將埋藏珍品的土塊整體起出。經過幾個月的整理，這次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與甲骨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青銅器、玉器、日用器具、人獸骨、建築遺跡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紋石器、玉飾品、青銅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軀體，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勢，還有一跪著的人體殘部。顯然，小墓是陪葬墓，這是一處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則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這是第一次發現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轟動中外學術界。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

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的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長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長城封鎖了。”“總之，我們若把中國歷史看作全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它比傳統的歷史遠得多。”“我們討論中國歷史最要緊的一點，與過去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感覺到，並已證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記錄以外，還有另外的來源；由這些來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經引導出了不少新的問題，並且已經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們必須收納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資料，這些新資料，不但幫助他們解決舊問題，而且啟發新問題。”

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他還闡述了新史學家應該達到的四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告訴他的朋友的話，他說：“中國境內作現代學術工作，真是遍地黃金，只要有人揀。”這是講要尊重本國的學術資源。第二境界可以說是“百聞不如一見，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這是講作為新史學家應該重視從實踐中去獲取知識。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資料遇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以相得相輔了。第四個境界，姑稱之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最後一個似含有為歷史學等學術之境遇辯護之意。他最後總結說：“在這一境界中作歷史學語言學的工作，可以說和生物學家地質學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樣的。”

文物在哪裏，人就在哪裏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回國後，李濟撰寫了《抗戰後在日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向有關部門報告。這次調查，追回了周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李濟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李濟負責。“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裏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李濟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麽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裏，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裏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裏安頓了兩年。此間李濟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註：曾國藩的曾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六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裏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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