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是”，緩緩退出了兩儀殿，來到殿外涼風一激，他才發現自己的汗水已然連中衣都打透了……

大殿中，大唐皇帝思慮飄忽不定：“唐三代而亡……唐三代而亡……以輔機之能，必可讓朕的江山不至於三代而亡吧……玄武門，十七年前是玄武門，如今又是玄武門，大唐的命運，似乎便離不開這玄武門了啊……不管怎麽說，朕總得找個人，把這玄武門給朕看好了才是……”

遠遠地，亥時的鐘聲響徹太極宮，一隊禁軍羽林著裝整齊地自西內苑中開了出來，兩名軍官高喊口令換防完畢，在一陣軋軋聲中，玄武門緩緩地關上了……

附錄一 唐代政治體制簡述

唐代政治體制簡介

爵位

唐代的爵位等級分得比較多，但大多只代表一個貴族身份，並不具備實際的權力和經濟利益。唐代的最高爵位是親王，一般只授予皇子，唯一的例外是杜伏威，他曾經在武德年間被授予吳王的爵位，這是一個親王爵位，一般宗室都是不可能獲得的。親王爵位的對應品秩是正一品，與朝廷當中的“三公”品秩相同；其次便是郡王和國公，從一品。一般宗室和一些歸附的割據勢力能夠獲得郡王的爵位，而一般功臣的爵位上限便是國公。這兩個爵位品秩一樣，但是排班的時候郡王在前，國公在後。國公是公爵當中的第一等，下面還有郡公和縣公，分別是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公爵。縣公下面則是侯、伯、子、男四等爵位，再往下還有一堆如上輕車都尉的低等爵位，本文中不涉及，故不贅述。

同樣的爵位，根據封地位置的不同，在排班上也有先後之分。比如秦王和齊王，同樣是親王，但排班的時候秦王在前而齊王在後；再比如李孝恭原本是趙郡王，後來被改封為河間郡王，李道宗原本是任城王，後來被改封為江夏郡王，因為河間郡比趙郡的人口多面積大，江夏郡比任城郡地理位置更好，水土更加豐裕，因此雖然同樣是郡王的爵位，對二人來講卻如同升遷。

三公

三公是唐代官制金字塔的頂端。唐代的三公與漢代以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三位一體所組成的三公制度有所不同，唐代的三公沒有實權，僅僅是名義上位極人臣的“論道之官”。唐朝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同為正一品的高官，其中太尉排班第一，司徒次之，司空最末。武德時期獲得三公名爵的多是宗室皇子，比如說李世民在武德年間就長期擔任太尉這個尊貴已極的職事官，而李元吉也在武德末年獲得了司空的頭銜。李世民登基後，在他執政的二十三年間曾經封拜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大臣為三公，但是絕大多數都是死後的贈官，比如說貞觀名臣魏徵在死後便被追贈為司空。貞觀年間的“活三公”只有三個人，第一個是李淵最寵信的宰相裴寂，李世民在繼位後拜其為司空，但是這明顯是架空其權力的一個舉措，裴寂晉升三公的代價是他被排擠出了尚書省，從此離開了政府中樞；是第二個是長孫皇後的兄長長孫無忌，他在貞觀年間先後被拜為司空和司徒，在李世民去世後被任命為輔政大臣，拜為太尉；第三個則是貞觀名相房玄齡，他在貞觀末年以尚書左仆射的宰相身份受封為司空，直至他去世，都一直保留著這兩個職銜。

應該註意的是，唐代前期和中期的三公是極高的榮譽，不是一般大臣能夠獲得的，而位列三公之首的太尉更是如此。在晚唐以前，獲得過太尉官銜的人只有三個，一個是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另外一個是輔弼兩朝的重臣長孫無忌，最後一個是歷事五朝榮寵不衰的郭子儀。理論上，朝堂上排班的時候在三公之上還有更為靠前的三師，即所謂的太師、太傅、太保，但是遍查唐史，也沒發現有哪個大臣獲得三師的封號。

在三師之下，還有一個從一品的散官的官銜叫做“開府儀同三司”，意思就是可以享受三公的待遇，這個一般是元老重臣去職或者退休致仕時的榮譽頭銜，當然，如果這個元老重臣已經獲得了三公的職位，自然就不用再加上這麽個散官銜了！

三省

唐代的三省，是指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個內廷省。值得註意的是，唐代的“省”實際上指的充其量不過是皇城內的幾間殿宇或幾個院落罷了，和今天的“省”的概念相去甚遠。尚書省顧名思義，就是管尚書的省，實際上，我們絕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這六個部級單位就直轄於尚書省，尚書省的職能實際上也就比較類似於今天的國務院。尚書省一般設三位首長，一正兩副，分別是正二品的尚書令和從二品的尚書仆射，尚書仆射分左右，一般以左仆射為尊。在這三位首長之下，尚書省設六位尚書，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六部尚書，與明清時期不同的是，唐代的六部尚書只有正三品。在尚書令、左右仆射、尚書之下，尚書省還設有兩名負責日常事務處理的值班官員，稱為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中書省是專門負責為皇帝治國行政草擬詔書的機構，相當於皇帝身邊的秘書處，中書省的首長叫做中書令，正三品，與尚書平級，副首長叫中書侍郎。與尚書省不同的是，中書省實行的是雙首長制，中書令和中書侍郎的定額都是兩名。中書侍郎以下，中書省設五房舍人，分別對應尚書省的六部尚書，中書舍人雖然只有五品，但是由於其負擔的是為皇帝起草詔書的工作，因此極為顯貴，被人們視為天子近臣，為當時的讀書人所羨慕。

門下省是專門處理上行的奏表奏章和下行的詔書敕制的機構。一般而言，臣子們向皇帝呈遞的表章都要先遞進門下省，重要的事情門下省轉呈皇帝，不需要皇帝親自閱看處理的門下省便轉發往尚書省。而皇帝所下達的詔書，無論是中書省起草的還是皇帝親筆擬就的，均要先發往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有異議，便在原詔書上圈畫修改後將詔書發還禦前，由皇帝或親自重擬或命中書省重擬，如此往還幾次，直到門下省認為滿意，才能夠在詔書上用上玉璽和相印，正式公布生效。門下省與中書省一樣實行雙首長制，正首長是兩名正三品的侍中，副首長是兩名黃門侍郎。唐代制度，詔書上沒有侍中的副署用印不能正式生效。門下省在首長之下設有散騎長侍和諫議大夫等監督皇帝的諫官，還有六科正六品的“給事中”，對應尚書省六部和中書省五房，對相應的詔書進行審核封駁，給事中們職銜雖然低，但卻擁有在詔書上用朱筆勾畫塗抹修改的特權，除了這些組成人員，門下省還設有符寶郎，專門為皇帝保管兵符和玉璽。

六部

所謂六部，就是指尚書省下轄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其中吏部負責組織人事，戶部負責天下戶口田畝錢糧，禮部負責上下禮儀，兵部負責國家軍事，刑部負責天下治安刑獄，工部負責殿宇衙署開河造橋等工程建築。六部首長一正兩副，一名尚書兩名侍郎，下轄四司，每司設一名郎中兩名員外郎。六部是中央國家機關分工處理國家大政的重要機構，其所轄二十四司涉及國家大政的方方面面。六部當中以吏部尚書為尊，在大朝排班的時候吏部尚書的位置還在侍中和中書令之前。戶部原來並不叫戶部，而是叫做民部，李世民死後繼位的李治為了避諱李世民的名諱，將民部改稱戶部。

九寺

所謂九寺，實際上就是漢代九卿延續下來的九個官署，分別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衛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農寺、太府寺。這九寺當中得一些官署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實際權力，其職能已經由尚書六部和十二衛大將軍府所取代，只剩下一個榮譽頭銜。比如說光祿寺，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原本都是光祿寺下轄的小機構，在三省的職能被剝離出去後，光祿寺實際上只剩下一個空殼，用來安置一些名望很高但不宜給予實權的大臣。隋末瓦崗軍領袖李密在入朝後便被授予光祿寺卿的虛名。除此之外，也還有一些衙署保留了一些有限的職能，比如說鴻臚寺負責外交事務，大理寺作為全國最高司法機關，宗正寺負責宗室事務，太常寺負責議論擬定大臣死後的謚號，等等。

禦史臺

禦史臺是唐代的監察機構，其作用主要是對以宰相為首的文武百官進行監察監督和彈劾檢舉。禦史臺的首長是正三品的禦史大夫，當然，這裏的禦史大夫和漢代三公之一的禦史大夫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其不但不再是三公，也不再負有副丞相的職責。在禦史大夫之下，設有兩名治書禦史，高宗年間因為皇帝名叫李治，為了避諱將治書禦史更名為禦史中丞。禦史臺下設三院，分別為臺院、殿院和察院。臺院的禦史稱侍禦史，負責監察彈劾臺閣宰輔大臣和中央六部等國家機關的官員；殿院的禦史稱殿中侍禦史，負責在大朝中朝內朝的時候在朝堂上監察百官舉止言行；察院的禦史稱監察禦史，在禦史臺中位分最低，負責監察四方諸道州縣。

十二衛

唐代的十二衛大將軍府，實際上是一個府兵制基礎下的軍官訓練和儲備機構。十二衛的將軍校尉們平日裏負責皇宮的宿衛和警戒工作，一旦國家需要大規模用兵，這些職業軍便以衛為編制成建制地變為行軍總管府，統率指揮由全國各處征調而來的府兵外出作戰，一旦戰事完畢，府兵們遣散回原所屬軍府，而軍官們繼續回到衛府任職。十二衛當中，各衛府的最高軍官為正三品的大將軍，而十二衛大將軍當中又以左衛大將軍地位最尊崇，是十二衛系統的最高軍事長官，也是皇宮宿衛的最高負責人。在唐初，李世民曾經被任命為左右十二衛大將軍，這是一個並非正常編制的官銜，地位高於左衛大將軍，是衛軍系統的最高長官，但具體是幾品則無從考證。

地方官

唐代的州官分為幾等，一般的州以刺史為州最高長官，上州刺史為三品官。在邊防州和比較重要的州，武德年間設有兵馬總管府，這是一個地方性的軍政要職，相當於軍區司令，兵馬總管與行軍總管有著本質區別，不可混為一談。武德七年以後，全國各地的總管府同時改為都督府。都督州均為上州，都督的官銜是正三品上。另外，唐朝朝廷在全國各地的幾個重要行政區域設有大都督府，例如李唐起兵的根據地太原，在貞觀四年以後便設立了並州大都督府，而並州大都督是從二品官秩，由當時還在繈褓中的晉王李治遙領，原三品的並州都督李世勣改任並州大都督府長史。在各行政區當中，只有長安所在的京畿地區比較特殊，在立國初期便設立了在級別上高於刺史府的雍州牧府，由秦王李世民兼任雍州牧，由秦王妃的舅舅高士廉出任牧府長史，又稱為別駕。

唐初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行政機構便是行臺，行臺是行臺尚書省的簡稱，其對應的行政區域則是下轄幾個或者十幾個州的道。所謂行臺尚書省，便是由皇帝派出管理一道軍政事務的機構，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和軍事權，與中央尚書省相互不相統屬，只對皇帝負責。武德初，為了統一戰爭的需要，唐廷先後在益州和陜州設立行臺，分別為益州道行臺和陜東道行臺，這兩個行臺比中央尚書省低一等，行臺尚書令為從二品，行臺仆射為正三品。到武德五年，為了平定河北山東，在洛陽設立了與中央尚書省平級的陜東道大行臺，其首長行臺尚書令為正二品，與中央尚書令同級。行臺尚書令一般由皇子兼任，比如李世民便曾經擔任過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和陜東道行臺尚書令，後來的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更是為他特設。如果沒有皇子主政，行臺尚書令一職一般會闕置，由行臺尚書左仆射主持日常工作。唯一的例外是江淮地區歸唐後，唐廷在揚州設立了東南道行臺，以吳王杜伏威遙領行臺尚書令，以趙王李孝恭為行臺左仆射。

行軍大總管府

隋唐時期凡有大的軍事行動，均會在某一戰略方向上設總管府或者大總管府，作為軍事最高統帥機關。一般而言行軍大總管府分為兩個層面，如果是宗室或者外姓將領做最高統帥則稱行軍大總管，如果是皇子親王作為最高統帥便稱為行軍大元帥。行軍大元帥府或者行軍大總管府有的設副元帥或副總管，有的則不設。總管府內設長史、司馬、各曹參軍事等等軍事幕僚，負責司令部機關的參謀機要等工作。

宰相

隋代制度，三省長官為宰相，也就是說只有尚書令、仆射和中書令、侍中才算宰相。在唐代，因為唐太宗李世民曾經擔任過尚書令職務，因此這個名義上統率百官無所不總的首相職位在李世民登基之後便一直闕置不授，唐代二百多年的時間當中除了李世民之外只有安史之亂時期的郭子儀曾經做過尚書令，那還是因為他的功勞實在太大，已經拜了太尉封了郡王，實在沒有什麽可以再賞他的了，於是將尚書令作為一項殊榮獎勵給了他。自貞觀年開始，實際上三省宰相便以尚書左仆射為首。宰相定額六名，分別是左右仆射各一名，中書令兩名，侍中兩名。當時的稱呼相對比較嚴格，對於尚書省的首長左右仆射，人們一般尊稱為“相公”，對於中書令和侍中，人們一般尊稱為“閣老”。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相公”這個稱呼在當時是絕對不能亂叫的，放眼天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曾經在尚書省掌過相印的大臣才可以被尊稱為“相公”。魏徵在貞觀朝榮寵始終權傾朝野，卻因為終歸未曾入得尚書省，因此也沒能得到這樣的尊稱，只能被稱為“閣老”。

到了貞觀年間，李世民給一些親信大臣加了例如參與朝政、參與機密，平章國計等等諸如此類的名義，使得這些大臣可以進入政事堂與宰相們同堂議政，故這些人往往也被視為宰相，只不過不那麽正規而已。

貞觀十七年，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這是一個相對比較制度化的變革。所謂同中書門下三品，就是指和侍中中書令權力一樣的三品以上大員。這裏的意思就是說，李世勣這個三品的太子詹事可以參與門下、中書兩省的工作。這個制度發展到高宗年間進一步被固定了下來，高宗初年兩位輔政大臣，一位是長孫無忌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另外一位是李世勣以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於是自此之後，凡尚書仆射不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便不再是真宰相。

到了女皇武則天時期，因為權力鬥爭的關系，武則天打破成規，任命了一大批資歷比較淺的年輕官吏為宰相，這些官員的品秩不夠三品，於是女皇便創造出了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詞，這個名義在此後的幾百年當中一直被作為真宰相的官職描述使用，一直到北宋的元豐改制才略有所變化。

附錄二 玄武門人物最終結局簡述

長孫皇後：貞觀十一年病逝，謚號文德，稱為歷代皇後爭相效仿的賢後楷模。

魏徵：貞觀年間官至侍中、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前後執掌門下省達十一年之久，封爵鄭國公，貞觀十七年元月病逝，追贈司空。

房玄齡：貞觀年間官至司空，自貞觀三年起以尚書左仆射身份執掌尚書省達二十年之久，直至去世，封爵梁國公，貞觀二十三年病逝。

李靖：漠北之戰後被任命為尚書右仆射，在政事堂諸相當中以小心謹慎著稱，後以年老多病辭朝，李世民特許其以原職致仕，並許其“兩三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懸車之齡再掌帥印，率大軍征討平滅吐谷渾，後加封衛國公，著有流傳後世的兵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成為千古名將表率。

侯君集：貞觀年間率軍平滅高昌，回師後加封陳國公，任吏部尚書參與朝政，後卷入太子承乾謀反案，貞觀十七年被誅。

李道宗：貞觀年間改封江夏郡王，後跟隨李世民出征高麗，回軍後又隨英國公出征薛延陀，高宗年間獲罪遭遣，死於外郡。其女被李世民收為義女，封為公主，出嫁吐蕃讚普松讚幹布，即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

長孫無忌：貞觀年間主持修訂《貞觀律》及《唐律疏議》，官至司徒，太宗駕崩後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為輔政大臣，後因反對立武則天為皇後受誣謀反，被逼自殺。

李世民：在位期間內修政治外和戎夷，使民生繁茂四夷畏懼，被諸族共尊為“天可汗”，晚年征伐高麗失利，回師後振奮精神建造海軍，於貞觀二十三年病逝行宮含風殿。廟謚太宗文皇帝，即歷史上的唐太宗。

附錄三 鏡鑒千秋——唐太宗與魏徵

貞觀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極宮（唐代皇城）外的禦道上冰雪未消，往來的中使內侍相望於道。他們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個人的家中送東西的。他們送的東西種類繁雜樣式各異，從決明子（一種可以明目的中藥）、枸杞、菊花、人參等各類藥材補品到炙鹿尾、燉酒鴨、燒子鵝等膳食，幾乎無所不包，這些東西都是送到同一個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兩刻便會想起一兩樣東西，便會差遣內官將東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厭煩，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實際上，他們也沒什麽好抱怨的，據說堂堂朝廷千牛衛中郎將李安儼將軍更加倒黴，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這個人家中，以方便隨時將此人的狀況向皇帝進行匯報。

這一年的正月，滿朝文武從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衛都惶惶不安，一方面因為做了十七年儲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儲位搖搖欲墜，另一方面則因為當朝宰相鄭國公魏徵眼疾發作病入彌留，貞觀之治的護法韋陀即將撒手人寰……

在中國的歷史上，魏徵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的故事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裏一直被帝王將相們視作君臣際遇的典範楷模。信奉忠孝節義的儒家傳人們似乎有意忽視了此人前後歷事李密、竇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個人履歷，僅僅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貞觀之治緊緊聯在一起。

魏徵死後，滿懷傷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對貞觀名相房玄齡說了一句這樣的話：“用銅來做鏡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歷史來做鏡子，可以了解朝代的興替原因；用人來做鏡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損失了一面鏡子啊！”（上思徵不已，謂梁公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後來的人們對魏徵的了解，大體是從他“犯顏直諫”這個角度進行的。其實說魏徵是個“諫臣”，大體也不算錯，他確實曾經做過“諫議大夫”這個官職，也確確實實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七年中毫不間斷地行使著向皇帝直言相諫的權利，然而如果僅憑這兩點就將魏徵定義為一個“諫臣”，卻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了。

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板蕩豪傑紛起的大時代，前前後後追隨了四位出身學識秉性各異的主君，他的經歷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而這樣一個人物能夠在那之後的幾百年中被樹立成士大夫階層的楷模，起碼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普遍認為對國家（天下）的貢獻遠遠高過對君主個人的忠誠。魏徵在拜相之後曾經十分坦率地對唐太宗說過這樣一句話：“良臣不僅自己聲名卓著，而且君主也能飲譽四海，連他們的子孫也都能傳承不變。忠臣可就不同了，他們面折朝廷觸犯天子，結果遭到殺戮，而他們的君主也落了個昏君的壞名聲，最後還要國破家亡，只留下忠實的空名。人人都做謹小慎微的君子，國家的興旺就難以保障，所以我寧願做陛下的良臣，不願做陛下的忠臣。”

魏徵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士族門閥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沒落衰敗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傳統的門閥政治體制正在逐步走向解體，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制度亟待變革。在兩晉南北朝時代鼎盛一時的士族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正在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獨裁者，他不僅徹底廢除了自先漢以來皇帝擁有天下宰相開府治理天下的宮府分離制度，還創造性地奠定了影響中國799年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礎。

這位在中國歷史上以勤政著稱的皇帝不僅僅要做隋朝這個家族式企業的董事長，還要親自兼任總經理職務，將天下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合二為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這種創舉需要超凡的勇氣和勤勉，事實上，這位從骨子裏排斥相權對皇權的制約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約束能力極為強悍的統治者，在他統治中國的幾十年間，天下由分崩離析的南北對峙局面逐步走向統一，由民生雕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經濟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楊堅不需要任何來自外界的制約和限制，因為他的自制力超乎常人不同凡響。

但是，這種建立在個人自律基礎上的制約畢竟不是制度性的制約，能夠因人而興，自然也就能夠因人而廢。隋文帝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恰恰是一個天分頗高然而自制能力卻奇差無比的國家領袖，這位皇帝在位期間，連續搞了一場經濟角度的大躍進和一場軍事層面的大冒險，幾乎沒費什麽力氣就將原本已經開始進入良性循環的國家局面破壞殆盡。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楊廣本人未必沒有成為一個聖明君主的潛力，他本人並不缺乏治理國家和進行軍事鬥爭的經驗，其資質也堪稱上乘。然而這個皇帝的這些先天性優勢在他接掌國家之後卻因為缺少必要的制約而逐漸走向了反面。在古代，宰相作為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權力也是受到體制本身的保護的，除非極端特殊的情況發生，否則君主不能對宰相的施政作過多的幹預；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職往往由在天下士族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個大族的族長或重要成員擔任，這從另一方面確保了宰相的權力基礎。然而這種權力模式在經過歷代王朝擴張君權收束相權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體制改革後被基本解構了。所以，當隋煬帝楊廣開始推行他那異想天開卻又勞民傷財的軍國大計的時候，政權內部根本沒有一個能夠對其權力形成有效制約的機制和士大夫群體。

可以說，隋朝的滅亡不是偶然，當皇權接管了政府對國家的管理權，而皇權本身又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正常行使這種管理權的時候，出現在這個國家當中的將是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現實，恰恰是隋文帝大規模強化皇權獨裁政治的必然結果。隋文帝的改革徹底解構了作為中央政權核心組成部分的相權，實際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從而導致了地方執政官員成為了實際上的一方諸侯。這一點在楊堅時代並未完全體現出來，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掩蓋了這一點，然而當楊堅在大興宮中闔然長逝之後，天下的局面就開始向著另外一個方向悄然走去……

魏徵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目睹了楊堅是如何通過削弱相權從而大權獨攬，他也目睹了楊廣是如何因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從而國滅身死。可以說，這位未來的貞觀名相的人生經歷了隋朝由亂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亂世的全過程。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判定這些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動蕩究竟給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傳統士人帶來多麽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們可以確認，在魏徵來到長安並被李世民簡拔到身邊任職後，他對這位千古聖君的種種幾乎不近人情的“高標準嚴要求”恐怕並非是無的放矢。

魏徵在玄武門之變後得到了大唐家族企業新任董事長的賞識，但是這位從個人履歷上看性情稍顯急躁的新老板卻並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這個職務隸屬東宮系統，本身無論品級還是實權本來都微不足道，然而對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這確是一個在事實上權重一時的重要職務。

唐代東宮在太子三師三少以下直接為皇儲服務的機構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領導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實際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專職助理，也可以理解為太子詹事府的辦公室主任，所有與太子相關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處理。這是一個類似儲君的機要秘書的職務。而在魏徵任職之時，恰逢李世民剛剛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儲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淵還沒有正式退位。從李世民當上太子到李淵正式退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總攬國家的軍政大權，行使的實際上是皇帝的職權。因此魏徵這個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觸的所有工作，幾乎樁樁件件與軍國大事息息相關。

李世民登基之後，擢升魏徵為門下省的“諫議大夫”，這是一個真正的諫官職務，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對皇帝的施政和個人言行發表意見，事無論大小，皆可言是非，說起來有點類似後世的禦史言官。這也是後世的絕大多數人將魏徵視為“諫臣”的根本原因。然而實際上，他的這個“諫議大夫”是以尚書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書右丞是個四品官，負責在相當於大唐中央政府的尚書省當值，上面僅有左右仆射兩名領導。這是一個需要按照制度在政府中樞值班處理日常事務的職務，這個職務所負責的工作也件件關乎國家的大政方針，因此在作為“諫議大夫”向皇帝諫言並非魏徵的主要工作，僅僅是一份“兼職”而已，而且魏徵擔任這個職務的時間實際上並不很長，貞觀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為秘書監，並被允許“參與朝政”。

貞觀年的宰相是有定額的，按照國家的官職，只有尚書、門下，中書三省的長官才算作真宰相。在這三省當中，尚書省的長官尚書令由於唐太宗以前自己擔任過，在他即位以後就不再授予大臣。尚書省以兩名副長官左右仆射為長；而門下省的長官定制是兩名，稱作侍中；中書省的長官定制也是兩名，稱作中書令。也就是說，在唐朝初年，百官只有擔任了尚書左右仆射、侍中、中書令這幾個職務當中的一個，才算真的做了宰相。當時為了方便三省長官在一起討論國家大政，皇帝專門在皇城內的門下省開辟了一間專用會議室，稱作“政事堂”。由於有資格進入政事堂討論軍國大事的只有三省的六名長官，而這六名長官都是實際上的宰相，這裏便理所當然地被默認為宰相議政之所。

魏徵擔任的“秘書監”雖然名義上也是內廷六省之一的秘書省的長官，但是實際品秩只有四品，地位也遠不能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可比，按照制度，他是沒有資格進入政事堂與宰相們共議國家大政的。然而幸好他遇到的是一個在制度創新方面花樣層出不窮的老板，輕輕一道敕令，不費吹灰之力便解決了這個難題。

李世民登基後不久，為了能夠讓更多的朝廷重臣參與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中來，給一些親信大臣加上了諸如“參與朝政”“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平章國計”之類的不同名義，允許他們進入政事堂列席宰相會議並對軍國大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因此魏徵所擔任的秘書監一職雖然不是真正的宰相，卻可以“參與朝政”的名義進入政事堂參加宰相會議。這些不同的名號發展到唐末宋初，逐漸形成了統一的規制，例如宋代的“參知政事”一職，就是事實上的副宰相。筆者以為，魏徵拜相的時間，不應該從他被任命為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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