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於敵手，日軍轉而進攻河南。”

就是在這種時刻，裏賓特洛甫的撤離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顧問團全體成員獲知德國政府這一決定後，起初都不願離華。4月30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報告，指出他們都是以個人資格受聘於中國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及1940年才期滿，現在離華在法律上、經濟上都有困難。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顧問團提出的意見。

但德國方面聯日棄華的決心已定。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義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就此問題與中方交涉。

一直交涉到6月中旬，蔣介石看見拖不下去了，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國顧問離華，但要求核心人物法肯豪森作為德國駐華使館武官留下，並留5至6人處理善後。

德國方面已經沒有了絲毫的回旋餘地，連蔣介石的這個退步要求也完全不同意。

6月20日，裏賓特洛甫再次強行電令陶德曼，以中斷中德外交作為威脅，要求立即撤退包括法肯豪森在內的全體顧問：“本部長亟待留華全體德國顧問凡職務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並盡速離華，必要時雖違反中國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如法肯豪森等人再不願離華，“即認為公然叛國，國內當即予以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處分。該顧問等毋再猶豫為要。”

這已經是勒令回國了。

1938年6月24日，德方下令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

法肯豪森的使命徹底結束了：不管這個使命中有多少是德國政府賦予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添上去的。他在中國工作了四年多時間，從構築國防工事到完成軍事部署、協助蔣介石在淞滬一帶構築“興登堡防線”，確實出了不少力幫助中國抗戰。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還參加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最後才被“勒令率團返國”。

回到德國後，法肯豪森也不讚同希特勒的親日政策，而同情中國的抗日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由於他的威望聲名而被希特勒委以軍事要職，卻一直同貝克將軍的反希特勒組織聯系。1944年因有參與“七二〇事件”刺殺希特勒的嫌疑，被蓋世太保拘捕，關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法肯豪森幫助過蔣介石“圍剿”紅軍、幫助過中國軍隊抵抗日本、也幫助過德國反抗勢力反對希特勒的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由於戰爭期間出任過德國占領區的軍事指揮官，被比利時軍事法庭宣判有罪，定為戰犯。

剛剛走出德國集中營的法肯豪森，又走進了盟軍的集中營。

這也是個集種種矛盾於一身的人。

陶德曼比法肯豪森要聰明多了。他在德國駐華大使任上對法肯豪森有過不小支持，而且也沒有完成德國政府指令他“調停中日爭端”的任務。但在解釋自己為什麽調停失敗時，陶德曼巧妙地把責任都推給了別人。回國前在給德國外交部的一份密電中，陶德曼說：“遵照訓令，我於今日將日本和談條件通知了蔣介石，在座的僅有財政部長孔祥熙。蔣介石要我向德國政府表達他對德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謝。他又機密地告訴我說，只讓德國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策略，中國政府傾倒了，那麽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是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蔣介石不僅僅是在用後果嚇唬德國人。他告訴德國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一句，也算他沒有白與共產黨打了十幾年交道。

二、殘陽如血

就在德國總軍事顧問法肯豪森為蔣介石精心準備那份《應付時局對策》之時，日本正在發生一個重大事件。

1935年7月16日，駐守廣島和福山的日本陸軍第四十一聯隊的相澤三郎中佐，到陸軍省訪問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談話內容十分奇怪：勸永田局長辭職。

相澤中佐以吼叫的方式完成對永田少將的勸說。

陸軍中央部門中最重要的實權人物、巴登巴登“三羽烏”中的頭號人物永田鐵山，竟然被駐地偏遠的一個中佐指手畫腳？

這是在代別人表達意志。永田立即就知道了。相澤是裕仁天皇的長輩東久邇宮中將的老部下。東久邇宮在一個中隊當大尉時，相澤是該中隊的一名少尉。

永田還知道相澤在士官學校教過劍道，精於劍術。

真是常言說的，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了。

相澤中佐在永田少將的辦公室內大發雷霆，指責永田使皇道派將領真崎大將失去教育總監職務而下臺。皇道派與統制派的矛盾就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爆發了。

1932年以後，日本昭和軍閥集團的核心組織一夕會發生分裂，分化為皇道派和統制派。

皇道派以“三羽烏”的二號人物小畑敏四郎少將為首，包括“三羽烏”的三號人物岡村寧次少將，擁戴陸相荒木貞夫大將。所謂“皇道”，荒木貞夫解釋為是維護、宣揚皇德，所以日本軍隊就是“皇軍”。是荒木貞夫使“皇軍”這個名稱流行起來。最初這個詞很難被記住，荒木問一個士兵：“皇道的使命是什麽？”士兵以立正不動的姿勢大聲回答：“是、是行軍累不垮！”

在日文中，皇道和行動、皇軍和行軍發音相同。所以以荒木為首的皇道派，被很多士兵理解為“行動派”了。這一派也確實以行動見長。它聚集了大量青年軍官，主張采取激烈行動改變國內政治，實現軍人專政。

如果說皇道派更多註重法西斯軍人的理想，那麽統制派則更多註重法西斯軍人必須面對的現實。

統制派則以“三羽烏”的頭號人物永田鐵山少將為首，包括巴登巴登聚會時在外看門的東條英機。所謂“統制”，即主張軍隊在國家現有制度下行事，不主張對內采取過激行為。永田鐵山覺得，日本還沒有作好同西方國家對抗的準備。在工業化改革於1936年底完成以前，日本進攻蘇聯的話連講都不應該講。相反，要首先爭取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充分消化滿洲。

兩派的沖突不可避免。以荒木貞夫為首的皇道派主張北進。永田鐵山等人對此卻毫無興趣。

1934年1月，荒木貞夫大將失去了陸相職務。

1935年7月，陸軍省又決定皇道派的另一首腦真崎甚三郎大將退役。

矛盾由此爆發了。

就在相澤中佐闖進永田辦公室的前一天，1935年7月15日下午1點，日本陸軍三長官會議。參謀總長、陸相、教育總監出席。不願下臺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拿出了殺手鐧：“在這次會議後面，我看見不純的動機。”

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這是永田鐵山參與1931年三月事件的鐵證。永田遺失已久、尋找已久的文件。

1931年3月，陸軍省次官杉山元、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建川美次，加上作戰科長山脅、俄羅斯班長橋本、中國課長重藤等人，制訂了一個包圍議會、要求內閣總辭職而由陸相組閣的政變計劃。最後時刻，陸相宇垣一成得知天皇有意讓他組閣，才蓄意將政變計劃向外透露，使其流產。

這就是所謂的“三月事件”。

永田鐵山當時起草了一份代號“小說”的政變宣言。他把這份宣言放在他的正式文件內。事件流產後，卻怎麽也找不著那份文件了。他不知道是調查人員悄悄拿走了它，呈報在當時的陸相荒木貞夫大將的辦公桌前。

永田的“小說”在荒木陸相的手中微微發抖。這個東西牽涉到天皇裕仁。荒木早就知道裕仁與永田10年前在歐洲建立起來的那種親密關系。

所以他再未往上呈報，也未將它歸入陸軍檔案，而是悄悄將它放進了自己的保險櫃。荒木從20世紀20年代初就開始搜集與天皇有關的各種秘密資料。直到他1967年去世，這些檔案都妥善地保存在他身邊。他曾透露說，檔案中的每一頁都已經影印，影印件都已加封，由另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測而死，這些文件將被啟封，其內容將予散布。所以直至最終他平安地死去，珍藏這些檔案的保險櫃仍保存在荒木家中，天皇也奈何不得。

現在他把這發炮彈給了真崎甚三郎大將。永田的宣言證明天皇本人與三月事件有牽連。真崎深知這份殺手鐧的分量。他在會議上大叫：“現在的陰謀也是由三月事件的人制造的。統制派已經破壞了紀律和在陸軍中引起混亂。我們向天神保證清除陸軍中不良分子的誓言必須實現。會議的第一個議題就是清除統制派！”

永田鐵山4年前寫的“小說”變成了一發炮彈，由真崎甚三郎裝進炮膛了。它將證明出賣天皇的，恰恰是那個自以為天皇親信的永田鐵山。

這真是一發重磅炮彈。“三羽烏”中的頭號人物、被稱為日本陸軍中最具頭腦的人物永田鐵山被轟得粉碎。

三長官會議結束第二天，相澤中佐就出現在於永田鐵山的辦公室。

即使這時，他還不知道天皇已經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再委托他去辦了。

永田忍耐著，不動聲色。他本身就是“下克上”的好手，非常明白這些“下”的心勁和能量。他們的力量，都來源於他們背後那些人。

永田對相澤說，他感謝相澤關心國家利益，但對罷免真崎之事不清楚。總之是為了維護陸軍的紀律。最後他以那種不拘禮節的夥伴式態度親自送相澤中佐出門。

反身回來的永田鐵山立即調來相澤的檔案。迅速看過之後，以陸軍省軍務局長的身份下令，調相澤三郎中佐赴駐臺灣的日軍服役。

相澤三郎很快就接到了調令。但他沒有返回部隊，而是立刻啟程前往四百多公裏外的大阪，去見他的老上司東久邇宮中將。

沒有任何一個外人知道這次談話的內容。

相澤與東久邇宮談話後，便直趨東京。

這個方向與調令命令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

他先見真崎甚三郎大將。自稱辦事比天皇還公平的真崎手法十分隱諱。他對相澤說：“如果你想殺人，就對字垣將軍插上一刀。就是他在1931年搞了三月陰謀，才開始把局面弄得這樣糟。”

相澤又見了東久邇宮的兄弟、另一個皇室貴族近衛師團長朝香宮中將。這位日後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朝香宮與相澤又進行了一番無人知曉的秘密談話。完後朝香宮去皇宮，稱有急事，要私下謁見天皇。而且要求不能有外人在場，和天皇“絕對秘密地在一起待幾分鐘”。

連天皇的表弟北白川宮也不能在旁邊。

永田鐵山連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搞過多少陰謀，現在陰謀卻搞到他的頭上來了。

8月5日，陸相林銑一郎奇怪地派人勸說永田鐵山離職，出國旅行。

事情很明顯，天平上這塊砝碼已失去作用，要被拋出去了。

永田斷然拒絕離職出國。14年來在陸軍內部他充當天皇裕仁的重要耳目，出謀劃策搞垮長州藩，集合了一群忠於天皇的少壯軍人，參與奪取滿洲和鎮壓國內反叛者，他不相信自己會出事。

8月12日早上，相澤三郎到達陸軍省。在接待處，他提出要見山岡重厚陸軍少將。山岡是永田組織一夕會的得力夥伴，但現在不再得力了。山岡現在是陸軍省軍備局局長，皇道派的重要分子，與軍務局長永田的統制派勢不兩立。山岡本人還有一個嗜好，崇拜附在古代武士刀劍上的鬼魂。他本人收集了一百多把古代刀劍，並且負責制定條令，規定日本軍官都要備一把指揮刀，並在出席一切公開儀式時佩帶。他先讓神情緊張的相澤坐下，然後派一人去探聽永田鐵山是否在辦公室。

聽差回來報告，永田在他的辦公室裏。山岡立即送相澤出門，並告訴他該走的方向。

軍務局是陸軍省最大的一個局。相澤竟然順利地穿過若幹個辦公室，沒有通報姓名就突然出現在永田鐵山的面前。

永田正在和東京的秘密警察頭子新見大佐談話，他只來得及大喝一聲：“幹什麽？”相澤已經嗖的一聲抽出了指揮刀。

永田鐵山只來得及跳起身來，躲過第一刀。沒有等他沖到門口，相澤的第二刀已經砍在他的背上，鮮血湧流。乘新見大佐想阻止相澤的同時，他用力去開門，還想奪路而逃，無奈已經雙膝癱軟，身不由己。相澤的第三刀從跪在地上的永田後背穿過，直透前胸。他胸口的鮮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閃著寒光的鋼刀從中穿過。曾是天皇親信中親信的永田鐵山，像一個用舊了而被拋掉的棄物，幾分鐘內一命嗚呼。

當侍從長本莊繁向天皇報告永田遇刺時，裕仁眼睛看著別處，首先表示非常遺憾，接著說：“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說行嗎？”

作為天皇，裕仁從來不在意他的工具。

1933年下半年，曾任關東軍司令的本莊繁侍從長向裕仁訴說，宮中沒有建立一塊紀念碑，以表彰在滿洲的陣亡者；士兵們覺得陛下午後不理國事，乘船到相模灣采集海洋生物標本，是一種冷漠行為。裕仁心平氣和地把本莊帶到一艘舊游艇上解釋：從愛國角度講，沒有錢建造毫無意義的紀念碑。倘若沒有天皇本人日積月累的觀測，海軍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圖，將來某一天，日本的戰艦就會弄錯相模灣的深度。

1934年11月，裕仁去視察長野縣兩所學校。為皇家車隊帶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錯了路，將天皇帶到了另一所學校。結果文部大臣沒有在場。學校的教職員也沒有作好準備。場面尷尬。幾分鐘後，那個帶路的警察自殺了。明顯不高興的天皇說，他並不在意，不過倒是打擾了學校。

“多麽寬宏大量呀！”天皇的侍從武官長本莊在日記中寫道。

那個倒黴的警察，不過是一只螞蟻。

相澤三郎不知道這些。知道了，也許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殺行為受到天皇兩個長輩的鼓動。朝香宮曾私下覲見天皇，弄清楚了行動完將會平安無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澤殺完人以後，並不急於逃跑，而是首先到醫務室包紮流血的手指。完後他說必須立刻返回駐福山的部隊，以執行被他殺死的永田鐵山的命令，收拾行裝前往臺灣。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將他扣押。

“三羽烏”是棄物，刺客就不是了嗎？

無怪天皇那個最善於玩弄陰謀的叔輩東久邇宮對相澤的評價是：這是一個思想簡單的人。

所謂昭和維新，不過是讓覆雜的人做覆雜的工具，簡單的人做簡單的工具而已。

永田鐵山被刺殺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團同三月事件有牽連的證據被洩漏。更深一層的原因，則是永田鐵山已經顯露一些跡象，在對華戰爭問題上同天皇分道揚鑣。他到底主張什麽樣的政策，卻來不及說出了。

永田鐵山先是天皇的敲門磚，後來便成為了絆腳石。

敲門磚敲開了門後，就是絆腳石。

在永田鐵山的葬禮儀式中，皇族、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元帥送來悼文，稱頌永田是一個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稱表率。

優質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給永田點煙的東條英機，從駐紮南方九州島的第二十四旅團司令部特地請假前來東京吊唁。從此以後直到1948年他被絞死為止，他每月給永田的遺孀小額津貼。

陸相林銑十郎被迫辭職。天皇裕仁訓戒新陸相的第一句話就是：“陸軍必須是天皇的陸軍。”然後是：“天皇本人意欲親自監督一切外交事務及軍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決定之前先要向他稟奏。”

只有人為日本戰車加速、再也無人敢為它減速了。

三、開裂的堅冰

1935年8月是一個多事之月。華北危機爆發。法肯豪森為蔣介石草擬《應付時局對策》。永田鐵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國法西斯在迫使世界發生改變。

共產國際和蘇聯在變。

蔣介石的國民黨在變。

力量在重新趨向聯合，利益在重新開始交換。

外界發生的這一切，唯獨仍然苦行於雪山草地的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毫不知曉。準備開始長征的紅二、六軍團也不知曉。

蔣介石要紅軍做“石達開第二”、紅軍17勇士搶渡安順場、22勇士奪占瀘定橋的時候，王明正在蘇聯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電報道，知道那些紅色火種依然在頑強燃燒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紅軍的準確位置在哪裏。在即將召開的國際七大上，中共代表團的“蘇區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發言由王明、康生領導炮制，說“今天蘇區占有土地有二百多萬平方公裏，人口有5600萬”，“現時的紅軍有50萬人，此外還有一百多萬人加入了游擊隊。紅軍擊退了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國民黨的六次‘圍剿’，挫敗了法西斯將軍馮·塞克特領導下精心制訂的計劃，進軍3000公裏，英勇地完成了捍衛蘇維埃的任務”。除誇大其詞外，根本談不上實事求是。

這種不實事求是似乎已經成為王明的一種理念。他費力地要用這種虛假的東西去粉飾什麽，去掩蓋什麽，去獲取什麽。

有些時候變本加厲到令人作嘔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國前，與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見斯大林。王稼祥回憶說：“當我進入斯大林辦公室時，我被介紹說，這是不久才從陜北來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問紅軍有多少人？我說，在陜北約3萬人。王明就插上來說是30萬。因為俄文中沒有‘萬’字，而是說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說，重要的是紅軍每個戰士都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不是吃糧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嚴重錯誤。人們說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騙得太深了呢？周圍有多少個王明，在拼命誇大每一分成績，拼命掩蓋每一個缺陷？

也不能說王明一件好事沒辦。

他辦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療養回來後寫的這份《八一宣言》。

受兩個因素促動，一是國際政策的轉變，一是中國的華北危機。

1934年2月27日，以“國會縱火案”在萊比錫審判中獲得巨大國際聲譽的季米特洛夫，獲釋後抵蘇聯。季米特洛夫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殘暴有切身體會。他從鬥爭實踐中得出結論：迫切的任務是聯合所有力量，結成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他成為共產國際新的主要領導人後，便立即把這一想法付諸實施。

新的領導很快帶來了新的變化。共產國際的主要工作由反對社會民主黨轉變為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些當然對王明產生了很大影響。

再加上華北危機。吳玉章回憶，“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聽到何梅協定及平津日寇屠殺我愛國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難忍的消息，我們急電王明同志共商對策，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從療養地回來的王明寫了3天。其妻孟慶樹說，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點。

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又進行了認真討論和集體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做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

8月1日，中共代表團制定的《八一宣言》經共產國際審閱通過，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這一宣言，是對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具體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團寫信給在美國的中共黨組織，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們鉛印3萬到5萬份，設法巧妙地寄給中國包括南京政府在內的各個政府、軍隊、機關、黨派、報館及社會團體等；還要他們寄給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軍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過法國、美國和中國香港等多種途徑傳到中國國內。

兩個關鍵人物都看到了這個宣言：蔣介石、張學良。

蔣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曾養甫等人設法“打通共產黨關系”。

把蔣介石這些舉動都歸於一紙《八一宣言》，便太輕看了這個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個恰好的時機。蔣介石正在感受華北面臨的重大危機。耳邊正在回響日軍華北駐軍參謀長酒井隆叫他下臺的吼叫。也在回響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勸他堅決抵抗的言辭。追擊長征中的紅軍整整一年，也未能將紅軍消滅。這時候看到“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他不能不發生極大興趣。

他開始考慮是否可借此達到從政治上解決共產黨的目的。

10月18日，蔣介石在孔祥熙官邸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蘇聯簽訂“真正能促成中蘇間的真誠關系和能夠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鮑格莫洛夫得出結論，蔣介石“指的是秘密軍事協定而言”。

鮑格莫洛夫大使寫信向莫斯科報告說：“他們一再暗示，最好訂立一項互助條約。”

11月，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據蔣介石的意旨向鮑格莫洛夫大使詢問：如果中國政府被迫武裝抗日，通過海路無法獲得軍需物資，能否經新疆從蘇聯方面得到軍需品？

恰在此前後毛澤東也提出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國共雙方都將註意力移向了新疆，這個最可能從蘇聯獲得援助的方向。

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雅科夫於11月19日通知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同意賣給中國軍用品”，請他就此通知中國政府。

12月2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議決對日國策時蔣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對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求各友邦的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的原則，謀求各友邦之經濟協作，否則國民黨下最後之決心”。

蔣日矛盾尖銳了。

這股潛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個張學良。

張學良11月從杜重遠那裏了解到《八一宣言》。他當即表示同意與紅軍聯合抗日，要杜重遠幫助他尋找與共產黨聯系的線索。

一年之後西安事變的基礎，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張學良與蔣介石合作、與個人野心妥協，吃了大虧。

1930年，蔣、馮、閻大戰。兩派都爭著拉張學良入夥。雙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東北軍成為全國僅存的最大一支軍事力量。這塊砝碼放到哪一邊，天平就會向哪一邊傾斜。

沈陽城說客如雲。張學良見了哪一派人物、談了多長時間，立即會產生種種猜測。4月間，沈陽舉行追悼東北邊防軍陣亡將士大會，蔣、馮、閻代表都參加致祭。6月3日張學良30歲生日，蔣介石派50歲的李石曾前往沈陽祝壽。6月21日，蔣介石又派張群帶著委任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命令到沈陽。張學良到葫蘆島，說客們跟到葫蘆島。張學良到北戴河，說客們追到北戴河。個個鍥而不舍，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那真是張學良一生中最為風光的時候。他靜觀風向達半年之久。最後，從東北軍事集團的利益出發，他站到了蔣介石一邊。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表出兵華北通電。

靜觀了半年，就觀出這麽一個結果。一個將他自己、將整個東北拖入災難深淵的結果。後人多只知道張學良1931年那個悲傷的“九一八”，卻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還有一個更加悲傷、更加令他追悔的“九一八”。

在某種程度上說，恰恰是前者導致了後者。

張學良發表出兵通電之後，從9月21日晨起，東北軍每隔3小時即發一列車運兵南下。9月21日占領天津。22日進駐北平。僅用十多天時間就完成了對華北、平津的占領。

東北軍占領華北的速度，與一年後關東軍占領東北的速度一樣。

可惜這是內戰。

張學良在內戰中躊躇滿志。出兵通電中他言辭懇切：“良委身黨國，素以愛護民眾維持統一為懷，不忍見各地同胞再罹慘劫。”實際從張作霖開始，奉系就一直覬覦華北，後來幹脆把華北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把奉系趕出華北的就是蔣介石。現在，他從上海給張學良匯來500萬元，作為東北軍的開拔經費，又撥1000萬元公債款資助東北軍，不但把東北軍又請了回來，還把河北、平津、青島的行政管轄權都交給張學良。

這些實惠確確實實打動了野心勃勃的少帥。

10月9日，張學良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北京成立副總司令行營。虛歲30的少帥將東北、華北盡握在手，地位僅次於蔣，好不風光。

應了中國那句老話：露多大臉，現多大眼。

他犯了一個無可挽回的錯誤。帶東北軍主力入主華北，久居北平，還不斷抽調部隊入關，使東北防務日益空虛，造成危險局面而不自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晚，張學良正攜妻帶妾在廣和劇場看梅蘭芳的“宇宙鋒”。戲來唱完，得訊事變爆發，沈陽危急。他急忙回協和醫院召集東北軍將領會議。雖然8月16日有過蔣介石的密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但此電畢竟發在事變之前。事變進行中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召開的會議決定是：讚成抗戰，但要依靠全國，東北軍不能單獨行動。為避免沖突擴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報南京請示辦法。

如此決議，能說不抵抗的僅僅是蔣介石一人嗎？蔣介石在事變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張學良在事變進行中作出的不抵抗決議就無罪嗎？軍人在戰爭爆發關頭連自己的防區都棄之不顧，突然間想起“依靠全國”、“不能單獨行動”，全國老百姓勒緊褲帶養如此多之兵又何苦來呢？

後來說蔣介石不準他抗日。少帥忘記了自己不準自己抗日的時候了？

前一個“九一八”占盡的所有便宜，後一個“九一八”不但喪失殆盡，還把老本都賠了進去：僅東北兵工廠即損失步槍95000支，各種機槍2500挺，大炮650門，迫擊炮2300門，飛機260架，溝幫子的鐵甲車隊全部被毀。東三省的銀號、中國交通銀行均遭洗劫，資金流失不計其數。其他物資的損失更加無從計算。

“不能單獨行動”，就可“避免沖突擴大”、保平安了嗎？

將祖墳家業喪失殆盡後張學良方才明白：傾巢之下，安得完卵！

蔣介石把他涮慘了。個人野心也把他涮慘了。所以他後來要和中國共產黨合作。

可以想象，當這位少帥發動西安事變時，內心那灼熱的靈魂，怎不能一瞬間變成沖破地殼的巖漿？！

1935年11月，共產國際為了傳達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讓久已失去聯系的中國共產黨了解和執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個新方針，同時恢覆和中共中央的聯系，決定由中共代表團派人回國。

這種任務就是風險。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氣。國際七大上，中共代表團發言宣稱：蘇區占有土地200多萬平方公裏，5600萬人口，50萬紅軍，100萬游擊隊。事到臨頭要派人去找這200多萬平方公裏蘇區和50萬紅軍了，代表團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紅軍和蘇區到底在哪裏。

王明、康生決不會承擔這個任務。這不是在燈火輝煌的會議大廳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陣又一陣熱烈掌聲和縱情歡呼的隨意炮制的數字，而是要回到陰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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