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望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而此時的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晗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還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掌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闿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胡適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周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游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裏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影響深遠，不言而喻。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是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臺柱子，頗得讀者的喜愛。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志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很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志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相當大的收獲。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獲，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系，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沈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於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舍，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爾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幹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幹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修成正果，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

胡適赴歐洲游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他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這一年（1938年）恰恰是他們結婚20年。這20年中，胡適早談政治了；政界雖然也沾些邊，卻始終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現在出山，覺得對不住妻子；但是國難當頭，眼見民族危亡，炎黃子孫能不勉力奔走嗎？經過反覆考慮之後，胡適還是覆電政府，答應出任。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雲：

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絕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胡適作為學者任駐美大使，全無政客的深沈和韜略，而是以“誠實和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為“學者大使”。對於胡適使美的業績，時人就有不同評價。王世傑認為胡適的“人格與信望”使他在駐美任上“較任何人為有效”；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讚語。日本政界聽到胡適任駐美大使的消息後也給予了異常的關註，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而與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適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則斥胡適之講演為“空文宣傳”，且隱喻其非“外交長才”。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頗有幾分無奈。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他才臨危受命。由於外交是講究利害關系的，沒有純粹的道義，它是一種務實的藝術，不是宣播道義的表演。而胡適畢竟只是個書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帶有幾分書生氣。

珍珠港事變前，北平圖書館將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委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卿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查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胡適一看就看了個把鐘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館長冷落在幽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裏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這件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裏都被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我行我素而不自覺。當然也有人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真所謂“真名士而自風流”！

事實上，胡適在美引人矚目且發生較大影響的並非其外交活動，而是作為文化使節和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所從事的活動，即所謂的“行萬裏路，講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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