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一些民族敗類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喪失國格和人格，認敵為友，充當列強侵華的工具和幫兇，成了中華民族千古罪人。這些民族敗類最終的下場與入侵者一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對象，最終逃脫不了正義的審判。通款敵國，謀叛本國，為侵略祖國的敵人服務，並謀取一己私利，這樣的人物在世界各國對外戰爭中屢見不鮮，中國亦不例外，漢奸就是國人對他們的鄙稱。

5月16日，隨著臺南日軍投降，臺灣全境解放。零散的、對國防軍有威脅的日軍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對臺灣來說，還有一項任務沒有完成，就是對臺灣的清洗，自臺灣光覆後，出於對漢奸、走狗的仇視，國內輿論要求政府必須對臺灣進行清洗。在臺灣光覆之初，清洗運動就陸續開展，清洗對象自然是出賣國家與人民，替日本人辦事的漢奸。但是，清洗並不徹底，盡管有1000多漢奸被處死，還是有不少漢奸茍且偷生。

即便在臺灣本地，很多民眾對漢奸也是恨之入骨的。臺灣光覆初，他們擅殺了上千名漢奸以及數萬名日本移民洩憤。漸漸清洗運動擴展成為民眾自發報覆行動，只要曾經與日本人有牽連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面對清洗運動逐漸演變成瘋狂的報覆行為，共和政府顯示出高瞻遠矚的氣魄。

共和國總理司馬認為，漢奸不能一概而論，一些漢奸可能是因為膽小懦弱而為日本人辦事，但多數人是無辜的，被迫的，這一點在光覆臺灣之前，司馬就已經認同。為了對大多數國民負責，同時維護法律尊嚴，盲目清洗不應該再持續下去，應該在臺灣實行一次真正的清洗運動。

應司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國會批準最高法院法官成立專門審判漢奸的特別法庭，將民眾自發處決行為糾正為正規的法庭程序，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盡可能避免冤案。

臺北，西門町八角堂兩屋高的紅磚洋樓墻體，依然可以看到戰爭留下的痕跡，在八角形外觀的磚造樓房外，擠滿圍觀的民眾，在八角樓門外站著數名頭戴白盔荷槍實彈的憲兵，樓頂上女兒墻突出的三角型山頭後，站立數十名據槍的國防軍官兵。之所以戒備森嚴是因為八角樓是臺灣特別法庭所在地，今天的審判，在開庭之前，就吸引了整個臺灣的目光，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古家之未來均系於這場審判。

“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臺北，不管阮娘舊親情。”緊閉的大門外，圍觀的民眾唱起幾十年來一直在臺北艋舺酒場間不知有多少人傳唱的歌曲，公道在人心。姓古的被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幾個月前治警事件稱為：嚴智，也就是印度聖雄甘地的臺語音譯，但是臺南詩人謝星樓卻寫一首詩諷刺他， “古先榮比嚴智，蕃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臺特庭字第九六號公訴古先榮叛國罪一案，共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十分於臺灣特別軍事法庭開庭……”特別軍事法庭書記官朗讀案由時未帶有一絲感情，盡管是公開審判，但根據法庭原則，記者們不得攜帶相機之類的記錄設備，只能依靠筆記，而速寫記者則在紙面上勾勒出古先榮出庭時站在被告席上的惶恐不安。

古家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同樣也是五大家族中與日人合作最為親密的家族，其在臺灣的影響力超人想象，國內報界用 “臺灣第一漢奸”稱呼古家，關註這個案件的不僅只有臺灣人，大陸同樣關註這個號稱是 “共和第一漢奸案”的審理。大陸國民的態度是殺之而後快，甚至有團體聲稱如法院不能柄公處理，他們將會刺殺逃脫漢奸。

但在臺灣民眾中，此案卻形成兩個極端，一方認為古先榮為漢奸，該殺，而另一方則認為古先榮無罪，原因非常簡單，當時根據國際法臺灣已經割讓與日本，作為臺灣人的古先榮與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臺灣家族出於為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紛紛呼籲中央應從輕處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榮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臺灣必須脫離中國之黑暗統治，否則永無翻身之日，毅然選擇與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區秩序得以早覆，居民減於虐殺滋擾之苦，此行之力不為虛也。不僅如此，古先榮後來又跑去嘉義……日軍南路以北白川宮為主帥，抵嘉義居民閉城不納，圍數日不解。日軍揚言轟城，先生聞訊馳往，請撤南門兵願代為舒解，終亦免於屠掠之慘……

顧後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為日軍減免抗力者，實則處當時之情勢，先生乃系以急難救人之心，圖免毀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願無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誠，寧覆嫌於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責，守經達權互通其義，固未可執一而論也。”

種種辯解在古家的鈔票以及臺灣士紳對 “清洗運動”可能擴大化的擔憂下，紛紛出現在《臺灣民報》、《臺灣新報》等臺灣報紙上，甚至在開庭前，發生數萬人至第三集團軍司令部以及臺灣光覆善後公署請願的活動，為了應對這種情況，請示中央後，公署不得不下令臺灣進入全面戒嚴，以防止日諜乘機發難。

“……甲午戰後，劣清戰敗割讓臺灣，日軍未抵臺灣，被告古先榮率領士紳商賈李春生、向其祥、吳文秀、李秉鈞、吳聯之等人迎接日軍進入臺北城，當時民政局長水野遵予以接見，此為被告賣國初始。隨後其隨日軍南下，為日軍引路、說服抗日武裝，協助鎮壓抗日武裝……

在這裏我請求法官大人驗證數量驚人的證據，一系列證據足以說明，在過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賣國、出賣民族同胞為代價，謀取日人信任並獲得自身經濟利益……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個人罪行，是對整個民族、國家的犯罪，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叛國罪行，對同胞和國家造成的傷害遠超過世人想象……”

檢查官王文深提起公訴。特別軍事法庭與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審員制度，之所以如此，是考慮到根據陪審員挑選原則，陪審員需在審判地挑選，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法律的公正。檢察官的公訴狀讓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榮面如白紙，豆大汗珠順額頭滑落，喃喃念叨。

“法官大人，在您的臺上銘刻 “既便天塌，也要討還公道”，古先榮先生的命運系於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獎賞和接受公職就被視為叛國罪，恐怕會有數十萬臺灣人犯下叛國罪！”古先榮的辯護律師李玉堂，畢業於東京帝國法律系，被視為臺灣最優秀的辯護律師。李玉堂企圖把此案盡可能擴大化，迫使法官無法忽視民意，畢竟臺灣曾有十餘萬人接受公職和獎賞，只有將案件擴大化，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棄臺灣…… 志士謀獨立…… 連戰皆北，唐景松攜印潛乘德商輪內渡，民益亂無主，潰兵四出，土匪乘發，哭聲滿巷。當地紳商集議彈壓，既無力可制，擬赴日軍求鎮撫，亦無敢往者。先生適事北來，得與其議，見事急乃告奮勇赴基隆請謁日帥。登艦日軍臨之以威，挺然無懼色。日帥樺山知不可侮以賓禮見，因得述來意以安民為請……

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臺北，因此事曾被罵為 “漢奸”。然，事出有因，以當時臺灣情況，部分義勇軍在臺北城內奸淫擄掠，加之日本人依照國際法取得臺灣，因此古先榮等人開城迎日軍讓當時臺北人如同脫離 “人間煉獄”，合乎道德，若因此事而稱其為漢奸，對當年臺北人太冷血……民眾只知古先榮先生與日人合作，卻不知二十八年間，古先榮先生一直小心翼翼與日本占領軍委以虛蛇，免落身死族滅之境，眾人皆知日人殘暴，先生合作也是屈於壓力而為之。”

李玉堂的話使法庭一片嘩然，見過無恥的，沒見過這麽無恥的，將賣國行徑詭辯為 “合乎道德”、 “解民倒懸”，按其辯解古先榮不僅不是漢奸，反而民之救星。李玉堂的辯解讓王文深大汗，律師為了錢什麽都會做，他應該慶幸在臺灣，如果在大陸，替犯有叛國罪的被告辯護大都會收到死亡威脅。李玉堂有個日本名字，加騰六郎，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既然李大律師舊事重提，我再一次提醒各位註意，在被告迎接日軍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臺北城。同年8月，古先榮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武裝，以臺灣紳士名義，跟民政局長水野遵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蒙受破格光榮。次年，古先榮被任命為臺北保良局局長，取得鹽和樟腦等專賣經濟特權，奠定古家富裕的經濟基礎。獲此經濟特權，在於其賣國於先，以賣國之徑而獲經濟特權……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臺灣海峽。當時古先榮奮勇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臺灣和福建之間海峽偵察隊活動……

古先榮在臺中公會堂演講 “時事談”，提到：臺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公會堂，哪有此整然的臺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大陸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大陸，共和至今九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

在這裏我想反問一句，可為日本帝國之勝利奮勇當先偵察，並在過去二十八年中一直堅定不移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一邊，支持日本占領者壓制臺灣人民之徒，可被視為被迫與占領者合作的國民嗎？如果心存的一絲華人之意，又何談鼓吹殖民統治之言，臺北艋舺的酒場間傳唱的小調都說：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臺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反對！”李玉堂打斷王文深。

整整一上午，法庭辯論如火如荼，檢辯雙方針鋒相對，臨近下午2點，雙方做出結案陳詞，主審法官落下木錘， “辯論終結，定於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再次審理，被告古先榮還押……”

中國是亞洲僅有的三個獨立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亞洲唯一的共和國。共和之後，尤其共和九年之後，中國的精神道路，圍繞國家主義，這一時期，國家主義被朝野精英共同信奉。自鴉片戰爭，國門洞開，幾十年的沈淪，一朝醒悟，對國家發展表現出強烈熱情和關心，這是一種在危局下激發出來的國家主義情結，導致國民先天下之憂而憂，把國家建設看得至高無上。

共和六年之後，信奉奉公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西北在經濟上、軍事上獲得成功，進一步刺激了國民，國家主義成為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在此過程中，他們既塑造新國家形象，同時也在重新塑造自身(國民)，個人和國家一體化傾向最終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

共和時期的奉公精神，以堅忍不拔的意志、甘願為實現目標而奉獻的理想主義、克己奉公的英雄主義等形態，被國民精英階層接受了下來，賦予畢生追求事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鬥志。同時以開放態度引進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傳統儒學盡管作為國家文化傳統被繼承，但卻得到新的詮釋， “高、遠、空”的玄學特質被摒棄，一種融匯儒學倫理道德與西方科學為一體的新文化自然而然在中國誕生。

改變正是由國務院總理司馬帶來，不到三十七歲的司馬，擁有大量崇拜者，人們甚至認為他是上天派來拯救中國的救世主，這讓司馬感覺恐懼，甚至害怕，即使最親近的朋友、家人也無法得知司馬惶恐的內心。

在太陽升起後，一夜未睡的司馬在寬大的總理辦公室內度步，窗外街道熙熙攘攘。在共和廣場上，更是聚焦了數萬人準備舉行祝捷集會，民眾喜愛大規模集會。早晨廣播電臺發布新聞，國防軍將朝鮮日軍最後十三萬軍隊重重圍困在的釜山，距離朝鮮光覆咫尺之遙，韓國代表也將在國會提出加入中華聯邦。

國民認為戰爭已經贏得勝利，藩屬國光覆、死敵慘敗、重拾強國地位，中國獲得想要的一切。兩周前英、法等國先後通知外交部，要求將公使提升為大使級別，表示願意就租界、特權等問題與中國會談。種種跡象表明，列強接受和承認了中國強國地位，國民追求了八十三年的夢想實現了，當然還需要最後一戰，迫使日本接受媾和條約，使勝利圓滿。

“……各國都希望中日停戰，讓日本政府有能力鎮壓國內赤色叛亂，日本國內赤色叛亂愈演愈烈，東京起義幾乎是1917年俄國起義的覆制，戰爭爆發後一直支持我們的俄羅斯帝國外交大臣維讚提醒我們，如果遠東出現一個赤色國家，對於中俄兩國無疑將是災難性的，未來中俄兩國將不得不同時應對兩個赤色國家……”

顧維鈞語氣平淡，但臉上卻帶著焦慮。日本赤化份子起義的第一時間，列強就表現出強烈的關註，同時要求中國停戰，避免世界上出現第二個赤色國家。國內實業界同樣對日本赤化感到恐懼和擔憂，相信不久就會有所反應。

司馬把視線轉向國防部長的蔡鍔， “松坡，我們有沒有能力出兵沖繩？”

與他人對日本赤化擔憂不同，赤化日本是司馬的傑作，一個赤化的日本不可能成為列強牽制中國的工具，甚至會成為列強打壓的對象，之所以命令空軍停止對正在修覆主力艦的日本造船廠進行轟炸，表面原因是為了集中力量對日本進行戰略轟炸，實際上卻是為了讓日本海軍保留實力，對美、英而言，失去海軍的日本沒有任何威脅，但擁有強大海軍的紅色日本卻能夠讓他們寢食難安。

赤化日本是國家安全戰略需求，在未來二十年內，中國並不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但擊敗日本之後，日本的衰敗必然導致中美走向對立，就像歷史上日本擊敗俄國之後，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走向對峙一般，在積累足夠的實力之前，盡可能避免與列強尤其是美國對峙是明智的，美國工業產值占到世界之半，擁有龐大的戰爭潛力，受到大洋保護，對峙中美國立於不敗之地。

美國樂意看到遠東的平衡，那怕只是表面上的平衡，戰後仍然保留強大海軍實力的赤色日本，無疑比鋒芒收斂的中國更具威脅，因而可能避免中美在短期內走向對峙，甚至戰爭。但沒有斷足的日本同樣不符合中國利益，沖繩是日本的雙足，只要砍掉雙腿，即便擁有強大的海軍實力，未來即便發生第二次中日戰爭之中，日本也只有戰敗一途。

“短期內，不可能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在沖繩進行大規模兩棲作戰。攻打沖繩，我軍將在敵區作戰，沖繩的每一個日本人都將是我們的敵人，不只是軍隊。根據參謀部推演，國防軍至少需要投入一個集團軍兵力，同時以三至四個師為預備隊，傷亡10至15萬官兵，耗時三個月，才有可能奪取沖繩。戰役期間物資運輸、兵員補充都將非常困難。”

司馬點頭認可，參謀部推演非常準確。歷史上美軍參戰兵力艦艇1500餘艘，飛機2500架，占據絕對優勢，耗時三個月，傷亡五萬人方才奪取沖繩。現在以國防軍的實力去攻打沖繩島將困難重重，但…… “命令部隊作準備，把沖繩打下來。”司馬狂熱異常，突破島鏈封鎖是後世無數中國人的夢想，沖繩是島鏈的關鍵，奪取沖繩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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