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葉卡捷琳堡邊防陸軍野戰醫院所在地是一處莊園，充當病房的房間內到處都是血跡，被單上、衣服上，一些躺在帆布行軍床上的病號正在咳血，還有一些病號從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

幾乎沒有征兆突如其來的重感冒襲擊了遠征軍軍營，盡管各個軍營在第一時間執行了防疫應急條令，立即將所有感染重感冒的士兵隔離，軍醫們竭盡全力控制病情，他們上溯這些病人曾經接觸過的人，並將這些人也隔離起來，但是，這種疾病暴發性太強了。

“……這些血卻不是他們外部的傷口所致，大部分是士兵的鼻血，有些傷員還在咳血，甚至有一些傷員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厲害，死亡後屍體解剖表明，劇烈的咳嗽甚至導致他們的腹肌和肋軟骨撕裂。還有很多人受劇痛折磨而發燒、說胡話，幾乎所有尚能交流的官兵都抱怨說頭疼，就好像有人在他們眼睛後方拼命將一根楔子敲進腦袋似的，他們還覺得身體劇痛無比，甚至連骨頭都快痛斷了。”聖葉卡捷琳堡邊防陸軍野戰醫院內，穿著防護服的醫生語帶無奈的對從西北趕來的防疫人員介紹到。

隨著病情漫延，整個軍營混亂不堪，醫院成了戰場，原本如度假般的西伯利亞沿線遠征軍軍營氣氛甚至比戰場更為嚴酷。更令人恐懼的是在莊園的花園那座屬於園丁住宅內，未及時檢驗、運走的屍體被隨意的堆於房內上，房內的屍體像薪柴垛一樣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了聖葉卡捷琳娜戰役時邊防軍的傷亡，因死亡人數太多，現在醫院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對待每一具戰士的屍體都如聖體一般，只能隨意放置於園丁花房之中。西伯利亞的低溫，使房間成為一個天然停屍間。

但凡看到停屍房的人，無不在日後被多年噩夢苦苦糾纏。甚至一些護士在看到那一切之後，長年都被噩夢纏繞著，她們常常都會想起停屍房中那些碼放在一起的屍體，那些年青的戰士沒有犧牲在戰場上，而是死於這場幾無征兆的疫病之中。

在伊爾庫茨克城內一座屬於華商的莊園內，莊園外的衛兵和伊爾庫茨克市民一般都帶著口罩，莊園內來回走動的穿著便裝的特勤人員也同樣戴著口罩，每一個進入莊園的訪客都需要在門房接受軍醫檢查，這種完全不同的戒備已經超出了正常範圍。

“……幾天來在沿線軍營之中，已經有數千名官兵患病，他們大都是以十人或更多人為一組的方式來到醫院病房，都是成建制的，幾乎是一個染病、全班皆被傳染。他們被安置在醫院的帆布床上，野戰醫院床位幾乎都被占滿，但仍有染病的戰士源源不斷湧入，甚至於現在野戰醫院不得不搭建帳篷用於安置這些戰士，他們的癥狀大都是面色青紫，不斷的劇烈咳嗽，不時吐出血痰。

……現在有的戰士甚至在公共場合戴上防毒面具，以避免自己感染重感冒，他們甚至都不相信口罩……”戴著口罩的查明山說話聲音顯得有些不太清楚，按照剛頒布的防疫條令規定，遠征軍無論官兵除吃飯之外，必須佩帶口罩。現在重感冒對於遠征軍的威脅遠遠超過了紅俄游擊隊的偷襲，僅僅只是一周，就有超過三千名遠征軍官兵感染重感冒，已經有一百餘名官兵死亡。

“明山，把口罩摘下來吧！你是保安隊的老人了，這樣顯得太外氣了！”聽著查明山並不清楚的匯報，司馬摘掉口罩開口說道。負責自己安全的公署特勤處幾乎是在收到重感冒報告之後，就立即對自己實施了半隔離，以避免自己感染重感冒，每一個進出的人都需要經過重重檢查，對此司馬非常不習慣。

外人不知道，司馬本人知道自己早已註射了疫苗，對重感冒早已產生免疫，根本不需要擔心重感冒會感染上自己，就像得知婉雲在照顧那些重感冒患者的時候，司馬同樣不會擔心，盡管未給其它人接受，但是婉雲和少數幾人，早在數月前就以其它疫苗的名義，進行了重感冒病毒接種。

所謂的 “重感冒”或是 “骨痛病”實際上就是 “西班牙流感”。盡管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在全西北強制推廣第二次愛國衛生運動，但是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在軍隊、西北流感已經傳播開來，僅遠征軍就有超過兩千名官兵感染，上百名官兵沒有死在戰場上，而是死於這種可惡的病毒。

和歷史上1918大流感一樣，在五個月前，重感冒初到中國的時候，不過僅只有幾千人感染，在西北因防控得力，甚至無人感染，但是到了在九月底十月初，致命的重感冒在全國漫延開來，西北也未能幸免，即便是與外界半隔絕的軍營亦同樣擴散開來。

“先生，恕明山不敢奉令！您是西北的主心骨，如果您染病，咱們西北就完了！”查明山想都沒想就回絕了先生的命令，作為保安隊老人，別說是現在戴著口罩，查明山想直接在電話裏匯報，甚至想眼下最好先把先生完全隔離開來，以免感染重感冒。西北可以離開任何人，但絕對離不開先生，邊防軍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先生的邊防軍，如先生……恐怕邊防軍會向北方集團一樣陷入分裂，西北只有一個核心。

盡管在首義紀念日對邊防軍將士講話中。先生要求邊防軍作好在大選後改組國防軍，效忠國家而非個人或省屬。但是在查明山看來邊防軍是先生地軍隊，即便是將來改組國防軍後，對外雖然宣誓效忠國家和國會，但是私下中查明卻早和很多邊防軍地高級將領要求邊防軍官兵舉行秘密儀式，宣誓效忠先生。

對於查明山和很多邊防軍的高級將領而言，先生是唯一值得效忠的對象，他們會效忠國家，但是有一個前提，必須像過去一樣忠於先生，如果先生沒有贏得選舉，效忠國家只不過是表象，邊防軍無論是屬於西北還是國家，永遠都是先生地邊防軍！

“明山！我這兩天就會返回西北。防治流感的藥物正在運抵，相信不久之後，病情會有所下降。記住現在唯一地要求是穩定！甚至喀山如果需要地話，我們都可以暫時撤下來。當然如果有必要的話，這一點必須要和俄國人勾通好。”

司馬緩聲交待了一下，突然全面暴發的重感冒迫使自己必須要提前返回西北。幾個月來因為西北防控措施得力，使得自己和很多人都麻痹大意了，尤其是自己，更是大意到不可原諒的地步。

自己雖然要求藥廠儲備抗重感冒地中藥、制造大量中成藥，但是那些藥物卻因為沒有自己地命令，至今仍然沒有劃撥到急需藥品地的學校、軍隊。甚至於他們根本不知道那些藥物的用途，當時不過是自己拿著配方與生產工藝流程資料，以軍需品地名義要求藥廠生產。

不僅如此，而在51區地下冷藏室內地同樣存放著二十餘萬份後世制造地重感冒疫苗，盡管數量不多。但是足夠給西北地精英階層註射，但到現在除了自己在後世接種了疫苗之外，自己不過是僅給身邊地少數幾個人接種疫苗。

現在必須要返回西北，不計代價地挽回這一切，為西北地精英階層接受疫苗，向民眾開放防治藥物。那些中藥配方和中成藥都是後世研究所地成果，後世試驗證明那些中藥和中成藥對這種只能通過鼻部呼吸道感染地重感冒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X-2地的使命在於研發可用於戰爭的病毒性武器，將在未來由軍方的化學部隊根據引進地病毒執行相應的任務……這也就是生化細菌戰地意義所在。”

最原始的生物戰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漢武帝遠征匈奴時，為抵抗漢軍，匈奴人將死馬、病牛埋於水源，從而將瘟疫傳染給作戰地漢軍，並由他們帶回中原，最後瘟疫甚至毀滅了漢朝，而其後的數千年中，最原始的生物戰不斷地在歐亞大陸上演著。

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地區進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國的亨利.博克特上校，使用計謀，把從醫院拿來地天花病人用過的毯子和手帕，送給兩位敵對地印第安部落首領，而印第安人從沒得過天花，沒有絲毫抵禦能力，結果往往整個部落地男女老少全部死絕，他們的土地財產全部被白人殖民者白白占有，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陸幾乎滅絕， “天花細菌戰”功不可沒。

致命的微生物病毒，是一種新型地從未有人涉足過領域，在後世被稱為生物武器，簡單地講就是用以殺傷人、畜和破壞農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質地共稱。由於病毒、立克次體、衣原體、真菌、毒素都可象細菌一樣作為武器使用，故統稱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學武器更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種，在特別地容器中培養就行，即使實驗室規模的生產也可造出足夠軍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種冷藏起來即可。戰時，可在短時間內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生物病毒的防疫往往與培育共生，以防疫為目的建立的X-2基地在建立後。很自然的便開始從事起了生物武器地培育地職責，盡管其工作非常原始，僅只是從事病毒地選育、但是卻起了一個頭。

在這個時代，生物病毒地作用並沒有被各國所重視。在全世界或許只有巴丹吉林那片沙漠中地X-2地區，開展了以生物病毒為為研究對象地 “戰爭研究服務”項目，由來自美國的傳染病專家喬治.哈默克負責領導該工作。

“就像發明毒氣彈的那些人一樣，我們也早已經擺脫了道德問題地糾纏，我們在研究著這些病毒戰場使用的同時，需要進一步研究研制疫苗。一定程度上說，我們是在造福人類！”從俄國來的微生物專家西奧多.哈夫卡洛夫在參與了X-2的生物戰爭研究服務項目後，曾對在基地內工作的學生們如此說到。關於細菌戰項目和目標，X-2實驗室專家、學者，並沒有感到任何困擾。

作為一名傳染病學醫生，方子南首先擇了用自己自己最善長的行業報效國家，盡管他似乎從未適應軍旅生活，甚至於軍裝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仍不妨礙他在自己最善長地領域內為國效力。

“人們之間互相殘殺已經有幾千年了，不論你是用木棍襲擊敵人地頭部，還是用刺刀從後面攻擊，或者讓他生病，這並沒有不同。再說，他早晚沒準也會得這種病。”基地內從事生物病毒研究的專家學者們都曾如此安慰著自己，這或許是他們唯一地自我安慰，而此時看著眼前不斷的增多的病人，方子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物病毒的威力，它地威力甚至比毒氣彈、火龍王更為可怕。

自四天前，陸軍醫院發現第一例傷員感染重感冒後，重感冒便開始在陸軍醫院漫延開開，死亡以前所未有地架勢出現在他面前。陸軍醫院的數十間被隔離的病房內，擺滿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傷員地渾身是血。對於這些病人所感染的重感冒，方子南和同僚們並不陌生。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們就得到了從美國郵回的病毒毒株樣本，並進行了相應的研究、試驗，但受限於技術，他們的償試是徒勞的。

即便是在上海取得兩具染病屍體進行了解剖研究後，仍然沒能取得什麽結果。現在方子南只能按照衛生署防疫中心地要求隔離整座陸軍醫院，同時按照授權要求防疫中心發布防疫令。為了嚴格執行緊急防疫令，借助軍警采取最為極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個城市中擴散。禁止一切公眾集會、關閉商店、商場和學校、對軍方以及平民病例進行徹底隔離，所有人出門必須要配戴口罩，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明智的。

甚至於連覆興競選總部原本計劃進行的一場全國同時進行的助選游行，同樣被緊急委員會要求取消。這次游行已經籌備了很長時間，它將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地一次游行，全國每一個城市參於、參於人數超過數百萬人，而旁觀人數將達到幾千萬。在西北各地競選委員會選擇了服從緊急委員會地命令，他們早已習慣服從命令。

而分散在全國各地競選委員會，對待聯合議會緊急防疫委員會地要求，卻執著不同看法，他們尚不習慣接受聯合議會的命令，而且在他們看來，這場游行事關本選區未來選票，他們中大多數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按原計劃準備那場規模空前地游行。七年首義紀念日時，覆興黨在各大城市舉的十萬人地游行助選已經收到良好好效果，現在當然需要再接再勵。

但是來自覆興黨總部的命令卻打斷他們原本的一切準備。 “……即輸掉選舉，亦不得再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或助選游行！”命令不是來自覆興黨部地楊秘書長，而是來自遠在俄羅斯正準備歸國的司馬本人。

全世界恐怕沒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善長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而民眾同樣熱衷於宏大的群眾集會，盛裝大游行。只有通過經心營造地群眾游行俯氛圍，才能顯示人民萬眾一心地意志，顯示群眾的創造力與力量，證實渺小地個人只有與偉大地集體目標相一致，才能獲得個人在歷史中地價值，從而讓人們更輕易接受西北的口號 “人民才是一切，集體才是一切”。而大規模地群眾集會使得參加者長時間處於難以抑制的亢奮狀態，最終使得他們接受在集會中所聽到的價值觀念。集會是一種武器，思想上地武器，但現在為了安全，只能選擇放棄！

與此同時，無論是段旗瑞的共和黨以及梁啟超的進步黨或是孫文的中華革命黨為了與覆興黨爭奪選票，幾乎都計劃舉行助選游行。覆興黨在七年首義紀念日的助選游行效果讓他們眼紅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阻止他們地決定。只不過他們仍然特意抽調資金購買口罩，以提供給參加游行地民眾。災難往往始於麻痹大意！

10月15日，剛剛經歷過首義七年慶典之後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現在中國大地。一周之後，京城、天津、奉天、濟南、廣州、上海、武漢等中國數十座大城市，各參選黨派發起了自己的游行，盡管一些醫生竭力勸說那些組織游行地黨派取消這場游行，甚至於告訴報紙記者，集會將傳播流感並使人致命。

沒有報紙報道那些醫生們的警告，報界更願意報道規模宏大的集會，而不是這場 “小感冒”。畢竟此時感冒的重災區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歐洲。至於西北現在又是隔離、又是停止助選游行，不過是小題大做罷了。出於保密地原因，沒有人知道在遠征軍軍營之中，已有數千人感染重流感，人們只看到西北的千餘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國有超過百萬人參加這次由各黨派發起地大規模助選游行，參加游行人們昂首挺胸地行進著，大聲呼喊著各黨派的競選口號，為那些永遠不可能實現地競選口號呼喊著。

在上海由數萬名親中華革命黨的群眾組成的游行隊伍延伸了一公裏多，數萬人簇擁在游行線路上，盡管他們都戴著口罩。但是或許是因為這樣喊出地口號並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來。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號，但是他們沒有任何人註意到。在他們喊話地同時。數萬人地飛沫彌漫在游行隊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滬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移柩至湖南會館，6月26日葬於閘北象儀巷。國民黨在此辟地百餘畝。其中用於墓園43畝。並自湖州會館起北至墓地辟一條長約25公裏地道路，命名宋園路，宋公園是游行地終點站。之所以選擇宋公園作為的游行的終點以及孫文發表演講之地。中華革命黨自然有著自己的打算。

“……共和地觀念是平等、自由、博愛--- “共和國是平等之國。人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麽？是各級行政官員都視法律為土。人民仍被奴役著。被壓迫著；共和國是自由之國。自由是人民的天賦人權，可共和七年來我們看到地是什麽？是只有當權者的自由，權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權力小地有小地自由，人民沒有權力、沒有自由；共和國是博愛之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可共和七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麽？是只有人民對當權者恐懼的‘愛’，當權者對人民口頭上地虛偽地‘愛’。那種真誠地真摯的博愛我們看不到。……”

在宋園路的盡頭的演講臺上，穿著中山裝的孫文面對著臺下民眾暢談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仍是中華革命黨吸引選票地根本，暴力地革命此時並沒有任何市場。無論是對於覆興黨或是共和黨、進步黨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權、民生吸引著人們地視線。只不過相比於之下，覆興黨提到了更為清晰的競選口號而已。

當他們地暢談著外爭國權地口號時，覆興黨提出的是 “定新約、廢租界、除惡債”，他們提出民生時，覆興黨提出的是 “免捐稅、贖土地、興實業”，相比之下，覆興黨可以用大量地實例去說服民眾。西北擁有著實際操作地實例。

口號是動人地。但是行動往往更能吸引國民，大多數國民會作出對自己有力地選擇，而共和黨、進步黨和中華革命黨現在只是竭盡所能的爭取更多地選票，畢竟即便就是無法單獨組閣。也要在爭取盡可能多的議會議席，參與到政府的決策之中。

七年首義紀念日時，遠在喀山地司馬在發出的 “祭首義英靈”的通電之中。已經向全國承諾， “無論覆興黨是否贏得此次選舉。都將堅定不移推動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動軍隊之國家化。”還在講話中在要求邊防軍作好在大選後準備改組國防軍地準備。

“軍隊效忠國家、效忠議會！軍隊在政治上嚴守中立嚴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黨派之爭。私糾之爭！”司馬地承諾無疑讓各黨派看到希望，尤其是軍隊國家化，無論它是個美麗的泡沫也好、願望也罷，至少對於各黨而言這是一個機會，是機會人們就珍惜。

“……共和國是法制之國--- “立法是國會。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卻是行政權力一次又一次肆無忌憚地幹涉立法。你不聽話，我就收買你。逮捕你。甚至暗殺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員可任意蹂躪的妓女！……”

“咳……咳……”在宋園路穿著青衫的中年人一邊聽著演講臺上的孫先生地講話。一邊不斷地發出咳嗽聲，中年人只覺得自己渾身無力，頭重腳輕。腦袋像被錘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額頭上不斷的冒出虛汗。終於再也堅持不住地中年人癱軟的倒了下去。

當天下午，先後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個病人都戴上了紗口罩捂住口鼻，各個醫院嚴格地執行隔離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地人在自己感覺不到任何癥狀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這些措施都為時已晚。重感冒如海嘯一般席卷了全國。

作為國際都市地上海是重感冒爆發的重災區。各自各國的船員早在幾個月前就把重感冒帶到這座城市，當時僅有數百人感染，而此時地上海卻宛如戰場。重感冒在上海幾乎呈現出火箭式的上升。

為了應對上海縣的重流感大暴發。經過江蘇省督軍署地批準上海縣知事沈寶昌組建了由醫學專家為主的防控總部地指揮下，西北式的 “現代化”預防和控制措施被嚴格地執行了起來。流感傳播範圍較廣地地區全面隔離，多達十四個隔離小區相互分開。成千上萬地居民被隔離在隔離區內。

各個醫院派出地醫護人員一戶不漏地天天檢查。不放過一個可疑情況，警察相當嚴格地控制了整個地區地人員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 “現在代”預防隔離的根本原則就是 “畫地為牢”。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地紳亨們並不介意在短期內向隔離區的居民進行捐助。用於購買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上海流感防控總部每天都召集有關人員參加地聯席會議，由各單位匯報情況，清查漏洞，全體工作人員不辭辛苦地沒日沒夜地工作著。也焦急地期待情況的好轉。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緊，甚至為了防控病情地傳播。除了學習由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預防隔離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萬國商團、巡捕在租界與華界出入口拉起鐵絲網，以防止華界地病情滲透進租界。

在上海的仁和醫院的屍體解剖室內。解剖臺上躺著一個差不多還是孩子的年輕人的屍體，哪怕最輕微的移動，液體也會從他的鼻孔裏湧出來，在幾名醫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打開，肺臟被取了出來。死者並不是死於普通地肺炎，其他幾例解剖也得到了類似的異常結果。

“我們已經確定，從病癥和解剖結果上看。應該六個月前的 “巴拿馬號”船員帶來重感冒已經再次爆發！”走出解剖室經過全面消毒後地醫生在脫去口罩、防護服後開口對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派來地工作人員介紹到，仁和醫院是西北衛生署地合作醫院，一直都得到衛生署地捐助。同樣是西北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分布在全國地疫情通報單位之一。

和過去不同，半年前上海租界內的宏仁醫院發現第一例 “西班牙流感”之後，西北衛生署幾乎是第一時間派出醫務專家。而這一次西北衛生署僅不過是派來了一名工作人員指導上海建立全面地 “預防隔離制度”。相比於上海。西北地重感冒同樣非常嚴重，西北的醫務人員甚至只能疲於應對發生在本地地病情。

與此同時，在西北盡管實行著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嚴格的 “預防隔離制度”，但是病情仍然不斷漫延著，感染的病例越來越多，報紙上的通報數字從最初地三位，上升至五位。甚至死亡病例在短短幾天都增加到三百餘人，人們從最初的相信和盼望，到漸漸地失望甚至到了絕望。

人們對伍連德和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地信任和崇拜也開始動搖了，開始出現風言風雨，稱這種感冒是不治這癥，甚至於在內地有些居心叵測之人，開始揣測著司馬是不是為了俄國地風騷娘們而流連忘返。

對此，作為衛生署疫病防控中心主任地伍連德看在眼中，聽到耳中，除了一方面發電報要求司馬返回西北主持大局之外，另一方面他依舊嚴格地按照既定地辦法一絲不茍地督促落實。不容許有任何一點放松和疏忽，試著像1910年地東北肺鼠疫防治時那般，用自己的鎮定和信心去感染其他人。就這樣，在西北整個衛生體系在失望中頑強堅持著，而對著每天不斷從各地匯報地感染、死亡數字地增加飽受著失望情緒的煎熬。 “決戰時刻，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哪怕是在絕境中，堅持就是勝利。”

這句西北的信條，在這個時候發揮著重要地作用，所有人都在堅持和絕望之間徘徊著，就在人們處絕望時，邊防公署發布了一則新聞通告，讓在堅持和絕望之間徘徊著的民眾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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