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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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曾問鼎諾貝爾,老先生諄諄教誨他:‘假如你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你的領域裏,你會獲得令人不敢想象的成就。’他問他老師:‘然後呢?’老先生誠心誠意地告訴他:‘這會對人類有巨大貢獻,你的自我價值也將得到更大的實現。’結果他特別平靜地告訴他老師:‘人類的事情讓人類自己解決,近期我的目標是提升在家庭的等級地位,實現它的唯一途徑是學會為聶雨時換尿不濕。’老先生氣得仰倒。”
我邊說邊笑,阮奕岑直直看著我:“你很崇拜他。”
我抿嘴道:“他也有不拿手的事情,雨時兩個月的時候他才敢抱她,還總是抱不好,他一抱雨時就哭,別人家的小孩會說的第一句話要麽是‘爸爸’,
要麽是‘媽媽’,雨時學會說的第一句話是‘爸爸壞’。”說著說著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斷上挑,我想起錢包裏有一張照片,主動找出來給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陽西下的海邊,金色的陽光將整個海灘映得如同火燒,聶亦盤腿坐在沙灘上,旁邊盤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點兒是聶雨時。照片上是他們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會兒,道:“為什麽沒有你?”
我興致勃勃:“我正拿相機呢。聶亦真的很不會照顧小孩兒,我讓他們擺這個姿勢,結果他也不知道看著雨時,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時撐著坐了有三十秒就開始往旁邊倒,結果額頭磕在一塊貝殼上,眼淚鼻涕糊一臉地哭嚷爸爸壞,那是雨時第一次開口說話,真是讓人又震驚又好笑。”看著眼前的照片,就讓人感覺心裏溫柔。
阮奕岑沈默良久,問我:“既然你們這麽好,你為什麽要離開他,還有你女兒?”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澆下來,整個人都有些發涼。我收起笑容,半晌,說:“一些家事,不過總會解決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點兒休息。”
房間裏沒有開燈,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簾整個拉開,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處不勝寒,天上清冷,人間卻有萬家點上明燈。
窗外或近或遠的公寓樓如新筍一般矗立,每個窗戶都透出暖光,每一處光都是一個家庭。
家庭,構成人類社會的最小單位,最溫暖的單位。
我為什麽要離開我的家庭?
從離家開始,我就刻意不去想這個問題,不去想聶亦,不去想雨時,不去想我爸我媽,不去想我的每一個朋友,只有這樣我才能義無反顧走下去。
這場逃亡並不是為什麽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離開,且早和晚都有時限,晚是一個月後,也許是一個半月後,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時候。
我生了病,這場病很隆重,為它我已經掙紮了近十個月。
半小時前的談話裏,我和阮奕岑說起人體冷凍技術,他說那太不可思議,的確,在我生病前,我也覺得那像是科幻小說裏才會出現的名詞。
真是有趣,我從來搞不懂聶亦研究的那些科學命題,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業,在這個領域我們竟突然變得可以有交談的話題。
我的病源於基因缺陷。
直到現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這幾個字的含義,它為什麽將我的身體變得這麽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淺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體裏打下的地基,在這個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長城,每個人身體裏都有一座長城,長城後還有一支軍隊,抵禦著想要傷害我們的病毒和細菌。這就是醫學上所說的人體免疫系統。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穩,今年二月,建於其上的長城第一次崩潰。
阮奕岑問我嫁給科學家的好處。嫁給科學家的好處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請到頂級專家進行會診。
每次的會診聶亦全程參加,他們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卻無法攻克,他們甚至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語來給這疾病命名。專家組一小步一小步的進展,趕不上長城的崩潰速度,免疫系統的一次又一次罷工,導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要活下去,只能通過藥物殺菌補充免疫力,服用大劑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須,但大劑量的抗生素本身也會傷害我的身體和臟器,導致免疫系統的進一步不穩。這是一個以毒攻毒的惡循環。
就在半個月前,我再一次發病,肯特說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劑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細菌感染一次,藥物將給我的臟器帶來無法逆轉的損傷,屆時必須通過手術換掉被損傷的臟器,但我極有可能在手術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對這樣的情況,無論是他還是聶亦,都將束手無策,其實他現在已經束手無策。
肯特是這個領域內唯一能讓聶亦低頭的老科學家,說完那句話之後他就回了美國。
其實在肯特回美國的兩個月前,我已經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他們專業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體,就像是一盞燈,能看到幽暗的燈苗,能預計到它在什麽時候會熄滅。
自第一次病發後,很多時候我都待在無菌病房中,但現有的無菌病房並非百分之百無菌。聶亦一直在為我試驗完全無菌的無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電話,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說:“你可能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聶亦希望能對你實施急凍,這是最後方案,為此近期他要再來一趟美國。但我很遺憾,以你現在的身體指標,急凍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聶亦也不行,雖然他還不肯承認。”他給了我三秒的時間讓我消化這個現實,才繼續道:“這是一個讓我很難過的結果,情感和專業上都是。如果你有什麽想要去做的,盡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麽需要我幫助的,可以告訴我,我會盡可能幫助你。”
我捧著電話良久才能出聲,我問他:“您為什麽要給我打這個電話,告訴我這件事?”
他沈默半晌,說:“我妻子去世時我也以為我能救她,將她禁錮在病床上,最後她死在我懷裏,說很遺憾沒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亞的紅杉。”
在和肯特通話之前很久,我就已經做了決定,假如這一趟人生旅程即將走向終點,聶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後想要做的事有點兒困難,如果有肯特的幫忙,會輕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撥通肯特的電話,跟他說,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潛水,拍攝冰下的白鯨。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潛,因為太危險,從前身體健康時聶亦就不同意。
這是我人生唯一的遺憾,如果生命就要終結,我希望是終結在海裏。
我和肯特約定在離R國最近的長明島會合,這就是我執意前往長明島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有九個多月的時間來思考。
我怯懦過,懼怕過,在暗夜裏痛哭過。那絕不是一段可以輕松回憶的時光。
其實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聶亦承受的痛應該尤甚於我,而我還傻乎乎地和他說:“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燒成灰,放在白瓷壇子裏,就放在家裏好不好?因為人要是死而有靈,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裏,我會害怕的,我會非常害怕。”
那時家裏專門建了一個無菌病房,我就住在那裏邊,每個進來見我的人都需要進行全身消毒。
那時候他抱著我,什麽話都沒有說,手卻擋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個動作是不敢讓淚落在我身上,因為眼淚也含有細菌。那之後他立刻出去了,當時不知道他出去做什麽,現在想想,應該是在消毒。
什麽樣的家庭才會那樣?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後才能和妻子共寢。
我們甚至連最簡單的一個親吻都不能。
離家之後終於再次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拖著這副免疫系統完全崩潰的身體,什麽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敢碰,什麽亂七八糟的食物都敢往嘴裏招呼,全靠著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藥。
人生最後一次奢侈的狂歡,是為了死亡。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思考了九個月,雖然直到今天依然覺得它不真實,卻有了一個答案。死亡是分離,是這世間最無望的分離。若人死而無靈,這分離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麽悲痛可言。若人死而有靈,我能看到還活著的他們,他們卻再也無法見我,他們的悲痛始終大於我。
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書》:“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蓋謂以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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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邊說邊笑,阮奕岑直直看著我:“你很崇拜他。”
我抿嘴道:“他也有不拿手的事情,雨時兩個月的時候他才敢抱她,還總是抱不好,他一抱雨時就哭,別人家的小孩會說的第一句話要麽是‘爸爸’,
要麽是‘媽媽’,雨時學會說的第一句話是‘爸爸壞’。”說著說著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斷上挑,我想起錢包裏有一張照片,主動找出來給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陽西下的海邊,金色的陽光將整個海灘映得如同火燒,聶亦盤腿坐在沙灘上,旁邊盤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點兒是聶雨時。照片上是他們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會兒,道:“為什麽沒有你?”
我興致勃勃:“我正拿相機呢。聶亦真的很不會照顧小孩兒,我讓他們擺這個姿勢,結果他也不知道看著雨時,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時撐著坐了有三十秒就開始往旁邊倒,結果額頭磕在一塊貝殼上,眼淚鼻涕糊一臉地哭嚷爸爸壞,那是雨時第一次開口說話,真是讓人又震驚又好笑。”看著眼前的照片,就讓人感覺心裏溫柔。
阮奕岑沈默良久,問我:“既然你們這麽好,你為什麽要離開他,還有你女兒?”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澆下來,整個人都有些發涼。我收起笑容,半晌,說:“一些家事,不過總會解決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點兒休息。”
房間裏沒有開燈,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簾整個拉開,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處不勝寒,天上清冷,人間卻有萬家點上明燈。
窗外或近或遠的公寓樓如新筍一般矗立,每個窗戶都透出暖光,每一處光都是一個家庭。
家庭,構成人類社會的最小單位,最溫暖的單位。
我為什麽要離開我的家庭?
從離家開始,我就刻意不去想這個問題,不去想聶亦,不去想雨時,不去想我爸我媽,不去想我的每一個朋友,只有這樣我才能義無反顧走下去。
這場逃亡並不是為什麽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離開,且早和晚都有時限,晚是一個月後,也許是一個半月後,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時候。
我生了病,這場病很隆重,為它我已經掙紮了近十個月。
半小時前的談話裏,我和阮奕岑說起人體冷凍技術,他說那太不可思議,的確,在我生病前,我也覺得那像是科幻小說裏才會出現的名詞。
真是有趣,我從來搞不懂聶亦研究的那些科學命題,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業,在這個領域我們竟突然變得可以有交談的話題。
我的病源於基因缺陷。
直到現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這幾個字的含義,它為什麽將我的身體變得這麽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淺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體裏打下的地基,在這個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長城,每個人身體裏都有一座長城,長城後還有一支軍隊,抵禦著想要傷害我們的病毒和細菌。這就是醫學上所說的人體免疫系統。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穩,今年二月,建於其上的長城第一次崩潰。
阮奕岑問我嫁給科學家的好處。嫁給科學家的好處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請到頂級專家進行會診。
每次的會診聶亦全程參加,他們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卻無法攻克,他們甚至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語來給這疾病命名。專家組一小步一小步的進展,趕不上長城的崩潰速度,免疫系統的一次又一次罷工,導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要活下去,只能通過藥物殺菌補充免疫力,服用大劑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須,但大劑量的抗生素本身也會傷害我的身體和臟器,導致免疫系統的進一步不穩。這是一個以毒攻毒的惡循環。
就在半個月前,我再一次發病,肯特說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劑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細菌感染一次,藥物將給我的臟器帶來無法逆轉的損傷,屆時必須通過手術換掉被損傷的臟器,但我極有可能在手術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對這樣的情況,無論是他還是聶亦,都將束手無策,其實他現在已經束手無策。
肯特是這個領域內唯一能讓聶亦低頭的老科學家,說完那句話之後他就回了美國。
其實在肯特回美國的兩個月前,我已經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他們專業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體,就像是一盞燈,能看到幽暗的燈苗,能預計到它在什麽時候會熄滅。
自第一次病發後,很多時候我都待在無菌病房中,但現有的無菌病房並非百分之百無菌。聶亦一直在為我試驗完全無菌的無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電話,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說:“你可能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聶亦希望能對你實施急凍,這是最後方案,為此近期他要再來一趟美國。但我很遺憾,以你現在的身體指標,急凍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聶亦也不行,雖然他還不肯承認。”他給了我三秒的時間讓我消化這個現實,才繼續道:“這是一個讓我很難過的結果,情感和專業上都是。如果你有什麽想要去做的,盡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麽需要我幫助的,可以告訴我,我會盡可能幫助你。”
我捧著電話良久才能出聲,我問他:“您為什麽要給我打這個電話,告訴我這件事?”
他沈默半晌,說:“我妻子去世時我也以為我能救她,將她禁錮在病床上,最後她死在我懷裏,說很遺憾沒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亞的紅杉。”
在和肯特通話之前很久,我就已經做了決定,假如這一趟人生旅程即將走向終點,聶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後想要做的事有點兒困難,如果有肯特的幫忙,會輕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撥通肯特的電話,跟他說,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潛水,拍攝冰下的白鯨。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潛,因為太危險,從前身體健康時聶亦就不同意。
這是我人生唯一的遺憾,如果生命就要終結,我希望是終結在海裏。
我和肯特約定在離R國最近的長明島會合,這就是我執意前往長明島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有九個多月的時間來思考。
我怯懦過,懼怕過,在暗夜裏痛哭過。那絕不是一段可以輕松回憶的時光。
其實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聶亦承受的痛應該尤甚於我,而我還傻乎乎地和他說:“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燒成灰,放在白瓷壇子裏,就放在家裏好不好?因為人要是死而有靈,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裏,我會害怕的,我會非常害怕。”
那時家裏專門建了一個無菌病房,我就住在那裏邊,每個進來見我的人都需要進行全身消毒。
那時候他抱著我,什麽話都沒有說,手卻擋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個動作是不敢讓淚落在我身上,因為眼淚也含有細菌。那之後他立刻出去了,當時不知道他出去做什麽,現在想想,應該是在消毒。
什麽樣的家庭才會那樣?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後才能和妻子共寢。
我們甚至連最簡單的一個親吻都不能。
離家之後終於再次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拖著這副免疫系統完全崩潰的身體,什麽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敢碰,什麽亂七八糟的食物都敢往嘴裏招呼,全靠著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藥。
人生最後一次奢侈的狂歡,是為了死亡。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思考了九個月,雖然直到今天依然覺得它不真實,卻有了一個答案。死亡是分離,是這世間最無望的分離。若人死而無靈,這分離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麽悲痛可言。若人死而有靈,我能看到還活著的他們,他們卻再也無法見我,他們的悲痛始終大於我。
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書》:“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蓋謂以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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