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文明的主航道裏來。這個“輪回”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游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農耕歷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游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歷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游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歷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麽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游牧民族為什麽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游牧民族為什麽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鉆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盡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嘆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詞，偏見極多。我完全讚同重寫歷史，不管寫成什麽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覆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游牧，貶損“四夷”。中國歷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讚同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歷，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歷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陳陣望著草原的落日，並不覺得餓，依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我還要特別要強調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現在人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實這種精神的源頭和實質就是炎黃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圖騰精神，並通過幾千年來游牧民族的不斷輸入和補充而得以確立。實際上，最能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就是兩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這四個“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圖騰精神，也是對狼圖騰精神的準確寫照和高度概括。每條蒙古草原狼都具備這種強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幾萬年以前這種精神就已成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達不到這種精神高度，它只是華夏先賢號召人們景仰、追求和學習的精神楷模。因此，強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實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賢用這種四不精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還不能成為農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則，中國歷史上就不會出現那麽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國的事例，也不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冒出幾百萬漢奸偽軍，堪稱世界之最。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漢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並把這種精神置於民族圖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過農耕民族。而正是由於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長期不斷的輸血和混血，才使整個中華民族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圖騰精神，那麽還能剩下什麽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學精神了。現在，誰還敢把宋明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實際上是中華大地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圖騰精神為魂。

我們漢人真應該充分認識和肯定草原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感謝和學習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

楊克忿忿地說：現在不要說是感謝和補償了，就是制止對草原的掠奪和瞎指揮都難上加難。

陳陣說：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裏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游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中國傳統觀點總是鼓吹中國古文明如何如何優越，中國的農耕文明和正統儒家具有如何強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農耕文明古國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沒有堅持延續下來，而只有中國的古文明沒有中斷，而一直堅持到近現代。然而，根據中國歷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游牧民族長期不斷的輸血的。否認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輸血貢獻，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這種觀點不僅大大削弱對保守腐朽的小農意識和正統儒學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殘存，繼續弱化和束縛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會對中國病發生嚴重誤診。

建國以來的治國方略都未能對癥下藥，都沒有集中力量對農耕的病根痛下猛藥，甚至繼續迷戀農耕，鼓吹農耕，提高農耕地位，提拔農耕幹部。在文革時期，甚至還要把城市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當農民，這就導致小農意識和家長專制意識日益濃厚。也導致農耕人口急劇膨脹，甚至大有超過五千年農耕人口總和的趨勢。雖然目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農耕人口依然占絕對優勢，九億具有農耕性格和意識的農耕人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現實的“民族存在”，如此龐大深厚的農耕意識和性格“存在”，將長期影響和熏染中國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階層的機體內。

百年來，中國老病頻頻覆發，本質性的維新和改革屢屢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中華民族至今為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轉換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現在，中華民族尚未發展到能夠絕對把握自己民族命運的階段。史界之革命，當今中國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圖騰精神革農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溫良敦厚”誤導中華之命。

然而，20年艱難痛苦的改革，中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已有了長足進步，民族存在開始改變，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的規律開始向強悍的方向發生作用。中國人的性格也開始自發地向狼圖騰精神回歸：兒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們的歡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紅了中華大地；以狼的強悍性格“與狼共舞”，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的自覺；以狼為商標的產品開始在市場上流通，以狼為店名的餐館生意興隆；以狼為筆名或藝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開始出現……在中國，以狼圖騰精神為核心的游牧精神終於開始覆活。一個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開始自發地敬崇狼精神，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覆興的希望所在。

由於狼圖騰精神是痛殺軟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發揚狼圖騰的精神，改革才不會倒退，也不敢倒退。越來越多以狼精神武裝起來的“新型人類”將越戰越勇，挫敗一切保守倒退的勢力。說到底，中國的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和轉換，而更基礎更具決定性的卻是國民性格的改革和轉換。

掌握和遵循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規律，就可以涉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就可以更自覺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樣的勇猛前進。中華民族一定能夠恢覆和繼承炎黃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華草原民族的狼圖騰精神，並發揚光大。在民族性格上，從古代的“文明羊”，發展為現代的“文明狼”，並向個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發展。到那時，中國人根除了“文明羊”階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階段的半野蠻性，而成為真正大寫的文明人。上述三個階段是符合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規律性的發展階段，而中華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經過“文明狼”階段，就根本不能進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級階段。十幾億真正自由民主和熱愛和平的文明人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將是全球自由與和平的最大保障。

楊克說：你梳理得還挺清楚，中國歷史可能真會按照你的“三階段論”發展。狼圖騰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沒在草原，現在總算挖掘出來了，看來它一點也沒有生銹，依然寒光閃閃，鋒利無比。而且古老的狼圖騰在現代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精神武庫裏仍然閃著燦爛的光輝，而儒家的綱領——三綱五常卻早就成了腐屍爛肉。

楊克又說：你這個大綱幾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幾個關鍵問題弄通了。可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沒弄明白。在明清時期中國城市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可為什麽中國還是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陳陣說：原因還在於農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國農耕土地太廣闊太深厚，世界第一。從這塊土地上長出的農耕大樹，根深葉茂，吸走了所有的養分；樹冠巨大，覆蓋了樹下所有的萌芽。農耕國家政權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必須的原始積累榨幹；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須要有強悍的民族性格來戰鬥，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當然就沒戲了。資本主義在古代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多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所以中國的歷史發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轉。如果沒有中國的游牧民族的不斷輸血，連原地打轉都轉不下去。沒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狼”強悍闖入，中國就永遠突不破農耕經濟形態，這是中國的特殊性。封閉的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條特殊的支流，是條內陸河，像封閉的塔裏木河，不靠先進階層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遠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裏去。

楊克問：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說什麽民族行業出什麽民族，出什麽性格。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陳陣說：當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厲害。人家雖然也種水稻也有農耕，但從本質上講，日本是個島國，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幹的是航海打魚、海上游獵，海上貿易、倭寇海盜的勾當。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兇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還不沖得農耕羊群猢猻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過南京杭州，焚燒過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還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軍全部殲滅。近代西方更強的海狼一過來，日本馬上就歸隊狼群，脫羊入狼，脫亞入歐。一腳踢開中國儒家，去學習西方文明，西方的憲政、法律、科學、教育和大工業。海狼遇海狼，氣味相投，相見恨晚。一邊是如饑似渴，好學不厭；另一邊是代培留學生，誨人不倦。由於日本民族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礙，相反，還喚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強的求知欲和進取心，所以人家學得極快。1868年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此後在短短的36年內，就建起發達的工業，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大清國，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白種沙俄，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加入歐洲列強的行列，創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躍進中的第一奇跡。現在日本又成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經濟強國。而中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直到現在還處在第三世界，兩岸尚未統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後列，投資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與諾貝爾獎無緣；土地荒漠化的進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而早已過剩的農耕人口卻還在幾年幾千萬幾千萬地增長；中國軟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極虎打得羊性原形畢露畢現，看不到出頭之日……

一千多年來，中國拿農耕儒學羊經去教化日本狼學生，真是誤人子弟。日本跟著中國儒家學了一千多年，卻在世界上默默無聞。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學了30多年就一飛沖天。而中國呢，西方的東西一進來，整個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發生強烈排斥反應，如羊見狼，不管好壞，幾乎全民族抵制，從皇帝到義和團，反洋滅洋，結果被列強搶走大片國土，淪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國，同樣是東亞黃種，同樣是儒家文化，同樣接受佛教，然而，為什麽日本的維新迅速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僅僅百日就被砍了頭？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運。

楊克連連點頭，又接著問：可是為什麽後來阿拉伯、突厥和蒙古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陳陣說：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後來也大多定居或務農了。蒙古民族雖然繼續游牧，但是歷史發展到火炮時代，草原民族的騎射優勢喪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兩個火炮大國夾困在內陸高原，失掉了進一步向海洋行業發展的機會和條件。草原原始游牧行業不發展到更高級的海洋“游牧”階段，也會被更強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敗。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決定民族命運。民族性格強不強還必須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較。

海洋行業是一種更強悍的行業。海洋的颶風、巨浪和鯊魚，遠比草原的白毛風和狼群更兇猛更兇險。在這種行業中歷練出來的民族，性格就更強悍，眼界更寬闊，足跡更遙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更廣泛，搶奪新大陸、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積累就更早、更得先機。西方的游牧民族本來就強悍，一下海以後就如狼添翼。所以現在世界領先的民族大多是從草原游牧再發展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從來就是海洋民族。

還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錮作用。伊斯蘭教堅決抗拒西方入侵和幹涉，同時也拒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驃悍性格軟化了。但是，基督教卻被性格更強悍的西歐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羅馬天主教會的專制腐敗、對資本主義有利無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更強的民族存在決定更強的民族性格；而強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於民族存在，主動果敢地為自己民族創建起更加強悍先進的民族存在，以強化民族性格。強者為王，超強者奪冠。

近代俄羅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比中國還落後的農奴制俄羅斯改革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其原因還在於他以狼一樣的性格，大刀闊斧地打擊消滅保守落後的貴族農奴主勢力，放膽學習西方，冒險沖向海洋。微服私訪、考察西歐，剃胡子、穿西服、戴假發，建海軍、練炮兵、砸碎教堂的銅鐘用來鑄造大炮，甚至把俄羅斯的首都從農耕區強行遷到大海邊，建立了面向強國和大海的聖彼得堡。那種氣魄和勇敢給我的震撼太強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軍上將烏沙科夫》這些電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後，從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來源。生活在茫茫俄羅斯大草原的俄羅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農耕並不發達，而且俄羅斯還受到蒙古金帳汗國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和輸血。沒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這兩個原來比自己落後得多的鄰國，都是憑借強悍的狼性格，後來居上，騎到中國的頭上的。

楊克說：你是個憂國憂民的人。你實地考察和長期研究，理出這麽一個史論大綱，你最終想達到什麽目標？我特別想聽聽你的最終結論。

陳陣說：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病根，尋找中國的出路。現在找到了中國這條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對癥下藥，把握民族的命運。

首先，要想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把中華的民族存在盡快地轉變為經濟政治上具有充分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盡快培養出強悍進取、永不滿足的民族性格。這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堅決走“現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須適度地釋放和高超地駕馭人性中的狼性，這是條世界性的高難道路。狼性充滿兇猛強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時又充滿瘋狂的貪婪、掠奪和破壞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別像熱核反應，能量巨大，破壞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類，控制不好就會毀滅地球。世界上沒有多少民族和國家能合理地釋放它，又能牢牢地駕馭它。能做到這點的國家都走到了世界強國的行列。這條道路難度極高，即便是近現代強國，弄不好也會翻船。像二戰時的德、意、日三國的民族就未能駕馭住本民族的狼性，結果導致法西斯大爆炸，給本國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禍。

中國的“文革”也出了大問題。由於在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國民族性格太軟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強打成了半殖民地，飽受屈辱。中華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進西方強悍進取的狼性精神，又一點一點地引進強悍競爭的西方工業，起來打到“孔家店”，強烈地釋放被久久被壓抑的“狼性”。炎黃游牧族的血液遺傳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輸血終於發揮了作用，中華民族性格慢慢強悍起來。百年奮鬥，趕走了列強，取得了民族獨立，還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然而，到文革時期，由於政治需要人為地釋放和煽動狼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國家主席，元帥將軍，工商界精華，知識分子學術權威。狼性“紅衛兵”橫行全國：打老師，批校長，燒書籍，毀文物，抄家產，殺人放火、沖擊大使館，無法無天，走向另一個極端，把中國推向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人類整個歷史和中國這段歷史都深刻證明了釋放和駕馭人性中狼性的高難程度：像儒家和封建專制那樣全面閹割和鎮壓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結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後挨打，死路一條；像法西斯那樣瘋狂釋放煽動狼性，則將把世界變成人間地獄，也是死路一條。只有適度釋放狼性，並采用惟一能夠控制和駕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拋棄橡皮圖章式的假民主，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夠釋放又控制狼性“熱核反應”的現代反應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須同時進行和完成轉換國民性格的基礎工程，沒有這個民族性格的基礎，即使建起民主大廈，那也只是一座危樓，如果垮塌，反而會敗壞民主的聲譽，而在民主廢墟上就會建立起更加專制的政體。沒有紮紮實實的轉換民族性格的基礎工程，民主就永遠只是中國少數人的奢望。轉換農耕民族性格必須經過一個“野外放養”的過渡時期。但是，轉換民族性格和推進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則，民族性格軟弱的舊病將會把腐敗、低效、人口過度擴張和破壞生態環境的病毒擴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誤治療搶救的寶貴時間。

楊克點頭道：沒錯。西方民族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終只接受民主制。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但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軟弱的農耕民族都願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來，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國民性格不變，中國的集權專制就始終不會終結。

陳陣說：狼性不強的民族永遠不會去爭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實際上，民主是強悍民族對統治者反抗和討價還價的結果。

陳陣又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難移”了，而是“堅定不移”。當前我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現在改革形勢已不可逆轉。從性格上形象地講，既然，“炎黃狼”、“秦漢狼”和“隋唐狼”曾經被農耕存在改造成“華夏羊”，那麽，隨著新型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的確立和擴大，一直落後挨打的“華夏羊”就會成為勇猛進取的“現代中華文明狼”，成為真正的炎黃子孫，並向更高級階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進化。

然而，由於在世界上，中國的農耕土地最廣闊，農耕歷史最悠久，農耕人口最龐大，農耕意識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間又過於狹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從“華夏羊”轉換為“文明狼”，必將經歷一個漫長、痛苦，甚至是殘酷淘汰的時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對待、安置和養活性格弱勢人群，轉化他們的軟弱性格，將成為中國天大的社會難題。而且，以後政治體制的攻堅任務還可能由於民族性格軟弱而久攻不克。而這些難題又必須依靠剛毅強悍堅韌的狼精神來攻克。

這些就是我的最後結論。

額侖草原沈入茫茫夜色，遠處牧民定居點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亮。楊克還想繼續提問，陳陣拍了一下方向盤，說：該回去了，要不巴圖要開車來找咱們了。你要是還有什麽問題，咱們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還有許多東西要跟你講呢。

楊克說：狼圖騰和游牧精神真是個中華文明中的樞紐性問題，動一發，牽全身啊。我真還有好多問題要問。

倆人下了車，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揮手告別，但又久久佇立，不忍離開。陳陣望著狼山輕輕地說：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後我還會來看你的……

楊克說：咱們真應該在小狼的洞前立一個紀念碑，最好是個狼的圖騰柱。

陳陣嘆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現在草原上到處都是農區來的外來戶，要是他們看到給狼立的石碑，那還不把它砸個稀巴爛，說不定還會把這個寶貴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還是讓小狼的洞安安靜靜地藏在這裏吧。

陳陣又說：我現在更想做的還是在國人的心裏樹立狼圖騰的精神圖騰柱。狼圖騰本來就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圖騰之一，在地位上僅次於龍圖騰。但是，我認為問題還沒這麽簡單，根據考古新發現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圖騰和龍圖騰很可能就是一個圖騰，而後來的龍圖騰只是狼圖騰的演變形式而已。

楊克吃了一驚，忙說：這個發現對轉換中國人的國民性來說太重要了，你把這個問題說完了咱們再走吧。

陳陣一口氣說下去：龍的形象其實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現。1971年在內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個玉龍，號稱中華第一龍，屬於新石器時期的紅山文化。那時華夏先祖還沒有成為農耕民族，還處在狩獵、采集、游牧或半農半牧狀態。龍圖騰最先是華夏原始先民的圖騰，後來才演變為農耕民族的圖騰。我仔細看過和研究過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龍，可是讓我吃驚的是，那條原始玉龍，根本不是後來中國人所熟悉的龍，而是狼首龍身形象的龍，玉龍的身上沒有鱗，也沒有爪，頭部和頸背完全就是狼頭狼頸，簡直就像按照狼頭狼脖子臨摹下來的一樣：長長的臉，長長的鼻子，長長的吻，長長翹起的嘴角。尤其是眼睛，那絕對是狼眼，跟咱們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樣，圓眼吊睛，眼角吊得極長極斜，狼的這個關鍵的特征，被新石器時代的先人用藝術手法誇張得惟妙惟肖。這還不算，狼脖子上面的狼鬃也雕刻得極像，從頭脖頂到前背長長一溜狼鬃高高地聳翹起來，非常威風漂亮。高聳的狼鬃又是兇猛的蒙古草原狼的顯著特征。我對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對狼的長期細致的觀察，我們的先祖是絕對雕不出這麽傳神的狼的藝術形象來的。

此條玉龍實際上是條玉狼，尤其是頭部絕對是狼頭。可是有些學者說這條玉龍的頭是豬頭。但是，我認為，從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講，家豬或野豬都不會成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圖騰，因為中國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絕對不會崇拜被自己馴服的、或可以被馴服的動物的。只有不了解中國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會認為中國草原人會崇拜家畜；從形象上講，豬眼不是吊睛，豬拱嘴的嘴口也不是開在最前面的，整個豬頭也不是長形的。而且，身材短胖只有棍形小尾的豬，不管是家豬還是野豬，要演變成長長的龍那就太牽強了，而長長的狼身加上毛茸茸的長狼尾，演變為龍身倒有可能。你想想長長的狼皮筒再加上長長的狼尾巴掛在高高樺木桿頂上，被大風吹起來時候的樣子，是不是特像狼頭龍身？我猜想，中華飛龍很可能是華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靈魂升天以後的飛狼形象，是對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樣子，真感到小狼不僅像飛狼，而且還像是騰雲駕霧的飛龍，只是當時沒有順著這個感覺挖掘下去。

後來回到北京以後，我看到了那件玉龍的圖片，當時我真是很激動，好像見到了小狼一樣。在當時的原始條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樣精美的狼首龍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斷我們的先祖對狼熟悉和崇拜到什麽程度了。而且“玉龍”出土的地點又在內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鄉，是中國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後來無數崇拜狼圖騰的游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飛狼”的傳說最多的地方。這就讓我自然聯想到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關系，也開始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狼圖騰和龍圖騰至少有以下七個相同的特點：

其一，最早的狼圖騰和龍圖騰都出現在內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這裏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兇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鄉，而且草原狼又是游牧民族的同鄉，人與狼互相搏殺，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這片廣袤的草原上。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對草原人的影響最大，不像北極圈和俄羅斯森林裏的狼遠離人群，以捕食野生動物為生，對人的影響不大，因此在那裏也難以產生狼圖騰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頭部和頸部相同，長筒形的身體相同。內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龍是狼首龍身，也就是說，在新石器時期原始狼圖騰和龍圖騰頭部頸部完全相同，身體也相同，都無鱗片。這表明龍圖騰不是由魚或蛇演變而來的。那時候，極有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