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以十表示，陰電以一表示，所以計算陰電陽電的數據時只能加（十）減（一），不能乘（×）除（÷），因×÷不代表陰陽電也。其實傳統的中國人並不這樣拘泥，新年祝賀時常說“三陽開泰”，並不說“九陽開泰”，中醫認為頭部是手三陽、足三陽經絡的六陽之會，所以稱頭為“六陽會首”或“六陽魁首”，並不稱之為“九陽魁首”。“六陽正氣丸”是一種流行極廣的中藥，並不需改稱為“九陽正氣丸”。

以戰國後期之人的意見，硬要去約束殷周或西周時代的《易經》，未免是以後拘前了。《紅樓夢》中林黛玉生肺結核，至近代才有肺結核特效藥，論者指摘曰：何不使用特效藥Ri-fampicin、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薛寶釵送她燕窩，有什麽用？尤二姐覺大限吞生金，痛苦不堪而死，現代讀者指摘曰：尤二姐缺乏常識，何不服安眠藥，痛苦就少得多了？

道家哲學一直認為陰陽並重，太極圖中雙魚對稱，陰盛則陽消，陽盛則陰消，陰陽完全相等，物極必反。陰漸盛，自少陰發展至老陰，陰盛極就開始衰，出現少陽、陽明而至老陽，有一個循環轉變的過程。強調陽剛而貶低陰柔，是儒家中某一派（有人認為可能是子張之徒〗的觀點。董仲舒更將陰陽之說用之於人事，尊陽貶陰，用以尊君貶臣、重男輕女。董仲舒《繁露！基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儒家強調人倫之中，以三倫為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儒家為了維持宗法社會中禮教的架構，將陰陽作了便利的解釋。董仲舒之學在西漢大盛，《易傳》中九陽六陰的代號更為人用作表示重陽輕陰，其實《易傳》本身，也未必認為九比六更重要。

在世界各民族中，數字大致上並無特殊意義，西方人說七字吉利，十三不祥，六六六是魔鬼，都是後世的迷信。中國人、日本人不喜“四”，因與“死”同音，也非古俗。當代廣東人喜“八”，因音近“發”，最近上海人認為“四”字吉利，因在簡譜中為Do、Re、Mi、Fa之Fa，即“發”，表示發達、發財。蔔占本來以龜甲、牛骨為工具，但甲骨蔔占不易，後來改采簡易的方法用筮草。筮草常一五一十地來數，五與十這兩個數字在術數家的說法中有了特殊意義。《易傳！系辭》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乾鑿度》雲：“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幹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也。孔子曰：陽三陰四，住之正也。”鄭康成註雲：“五象天之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到宋朝，劉牧有所謂“河圖”，朱熹有所謂“洛書”，都是一大堆數字。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所謂象數之學，初視之似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於對於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統的解釋。”到後來歷法、方位、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宮商角徵羽、政治吉兇、行軍打仗、生辰八字、婚姻風水，無一而不與術數有關。

古人說到數字，遠不如今人之精確。《呂氏春秋……有始篇》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地有九州，那是事實，天有九野，是哪九種野？就不詳說了，這已接近於陰陽五行家的說法。

吾友臺灣葉洪生兄有《論劍》一書之作，根據《易傳》的說法而堅認《九陰真經》之名不通，蓋《易傳》認為陽為九而陰為六，所以應改稱“六陰真經”，他說：“道家既無‘九陰’怪談（佛家亦無）。”其實宋人黃裳撰寫《九陰真經》，本為子虛烏有之事，而且他只研讀道書，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易經》，《易傳》中之大部分當非孔子所作（郭沂先生主張《易傳》中的一部分可能經孔子整理），可能是戰國後期的儒門弟子（或非儒門弟子）所撰，雖內容甚佳，但黃裳先生自可以“我道不同”，置之度外。他硬要寫《九陰真經》，別人恐亦無可奈何。（你打得過他嗎？）吾友楊興安兄在談論拙作《月雲》一文文末有註雲：“臺灣葉洪生在專著《論劍》中說‘陽爻以九為老（至陽），陰爻以六為老（至陰）’，認為無‘九陰’。”友人嚴曉星查得道教類書中有《帝君九陰經》。“九陰”一詞，最早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三國葛玄《道德經！序》有“禍滅九陰，福生十方”之言。《易傳》是儒家及陰陽家之學，認為陽重於陰，因此陽九陰六，至西漢儒家為了尊君、尊父、尊夫，更大大地重陽輕陰，出於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要，並無適當的哲學內容。《九陰真經》是道家武學，主張柔能克剛，陰勝於陽，因此稱為“九陰”。“降龍十八掌”特重乾卦，因此為陽剛武學，與“九陰真經”截然不同。

葉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俠小說，功力深厚，唯將拙作小說中的胡思亂想，一本正經地考據一番（《九陰真經》講的是武學，與陰陽八卦、老陰老陽的術數完全無關），未免近於“覺遠大師風度”了，做學問如此認真，令人佩服，只不過我的即興空想並非學問。楊興安、嚴曉星二兄辛勤為此小問題查閱道藏，極感。其實儒家、陰陽家在先秦均為諸子，《易傳》混和儒、道、陰陽家諸說，陰陽家盛於齊東，喜浮誇虛妄，先秦學者稱之為“齊東野語”，未必能為一切學問之權威根據。但陰陽家的術數理論，對後世儒家影響很大。漢代經學主流是以陰陽家學說說經，王莽好符命，漢光武信緯讖，都有政治和宣傳目的，宣傳的宗旨是“主公應做皇帝”。後來古文家經學興起，反對緯讖及陰陽家之言，但直到大學者揚雄，仍脫不了陰陽術數之說。揚雄撰《太玄經》，總原理為“一玄”，分而為三，共為“三方”，又各分為三，共為“九州”，又各分為三，共“二十七部”，又各分為三，共“八十一家”，結論說：“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讚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鹹貞。”《太玄經》的象數是“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這些數字游戲，說來神秘得很，與方士神仙之道相通，到底有甚道理，誰也說不清楚，似乎對之不必太認真，正如馮友蘭先生所雲，是“一大堆迷信”。

其實，我們把《易經》以及其中的《易傳》當作是一種人生哲學以及宇宙觀來閱讀，可以見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易傳》由於吸收了大量老莊以及田齊稷下的道家思想，表達了富於哲理的對人生、人事、事物發展的思想，很值得作為我們思考的依據。

例如，《易經》強調陰陽兩種矛盾力量的互相沖突，就像辯證法中所說那樣，陰陽兩種相反力量不斷地在發展、矛盾、激化、消長、轉換。辯證法認為一種力量壓倒了另一種，出現了“否定”的結果，又可以“否定的否定”。《易經》則認為陰盛陽消或陽盛陰消只是部分的消長，一種力量增強了，另一種相反的力量相應減弱，而不必完全消滅，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易經》中有時一個卦陽多陰少，陽極多時陰完全沒有了。到陽發展到頂點時又可一變而出現陰。所謂“亢龍有悔”、“履霜堅冰至”，都強調“物極必反”，“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覺中來臨”，有“自量變而質變”的含義。

《易經》與《易傳》強調“變動不居”，《易經》之“易”，其中一義指的是“變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損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覆卦”：“覆，亨，剛，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覆其道，七日來覆’，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覆，其見天心乎？”《易經》把“有往必有覆，往覆循環”當作是天地的主要規律，人事也是如此。

《易傳》中也發揮一些老子“柔弱勝剛強”、“弱之勝強，柔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崇陽剛而貶陰柔。

《易經》與《易傳》中教導人謙遜而不自滿，不可貪心務得，所以“謙卦”、“損卦”都是好卦。喜歡釋《易》的人常說：最壞的“否卦”比最好的“泰卦”更好。因為到了最壞的谷底之後，往後發展只能漸漸變好，到了好的頂點糸往後只能走下坡，所謂“否極泰來”，“泰極否來”是也。

道家有“陽九”、“陰九”之說，都是指大災難、大厄運，“陽九”指大旱災九年，“陰九”指大水災九年，平均數每八十年有一個大災年。曹植《王仲宣誄》：“會遭陽九，炎光中矇”，吊唁其喪。錢謙益《慈光寺》詩：“嗚呼，卅年來滄桑逼陽九。”小說中用“九陽真經”、“九陰真經”是逆用其意，意謂武功本身之中，包含有重大災難，必須謹慎使用。

我國古文辭中，確有“九陰”、“九陽”的名稱，並不如葉君所雲：“九陰不成立。”其實所謂“九陰不成立”，只是《易傳》中不用“九陰”這個術語而已。黃裳鉆研道藏，他的著作不必依據儒家“六經”中的《易經》，即使重視《易經》，也不一一定要重視戰國時儒門弟子所私撰的《易傳》，更加不必重視西漢董仲舒為了尊君、振三綱而強調《易傳》中尊陽貶陰的不平衡觀點。王莽、漢光武搞符命、緯讖，是一種宣傳“天命在我”的政治行動，道家的武學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在我國古文辭中，“九陰”表示陰氣極盛，《葛仙公道德經序》：“禍厭九陰，福生十方”，意謂陰氣極盛有禍，又指極北的幽冥之地；柳宗元《天對》文中雲：“爰北其首，九陰極冥。”湛若水《交南賦》：“燭九陰於赤水兮，覿馮夷之幽宮。”馮夷為水神，居極北之地。“九陽”指太陽或日出處，《後漢書！仲長統傳》：“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楚辭……遠游》：“朝濯發於湯谷，夕晞餘身兮九陽。”稽康《琴賦》廣夕納景於虞淵兮，晞幹於九陽。在《神雕》及《倚天》小說中，《九陰真經》的宗旨極重陰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學；《九陽真經》的宗旨是陰陽調和及互濟，糾正道家之偏。

武俠小說中的門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創，可以批評其名稱不雅、違反常規、不合邏輯，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來批評唐朝人的著作。什麽“辟邪劍法”、“葵花寶典”、“獨孤九劍”、“降龍十八掌”、“淩波微步”、“九陰真經”、“九陽真經”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亂想，等於是令狐沖和岳靈珊所創的“沖靈劍法”。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創制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布，別人大概也沒有什麽法子，不能批評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較合。你如能辯得贏這六位仁兄，放棄原意而改采閣下建議，閣下已有資格列人“桃谷七仙”了。

“九陰真經”、“九陽真經”之名，系撰作人黃裳先生及另一位無名高人根據道書而撰作，與儒家無關，與儒家尊為六經之一的《易經》無關，更與可能是戰國後期甚至是秦漢時始成的《易傳》無關。《易傳》方創九陽六陰之說，黃裳與無名高人全當他們是“放那種氣”。正如老子的哲學中有若幹樸素的辯證法，豈能以後世黑格爾、恩格斯、馬克思之辯證法來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爾也；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此“馬”，非馬克思也。

少年讀者要學習《易經》，可參讀朱伯昆、高亨、張岱年、錢穆、侯外廬、任繼愈、李鏡池、馮友蘭、李學勤、陳鼓應等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說中所說的“九陰”、“一陽”之類，屬於游戲文章，並無真正的實際意義，不必認真註意。

後記

《神雕俠侶》的第一段於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明報》創刊號上發表。這部小說約刊載了三年，也就是寫了三年。這三年是《明報》初創的最艱苦階段。重行修改的時候，幾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當年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神雕》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禮法習俗都是暫時性的，但當其存在之時，卻有巨大的社會力量。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或許已很淡泊了，然而在郭靖、楊過時代卻是天經地義。然則我們今日認為天經地義的許許多多規矩習俗，數百年後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給人認為毫無意義呢？

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等社會的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入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三千年前《詩經》中的歡悅、哀傷、懷念、悲苦，與今日人們的感情仍無重大分別。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識、政治規範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口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會消滅，那時候“愛國”、“叛國”等等觀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後還是長期地為人們所讚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在小說中所寫的，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應當是可能的。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須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鐘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恬淡，再加上自幼的修煉，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系山石，則兩人躍下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各人本來性格而定。

神雕這種怪鳥，現實世界中是沒有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有一種“象鳥”（人印？爪！礎肌），身高十尺餘，體重一千餘磅，是世上最大的鳥類，在公元1660年前後絕種。象鳥腿極粗，身體太重，不能飛翔。象鳥蛋比鴕鳥蛋大六倍。我在紐約博物館中見過象鳥蛋的化石，比一張小茶幾的幾面還大些。但相信這種鳥類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俠侶》修訂本的改動並不很大，主要是修補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

在第三次修改《神雕》之後，曾加寫了三篇附錄，第一篇討論易經與道家、儒家、陰陽家的陰陽八卦之說。這時又細讀了蘇州大學束景南教授（現在浙江大學）贈給我的大著《中華太極圖與太極文化》，很受教益，其中討論到很多道教關於內丹修煉的問題，我因一竅不通，在所寫那篇附錄的文字中沒有涉及。只深深覺得，天下學問深奧奇妙者極多，……對於自己不懂的部分，如沒有決心盡力去學習鉆研，最好坦認不懂，不要去碰。

另外兩篇，一篇關於忽必烈的性格和行為，另一篇敘述襄陽的攻守，可以作為年輕讀者們閱讀《神雕》的背景資料。但因客居香港，手邊關於元史的參考材料不多，更缺原始資料，又沒有師友可以請教蒙古文中的疑難，對歷史上的結論自己信心不足，所以這兩篇附錄沒有附入本書。

朱光潛先生談美學中的“距離說”，我一向很是尊崇。年輕之時，一讀之下便即信服，後來多讀了一些中外的美學與哲學書，仍覺朱先生的說法簡明易解，很能說明問題。朱先生主要說，以審美眼光欣賞藝術品，要撇開功利性的、知識性的觀點，純以審美性的眼光去看，譬如說，欣賞一幅“游魚圖”，要看圖中游魚姿態之美、運動之美，構圖、色彩和線條之美，全心投入，以致心曠神怡。功利觀點則要想這條魚從哪裏買來，要多少錢，這條魚重幾斤幾兩，市場上賣多少錢一斤，可以在水裏養多少時候不死，如請上司、父母、朋友或愛人吃飯，把這條魚殺了請他吃，他是否會十分喜歡等等。知識觀點則要研究這條魚屬於什麽類、什麽科、叫什麽名字，拉丁文學名是什麽，是淡水魚還是海水魚，主要生產於什麽水域，這條魚是雌的還是雄的，如是雌的，在什麽季節產卵，它以什麽東西作食物，能不能人工飼養，它的天敵是什麽。即使是漁市場商人或古生物學家，觀賞游魚圖時也應純用審美觀點，不要混入自己的專業觀點。

莊子與惠子在濠上觀魚，討論魚是否很快樂，你（我）不是魚，怎麽能知道魚快樂不快樂？楊過、小龍女和瑛姑觀魚，大概會想像龜這麽一扭一閃，迅速之極，是不是能用在武功身法之中？八大山人、齊白石觀魚，所想的多半是用什麽線條來表現游魚之美；而法國印象派大畫家塞尚等人，心中所想的圖畫，當是一條魚給人剖開後血淋淋的掛在蔬菜之旁，用的是什麽線條、顏色。舒伯特觀鱒魚時，腦子中出現的當是跳躍的音符與旋律。張仲景、李時珍所想的，當然是這種魚能治什麽病，補陰還是補陽，要加什麽藥材。我在香港住得久了，很能了解“洪七公觀點”，他老人家見到魚，自然會想這條魚清蒸滋味如何，紅燒又如何？頭、尾、肚、背、燴、烤、熏、煮，又各如何？老叫化自己動手怎麽樣？要小黃蓉來做又怎麽樣？

閱讀小說，最合理的享受是采審美態度，欣賞書中人物的性格、感情、經歷，與書中人物同喜共怒，同哀共樂，既打成一片，又保持適當的觀賞距離（觀看從小說改編的電影、電視連續劇也是一樣），可以欣賞（或討厭）書中文字之美（或不美）、人物遭遇之奇（或不通、故事結構之出人意表（或糟不可言廣人物性格之美（或醜惡）……我看小說、看電影、電視一向是用這種態度的。有一段時期中，我在報紙上專門寫電影評論，每天一篇（香港放映的電影極多，每天評一部根本評不完），後來又進電影公司專業做編劇和導演，看電影時便註意鏡頭的長短和銜接（蒙太奇）、色彩配搭、鏡頭角度及長短、燈光明暗、演員的表情和對白等等，看電影的審美樂趣便大大減少了，理智的態度多了，情感的態度少了，變得相當冷靜，不大會受感動，看大悲劇時甚至不會流淚。在電影中聽交響樂、看芭蕾舞時甚至不會心魂俱醉、魂不附體，藝術欣賞的意義就大大減少了。

讀小說而采用功利觀點（這小說是否合於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思想？合不合革命現實主義的理論指導？對人民群眾的教育作用怎樣？）或知識觀點（小說中所寫是不是符合歷史記載？物理學上有無可能，某本權威哲學書中是這樣主張的嗎？這種毒藥能毒死人嗎？能把屍體化為黃水嗎？一個人手臂給人斬落了，重傷之後還能騎馬出奔而不死嗎？鳥類智力這樣低，能與人拆招而顯示武功麽？魯智深能連根拔起一株大楊樹嗎？沒有東風時可以築壇行法而借來東風嗎？戴宗腿上縛了有符咒的甲馬，就可日行八百裏，去參加奧運馬拉松賽豈非穩得金牌？根據歷史，關羽並沒有在華容道上義釋曹搡，《三國演義》這樣寫，豈非把三國的歷史全改變了？），讀小說時的趣味大減。當然也可以這樣持批判的態度來讀，然而已不是審美的態度，不是享受藝術、欣賞文學的好態度了。所以，忽必烈的真正性格怎樣，楊過是否在襄陽城下飛石擲死蒙古大汗蒙哥，我想在小說中最好不討論，我會在另外寫的歷史文章中談論，那是知識性的文章，便該用知識性的態度去閱讀。（例如，我在小說《碧血劍》中，寫袁承志有很大自由，他要愛青青便愛青青，要愛阿九便愛阿九。在歷史文章《袁崇煥評傳》中，任何史實寫錯了，都須設法改正。）……

有些讀者因為自己的性格與小說中的人物大大不同或甚至相反，無法理解小說中人物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覺得根本是不合理的、違反常識的、甚至是絕對不可能的（尤三姐因柳湘蓮不肯娶她，便會橫劍自殺嗎？），他覺得小說這樣寫十分“不通”，小說中人物的表現是“莫名其妙”，書中人物完全可以采取一種更明智、更合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對於楊過的性格沖動、憑一時意氣而“胡作非為”，很多人不能理解，尤其是理智極強的自然科學家。他們覺得，楊過初出場時像韋小寶，到後來像蕭峰，性格在書中變化很大。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到三十幾歲的中年人，性格一定會變，那並不稀奇。問題是理智人不理解熱情人，這是世上許多悲劇發生的原因之一。理智人不理解楊過、蕭峰、段譽……他們覺得楊過不該想殺郭靖，蕭峰不該自殺，段譽不該苦戀王語嫣，葉二娘不該對玄慈方丈一往情深，李莫愁這樣美貌聰明，又何必對陸展元念念不忘？黃蓉不該猜疑楊過，殷離“不識張郎是張郎”太不科學……

有人覺得，楊過懷疑郭靖是殺父仇人，應該以理智態度冷靜查明，不該一時沖動想殺他報仇、又一時沖動救他性命。如果楊過是福爾摩斯，或是英國偵探小說家克麗絲蒂筆下的白羅或瑪波小姐，又如是包公、況鐘或彭公、狄公，當然他會頭腦冷靜地搜集證據，詢問證人（例如程英、黃藥師），然而他是性格沖動的楊過。性格沖動和聰明絕頂毫不矛盾，只有某些不喜歡藝術的科學家才會以為兩者矛盾。藝術家中身兼二者的實在太多了。一個人如果不聰明、又不熱情，決做不成藝術家。屈原、司馬遷、李白、李義山、杜牧、李後主、李清照、蘇東坡、曹雪芹、龔自珍、巴金、徐悲鴻……這些大藝術家難道不是既聰明、又熱情嗎？每位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大概都可從他們身世之中，找到一些不合理的行為（尤其是在青少年時期。一生生活絕對合理的人，恐怕也成不了大科學家）。

純從理智的觀點來看，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都是不成立的。哈姆雷特早該一劍殺了叔王為父王報仇，不該優柔寡斷、躊躇不決。奧賽羅應該追究依阿果的誹謗，證明妻子苔茲狄夢娜的清白，不該扼死妻子。馬克白不該野心勃勃地弒國王而篡位。李爾王稍稍頭腦清楚一點，就該知道女兒在欺騙他。

有些“現代化”的“聰明”讀者覺得楊過很蠢，不該苦等小龍女十六年，應當先娶公孫綠萼，得到岳母給他半粒絕情丹解了身上情花之毒，再娶程英、陸無雙兩個美女，最後與郭襄訂情，然後到絕情谷去，握著郭襄的小手，坐在石上，瞧瞧小龍女有沒有來，她如不來，再娶郭襄也就心安理得。（這樣，楊過變成了“聰明的”韋小寶！）

黃蓉懷疑楊過對小郭襄這樣大張旗鼓地祝壽，是為了騙得她的芳心，令她一生一世受苦，用以向郭家報仇。不是的，黃蓉又不懂楊過了。郭襄這樣可愛的一個小妹妹，秀美豪邁，善解人意，聰明伶俐，楊過心中早就真的喜歡她了，給她三枚金針，就是說：“不論你叫我做什麽，我都答允！就是要我為你死了也可以！”大張旗鼓地為一個小姑娘做生日，是熱情而沖動的年輕人的狂妄行為，老成持重的理智中年人當然不幹。外國有個年輕人為了向他的愛人表示情意，租了架飛機，在空中寫大字“我愛你”，楊過這種狂氣，有幾分相似。他苦等小龍女十六年，郁積無可發洩，他替郭襄做生日，有點向小龍女大叫的意思：“小龍女，我等了你十六年，你還不來，我在給別個可愛小姑娘做生日了！”旁人要恥笑，楊過怕什麽？他怎麽會怕？他又不是你！

讀偵探小說，要理智地讀，推想犯罪者的心理，從偵探的角度，追尋線索，設想各種可能的情景，再用證據去證實或推翻設想。

讀武俠小說（《鹿鼎記》是例外），要熱情洋溢地讀，跟隨熱情、正直而沖動的角色，了解他做熱情的事，做正直的、不違自己良心的事，不自私自利，不要老是計算是不是有好處、有利益，應當時常想著應該還是不應該？

二〇〇三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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