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種史籍的記載有哪些不同，哪個記載可靠，哪個不對。助手把這些一一筆錄。

助手王永興回憶，“這樣讀了幾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寫的重覆給他說一遍，他總結綜合，口授出來由我寫下，就形成了講課稿或者講課的詳細提綱。不只是講課的主要內容，而且講課所涉及的史料、與講課有關的每一條材料，他都作了嚴謹的校勘與考證。”“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征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他恪守乾嘉學者和德國米勒諸學者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他指出做學問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往往站不在。與陳寅恪學風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去浮華、疾虛妄、取信征實、厚積薄發，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是陳寅恪一貫的優良學風。

陳寅恪長女流求曾回憶，陳寅恪在清華後期，生活緊湊而有規律。“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陳寅恪還不時在家裏書房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侄兒封雄幼時曾親聆“梵音”，並問：“叔叔，你念的是什麽咒？”引得眾人大笑不止。除卻學習梵文，陳寅恪還常乘車到大高店軍機處看檔案，清時機密文件都以滿文書寫，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隨手翻譯出來。

“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陳寅恪講課時，秋冬穿著厚袍加馬褂，春夏則常穿藍布長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講佛經文學、禪宗文學課用一塊黃包袱布包著，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著。一高一下吃力地抱進教室，從不假手助教。不變的只是他的裝束，而他的課卻總是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習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凡西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有新發現者，逐類引證。所以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備受啟發。

陳寅恪課上得很精彩，吳宓也常去聽，稱其“字字精金美玉”。據1927秋才被研究院錄取的第三級學生藍文征回憶，“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一定來聽講，助教來，朱自清來，北大外國教授鋼和泰也來，其他大學部的學生教授不來，因為聽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羨林曾回憶說：“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註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覆，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陳寅恪改任清華學校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他上課，一般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很多北大學生從城裏花四五十分鐘時間坐車也趕來聽，有些教授也來旁聽。因他常能為人釋疑，所以清華園裏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當時聽課學生梁嘉彬見清華“文學方法”及“歐洲中古史”課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講堂旁聽，課下與同學笑曰：“寅師為太老師矣。”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而不拘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察學問的最佳方法。有的學生要求他以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謂：“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見解，否則亦無益處；最好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功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當然，同學們大多不敢采取此種方法，因為所提問題如被認為不聰明的話，面子難堪。”

抗戰結束，清華恢覆。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歷史系主任雷海宗來看望寅恪，見他體弱多病，雙目失明，便勸他暫不要開課了，先休養一段時間，搞搞個人研究。陳寅恪馬上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麽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麽能光拿錢不幹活呢？”

陳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學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講授南北朝史、唐史幾十次，每次內容都有新的，側重也並不完全相同。他備課講課又極為認真，絲毫不茍，一字之誤，都不放過。每講完一次課，他都極為勞累。

陳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認為應做之事、平常之事，這就是“怎能不幹活”的深刻涵義。在1929年5月寫的題為“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一詩中，他寫道：“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天作之合，情深意篤

陳寅恪對愛情的言論很有趣，他說愛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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