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4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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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了這部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跡。蠅營狗茍、利欲熏心的人能寫出這樣的書嗎？我看是抄也抄不下來！有的朋友來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對我說：“能不能不要寫了。”我轉達這好意，父親微嘆道：“我確實很累，可是我並不以為苦，我是欲罷不能。這就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吧！”
是的，他並不以寫這部書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在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裏面自有一種樂趣。父親著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國朋友問，“在昆明時，各種設備差，圖書難得，你到哪裏找資料？”父親回答：“我寫書，不需要很多資料，一切都在我的頭腦中。”這是他成為準盲人後，能完成大書的一個重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專註，他的執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幫助，甚至咀嚼困難，進餐需人餵，有時要用一兩個小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擋不了他的哲學思考。有一次，因心臟病發作，我們用急救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當時，我為這句話大慟不已，現在想來，如絲已盡，淚已幹，即使勉強治療也是支撐不下去的。而絲未盡，淚未幹，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生命的靈氣絕不肯離去。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這句話是用他整個生命說出來的。
20世紀40年代，常有人請馮友蘭寫字，馮友蘭最喜寫唐李翺的兩首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另外一首是“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馮友蘭的執著頑強，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薪盡火傳的精神，有著極飄逸、極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互補，中國知識分子才能在極嚴酷的環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馮友蘭為女兒宗璞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龔定庵詩：“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蓄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後來馮友蘭又做了一首詩，“七字堪為座右銘，莫拋心力貿才名。樂章奏到休止符，此時無聲勝有聲。”馮友蘭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對後輩的諄諄教誨，不為一點輕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後來，馮友蘭因視力不好，成了一個準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學問來是十分執著的。
馮友蘭在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註意《周易》哲學。”
“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介紹，馮友蘭認識了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三姑娘任載坤，任芝銘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任女士當時正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比馮友蘭年長一歲，夠得上當時“新知識，舊道德”的標準。很快馮友蘭便和任載坤訂了婚。兩人訂婚時，有約定，等任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和專修科，關於婚姻問題，專修科沒有什麽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兩人各居最高學府，恰好兩人都是1918年畢業。這樣的結合，在全國也可以說獨此一對佳偶絕配。
1918年夏，馮友蘭與任載坤在開封結婚。馮友蘭與任載坤婚後育有四子，長女馮鐘璉，次女馮鐘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說《野葫蘆引》等），長子馮鐘遼，次子馮鐘越，多學有專成，顯然是受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影響。隨著子女的出生，任載坤即主司家務。回首家庭生活往事，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說：“這麽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情，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的事業。”
楊長春的《一代宗師存風範——親友漫憶馮友蘭》文章中寫到，馮友蘭在家裏是一個“甩手掌櫃”，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以著述，這得利於夫人任載坤的傾力支持。馮友蘭的妹夫張岱年曾經感嘆：“在家中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馮友蘭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宗璞笑著補充：“說一輩子沒有買過菜也不盡然，在昆明時，母親身體不好，父親也曾帶我趕過集，不過父親確實很少做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放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
西南聯大時期，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的衣食都成了問題。於是，教授夫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想方設法賺點零花錢，維持生活。任載坤為了讓馮友蘭安心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設油鍋賣麻花補貼家用；而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賣“定勝糕”，寄予著抗戰“一定勝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歡迎。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據馮友蘭的回憶，教授們大都把從北方帶來的東西在街頭拍賣，家屬們坐在街頭擺地攤，占了很大一塊地方，持續了幾個星期。
“文革”期間，馮友蘭蹲牛棚，夫人任載坤天天站在遠處眺望，盼他回來，那個地方被馮友蘭命名為“望夫石”。任載坤還定期到黑幫大院給丈夫理發。夫妻同甘苦、共患難，度過了這段非常時期。
1977年10月3日，任載坤撒手西歸，馮友蘭作挽聯送別妻子：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期頤”，稱百歲之人。“齊眉”，比喻夫妻相敬相愛終生。“碧落”，謂天空。上聯寫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賓，至老不渝，令人敬羨。下聯寫作者老來失伴而不灰心，卻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聯語言流暢、自然，可謂佳構。
潘光旦：寂寞鴻儒，強國優種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剛勁的成分”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麽就會有什麽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裏，可謂驚世駭俗。《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1926年潘光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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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並不以寫這部書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在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裏面自有一種樂趣。父親著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國朋友問，“在昆明時，各種設備差，圖書難得，你到哪裏找資料？”父親回答：“我寫書，不需要很多資料，一切都在我的頭腦中。”這是他成為準盲人後，能完成大書的一個重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專註，他的執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幫助，甚至咀嚼困難，進餐需人餵，有時要用一兩個小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擋不了他的哲學思考。有一次，因心臟病發作，我們用急救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當時，我為這句話大慟不已，現在想來，如絲已盡，淚已幹，即使勉強治療也是支撐不下去的。而絲未盡，淚未幹，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生命的靈氣絕不肯離去。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這句話是用他整個生命說出來的。
20世紀40年代，常有人請馮友蘭寫字，馮友蘭最喜寫唐李翺的兩首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另外一首是“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馮友蘭的執著頑強，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薪盡火傳的精神，有著極飄逸、極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互補，中國知識分子才能在極嚴酷的環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馮友蘭為女兒宗璞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龔定庵詩：“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蓄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後來馮友蘭又做了一首詩，“七字堪為座右銘，莫拋心力貿才名。樂章奏到休止符，此時無聲勝有聲。”馮友蘭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對後輩的諄諄教誨，不為一點輕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後來，馮友蘭因視力不好，成了一個準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學問來是十分執著的。
馮友蘭在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註意《周易》哲學。”
“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介紹，馮友蘭認識了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三姑娘任載坤，任芝銘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任女士當時正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比馮友蘭年長一歲，夠得上當時“新知識，舊道德”的標準。很快馮友蘭便和任載坤訂了婚。兩人訂婚時，有約定，等任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和專修科，關於婚姻問題，專修科沒有什麽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兩人各居最高學府，恰好兩人都是1918年畢業。這樣的結合，在全國也可以說獨此一對佳偶絕配。
1918年夏，馮友蘭與任載坤在開封結婚。馮友蘭與任載坤婚後育有四子，長女馮鐘璉，次女馮鐘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說《野葫蘆引》等），長子馮鐘遼，次子馮鐘越，多學有專成，顯然是受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影響。隨著子女的出生，任載坤即主司家務。回首家庭生活往事，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說：“這麽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情，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的事業。”
楊長春的《一代宗師存風範——親友漫憶馮友蘭》文章中寫到，馮友蘭在家裏是一個“甩手掌櫃”，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以著述，這得利於夫人任載坤的傾力支持。馮友蘭的妹夫張岱年曾經感嘆：“在家中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馮友蘭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宗璞笑著補充：“說一輩子沒有買過菜也不盡然，在昆明時，母親身體不好，父親也曾帶我趕過集，不過父親確實很少做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放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
西南聯大時期，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的衣食都成了問題。於是，教授夫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想方設法賺點零花錢，維持生活。任載坤為了讓馮友蘭安心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設油鍋賣麻花補貼家用；而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賣“定勝糕”，寄予著抗戰“一定勝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歡迎。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據馮友蘭的回憶，教授們大都把從北方帶來的東西在街頭拍賣，家屬們坐在街頭擺地攤，占了很大一塊地方，持續了幾個星期。
“文革”期間，馮友蘭蹲牛棚，夫人任載坤天天站在遠處眺望，盼他回來，那個地方被馮友蘭命名為“望夫石”。任載坤還定期到黑幫大院給丈夫理發。夫妻同甘苦、共患難，度過了這段非常時期。
1977年10月3日，任載坤撒手西歸，馮友蘭作挽聯送別妻子：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期頤”，稱百歲之人。“齊眉”，比喻夫妻相敬相愛終生。“碧落”，謂天空。上聯寫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賓，至老不渝，令人敬羨。下聯寫作者老來失伴而不灰心，卻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聯語言流暢、自然，可謂佳構。
潘光旦：寂寞鴻儒，強國優種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剛勁的成分”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麽就會有什麽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裏，可謂驚世駭俗。《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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