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擊士人，漢靈帝新設立了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專門研究詩詞書畫的“鴻都門學”。隨著新高校的創建，舊知識分子集團強烈感到：自己已經被東漢政權完全拋棄了！他們要反抗，從哪裏開始？本初俱樂部！

178年，袁家空前絕後的出現了兩位三公。可上天這回似乎不在眷顧他們，日食、地震接連發生，沒過幾個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連成為靈帝“禳災”的工具，袁赦還掉了腦袋。從此，袁家不可避免地與中朝漸行漸遠，顛覆東漢政權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員的選項。一個風起雲湧，激情澎湃，英雄輩出，諸侯割據的時代啊，馬上就要到來。

公元178年二月，漢靈帝封光祿勳袁滂為司徒，袁家於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後，靈帝又發明了兩項新制度，即著名的“賣官鬻爵”和設立“鴻都門學”。

賣官鬻爵無疑是官場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說來奇怪，這項制度其實有著相當輝煌的歷史。早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傑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將這種制度從魏國引進秦國，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商鞅先設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規定，為了促進農業生產，只要向國家捐糧，就可以當官和獲得爵位，即所謂“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糧食就可以想當官，名為“粟爵粟任”。此後，秦孝公等秦朝國君大力推行此法，國富兵強，終於並吞六國，統一中華。漢依秦律，漢文帝聽從晁錯的意見，對爵位明碼標價，規定捐600石糧食的封爵為上造，捐4000石糧食的封爵為五大夫，捐12000石糧食的封爵為大庶長。漢武帝統治後期國庫空虛，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漢桓帝為了解決漢羌戰爭軍費緊張的問題，也曾出售“關內侯”這個沒有封地和權力的名譽貴族頭銜，要價5000匹絹。可見，許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於賣官鬻爵。只是當時的商品經濟還不發達，市場對金屬貨幣的認同度不夠，所以這些君主的賣官鬻爵收入不用錢幣，而用糧食或絹帛計算。漢靈帝則規定：三公1千萬錢，九卿和關內侯500萬錢。從這個方面講，漢靈帝與秦孝公、漢文帝、漢武帝的區別，只是用金屬貨幣代替了糧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質是完全一樣的。這一改變可能反映出，靈帝時期，貨幣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強了。

賣官鬻爵之所以遭民眾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這種制度之所以能長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賣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權錢交易，權力和金錢被劃上了等號。通過賣官鬻爵獲取權力的人自然希望盡快收回投資成本，於是必定會加重對統轄地區民眾的剝削，所以民眾痛恨這種滋生腐敗的制度。另一方面，對於當權者來說，賣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資方式。何況，靈帝時期真正的核心權力都掌握在中朝手裏，而出售的官職皆為外朝。通過賣官鬻爵獲取權力的人如果過分貪婪地剝削民眾，隨時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雙失。在東漢後期，極少有官員能夠像胡廣和袁湯那樣，長期占據一個官職，絕大多數官員在就職幾個月後就會被遷職或免職。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很難收回巨大的投資成本。買官者與其說是在花錢買權，還不如說是在花錢買名。他們出了錢，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譜上寫下自己歷任的最高官職，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實，當時的社會輿論之所以反對靈帝賣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對在秦漢時期常見的賣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對靈帝賣官鬻爵所得資金的使用目的。

漢靈帝第一次賣官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他新設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訓機構“鴻都門學”融資。鴻都門在洛陽城西，是漢帝離宮“西邸”的大門，所以在當時，“西邸”與“鴻都門”的含義相同，可以通用。與漢代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太學不同，鴻都門學裏不講授哲學和禮儀，而專門研究辭、賦、書、畫，因此被譽為中國最早的文藝高校。鴻都門學生都來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薦，多為出身貧賤的平民子弟。他們只要精通辭、賦、書、畫中的任意一門，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擔任刺史、太守，有些擔任尚書、侍中，還有被封侯的。

鴻都門學的創立，是東漢時期的一件大事。在從漢武帝以來就“獨尊儒術”的漢代，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儒家經學為唯一教研內容的舊觀念，提倡文藝研究，開辟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篇章。與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學不同，鴻都門學打破貴族、地主階級對高等教育的壟斷，廣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為後世的科舉考試和設立專科學校奠定了基石。

漢靈帝創建鴻都門學，具有很強的現實政治目的。靈帝知道，自己的權力來自黨錮運動，因而時刻不肯放棄對黨人的禁錮。這樣一來，他就把以士大夫為主的太學師生得罪了一幹二凈。隨著時間的推移，靈帝和宦官集團發現自己身處困境，從太學裏選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誠度上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他們迫切需要創辦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舊太學的政治作用。為了保證畢業生對皇帝的政治忠誠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針必須與舊太學有明顯區別。出於靈帝個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藝便成為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內容。

不過，漢靈帝的教育改革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因為鴻都門學徹底打消了以太學師生為主體的舊知識分子集團對漢朝的最後一線希望。過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具有黨人身份，即便是黨人，也可以期待赦免黨人的詔書。然而，隨著新高校鴻都門學的創建，舊知識分子集團強烈感到：自己已經被東漢政權完全拋棄了！將來，鴻都門學的規模無疑會越來越大，而太學的規模則會越來越小，這勢必將導致儒學的衰敗和舊知識分子集團的邊緣化。

古代中國的正統知識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無法做官。按照孔聖人的教導，“學而優則仕”乃是天經地義。而現在，一批不曾受過儒家教育，並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於皇帝而不忠於禮教，甚至沒有高貴門第的家夥居然也能當官並封侯，這無疑是對舊知識分子集團的最大侮辱和打擊，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們極端鄙視鴻都門學生，以至於“恥與為列。”

隨著鴻都門學的創建，東漢帝國中朝與外朝之間的鬥爭發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開始，外朝的代表人物——靈帝的老師楊賜等人還上書抗議；但在上書無效之後，新的一輪流血政治鬥爭就無可避免了。

在駁回楊賜的奏折之後，靈帝變本加厲地重視鴻都門學，又命尚書為樂松、江覽等32名鴻都門學的高才生繪制肖像畫，並輔以讚語，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門弟子和光武中興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書令陽球接詔之後，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還要求靈帝立即廢止鴻都門學。

陽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漁陽郡，有武藝，天性殘酷，是個典型的殺人狂。年輕時，有個官吏罵了陽球的母親幾句，陽球便組織了數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殺死，由此著名。對於此人，朝廷不僅未加懲辦，反而非常欣賞，舉孝廉，封尚書侍郎，從幽州調到首都洛陽來做官。這樣的判決無疑有利於凈化社會語言環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響，漢代的孝道遠遠淩駕於法律之上。

漢朝是號稱“以孝治天下”的第一個朝代，除了漢高祖和漢光武帝兩位開國之君以外，所有漢代皇帝的謚號上都要加一個“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後來南匈奴附漢，也效法漢帝，在其君主“單於”的頭銜上加一個“若鞮”，也就是匈奴語裏“孝”的意思。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特別重視孝，通過“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徑，任何人只要被社會認為夠孝順，都隨時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個漢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僅有2人。在漢朝，只要打著“孝”的旗號，除了謀反，幾乎什麽事都可以做。袁紹服六年之喪，天下仰慕；陽球為母殺人，朝廷反加褒獎，都是漢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後果。

在洛陽，陽球被認為辦事認真可靠，但最終卻被降職外放。於是，他拿百姓的生命當出氣筒，在為官之地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後來，漢靈帝因為陽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當塗縣一帶）解救被劫持的揚州刺史有功，把他調回洛陽，很快升遷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職“將作大匠”，隨後拜為尚書令，這可是中朝裏最重要的職務之一。

回到洛陽之後，陽球什麽都看不慣，尤其討厭宦官和袁家等名門豪族。他雖然一度為了當官，絞盡腦汁巴結中常侍王甫，還當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裏卻說：“如果我陽球當了司隸校尉，這些家夥哪裏有安身之處呢？”此外，他因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請程璜在靈帝面前誣告蔡邕。結果，蔡邕和馬融一樣，被剃光了頭發，發配到長城腳下充軍。陽球派刺客去追殺蔡邕，刺客覺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陽球又派人給蔡邕的軍官送禮，請他把蔡邕幹掉，結果也被回絕。

憑借一己之力，陽球連一介書生蔡邕都難以搞定，當然更無法阻止袁家的繼續升遷。公元178年十月，靈帝拜袁逢為司空，與太尉陳球、司徒袁滂並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為袁氏家族連續4代人以來出的第6位三公。這不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絕後的。更加驚人的是，袁逢與袁滂居然同時擔任三公。同一個姓氏、同一個家族同時占據三公中的二個位置，自從王莽時代以來再也沒有出現過，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員在當時官場上惟我獨尊的優越地位，難怪陽球等人會對他們恨之入骨。

與袁逢出任司空同一個月，靈帝的正妻宋皇後因被中常侍王甫誣陷，遭到廢黜，隨即自殺身亡，她的父親和兄弟也都被逮捕，相繼死在監獄裏。這次突發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宋皇後沒有生育子女，因而不受靈帝寵愛，但深層原因則是王甫、袁赦和段颎等人當年逼殺漢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劉悝及其妻宋氏，而這位宋氏正是宋皇後的姑姑。宋皇後計劃殺死王甫，為其姑姑和姑夫報仇，王甫得知後，便反誣宋皇後詛咒皇帝。

宋皇後一家死後，靈帝就開始不斷地做惡夢。在夢境中，他看到桓帝發怒，說劉悝和宋皇後冤死之後，在天堂提起訴訟，天帝將要嚴懲靈帝。靈帝聽了大為驚駭，醒來後便向羽林左監許永詢問。許永回答說，先帝聖明，這些全是冤案，應當盡快平反。於是，靈帝考慮犧牲王甫、袁赦、段颎等負責審理劉悝和宋皇後案的中朝成員，以求得到上天的赦免。在當時，這種迷信行為稱為“禳禍”，與發生天災之後，皇帝懲處大臣以求消災的“禳災”性質完全一樣。

公元178年十一月丙子日（儒略歷公元178年11月27日），中國西南地區觀測到日環食。靈帝十分緊張，趕忙著手“禳災”，罷免了太尉陳球，改任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

公元179年三月，太尉橋玄、司空袁逢相繼因病被免職，這兩個三公位置空了出來。太中大夫段颎、太常張濟各自捐錢1千萬，於是分別接任了太尉和司空。同月，京兆地區又發生地震，靈帝再次“禳災”，罷免了司徒袁滂，改任大鴻臚劉郃為司徒，原太尉陳球也被重新起用，擔任永樂少府。

永樂少府主管永樂宮事務，永樂宮是桓、靈兩朝太後居住的地方。當時，住在永樂宮、被稱為“永樂太後”的是靈帝生母董太後，她也是董卓的遠親。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後又與他同族，所以漢靈帝就有羌族血統了。董太後素以喜歡幹預朝政著稱，靈帝賣官實際上就出自她的策劃。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歷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國全境再次觀測到日環食。半年之內兩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無以覆加的重大天災，更堅定了靈帝與董太後殺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禍”的決心，而執行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顯然是尚書令陽球。董太後聽說新任司徒劉郃與步兵校尉劉納都仇視宦官，於是讓劉郃、劉納、陳球等人聯名向朝廷推薦陽球，使他改任自己夢寐以求的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聽上去只是個校尉，其實卻是東漢帝國內最有權力的官職之一，而且後世幾乎再沒有職權這麽大的官職了。打個比方，它大約相當於明朝的北直隸總督兼南直隸總督，執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蘇、安徽6省市的軍政。東漢時期，東至安陽，西至隴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呂梁山，包括洛陽、長安二都在內的廣闊領土，都屬於司隸校尉的轄區。不僅如此，司隸校尉還有權逮捕、審訊和處分所有的中央官員，包括三公與宦官。

陽球上任之後，恰逢楊賜的兒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楊彪向他報告，王甫的門生在地方上貪汙了七千餘萬。陽球大喜，立即以此為由，奉詔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殺之外，其餘案犯均在獄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屬都流放到邊疆。

袁赦之死，是對袁家政治計劃的重大打擊。如今，他們與中朝之間的唯一一條紐帶被無情地切斷了，從此將不可避免地與中朝漸行漸遠。袁家的政治角色將從中外朝之間的協調者，轉變為外朝領袖。原本，袁紹的政治主張——消滅黨錮運動的禍首宦官，領導黨人顛覆東漢政權，在袁氏家族裏顯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餘成員的選項。袁紹於是因禍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他的事業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讚助。當袁家的忠誠度都無法保證的時候，東漢政權的覆亡，真的已經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將導致西北邊境上的一系列兵變，把東漢帝國推入萬劫不覆的深淵。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後，靈帝總算可以睡個好覺，不再夢見憤怒的桓帝了。他以為自己已經得到了上天的寬恕，非常高興，於是下令大赦，放松黨錮，把“小功”級別以下的黨人都從禁錮的黑名單上除名，允許他們重新做官。

靈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隸校尉陽球還沒有喝夠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雖死，他同樣厭惡的曹節、張讓、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卻還活著。於是，陽球制訂了一個徹底鏟除閹黨和洛陽豪強的計劃，對自己的部下說：“咱們先幹掉大猾，然後解決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決，但像袁家這樣的公卿豪右，你們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請示我這個司隸校尉啊？”消息很快傳遍京師，袁家等豪門聽了大為吃驚，趕緊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斂起來，改過樸素的生活，並積極聯絡敵人的敵人——宦官。曹節、張讓等宦官於是決定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建議靈帝提升陽球為衛尉。衛尉主管宮廷保安，地位雖然比司隸校尉高，卻不能直接審理案件。半年後，他們又報告靈帝，說劉郃、劉納、陳球、陽球等人與董太後密切來往，想要架空靈帝的權力。這可觸了靈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這些人，把他們全部處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靈帝回過頭來看自己在這一年辦的事情，恐怕會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導演的這一系列中朝內訌，極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實力，使其無法再與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黨人們重新入主朝廷，只是個時間問題了。靈帝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趕緊著手培植年輕宦官，重用張讓、趙忠、段珪等十餘名中常侍，人稱“十常侍”。更有甚者，靈帝據說還經常講“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之類的荒唐話。

轉過年來，也就是公元180年，靈帝在連續的政變之後感到身心疲憊，打算引進一些異國風情的娛樂節目。《續漢書·五行志》上說，他喜歡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飯，聽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貴戚競相摹仿，洛陽的上層社會簡直全盤胡化，令正統的儒生們深惡痛絕。

所謂胡服，不會是趙武靈王引進的那種窄袖上衣加皮褲的北方草原民族衣著，因為它在中國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漢朝官員工作時經常穿戴，不再被視為奇裝異服了。估計也不會是波斯長袍，因為波斯長袍的外觀與漢族傳統長袍差不多，只是花紋的區別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靈帝的興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種當時在中亞地區流行的希臘服飾，它們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見。靈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臘服飾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兩種折疊椅，胡床屢見於近代出土的中國文物中，沒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謂的“馬紮”，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發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疊椅。當時，這兩種家具在從羅馬到印度的希臘化世界中都很流行，靈帝時傳入中國，也不值得奇怪。

靈帝倡導的“胡化運動”，將中國宮廷變得面目全非。筆者估計，他這次“胡化運動”的仿效對象很可能是貴霜（Kus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帝國是當時亞洲腹地的霸主，結合了亞、歐、非大陸上的多種文化，資助大乘佛教，並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裏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對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實際上，當時的東半球已經是一個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優點，當然在於促進世界各地先進文化科技的相互學習和發展；而它的一大缺點，便是導致瘟疫的傳播。先秦、秦朝和西漢時期，中國極少發生大規模的流行病。按照《後漢書》的記載，在東漢中前期，中國也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瘟疫，只有地區性的小疫情。但自從桓帝末年開始，中國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全國性瘟疫，半個世紀內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人口死亡，極大地加快了東漢帝國的崩潰進程。

這場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據說在十幾年前向漢桓帝派遣使團的“大秦王安敦”——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琉·安東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盧齊烏斯·維魯斯（LuciusVerus）和大將阿維迪烏斯·卡西烏斯（AvidiusCassius）發動了對波斯的侵略戰爭，所過之處生靈塗炭。公元165年，羅馬軍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並將其夷為平地。但正當此時，西亞突然爆發大瘟疫，他們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發展成人類有史以來最猛烈的瘟疫，擴張到整個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羅馬使團”到達中國的同一年，羅馬軍隊凱旋回國，也把西亞的瘟疫傳到了歐洲。在此後的20年內，這種歐洲人前所未見的怪病席卷整個羅馬帝國，帝國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萬左右。公元169年，盧齊烏斯·維魯斯也染疫病死，從此，羅馬帝國元氣大傷，30年內無力再度東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達中國的“大秦使團”是真的，那麽他們應是在公元164或165年從西亞啟程的。當時正是羅馬軍隊在西亞戰果最大的時候，也是大瘟疫爆發前的潛伏期。

不期而至的大瘟疫令羅馬人在亞洲的所有雄心壯志都化為泡影，但這次侵略戰爭還是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波斯難民。這些人紛紛湧入中亞避難，到貴霜和中國尋求生計，同時也把瘟疫帶給了沿途的居民。自稱波斯王子的高僧安世高與貴霜高僧支婁迦讖都在桓帝時期來到中國，將佛經翻譯成漢語。安世高對醫學尤其感興趣，他翻譯的許多佛經都與名醫治病有關，這也說明醫藥在當時的波斯和中國都有極大的市場需求。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傳統醫學（又稱“佛教醫學”）的融合，始於安世高，成於華佗。可以說，中西醫結合的實踐，就是在東漢後期開始的。

看來，隨著桓帝時期漢羌戰爭的節節勝利，西北絲綢之路重新被打通，西亞、中亞和東亞的人員來往又頻繁起來。漢靈帝推行“胡化運動”，同時爆發全國性的大瘟疫，都是當時東西方交往重新活躍的直接產物。東漢末年的這次瘟疫與1100多年後蒙古人給歐洲帶去的黑死病情況很接近，只是傳播方向相反而已。

除了人口流動之外，大瘟疫爆發的另一個先決因素便是城市化。在人口密度小的鄉村地區，人與人之間，特別是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交往較少，瘟疫就很難流行；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頻繁，外國人也經常出入，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東漢一朝，特別是桓帝在位期間，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眾多居民超過10萬的大城市，導致東漢帝國成為瘟疫長期肆虐的樂土。

公元180年底，靈帝冊封給自己生下頭生子的何貴人為皇後，並拜何皇後的哥哥何進為侍中兼將作大匠。這位何進雖然是屠戶的後代，但他本人卻很有文化。據蔡邕的《太尉楊賜碑》記載，何進是楊賜的門生，所以他也就是靈帝的同學。因為受過大儒楊賜的高等教育，所以何進與上過太學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關系親密，也很早就與楊賜的姻親袁家熟識，這為他後來重用袁紹等黨人，力主廢除黨錮、鏟除宦官等政策埋下了伏筆。

公元181年，王美人給靈帝產下了次子劉協，也就是後來的漢獻帝。何皇後的性情比宋皇後還要妒嫉，宮女每次懷孕後都要打胎，否則便難逃一死。王美人產子之後，立即就被何皇後毒殺。靈帝聞報大怒，親手救下劉協，將他交給董太後撫養，稱為“董侯”。從此，董太後與何皇後這對婆媳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安葬王美人之後，靈帝餘怒未息，打算廢掉何皇後。張讓等十常侍卻認為，保護何氏一門對他們比較有利，於是圍著靈帝哭泣，各自出錢1千萬替何皇後贖罪。靈帝見錢眼開，不再懲辦何皇後，並詔命何進出任河南尹。何進非常感激，把自己與何皇後的一個妹妹嫁給張讓的兒子、太醫令張奉，何、張兩家從此結為兒女親家。不料僅僅9年之後，何、張兩家又將自相殘殺，結果同歸於盡。

靈帝敏銳的商業意識不僅體現在對何皇後的寬恕上，更體現在他發明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新游戲上。他在後宮裏建造了一個市場，讓宮女和太監們擺攤賣貨，靈帝本人也親自參予買賣，整天和宮人們討價還價。同時，他迷戀於飼養寵物，在愛犬的頭頂戴上進賢冠，還披上高官級別的綬帶，大臣們看到後都氣得發瘋。靈帝又養了4頭白色的母驢，給它們套上馬車，穿著胡服親自駕駛，樂在其中，那模樣看上去大概有些像阿凡提。消息傳出宮中，袁家等公卿貴戚又都競相摹仿，於是驢價暴漲到與馬價一樣貴。當年偏偏是東漢馬價最貴的時候，一匹好馬能賣到200萬錢，比桓帝時期貴數十倍。一頭驢也能賣200萬錢，可見當時的通貨膨脹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先秦時中國沒有驢，西漢時才經西北草原輸入中國，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還稱驢為匈奴人的“奇畜”。靈帝喜歡驢，也證明了這個有羌族血統的漢朝皇帝對西北草原文化的迷戀。

公元182年初，全國的疫情日益嚴重。漢靈帝歸罪於大臣，詔命他們相互檢舉。太尉許戫、司空張濟自己大肆貪汙，卻胡亂檢舉邊遠地區的26名官員。這時，曹操因為“能明古學”，又被起用，封為議郎。他與司徒陳耽聯名上書，說竇武、陳蕃等黨人受到誣陷而不平反，當今的權臣個個腐化墮落。靈帝看過表章之後，批評許戫、張濟，又封那被誣告的26名官員為議郎，與曹操共事。許戫、張濟受批評後心生怨恨，於是又通過宦官誣陷陳耽，將他問成死罪。曹操大概因為有閹黨背景和曹嵩撐腰，再加上袁紹等朋友的幫助，並沒有受到懲處，但從此就不敢再上書批評時政了。

當年四月，袁隗再次出任司徒。半年之後，楊賜取代許戫，出任太尉。看上去，舊的政治秩序似乎又要恢覆了。但是，面對空前嚴重的瘟疫和經濟危機，再加上靈帝這樣一位君主，他們又能怎麽辦呢？

袁隗這次入閣時，已經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長袁逢。公元179年，袁紹、袁術的生父袁逢因病辭去司空一職，此後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蹤，應當是在公元180～183年間病逝的。身為曾經擔任過三公的要員，袁逢和他的父親與祖父一樣，享受到備極哀榮的葬禮。蔡邕當仁不讓，再次執筆，在碑文中盛讚袁逢道：

“在您負責管轄的區域，您都預先深入了解當地情況，所以無需下達許多嚴肅的公文，百姓的風俗自然就變得淳樸；無需制訂嚴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事都能辦得井井有條。您的恩惠是那樣的甜美，您的心胸是那樣的博大，真可謂是兼備了天道、人道、地道這三種才智，集剛、柔兩種美德於一身，令別人實在難以超越。在此，我們獻上自己由衷的頌詞：‘上天真眷顧漢朝啊，所以賜給我們這樣偉大的家族，世世代代輔佐皇帝治理天下；您的品德是那樣的崇高，子子孫孫都不衰減。仰望那巍峨的宮殿，是您親自建造；感受那完備的禮儀，是您親自設計；傾聽那美妙的樂曲，也是您親自譜寫。天子的表情是如此端莊，朝廷上的每個人都能各司其職，官員和民眾之間彬彬有禮，就連最遙遠的西方國家都派遣使者前來學習，這太平世界的鞏固和發展都靠您的睿智在支持。您的儀表是那樣的高貴，您的品德是那樣的感人，足以充盈整個宇宙！請看京城是多麽的繁華，是因為有您在治理；請看禁衛軍是多麽的威武，是因為有您在統帥……’”

蔡邕就用這樣一篇墓志銘，送走了袁紹和袁術的父親袁逢。筆者不懷疑，袁逢的政績能夠被後人超越；但筆者很懷疑，蔡邕的這篇歌功頌德之詞能否被後人超越。袁家對蔡邕確實相當照顧，據蔡邕在《與袁公書》信中說，袁家成員經常整日與他討論學術，或者出外游玩，還不時舉辦宴會，一起喝麥酒，吃烤魚，“欣欣然樂在其中”，關系看來十分融洽。可是到後來，當袁家被董卓滿門抄斬之時，蔡邕不僅未發一言相救，還繼續忠心耿耿地輔佐董卓，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筆者估計，蔡邕對袁家人拿自己當只會寫墓志銘的書生看，而不幫自己在官場上開拓仕途，早已心藏不滿，時間久了，便成積怨。於是，他當面把袁家人吹捧得越來越肉麻，背地裏對袁家人卻越來越仇視，這類事情在歷史上並非沒有發生過。

身為墓志銘專業戶，蔡邕感覺自己的生意越來越好做，這當然是因為去世的高官顯貴越來越多。公元183年，前太尉橋玄病逝，享年75虛歲，蔡邕受橋家委托，再次提筆作銘。臨終前，橋玄對趕來慰問的忘年交曹操說：“我死了以後，你如果路過我的墓地，而不準備一鬥酒和一只雞來祭祀的話，走三步以後也許會肚子痛，到時候可不要埋怨我啊！”

在樂天派橋玄的記憶之宮裏，除了瘟疫和少數郡縣的水旱災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後這一年應該算是比較太平的。然而，這只不過是大亂前夕最後的寧靜罷了。一個風起雲湧，激情澎湃，英雄輩出，諸侯割據的時代啊，馬上就要到來。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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