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2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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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中西文化調和的可能性，主張在現實選擇上要“將中國文化根本打倒”，“要向咽喉去著刀”，“全盤承受”西方文化。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恰恰表現出了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內在的心理緊張。
在“五四”時，梁漱溟在思想深處也有同樣熾烈的雙重渴求。一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仍然像過去那樣熱烈地希望中國富強昌盛，他認定只有通過西洋的科學與民主之路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因而他主張“全盤承受”西洋文化。從這一性格而言，梁漱溟是保持著早年對現代化的那份憧憬，他態度之堅決與陳獨秀等人不相上下。二是作為一個文化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價值，又使他像“五四”時期其他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對現代化產生了警惕。
梁漱溟並非保守的，也非激進的；或者說既激進又保守，同時走向對立的兩極，既是西化的熱烈鼓吹者，又是它的批判者和超越者。
回歸道德烏托邦王國
梁漱溟一生以承繼儒家的道統為己任，但當人們把他作為儒學第三期覆興的象征與熊十力相提並論時，他卻又極認真地將自己與熊十力加以區別：“我與熊先生雖然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以此相交游、共講習者四十多年，蹤跡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實不相同。熊先生應歸屬儒家，我則佛家也。”
無論梁漱溟如何地傾心於佛家思想，從他一生的行跡看，他最終還是一個“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從下面這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紮，梁漱溟終於逃離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給兒子寫信道：“前人雲，‘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等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大凡文化民族主義者，他所認同的往往不是那個國家，而是那個國家的文化。為了保全文化的完整性，他不惜改變任何與文化相悖的社會制度。隨著現代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沖擊愈來愈厲害，梁漱溟的本土文化情緒也愈來愈濃烈。他發現近代中國自走上西化道路以後，正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僵局。一是因為西洋的政治制度不適合中國人的文化習慣而難以移植到中國，再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下，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又面臨著徹底的崩潰。梁漱溟將這種社會文化危機稱之為“極嚴重的文化失調”。文化失調乃起因於清末以來的民族自救運動，為了適應環境，效法西洋，便自覺地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使得中國“離開固有精神而傾向西洋的粗野”，造成社會秩序的崩潰，自救僅成了自亂。梁漱溟開始懷疑：這種民族自救的方法是不是一開始就是錯的？離開了立國之本的中國文化，西洋的現代化道路是否能救得了中國？
經過五六年的懷疑和思考，梁漱溟終於發生了第二次思想大轉變。他以文化民族主義者特有的思維，認定只有“老樹上發新芽”，從中國文化固有的倫理精神出發，才能找到與西洋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他說自己過去承認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精神境界更高，這還不是“到家的覺悟”，只有將這種精神從將來拉回到現實，從文化形態落實到社會形態，才是“最後的覺悟”。他自言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崩潰後再次尋求價值坐標的心路歷程。梁氏從20世紀初開始著文，直到20世紀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國文化的覆興，以及人類文化的始終歸宿問題。作為一個仍保留著許多傳統素質的中國知識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20年代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頗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視理論”。
這無疑是一個道德的烏托邦王國，是註定回歸不了的，從中，我們可能無法體察梁漱溟的玄思妙想，但卻不難看出，梁漱溟是一個十分矛盾的人，但正是他的這種獨特的性格才造就了他的成就。
倉促結婚細致戀愛
梁漱溟一直傾慕佛家出世思想，長年吃齋茹素，年近30仍不娶妻。梁父屢屢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絕毫無商量餘地。不料，父親死後兩年，由於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他漸漸有一種想成家的想法。
有一次梁漱溟與朋友伍伯庸談及此事，伍伯庸問他的擇妻條件，梁漱溟說：“在年齡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之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當真能夠這樣，那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介紹一個可意的。”原來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黃靖賢年屆28歲，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見一面，伍伯庸說黃家守舊，得設法進行。在那次決定性的會面上，黃靖賢小姐的衣著非常不合時樣，氣度又像個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顯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說：“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
但是，婚還是馬上訂下來了。如此容易的訂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詫異。當然，依梁漱溟的修養，對待如此大事斷不至於沒有一番考慮。他後來在《悼亡室黃靖賢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實經過了一番考慮。我第一想：我大概不會從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擇婚的，勢必靠旁人為留意；旁人熱心幫助我的，自親兄妹以至遠近長輩親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師友其眼光可以與我相合。我反問自己，如果當真著重那些性情稟賦的條件，就必須信托師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說的話，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話，在他自己是絕對真實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觀察力假令再有半數以上的可靠，那麽，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訂婚當年，兩人便成親了。婚後，起先幾年磨合欠順，越往後越生出愛意來，愛得也越來越細致甜蜜起來，屬於那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因為梁漱溟在得二子後，還想要個女兒，因此黃靖賢在兩度小產後再次妊娠，最後竟死於“前置胎盤”的難產，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擇偶，趣味良多，但最令人感懷的還是中國士子的那股豪氣。另外一點就是，面對伍伯庸的“推銷”，梁漱溟竟毫不起疑，信之任之。不過，事實也證實朋友沒有坑他。
馮友蘭：有時直上孤峰頂
馮友蘭（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演繹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
馮友蘭的道德觀、境界說與他自己堅持的“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分析方法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並且自相矛盾之處。關於這一點，他也有自覺。因此在《新知言》一書中，他指出形而上學的兩種根本方法：一是“正”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學》一書中所說的“純思”的邏輯分析方法；二是“負”的方法，也就是傳統哲學中的直覺的方法。像馮友蘭自己所意識到的，其“新理學”體系中的四個觀念中，“氣”、“道體”、“大全”都是不可思議、不能言說的，但只有說清楚以後才能保持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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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時，梁漱溟在思想深處也有同樣熾烈的雙重渴求。一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仍然像過去那樣熱烈地希望中國富強昌盛，他認定只有通過西洋的科學與民主之路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因而他主張“全盤承受”西洋文化。從這一性格而言，梁漱溟是保持著早年對現代化的那份憧憬，他態度之堅決與陳獨秀等人不相上下。二是作為一個文化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價值，又使他像“五四”時期其他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對現代化產生了警惕。
梁漱溟並非保守的，也非激進的；或者說既激進又保守，同時走向對立的兩極，既是西化的熱烈鼓吹者，又是它的批判者和超越者。
回歸道德烏托邦王國
梁漱溟一生以承繼儒家的道統為己任，但當人們把他作為儒學第三期覆興的象征與熊十力相提並論時，他卻又極認真地將自己與熊十力加以區別：“我與熊先生雖然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以此相交游、共講習者四十多年，蹤跡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實不相同。熊先生應歸屬儒家，我則佛家也。”
無論梁漱溟如何地傾心於佛家思想，從他一生的行跡看，他最終還是一個“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從下面這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紮，梁漱溟終於逃離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給兒子寫信道：“前人雲，‘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等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大凡文化民族主義者，他所認同的往往不是那個國家，而是那個國家的文化。為了保全文化的完整性，他不惜改變任何與文化相悖的社會制度。隨著現代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沖擊愈來愈厲害，梁漱溟的本土文化情緒也愈來愈濃烈。他發現近代中國自走上西化道路以後，正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僵局。一是因為西洋的政治制度不適合中國人的文化習慣而難以移植到中國，再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下，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又面臨著徹底的崩潰。梁漱溟將這種社會文化危機稱之為“極嚴重的文化失調”。文化失調乃起因於清末以來的民族自救運動，為了適應環境，效法西洋，便自覺地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使得中國“離開固有精神而傾向西洋的粗野”，造成社會秩序的崩潰，自救僅成了自亂。梁漱溟開始懷疑：這種民族自救的方法是不是一開始就是錯的？離開了立國之本的中國文化，西洋的現代化道路是否能救得了中國？
經過五六年的懷疑和思考，梁漱溟終於發生了第二次思想大轉變。他以文化民族主義者特有的思維，認定只有“老樹上發新芽”，從中國文化固有的倫理精神出發，才能找到與西洋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他說自己過去承認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精神境界更高，這還不是“到家的覺悟”，只有將這種精神從將來拉回到現實，從文化形態落實到社會形態，才是“最後的覺悟”。他自言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崩潰後再次尋求價值坐標的心路歷程。梁氏從20世紀初開始著文，直到20世紀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國文化的覆興，以及人類文化的始終歸宿問題。作為一個仍保留著許多傳統素質的中國知識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20年代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頗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視理論”。
這無疑是一個道德的烏托邦王國，是註定回歸不了的，從中，我們可能無法體察梁漱溟的玄思妙想，但卻不難看出，梁漱溟是一個十分矛盾的人，但正是他的這種獨特的性格才造就了他的成就。
倉促結婚細致戀愛
梁漱溟一直傾慕佛家出世思想，長年吃齋茹素，年近30仍不娶妻。梁父屢屢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絕毫無商量餘地。不料，父親死後兩年，由於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他漸漸有一種想成家的想法。
有一次梁漱溟與朋友伍伯庸談及此事，伍伯庸問他的擇妻條件，梁漱溟說：“在年齡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之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當真能夠這樣，那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介紹一個可意的。”原來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黃靖賢年屆28歲，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見一面，伍伯庸說黃家守舊，得設法進行。在那次決定性的會面上，黃靖賢小姐的衣著非常不合時樣，氣度又像個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顯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說：“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
但是，婚還是馬上訂下來了。如此容易的訂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詫異。當然，依梁漱溟的修養，對待如此大事斷不至於沒有一番考慮。他後來在《悼亡室黃靖賢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實經過了一番考慮。我第一想：我大概不會從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擇婚的，勢必靠旁人為留意；旁人熱心幫助我的，自親兄妹以至遠近長輩親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師友其眼光可以與我相合。我反問自己，如果當真著重那些性情稟賦的條件，就必須信托師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說的話，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話，在他自己是絕對真實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觀察力假令再有半數以上的可靠，那麽，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訂婚當年，兩人便成親了。婚後，起先幾年磨合欠順，越往後越生出愛意來，愛得也越來越細致甜蜜起來，屬於那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因為梁漱溟在得二子後，還想要個女兒，因此黃靖賢在兩度小產後再次妊娠，最後竟死於“前置胎盤”的難產，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擇偶，趣味良多，但最令人感懷的還是中國士子的那股豪氣。另外一點就是，面對伍伯庸的“推銷”，梁漱溟竟毫不起疑，信之任之。不過，事實也證實朋友沒有坑他。
馮友蘭：有時直上孤峰頂
馮友蘭（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演繹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
馮友蘭的道德觀、境界說與他自己堅持的“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分析方法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並且自相矛盾之處。關於這一點，他也有自覺。因此在《新知言》一書中，他指出形而上學的兩種根本方法：一是“正”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學》一書中所說的“純思”的邏輯分析方法；二是“負”的方法，也就是傳統哲學中的直覺的方法。像馮友蘭自己所意識到的，其“新理學”體系中的四個觀念中，“氣”、“道體”、“大全”都是不可思議、不能言說的，但只有說清楚以後才能保持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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