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什麽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紹的字“本初”正是東漢質帝劉纘的年號！由於漢質帝即位當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導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樣有趣的是：“紹”字乃繼承家業或政權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義。按《爾雅·釋詁》的解釋：“紹，繼也。”按《逸周書·謚法解》的解釋：“疏遠繼位曰‘紹’。”可見，袁紹在繼承家業之前，其地位本來很低下疏遠。按照親緣關系來說，袁紹還有嫡兄袁基、嫡弟袁術和許多宗法地位較高的親戚。但是最終，袁家的領導權落到了袁紹的頭上，這無疑也是袁術後來痛恨袁紹，導致袁氏政治集團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漢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號作“名”或“字”，屬於忌諱的事情嗎？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先了解年號的歷史。

年號本為中國獨有，後來又傳到日本等鄰國。西漢之前，中國並無帝王年號；漢文帝將自己的在位期分為“前元”和“後元”兩段，漢景帝又分為“前元”、“中元”和“後元”三段，但都不被視為嚴格的皇帝年號。年號的正式設立始於漢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時改年號為“建元”，此後每6年就改年號（即所謂“改元”）一次。因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漢人並不避諱皇帝年號。漢朝人沿用先秦習慣，取“名”常用單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幾個字。而漢朝皇帝的年號均用雙字，又不會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並不適合作人的“名”和“字”，兩者暫時也就相安無事。

因此，在東漢時期，個人取“名”和“字”無需避諱本朝皇帝的年號。直到西晉初年，陳壽作《三國志》，竟然直寫“司馬懿”和“司馬炎”，對司馬昭雖尊稱“文王”，卻又大書“張昭”、“董昭”等名字，說明魏晉時期並不大流行避諱。按《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司馬師、司馬昭、陳泰、鐘毓和鐘會諸人在開玩笑時，還曾經故意觸犯對方父親的名諱。根據清朝學者周廣業所著《經史避名匯考》中所作的考證，晉惠帝“永康”年間，吳興郡的“永康縣”改名為“武康縣”，是中國第一次針對年號采取的避諱。後世的中國皇帝越來越懶於改年號，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號，年號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間的別稱，再加上特務統治日益嚴密，避諱也就越來越嚴了。

不過，聯系到本初元年發生的眾多突發事件，袁紹取“字”為“本初”，仍然顯得那樣突兀和奇異。難道他要借此紀念在本初元年發生的什麽事嗎？這些事件又會對袁紹的人生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

對袁家的歷史探索得越深，我們就會發現越多這類的疑問。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東漢末年的歷史就肯定不夠完整。它們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張迷宮般的大網，掩蓋著那段雖然久經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卻仍然疑雲密布的東漢末世。希望通過本書中對有關袁紹及其時代史料的剖析，恢覆他在前三國時代的歷史主角地位，並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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