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走下車，握住蔣師長的手，也笑著說：“你我兄弟一場，客套話就不講了！你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閉門謝客，我何嘗不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有些話不說也罷！”說完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特殊時期當特立獨行，並非他們專有，不少原東北軍將領均有類似之舉。

賓主攜手步入蔣宅，李杜邊走邊觀望，慨然道：“早聞老弟懂得休養之道，把宅院打理得井井有條，今日一看，果然鳥語花香別有洞天，真美啊！”“植初兄（李杜的字號）過獎了！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小弟無奈，只能充當如今中國之商女了！”蔣師長不無惆悵回答。李杜聽出弦外之音，苦笑了一下，低頭不語。

兩人一番對話道出在滬東北軍民心聲，國土淪陷有家難回，哪個東北人不痛心疾首？《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作者張寒暉於1935年創作的這首歌曲讓多少東北流亡者流下熱淚？舉目北望，淚染衣襟，尤其原東北軍官兵，更加感同身受，夜不能寐，恨不得飛躍山海關，殺盡倭寇收覆失地。然而……

傍晚七點，酒宴已經準備停當，只等主人宣布開席。客廳墻壁上的西式掛鐘“當當當”敲了七聲，蔣師長和李杜不約而同望了一眼，李杜說道：“何團長早該到了，怎麽回事啊？”“我下午就派人去火車站，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馬上問一下。”蔣師長隨即把管家叫來詢問，管家答道：“租界實行交通管制，興許路上關卡較多，耽擱了吧？”李杜和蔣師長都知道這事，不再催問，心裏沈甸甸地。

何光權確實遇到麻煩，陰差陽錯，同一時間撞上兩樁大事——第一件事與他有關。潛伏在南滿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根據有關情報，得知何光權即將離開關外，前往上海，與東北軍舊部聯絡，懷疑他受楊靖宇委派，所以電告軍統總部。戴笠親自部署，指派軍統上海站刺殺何光權。

第二件事純屬巧合，何光權運氣不好，無意間卷入其中。這件事論淵源還得感謝那位驕傲的日軍中隊長佐佐木澤人，只因他及其隊友蹤跡被法租界巡捕房覺察，在火車站發生火拼，何光權正巧趕上，於是巡捕、軍統特務和日軍特戰隊混戰一場，次日還上了各大新聞媒體頭條。

軍統特務一路尾隨何光權，從南滿上了火車，輾轉來到上海。他們坐在隔壁車廂，與何光權相距幾十米，因而何光權並非覺察。

為何軍統不在南滿或者火車上動手幹掉何光權？有兩個因素：南滿是日戰區，無論抗聯還是國民黨，都屬於地下鬥爭，軍統不願引火燒身，偷雞不成蝕把米；火車上人多眼雜倒是暗殺的好地方，但容易誤傷他人，被鐵警抓捕豈不自取其辱？經過再三斟酌，戴笠指示東北特別行動組在上海火車站配合軍統上海站動手，刺殺目標後趁亂離開現場。

法租界巡捕房怎麽會盯上這夥日本人呢？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佐佐木澤人憑借一把德制毛瑟98k卡賓槍擊斃孫參謀長隨從及女傭，協助四名特戰隊員完成任務，如今也是這把狙擊步槍出賣了他們。

那天下午，佐佐木澤人背著槍在火車站附近尋找狙擊點，據長尾賢徹報告：火車站商貿區發現可疑人物，與照片上的一名國軍將領高度相似，是否住在那裏還有待進一步確定。人海茫茫，在諾大的上海灘能找到疑似目標十分不易，佐佐木澤人毫不猶豫，立刻動身前往火車站實地勘察。

按一般人慣常思維，沒有誰會背著支長槍招搖過市，除非他是神經病，然而偏偏有人喜歡這樣，譬如佐佐木澤人，不僅背著狙擊步槍到處走，還專往人多的地方去。

佐佐木澤人為什麽這麽做？心理活動如下所述：首先是狂妄自大，覺得上海遲早是皇軍的天下，所有中國人都不值一提，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裏；其次從狙擊手專業角度來講，尋找最佳狙擊點需要模擬演練，在現場反覆調試槍械，不帶槍怎麽行？最重要一點，假如運氣好，碰巧遇上目標，帶著槍可以立即秒殺，否則眼睜睜看著機會白白浪費，很難再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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