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爆發以來，各大國外交官便紛紛來到中國首都，觀註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的決戰。在各國外交官努力斡旋的同時，西北市還吸引了來自各國的軍事情報人員，中國國防軍在戰爭爆發之初，就展現出超強的進攻能力，成為觀註的重點。

3月15日清晨，一個中年人在街道上被槍擊，槍手乘摩托車迅速離開現場。巡警到達現場時，槍手已不知所蹤，只留下一具屍體。 “上士，您看證件，程X，36歲，臺裔。”最先到達現場的巡邏警員拿著從屍體上找到證件，向長官介紹情況，聲音壓得很低，怕周圍記者聽到。一聽是臺裔，上士臉色一變，心中多少明白是怎麽回事，此類案件警察部門並不願意插手，涉及面太多，內情太覆雜。 “分局會把案件移交給中央警署。”話未說完上士就見到幾輛商務車停在路邊。上士頗為不快，他們的動作未免太快了。

共和九年，亦被稱為 “統一元年”，這一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談判，實現國家統一。但卻遺留下諸多問題，警察部門就是問題之一。警察部門從法律上不是統一部門，全中國超過500家警局，在組織上相互不隸屬，規章、銜別、制服均不同，警銜不僅級別檔次不同，即使相同等級稱謂也不一樣，像西北市就在執行源自國防軍軍銜。最大問題就是跨省案件，西北省警察在省外沒有執法權。

中央和地方談判確立了中國在政治體制上奉行分權和制衡原則，總理、議會、最高法院之間存在權力制衡；中央政府、省、市、縣之間也存在權力制衡。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對跨省司法擁有裁決權，其他權力掌握在省、市、縣手中。但中國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所以中央與地方都決定設立一個全國性司法調查機構：中央警署，是中國警察系統中唯一一家有權跨省執法的警察機構。

讓中央警署聲名大振的，是在共和十年，國內對紅色恐怖的大規模搜捕行動。對俄作戰時，紅俄和社工黨在輿論宣傳下已經成為暴力野蠻殘忍的代名詞，但社工黨卻在中國發動了一系列恐怖和暴力活動，短短幾個星期內，包括司法部長、最高法院法官、甚至總理等數百名政府官員收到郵件炸彈，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國會出於削弱中央調查局權限的想法，要求中央警署負責清除非華主義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反對赤色恐怖就成為中央警署的主要工作。中央警署參考中央調查局的方法，建立數萬張卡片資料，每一個激進組織、每一家激進出版物都建立詳細檔案，還和中央調查局合作派探員打入激進組織內部，摸清激進組織的內部情況，甚至有探員打入激進組織領導層。

共和十一年，時機成熟後，中央警署指示探員在全國各地召開激進組織會議，會議期間中央警署探員在軍方配合下，沖入會場，未出示逮捕證就逮捕所有與會者，拘留者不需起訴不能請律師，全國一共逮捕500多名激進嫌疑分子。行動因違反法律而受到司法界輿論界的指責，但對於國家安全無疑是必要的，最終在國會和相關部門運作下，中央警署的極端形為演變成合法行動，中央警署也因此贏得聲望。不管怎樣，那次行動後，赤色力量在中國不覆存在。

“長官，從現場提取的彈殼看，是5.62毫米手槍，死者的戒指手表錢夾等貴重品均被搶走，但在附近下水道中發現部分上述物件，排除搶劫殺人，初步斷定與兩天前上海海航飛行員遇襲事件有關。” “遇襲？臺裔？”屬下匯報讓馬一新一楞，又是這種事。兩天前，上海臺籍日諜，在海軍基地外襲殺數名海軍飛行員，盡管報紙上以：我飛行員遭受敵諜襲擊報道，未提臺籍，但私下傳聞不徑而走，導致各地發生襲擊臺籍市民學生的事件。

“從激進團體著手吧！這群人也忒……”馬一新搖頭嘆氣。中央警署逮捕很多激進團體成員，但有一個共同點 “紅色”，對於 “五色”激進團體，中央警署往往睜一眼閉一眼。現在，他們做得太過了。 “還有與七區警察分局進行協調，這件事不能捅到新聞界，否則風波再起。我去見局長，該剎剎此風了，臺灣人不就是中國人嗎？”

長久以來，日本人運用領事裁判權，遣送臺籍敗類到大陸販毒，從事不法活動，破壞臺灣人與祖國的傳統關系。在戰爭爆發後，被軍警逮捕的日本間諜中有三成是臺灣人，臺籍敗類甚至參加對機場等軍事設施襲擊，盡管只是極少數敗類所為，但造成國內很多民眾對臺灣人由 “疏而遠之”變為 “恨而惡之”。

既不容於敵人又不容於祖國的苦悶戰前回到內地的臺灣人體驗最深，更讓他們恐怖的是，國內激進團體喊出 “寧錯殺百人，不輕放一人”的口號，臺人一旦被內地激進民眾疑為 “日諜”，生命就會受到威脅。盡管此事一出，從中央到各地政府立即制止，但很多人仍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臺灣人。

日本占領臺灣後，臺灣總督府規定，臺灣人回大陸要有渡華旅券，辦理旅券手續須經日警調查批準，異常麻煩。1920年後臺灣失學青年日多，求學之心日切，他們大多經由日本回大陸，因在日本本土渡華無須旅券，而且還可以得到船員幫忙偷渡回國。所以到大陸求學的臺籍學生逐年增加，僅西北大學就有五百多名臺籍學生，在西北各所學校中臺籍學生達千人之多。

蔣念宗走在西大校園，感覺四周投來敵意的眼神。五天前，在大學公開欄內，不知何人張貼 “西大臺籍學生名錄”，甚至附有照片，要求學校、同學盡愛國者之責，行監視之權。從此，蔣念宗就感受周圍不信任和不屑的目光，時刻感覺有無數雙眼睛盯著你。

“他們真把我們當成日本人嗎？”蔣念宗心煩意亂。少年初入公學，放學回家對父親行日本禮時，父親的怒罵、斥責和耳光打在臉頰上火辣辣的痛楚記憶猶新。 “念宗，你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念宗這個名字就是讓你牢記祖宗，知道嗎？” “念宗回中國讀書，千萬不能做日本人的奴才。”想起臨來大陸前父親的叮囑。 “父親，我應該怎麽辦？”無奈和痛苦在蔣念宗心中縈繞，如果父親知道自己的困境，他會怎麽解決？

“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一走進臺籍學生聯誼處房間，蔣念宗就聽到悲憤的吟誦。來大陸求學的臺灣學子，時刻將自己是中國人銘記於心，但臺籍敗類卻將眾人置於兩難之地，痛苦和仿徨。

吳振芳黯然詢問蔣念宗： “念宗，我去征兵可他們推托我不是中國籍，不論你是否同意，我們都已經決定去國會請願，你去嗎？”去國會請願？蔣念宗一楞，自己是聯誼會會長，竟毫不知情。

“是的，朝鮮人中同樣有很多日諜，可為什麽沒有人懷疑？因為韓國獨立軍在朝鮮炸倉庫；臺灣人為什麽被懷疑？因為我們是順民，我們要告訴同胞，臺灣人也是中國人。今國家軍興，臺士民也能舍生忘死，為國家效命。我們不是日本人的狗，不是順民。”吳振芳悲憤欲絕。臺灣人做順民太久了，自共和四年餘清芳起義，8年未聞反抗，又出現大量敗類，被人誤解情理之中。

當吳振芳等數百名同學換上便裝，接二連三離開學校，一群興奮的年青人註意到 “準日諜”的異樣舉動，歡心鼓舞的悄悄跟上去。

“推遲總攻時間？張鎮國要改強攻為分割包圍？那朝鮮呢？”接到修改後的作戰方案司馬一楞。參謀部在接到張鎮國報告後，決定在未來幾天內啟動對朝鮮的作戰計劃，其中就包括把第一集團軍所屬的一個裝甲師一個摩托化步兵師調配給冷禦秋的第二集團軍使用。

“第一集團軍同意將第三師、第一師暫調第一集團軍，但要求補充三個師的國民警衛隊參於旅順圍攻戰，輕步兵師在旅順的地形條件下，比裝甲師和摩步師更靈活，不過國民警衛隊的意志薄弱，有資料顯示，第一集團軍配屬的兩個師國民警衛隊，戰鬥時出現零星逃兵。”蔡鍔回答。

建立國民警衛隊的初衷是建立國防後備軍，國民警衛隊大都是省軍改編，所以被視為中央向地方的妥協，隸屬國防軍預備軍力量。但根據《民兵法案》，國民警衛隊在平時由各省指揮，國防部對國民警衛隊只有指導權而無指揮權，國民警衛隊由各省政府指揮，受所在省專管國民警衛隊事務的副省長直接領導，主要任務是根據國防部和各省省長的命令，維護國家和當地政府的安全利益，維持社會穩定和參加搶險救災。戰時，中央政府有權調動國民警衛隊服役。

國民警衛隊經費開支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承擔，國民警衛隊司令部的正式工作人員既是省工作人員又是國民警衛隊隊員，按政府行政級別領取工資，國民警衛隊隊員大部分從地方招募。國民警衛隊編制體制、武器裝備、後勤供應、人事制度以及執行的條例均與現役部隊相同。這種體制是由總理創立，優點是便於訓練、便於迅速征召和動員等，因而得到國防部和地方的讚同。

按照規定，各省國民警衛隊除三分之一是全年制服役士官外，隊員每年要利用48個周未參加兵營訓練，另外每年還有15次現役集訓，即與相對應的現役部隊合作訓練，以便戰時能迅速對口補充現役部隊，參加訓練的國民警衛隊隊員著裝與正規軍相同。盡管國民警衛隊平時演習訓練比國防軍稍遜，但仍然讓國防部和參謀部非常滿意，但真把他們送上戰場，訓練是一回事，戰場又是另一回事，一年只訓練幾十天的 “星期天兵”中總有一些人難以承受戰場上的壓力。

“逃兵在一定範圍內，是可以接受的。他要三個師國民警衛隊，給他補充四個師。既然日本人沒有水，包圍時間就加長一些，提醒野戰部隊，嚴防日軍狗急跳墻，夜間反撲。國民警衛隊不是正規軍，戰鬥意志不能和正規軍相比，要在前沿盡可能設立密集雷場、鐵絲網，構築堅固防線。裝甲挖掘機從戰備物資和鐵道兵部隊中抽調，只要不影響朝鮮、臺灣作戰，盡可能的滿足，少死人總是好的。”

司馬同意修改計劃。旅順是國防軍的必攻之地，不僅是因為旅順的戰略地位，十萬日軍就是中國的一根心頭刺，這根刺不拔掉，寢食難安。絕不能讓一名涉足中國大陸的日軍官兵安然回國。當然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覆仇。

參謀部認為，進攻重兵防禦的旅順，可以從心理上擊碎日本戰鬥意志，換做世上任何一個國家，只是大規模轟炸，就足以迫使其回到談判桌前，但日本至今仍然拒絕美英等國提出的斡旋。唯有通過壓倒性勝利，克覆擁有重兵保護的旅順，同時對日本本土大規模轟炸，才能迫使日本回到談判桌前。旅順是日本陸軍的希望，試圖把旅順變成榮譽之地，那麽國防軍不介意把旅順變為哭魂之處。

站在窗邊的司馬一直盯著國務院對面的共和廣場。自戰爭爆發以來，共和廣場成為全中國最熱鬧所在，每天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人舉行祝捷集會，各類集會成為中國人的最愛。在政府推動和宣傳下，國內民眾熱衷於宏大的群眾集會、盛裝大游行。激昂雄壯的軍樂、數不清的國旗、成千上萬人發出 “忠誠”、 “祖國萬歲”的呼嘯，勾畫出一幅壯麗的畫卷。

只有營造出這樣的氣氛才能顯示人民萬眾一心的意志、顯示群眾的創造力與力量、證明個人只有與偉大的集體目標相一致，才能獲得歷史價值，從而讓人們容易接受政府的口號：個人是微不足道的，融入國家和人民，才會擁有一切。在這個奉公與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這一切無疑是被廣泛接受的，甚於被很多人奉為經典。

站在人群中的蔣念宗激動萬分，嗓子發幹，心跳加速。朝身邊的同學看去，情況也不比自己好多少，此時蔣念宗猶豫是否應該上臺，今天他們是來國會遞交請願書的。

盡管國會中已有臺籍代表，也早已宣稱 “臺灣之收覆，臺胞之解放，其歷史任務，均賴祖國奠定。速謀於成，祖府能允茲實施，志臺胞更效，事之必成，自無疑義，如能做到，國家幸甚，臺灣幸甚。”但在很多人眼中臺灣人如同 “日諜”，即便是在學校，戰爭爆發後，學校裏很多同學都用看待 “敵人”的眼光對待臺籍同學。蔣念宗充滿無奈，即使想參軍，一看是臺灣籍，就會被委婉拒絕。

“念宗，您是臺籍學生會會長，在去國會請願之前，一定要讓大家知道，臺灣絕不是日本人的奴才，我們是中國人。”吳振芳鼓勵蔣念宗。 “蔣會長，拜托了。”數百名學生沖著蔣念宗鞠躬。廣場內的異樣引起大家註意，這動作未免太日本味了，怪不得他們，畢竟從小到大接受的是 “同化”、 “奴化”的日式教育。

“好像是日本人。”一個刺耳的聲音傳入蔣念宗耳內， “不！我們是臺灣人，是中國人！” 被人誤認為日本人。蔣念宗勃然大怒。廣場上的人們頓時向共和紀念碑下的憤青看去。蔣念宗看到眾人懷疑的目光，悲憤難當，只怪臺籍敗類。

“同胞們，我們不是日本人，臺灣人也是漢民族，中國人。我們的祖先，是福建泉州、廣東、潮州人，為脫離滿清虐政、生存而移居臺灣。光緒二十一年，甲午之戰，清朝把臺灣割讓予日本，使東洋第一寶庫，竟歸倭人之手。日本自據臺灣以來，限制臺灣人回國，連親戚間也不容往來。二十八年前（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日人惡政於臺灣四百萬同胞，臺灣所受痛苦、壓迫、蹂躪百倍於祖國。陷倭二十八年，日人淩我、殺我、欺我、奴我。

今日祖國振興，臺灣同胞歡心鼓舞，祖國擊敗日本之日就是臺灣重歸祖國之時，亦是臺灣自由之時。臺灣人中是有敗類為日本人充當間諜，但只是極少數，四百萬臺灣人心向祖國，我們是中國人。在此，臺籍學生懇請大家：毋忘臺灣，臺灣人是中國人、臺灣土是中國土，我們渴望加入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

蔣念宗悲憤不已，悲憤源於同學的不信任和敵意。 “我們是東海捧出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族弟，我就是臺灣。我胸中還氤氳著鄭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點染我的家傳。母親，酷炎的夏日要曬死我了，賜個號令，我能背水一戰。母親，我要回來，母親。”當這首七子之歌臺灣一唱完，就有幾名臺籍學生拖著一塊白布在廣場上展開，蔣念宗和同學走上前，用力咬破手指，沾著血在白布上寫了幾個字， “我是中國人。”

隨後有十幾人走上前咬破手指書寫，長幅白布傾刻間出現數百個鮮血書寫的姓名和題詩。這時又有幾名年青人走過來，蔣念宗、吳振芳一楞，其中幾人他們並不陌生，數天前的 “敵諜就在你身邊”就出自此人之手，他們要做什麽？其中一人歉意的看看臺籍同學，隨後咬破手指，在白布上書寫： “毋忘臺灣。”書寫血書銘志的青年並不知道，在國務院三樓，十幾名臺灣客人正焦急等待總理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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