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5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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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兒片面化了它的能耐。
多說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麽只在東北使用得多呢?
這不奇怪,康拜因雖好,但也有缺點:第一,它橫行無忌,故此只適用於大塊農場,碰到小地塊或者梯田這種地貌,它就無能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間預留行進通道,對於惜土如金的中國農民來說,這是個令人心疼的浪費;第三,它畢竟是機械化作業,比不得我國農民的傳統精耕細作,是要有點減產的。
老薩怎麽知道這些?很簡單,薩娘當年就是幹農機的嘛!那時候薩娘剛調回北京不久,三十幾歲,正是幹事業的時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雖然“十年浩劫”讓大多數人生疏了業務,但一旦投入工作,這幫中國人的本事即便是作為朋友的韓丁也沒想到。比如韓丁帶來的脫粒機,核心部件是個滿身是刺的鋼輥,這邊進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鋼輥上的尖刺抓住,那邊出來就是玉米豆和“剝光”了的玉米稭,端的神奇,不過售價也讓人吃不消。這種帶鋼刺的輥子在我國沒有生產設備,看來不得不進口美國的了。結果薩娘他們弄了個黑鐵軸,叫個焊接青工不斷對著上面點焊,一點就是一個尖刺,一會兒功夫就把美國帶專利技術的玩意兒給做出來,造價等於進口的千分之一。韓丁先生抱著這鐵輥轉了三圈,差點兒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兒砸自己腦袋。
不過,別的東西可以因陋就簡,康拜因最關鍵的部件——拖拉機卻不能,這東西只能買正牌子的。
要說現在,如果需要,只怕賣豆糕的都能兼營拖拉機。商品經濟中,什麽賺錢大夥兒做什麽,天經地義。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機絕對屬於供不應求的商品,那玩意兒有錢買不到。
那時候你要買拖拉機,是要一機部批條子的。
農民們對買康拜因非常支持,紛紛表示可以出錢。身為黨員幹部,安書記最受信賴,負責去找門路,買拖拉機。不能不讚一句,1981年的黨員幹部,還是很有威信的。
安書記,工作勤奮,待人公平,在勃利這地方深孚眾望,也是個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餘力不足了。走組織程序,那還不得猴年馬月?
當時的幹部,腐敗不是問題,僵化是問題,拖拉機在庫裏,審批手續不全,就是開不出來。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爾濱,一無所獲。這拖拉機,上哪兒買去啊?安書記可就犯了愁。這時候,要真能拿倆錢潤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兒呢。
這人要是在一籌莫展的時候,不免見人就叨嘮。在去沈陽的列車上,安書記碰上一個姓齊的小夥子。聽到安書記的苦惱,小夥子說你別急,我認識一個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說不定,就幫你給解決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讓我怎麽謝你呢?”安書記萬分高興。
“成不成還兩說呢。”小夥子顯得挺實誠。
到了沈陽,小夥子帶來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這位姓葛的朋友說拖拉機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機部工作,你們跟我走吧。
後來參加破案的警察說,這安書記最大的問題是半輩子碰上的都是老實人……
這能算問題嘛,老薩這半輩子碰上的也是老實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說還有半句呢,加上那時候就八個樣板戲來回演還沒互聯網。
就八個樣板戲,裏面人物都跟臉譜似的,可憐安書記在勃利半輩子,也不知道天下騙子長什麽樣。要擱現在,別說被騙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國騙子到中國來,能扛住誘惑不買仨拐帶回去就算他有定力。
【2.“教授”破案,可比“重案六組”的狠】
安書記跟著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見著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裏別著一支鋼筆,一看就是大機關出來的。
別看是大機關出來的,對農民一點不嫌棄。姐夫很耐心地聽安書記講這檔子事兒,說我們有政策要支持邊疆農民的,你不要擔心。
但是,申請批條總還得些時日,人家說了,讓安書記回家去等。
這樣,安書記老老實實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裏頭有點兒期待,還有點兒焦急。
既然這樣,咱安書記怎麽又站馬路牙子上了呢?
說來話長。終於有一天電話來了,那個姓齊的打來的,讓安書記到沈陽。告訴他批條已經拿到了,到北京提貨,國家統控物資,緊俏商品,不來拖拉機就得給別人,過時不候。
安書記急三火四,帶著錢就去了。先到沈陽,約定一個飯館請齊和葛——幫這樣大的忙請人家吃飯是應當的。吃飯的時候,葛把姐夫郵寄過來的批條拿出來,蓋著大紅公章呢,安書記當時一顆心就放肚子裏了。
接著,安書記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來了,倆人寒暄,安書記感謝,姐夫說將來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顧。安書記說沒問題,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地造……
後面?後面倆人去看貨,定下了要哪臺,回到火車站前頭,找了個飯館吃飯。吃飯出來,姐夫說你買拖拉機的錢呢?
安書記趕緊把裝錢的書包拿了出來,姐夫把手裏的煙頭一甩,瀟灑地接過書包來,說我得趕緊把錢交財務去。你看,怕你著急,發票都提前給你開好了,你拿著。哦,一機部大樓你沒有通行證進不去,你在這兒等著啊,別離開啊,我交完錢拿了提貨單,咱們去取拖拉機……
安書記拿了發票,就乖乖地站馬路牙子上頭了。
說得熱鬧,這案子多少錢呢?
一萬多塊。
嘿,那位說了,一萬多塊?要是在五環路以裏買房連一平米都不夠,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範圍。
說三個事兒,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個老鄰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塊遺產,幾個子女打得跟範進中舉似的,差一點兒動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獲本案的幹警,級別最高的一位,當時月薪43塊,這案子的金額,夠他不吃不喝攢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後是給斃了。固然因為其中有別的案子牽涉,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萬多塊的金額,當時是很重的砝碼。
因為這個原因,這個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沒處理,直接交給了市局二處。
市局二處何許人也?
按一位梁家園的老大形容,90年代發生一個兇殺案,報上去後二處來人勘查現場。中間有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女警官,齊耳短發,斜叼一根煙不點,筆記本計算機往膝蓋上一放,那邊匯報勘查結果,這邊“劈裏啪啦”報告就出來了。打到中間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煙往耳朵上一夾,過去掰開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後擦擦手接著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煙,又叼上了。
辦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這位老大說,那氣質真是活像電視裏的女捕快,威風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處的種兒。
二處,專門負責北京市兇殺、強奸、搶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隊伍,其他部門對他們算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這幫人的確能辦案子,恨的是這幫人裝備好、手眼通天,什麽案子到他們手裏,別人就只有協辦的份兒了。
這一次,二處來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來的這位探長在北京警界裏綽號叫“教授”。
“教授”,聽著新鮮?您別覺得新鮮,警察裏頭的外號你想不到有多洋氣,有一位80多的老大,當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後來真的當了教授,在公安大學講刑事偵查學,也不知道老爺子如今退休了沒有。
辦“林海雪原”這個案子的時候,“教授”還不是教授,但已經教出了不少學生,這個案子的細節,就是從“教授”的一個學生嘴裏掏出來的。這位如今的刑偵專家,談起老師來佩服得五體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學徒,還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觸,是因為一起跟蹤追擊的案子。公安機關接到消息,有一名殺人犯潛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從外地趕來與他會面。
有了這個線索,跟著案犯的哥哥走,順藤摸瓜,顯然是非常好的辦法。
在當時裝備落後的條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勞改釋放分子,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所以跟蹤,切不能打草驚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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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說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麽只在東北使用得多呢?
這不奇怪,康拜因雖好,但也有缺點:第一,它橫行無忌,故此只適用於大塊農場,碰到小地塊或者梯田這種地貌,它就無能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間預留行進通道,對於惜土如金的中國農民來說,這是個令人心疼的浪費;第三,它畢竟是機械化作業,比不得我國農民的傳統精耕細作,是要有點減產的。
老薩怎麽知道這些?很簡單,薩娘當年就是幹農機的嘛!那時候薩娘剛調回北京不久,三十幾歲,正是幹事業的時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雖然“十年浩劫”讓大多數人生疏了業務,但一旦投入工作,這幫中國人的本事即便是作為朋友的韓丁也沒想到。比如韓丁帶來的脫粒機,核心部件是個滿身是刺的鋼輥,這邊進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鋼輥上的尖刺抓住,那邊出來就是玉米豆和“剝光”了的玉米稭,端的神奇,不過售價也讓人吃不消。這種帶鋼刺的輥子在我國沒有生產設備,看來不得不進口美國的了。結果薩娘他們弄了個黑鐵軸,叫個焊接青工不斷對著上面點焊,一點就是一個尖刺,一會兒功夫就把美國帶專利技術的玩意兒給做出來,造價等於進口的千分之一。韓丁先生抱著這鐵輥轉了三圈,差點兒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兒砸自己腦袋。
不過,別的東西可以因陋就簡,康拜因最關鍵的部件——拖拉機卻不能,這東西只能買正牌子的。
要說現在,如果需要,只怕賣豆糕的都能兼營拖拉機。商品經濟中,什麽賺錢大夥兒做什麽,天經地義。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機絕對屬於供不應求的商品,那玩意兒有錢買不到。
那時候你要買拖拉機,是要一機部批條子的。
農民們對買康拜因非常支持,紛紛表示可以出錢。身為黨員幹部,安書記最受信賴,負責去找門路,買拖拉機。不能不讚一句,1981年的黨員幹部,還是很有威信的。
安書記,工作勤奮,待人公平,在勃利這地方深孚眾望,也是個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餘力不足了。走組織程序,那還不得猴年馬月?
當時的幹部,腐敗不是問題,僵化是問題,拖拉機在庫裏,審批手續不全,就是開不出來。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爾濱,一無所獲。這拖拉機,上哪兒買去啊?安書記可就犯了愁。這時候,要真能拿倆錢潤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兒呢。
這人要是在一籌莫展的時候,不免見人就叨嘮。在去沈陽的列車上,安書記碰上一個姓齊的小夥子。聽到安書記的苦惱,小夥子說你別急,我認識一個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說不定,就幫你給解決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讓我怎麽謝你呢?”安書記萬分高興。
“成不成還兩說呢。”小夥子顯得挺實誠。
到了沈陽,小夥子帶來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這位姓葛的朋友說拖拉機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機部工作,你們跟我走吧。
後來參加破案的警察說,這安書記最大的問題是半輩子碰上的都是老實人……
這能算問題嘛,老薩這半輩子碰上的也是老實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說還有半句呢,加上那時候就八個樣板戲來回演還沒互聯網。
就八個樣板戲,裏面人物都跟臉譜似的,可憐安書記在勃利半輩子,也不知道天下騙子長什麽樣。要擱現在,別說被騙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國騙子到中國來,能扛住誘惑不買仨拐帶回去就算他有定力。
【2.“教授”破案,可比“重案六組”的狠】
安書記跟著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見著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裏別著一支鋼筆,一看就是大機關出來的。
別看是大機關出來的,對農民一點不嫌棄。姐夫很耐心地聽安書記講這檔子事兒,說我們有政策要支持邊疆農民的,你不要擔心。
但是,申請批條總還得些時日,人家說了,讓安書記回家去等。
這樣,安書記老老實實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裏頭有點兒期待,還有點兒焦急。
既然這樣,咱安書記怎麽又站馬路牙子上了呢?
說來話長。終於有一天電話來了,那個姓齊的打來的,讓安書記到沈陽。告訴他批條已經拿到了,到北京提貨,國家統控物資,緊俏商品,不來拖拉機就得給別人,過時不候。
安書記急三火四,帶著錢就去了。先到沈陽,約定一個飯館請齊和葛——幫這樣大的忙請人家吃飯是應當的。吃飯的時候,葛把姐夫郵寄過來的批條拿出來,蓋著大紅公章呢,安書記當時一顆心就放肚子裏了。
接著,安書記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來了,倆人寒暄,安書記感謝,姐夫說將來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顧。安書記說沒問題,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地造……
後面?後面倆人去看貨,定下了要哪臺,回到火車站前頭,找了個飯館吃飯。吃飯出來,姐夫說你買拖拉機的錢呢?
安書記趕緊把裝錢的書包拿了出來,姐夫把手裏的煙頭一甩,瀟灑地接過書包來,說我得趕緊把錢交財務去。你看,怕你著急,發票都提前給你開好了,你拿著。哦,一機部大樓你沒有通行證進不去,你在這兒等著啊,別離開啊,我交完錢拿了提貨單,咱們去取拖拉機……
安書記拿了發票,就乖乖地站馬路牙子上頭了。
說得熱鬧,這案子多少錢呢?
一萬多塊。
嘿,那位說了,一萬多塊?要是在五環路以裏買房連一平米都不夠,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範圍。
說三個事兒,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個老鄰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塊遺產,幾個子女打得跟範進中舉似的,差一點兒動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獲本案的幹警,級別最高的一位,當時月薪43塊,這案子的金額,夠他不吃不喝攢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後是給斃了。固然因為其中有別的案子牽涉,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萬多塊的金額,當時是很重的砝碼。
因為這個原因,這個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沒處理,直接交給了市局二處。
市局二處何許人也?
按一位梁家園的老大形容,90年代發生一個兇殺案,報上去後二處來人勘查現場。中間有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女警官,齊耳短發,斜叼一根煙不點,筆記本計算機往膝蓋上一放,那邊匯報勘查結果,這邊“劈裏啪啦”報告就出來了。打到中間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煙往耳朵上一夾,過去掰開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後擦擦手接著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煙,又叼上了。
辦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這位老大說,那氣質真是活像電視裏的女捕快,威風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處的種兒。
二處,專門負責北京市兇殺、強奸、搶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隊伍,其他部門對他們算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這幫人的確能辦案子,恨的是這幫人裝備好、手眼通天,什麽案子到他們手裏,別人就只有協辦的份兒了。
這一次,二處來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來的這位探長在北京警界裏綽號叫“教授”。
“教授”,聽著新鮮?您別覺得新鮮,警察裏頭的外號你想不到有多洋氣,有一位80多的老大,當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後來真的當了教授,在公安大學講刑事偵查學,也不知道老爺子如今退休了沒有。
辦“林海雪原”這個案子的時候,“教授”還不是教授,但已經教出了不少學生,這個案子的細節,就是從“教授”的一個學生嘴裏掏出來的。這位如今的刑偵專家,談起老師來佩服得五體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學徒,還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觸,是因為一起跟蹤追擊的案子。公安機關接到消息,有一名殺人犯潛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從外地趕來與他會面。
有了這個線索,跟著案犯的哥哥走,順藤摸瓜,顯然是非常好的辦法。
在當時裝備落後的條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勞改釋放分子,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所以跟蹤,切不能打草驚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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