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當然他並沒有完全超脫現實來進行自己的事業，更沒有對變革呈現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態，而是與時俱進，在選擇中創新。

送中文打字機參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拓者、商務印書館掌門人張元濟登上了從上海開往歐洲的輪船，開始長達半年的環球考察。這次出行，他將訪問歐洲和美國，抵達比利時的時間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為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就在此時舉辦。

1910年夏天，盡管此時的比利時涼爽舒適、氣候宜人，但身處他鄉的張元濟卻心情無比壓抑，萬般不快猶如郁結的烏雲一般。

一幅幅家鄉的畫面在張元濟腦海中浮現：囚犯戴著鐐銬枷鎖血肉模糊；頂著大辮子的男人歪躺著手捧煙槍；小腳女人步履蹣跚……這就是20世紀初的大清國。然而，令張元濟更為痛心的是，刑具、煙槍、纏足鞋……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會。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長而欲人之誇譽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恥笑者，而吾國獨及是，何以見之，見於出洋之賽會。”在親歷世博會之後，張元濟憤怒地寫下這段話。

那一屆世博會，張元濟親見了法德等國展館的廣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國的黯然失色。展覽會場狹小，就連“世界至小之摩納哥”都遠不及；展地偏僻，展品雖有瓷器、綢緞、扇、畫、刺繡、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亂瑣雜，甚至比不上蘇杭、廣州的雜貨店。中國參展僅耗銀2萬兩，尚不及慈禧太後一天的日常開銷。

同時，他還從留學生的口中得知了許多與世博會有關的事件：在1905年舉辦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上，中國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鴉片、纏足鞋等物，留學生們奮起抗議，展品這才撤去。

這一屆世博會，張元濟先後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國展區中，他看到前來參觀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不少西方人面對中國展品皺著眉頭、頻頻搖頭，只看了一會兒便疾步離去，其鄙夷不屑之態如利劍，刺傷了張元濟的心。難道我們花錢參展就是為了換購歐美人對中國鄙夷不屑的念頭嗎？望著東方，張元濟心情格外沈重，他害怕，西方國家會專門摘取中國國民的短處、中國國力的衰弱，以此為借口，張揚其殖民東移的氣焰。

僅在張元濟訪問西方各國後的一年，中國就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瓦解。

與當時的許多人見解一致，張元濟也認為“開啟民智”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開啟民智”的理念引領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走進世博，而世博更堅定了張元濟培養人才、普及國民教育、“扶助教育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時世博之行對於張元濟的觸動不可謂不大，他特地為此寫下了一篇《中國出洋賽會預備法議》寄回國內，發表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申報》和《東方雜志》上，並提出了“吾中國欲側足與世界，不可不以賽會為之先導”的觀點。

在文章中，張元濟闡述了中國應該如何參加世博會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認為世博會不僅僅是一個振興商業的平臺，它與軍事、教育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一方面可以在世博會中展示自己，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落後的印象，同時也可以看看別人是怎麽發展的，引以為鑒。此外，張元濟還提出要為參加世博會精心挑選展品、培養人才，不可以惡俗粗劣之物充數，也不可以不學無術者為之。

張元濟回國之後，親自領導商務印書館盡可能多地去參與世博會。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中確認，1910年之後商務印書館至少參與了1911年都靈、1915年舊金山、1926年費城三屆世博會。展品中包括商務印書館自己出版的書籍和教科書、教具模型、理化儀器等，並先後取得了不少獎項。1926年，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商務印書館更是展出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機，頗受好評。

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展品也是中國當時送展世博會少有的具有現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會外，商務印書館還參加了當時中國舉辦的幾乎所有國內博覽會，並出版了大量有關世博會的書籍。可以說，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文人中最早認識到世博會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務印書館也是中國近代企業中最熱心參與世博會的一家。

當了一回沒油水的“肉票”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輛汽車開到極司非而路，車上下來五個人，到張家叫門。傭人剛開門，這夥人就蜂擁而入，先把開門者用手槍頂著押往門房間，接著疾步穿過花園，持槍沖上樓梯。這時張元濟正與家人在二樓吃飯，見有這麽些人上樓，剛想起身問話，一個綁匪已用手槍頂住飯桌旁的張元濟的侄子張樹源，大約他們見只有樹源一個年輕人，怕他抵抗。有個頭目模樣的人指指張元濟，說：“不是那個，是這一個！”於是，綁匪不由分說架起張元濟走了。張夫人、樹源和家裏所有人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事情驚呆了。

張樹源先向租界巡捕房報警，後又告訴了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同仁。大家知道，綁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贖票”的錢，總有消息來的。家裏人都提心吊膽地等著消息。

10月19日，高夢旦匆匆趕到張家，對張夫人說，他收到張元濟昨日寫的信，綁匪開價20萬元，讓大家快想辦法。在信中，張元濟關照“嚴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結”，但20萬元不是小數字。從哪來呢？高夢旦也不是富翁，幫不了多少忙。接信後大家還是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張元濟來信前後，家裏也接到綁匪打來兩次索錢的電話，可又不說地點，更弄得家人坐臥不安。其實，這兩天綁匪也在等消息。經過調查，他們發現目標確實不是“大老板”，對張元濟說：“實出誤會，惟事已如此，總望酌量補助……”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走到手的獵物。

張元濟被綁的消息，先是一些小報捅了出來，後來各大報，連日本報紙也刊出了有關報道。親友們來信來電，探詢張元濟下落，絡繹不絕，忙壞了樹源。張夫人拿出股票、首飾，勉強湊了5000元。商務印書館同仁也紛紛想辦法營救。其中有這麽一段小插曲：商務印書館有位編輯張世鎏（叔良），平時與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聽說張元濟被綁，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獨闖匪窟，營救張元濟，後來被大家勸住。

不久，綁匪又來電話，約張家人到爵祿飯店談判，商議“贖票”價格。談判事當然落到樹源頭上。為防不測，張世鎏自告奮勇當樹源的保鏢，一起前往。爵祿飯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轉角處，其北即為一品香旅館。上海人都知道爵祿為惡勢力盤踞之所。綁匪選中此地與“肉票”家屬談判，看來是有道理的。綁匪方面出面的兩個頭目，一個姓葉，一個姓李。他們把贖金減至15萬元。可是這筆錢，張家當然無法承擔。這樣的秘密談判繼續了好幾次，盡管綁匪們將“票價”減了又減，終因索要過高，無法達成協議。

張元濟在給高夢旦的信中，要家裏人到巡捕房“註銷”報警，其實那時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據現存的幾份刊有張元濟被綁新聞的小報報道，張元濟被綁的當天，鹽業銀行經理倪遠甫也被綁架；次日，寧波巨紳薛順生又被綁架；連剛上任的上海特別市土地局長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連三，捕房束手無策。張元濟願意“自己妥商了結”，看來是早有脫險的良策。

張元濟盜窟六晝夜的生活，從他後來的回憶和所作《盜窟十詩》中可以得知。張元濟說那天綁匪把他架出大門，推進汽車。汽車向郊外開去。綁匪用黑布把張元濟的眼睛蒙上，還把他雙手捆紮起來。張元濟很鎮靜，只感到汽車七轉八彎，駛了好一陣。車停後，綁匪把他帶進一屋，取下黑布。張元濟看出這是一所破舊的農家小屋，桌子上點著一枝蠟燭，墻邊有一張破床，看得出用繩綁著床腿。屋裏有三四個持槍的漢子。那匪徒頭目讓手下人解開張元濟手上的繩，匆匆走了，留下三個看守。看守們對張元濟倒還“優待”，抱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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