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共和二十一年總理宣誓就職，在農業豐收的前提下，在農村市場消費提高的帶動下，通過加大政府基建投資，鐵路、公路、體育場等一系列交通、公共設施的興建，同時成立黃河、淮河、長江流域管理局，建立大批水電站，同時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用於流域水土保持，創造了五百七十萬個新工作崗位，令中國在短短一年內，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

僅僅兩年，中國經濟便恢覆到共和十九年經濟危機前的水平，國內市場的拓展進一步刺激了經濟發展。四年內，總理實現了對國民的許諾，他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帶領國家走出經濟危機，並發展了經濟，以至有人用魔術師來形容總理。但是人們顯然忽視了另外一點，通過國會授權，財政部在過去四年間累計新發行國債965.73億元，中央政府國債發行量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90%，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十二倍……

不得不說，總理並不是經濟魔術師，而是國債魔術師，他的成就是建立在發行巨額國債的基礎上，當他奇跡般地擺脫了經濟危機的時候，卻制造了一個新的危機：債務危機！我們不禁要問：總理，當您再一次連任總理的時候，什麽時候可以讓國會還清這筆巨額國債？平均到每個中國人身上近二百六十元的巨額國債要怎麽償還？”共和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共和時報》： 新危機的誕生！

大寒剛過，一月二十一日，農歷臘月二十七，每年臘月二十七意味著十七或十八天春假的到來。從臘月二十七到正月十五，是中國最長亦是最傳統的節假日，忙了整整一年，人們利用長假與家人團聚、訪朋走友。與政府機關、公司、銀行職員開開心的休春假不同，這個時候是商品市場的黃金期。

西伯利亞的寒流將整個中國籠罩在嚴寒之中，位於塞外西北市更是大雪紛飛。盡管空中飛舞著鵝毛大雪，但九點剛過，西北市商業區便人山人海，到處都是全家出動置辦年貨、逛商場的人群。忙了整整一年，漫長的春節可以讓他們舒緩疲勞的神經，但對於極為重視春節的中國人而言，不過三十閑不下來。

國務院大廈外露天停車場上，幾名身穿大衣的軍人來回走動，墨綠色的呢絨大衣被雪花染白。軍人並不能享受到春假，享受與家人團聚的快樂。偶爾還有一些貼通行證的車輛進出國務院停車場，盡管春假是法定假日，但每一個機關總要留下雇員值班，國務院停車場上停放著一百多輛被封存的公車。

一到假期，公車就會封存在露天停車場。按國務院總務管理局觀定，中國只有正副總統、總理、各部長、兩院議長及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官才可以配備專車，司局以上只保證公務用車，不配專車。普通公務員憑出差證明使用公務車。公車購置以及支出都由納稅人承擔，因此對公車的監管一直是社會輿論關註的重點。

官員配備公車，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 “麻煩”。很多人寧可用自己的汽車，即使政府不提供油補，也不願意使用公車，畢竟公車牌照過於紮眼，誰也無法保證，有一天會不會因意外用公車辦私事，而被好市民拍下送到報紙，最終官員除了向國民道歉外，唯一的選擇就是辭職。

作為國務院、國務院下設部門以及國會所在地的西北市，擁有全中國最龐大的公車隊伍，包括西北市各部委在內的政府機關擁有四千八百輛非緊急公務用車，而警察局則擁有六千四百輛警車。除去警車，非緊急公務車輛在假期到來時，按照規定必須封存在露天停車場，以向公眾表示車輛並未被私用。

因為很多高級官員的車輛存在，國務院執勤官兵會臨時性負責停車場的安全，不過值班軍人卻發現今年與往年不同，原本一到臘月二十六日下午之後，就消失不見的總理專車意外的進入國務院停車場，總理、總統是唯一有權在假期使用公務車的政府官員。 “今年總理沒休假？”所有人都註意到這一點，甚至報社都準備好了晚報的內容。

國人大都知道總理熱衷體假，無論法定假期或是年休假基本上雷打不動，去到他名下的多處莊園中的某一處渡過，而今年臘月二十七準備在停車場拍照的記者們，卻意外抓拍到了總理座車和車隊進入國務院地下停車場的鏡頭。十九樓的總理辦公室內，天花板上節能燈管散射出柔和的白色光線，厚實的窗簾半開著，窗花紛飛的雪花和商業區懸掛的彩旗提醒屋內的人，今天是春假第一天，應該歇口氣了。

“加稅？”宋子文咬牙切齒的吐出兩個字。皮棉鞋踩在厚實的突厥斯坦羊毛地毯上沒發出一絲聲響，抱著雙手走動的司馬聽到宋子文的建議，眉頭緊皺，心底並不讚同財長的提意。

“總理，過去四年，國會分十六次授權財政部發行965.73億元覆興國債。但您知道，為了不讓公眾看到政府為了重整經濟而負擔巨額債務，財政部發行了 “水電研究所證券”。水電研究所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機構，資本由國內三十六家大型公司提供。我們用證券償付軍火購置費用，在國內六大銀行擔保下，證券交到政府供應商手中後將不兌現，或盡量延期兌現，利息由政府支付。這就相當國內銀行團向政府提供了一筆巨額信貸。

在共和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已經發行的水電研究所證券面值達135億元，目前實際兌現的只有11.5億元，換句話說，目前政府承擔的債務不是1397.29億元，而是1532億元，這個數字與二十四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而第五個四年計劃的推行，預計到二十八年，政府國債將增加至2300億以上，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非常危險。”

宋子文盯著一言不發來回渡步的總理，急切的補充。總理上臺四年，通過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實行 “汲水性”財政政策，但導致赤字急劇上升。相對應的卻是，總理多次否決加稅提議，在總理看來，良好的政府應該是不加稅的，拒絕將財政負擔轉嫁國民。

司馬眉頭緊皺，之所以火急火燎的結束休假，一路跑回西北市，打斷宋子文的休假，就是因為赤字問題，國會反對黨找到一個有力武器：赤字，龐大的政府赤字。而且他們似乎察覺 “水電研究所”的存在。如果不盡快解決此事，真會陰溝裏翻船。想到一世英名，毀於赤字，司馬頗不甘心。

“加稅也許能解決一些問題，但同樣會增加國民負擔，影響經濟發展。美國總統胡佛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後，為了緩解赤字壓力，實行加稅，結果重創了美國經濟，前車之鑒。”果然！宋子文會心一笑，總理看似果斷，但在很多問題上卻是出了名的 “優柔寡斷”。

“總理，增稅的目的是擴大政府財政收入，緩解赤字壓力。我國稅收政策相對寬松，而且稅種比他國偏少，相比於英、美，中國是低稅收國家。至少對一部人，我國絕對是低稅國家！” “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司馬詫異的看著宋子文，這話怎麽說？

“總理，憲法規定：國會有權規定並征收稅金、捐稅、關稅和其它賦稅，並明確規定稅收要用以償付國債，並為共和中國的安全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全民福利是中國稅收的主要歸宿。你曾說：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輕人註入工業體系，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或是應該存在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

即使總理最頑固的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總理的確是中國歷朝歷代，第一個將人民放於心間的統治者，這是中國人的運氣。但總理國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卻為政府增添了很多壓力，比如財政壓力。宋子文清楚，每年光十二年強制義務教育、失業保險、全民醫保以及養老保險的普及就達中央政府支出之半，全用於 “構建合格政府”的事業了。

“但是，總理，像您這樣的富豪同樣受惠於旨在救濟平民的社會福利。”宋子文毫無征兆的把矛頭對準自己，司馬莫名驚詫。 “總理，中國存在嚴重的財富分布不公，如總理您，您計算自己的財富嗎？我想你從來不關心，錢對於你只是一個數字而已，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財富每天增加多少？但你的家庭去年交納的所得稅，相當二十萬中國普通家庭。”

宋子文把總理當成中國最大的實業家，同樣是中國最富有的富豪對待，直言不諱。反對黨曾經在報紙上計算過總理的財富，不包括名下的西北公司和下屬四十五家大公司，僅羅列的有15%以上股份的企業名單就占去整整三個版面，中國每一個省都有數十家企業有總理的股份。分布在中國、俄羅斯、突厥斯坦的地產、房產更多達一個版面。

毫不猶豫的說，眼前這位爺絕對是曠世富豪，即便歐美最富有的家族在其面前都遜色數分。而且他的財富仍然在不斷的增加，即便他本人並沒有這個意願，但是他或公司名下的十三家投資基金，卻仍然不停的進行風險投資，回報就是一家又一家企業的股份，最後他的財產仍在不斷的增加。

一個第一夫人、兩個準夫人、兩位公子、兩位小姐，名下都有大量企業，企業大都是總理作為 “禮物”送給家人的。夫人名下有一家會計事務所，幾乎沒有任何業務，唯一工作就是為中國第一家庭理財。第一家庭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他們建立了十數家慈善基金會，每年用數億元去幫助窮人以及需要幫助者，但又有什麽本質上的意義。

“呵呵！這個……”宋子文的指責讓司馬尷尬的笑笑，自己有多少錢？還真不知道。家裏管帳的是婉雲，自己的財富在過去二十年間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過去為了扶持國內實業發展，通過金城銀行貸款以及貸款轉股份的方式擁有股份，自己名下的投資公司亦不斷向企業註資換取股份，最終在自己名下形成異常覆雜的財產網。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名下有多少企業，就像因大罷工聞名全國的淮南路礦公司，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持有5.2%股份，而自己名下的金城銀行同樣持有淮南路礦公司股份。

“但這些年我只是象征性的每年拿一塊錢工資。”心裏想，但司馬嘴上卻沒有說，無論如何辯白，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社會財富的確存在分布不公現象，自己就是明證。 “子文，你對此有什麽看法？”他既然提到問題，肯定意有所指，絕不會像國會反對黨一樣，時不時借口自己名下的企業，打擊自己 “損公肥私”。

“劫富濟貧”宋子文直言不諱，司馬頗感興趣，劫富濟貧，有點意思。 “總理，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源自共和三年北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稅條例》，但真正實施是共和九年後，當時征收個人所得稅原因是財政赤字增加，稅收減少，支出浩繁。個稅從共和十年起，即為中央稅收支柱，占稅收51%左右，所得稅支撐著中國，支撐國家完成工業化、打敗日本，成為了強國。”

宋子文提到所得稅時，司馬得意洋洋。推行個稅是自己第一個執政任期內除去國家統一、制定憲法、軍隊國家化外，最值得自豪的一項成就，自己一舉減免了農商業苛捐雜稅，讓四億農民和工商業者交口稱讚，農民甚至為自己立了長生牌坊。但在中央政府開支天文數字般增加的時候，減稅等於自殺，自己一方面減稅，一方面說服各地議員、代表，在制定憲法時，將所得稅征征收列入憲法，畢竟自己一直鼓吹所得稅為良稅。

“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定並征收所得稅，所得稅收入不按比例分配於各省，也不必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統計。”這是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法律依據。從共和十年起，個人所得稅就支撐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府面對稅種大幅減少、農業稅免征的情況，政府稅收只增不減。

但在中國征收個人所得稅不是一帆風順。共和十年開征所得稅時，因以家庭為征收單位，使其直接涉及到九千萬個家庭，除去識字率直接影響報稅之外，逃稅、避稅、抗稅在十五年前時有發生，尤其城市之中，拒絕申報所得稅的家庭比例曾達到25%，甚至更高。

最初幾年，法庭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所得稅征收案件，很多人被判社區服務或判刑，對比鮮明的是，收入處於最下層的農民報稅非常自覺，他們潛意識中把交納所得稅，當成對政府免除農業稅和諸多苛捐雜稅的回報。直到下層民眾當年六月得到全額退稅，人們才明白，為什麽政府稱所得稅為良稅，簡而言之，所得稅是撥富人毛，貼補窮人孩子上學、看病、養老。

而且所得稅對根治腐敗起到很好的作用，一直以來政府官員都要定期公布收入和納稅證明，總統、總理也不例外，讓公眾監督。由於收入和納稅同時公示，當公眾發現公務員的收入、納稅與其消費不相符時，即可舉報。有關部門立即調查，偷稅、收入來源不明都是犯法。

“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 “緊箍咒”一樣，時刻提醒公務員做任何事都有人民監督，要為自己的不規行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價。腐敗或許沒能得到根除，但卻因所得稅的征收得到懲治。

“總理，單就所得稅征收，就在中國形成了 “領薪就納稅”制度，更能增進公民意識。因為國家所有開支都與納稅人息息相關，納稅人有權知道自己的錢花到什麽地方去了。同時使政府工作人員知道，他們只是公民出資雇傭的員工。

最重要的是，個稅起到財富二次再分配作用，雖然對所有有收入的人征稅，但由於實行多稅級累進稅率，讓低收入者少納稅，高收入者多納稅，以此彌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由此可見，當年總理您在提出所得稅時，是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並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稅收，緩解財政壓力。”

宋子文不聲不響的吹捧了一下總理，馬屁是要有技巧的，總理臉上果不其然的流露出得意之色。盡管當時身在美國，但宋子文也知道，當年總理高呼：所得稅是良稅，所得稅是公民意識的顯現等種種美好言辭，說服議員和代表，最終讓他們腦子一熱，把個稅征收寫進了憲法，成為中央政府的稅收支柱。

“提高個稅！”宋子文的意圖呼之欲出，宋子文喝口茶，接著說， “盡管所得稅成為稅收支柱，但，總理，一直以來所得稅都沒有作為一項經濟宏觀調控政策來使用，我們應該制定以所得稅政策為主的稅收政策，才能將其作為國家調節宏觀經濟的備選工具之一，以供政府實施了 “補償性”財政政策。”

一系列財政專業詞匯，讓司馬暈頭轉向。當年開征所得稅，就是為了增稅，擴大中央政府稅收，至於作為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想都沒想過。但司馬隱約覺察宋子文的意圖，無非是增加富人所得稅額度，大幅增長稅收。中產階級尤其富人才是所得稅主要來源。劫富濟貧，就是要用所得稅搶劫富人，用富人的錢去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減少赤字。

“總理，曾有人如此描述稅收：稅收是戰爭機器的潤滑油、經濟覆蘇的強心劑、社會福利的搖錢樹、社會穩定的調琴師，我們必要充分發揮所得稅財富二次再分配作用，對富人，比如像總理你這樣的人征收重稅。

27%對於像你這樣的富豪，實在太少，您交納80%的所得稅都不過分，對您的生活品質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不是嗎？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熱情不是嗎？畢竟慈善捐款可以退稅，他們向學校、醫院捐贈一百萬，政府就可以少投資一百萬。”

宋子文說到讓總理交納80%所得稅時，語氣中帶著濃濃的調侃之意。面對總理的驚訝，宋子文更希望為總理專門制定95%個稅，這才是財富再分配。宋子文的調侃，讓司馬頗為無奈，地主家也沒餘糧啊！

“我知道了，你是想搶劫我。” “當然，說到肥羊，中國有幾個比您更肥的，不搶您，天理何在！更準確的來說，只要是年收入超過二十萬的富豪，我就想搶他們。至於窮人家裏的一兩百塊錢，我宋子文還不放在眼裏。”無視總理的尷尬，宋子文依然調侃的回答。

司馬不得不承認，所得稅的確是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社會保障法的實施也是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在國家養老保險中，高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而低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可以達到60%左右，最重要的是可以緩解政府赤字壓力。

“那麽你認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多少才合理？” “以美國為例，羅斯福總統為實施：覆興經濟、救濟窮人、改革體制的新政，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由25%提高到81%，增幅為3.24%。我們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至少應該提高到80%。不過我個人看來，國會議員能接受的稅率最高55%，不過總理出面力爭的話，爭取到65%至67%，還是有可能的！”

宋子文期待的看著總理，沒有人願意增稅，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已經趨於消彌的時候，最佳的增稅時機已經渡過。司馬沈思半晌，65%吧！我相信他們會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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