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明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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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明的遺產
顧老板的硬盤在三天後寄到了北大。包裹用舊報紙裹了好幾層,報紙上的日期是三十年前的。蘇雨桐拆開包裹的時候手指都在發顫,不是緊張,是因為她知道這個硬盤一旦啟動,顧老板藏了三十年的平靜生活就徹底結束了。
江俊浩把硬盤接入一臺完全斷網的獨立工作站,先做了物理隔離和多次備份,然後才開始運行反向追蹤框架。屏幕上跳出一行綠色代碼,顯示追蹤框架已就緒。蘇雨桐給顧老板發了條消息:可以啟動了。
硬盤啟動的瞬間,獨立工作站的屏幕上開始瘋狂滾動數據流。江俊浩的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擊,追蹤程序的運行狀態在屏幕上不斷延伸。過了一會兒追蹤程序突然開始加速——對方觸發了數據清除協議。
“他們上鉤了。”江俊浩的聲音壓得很低,但每個字都帶著壓制不住的興奮,“正在嘗試連接硬盤,速度很快——誘餌數據包生效了,對方在解碼之前多停了至少五秒。已定位到三個主要節點,分別位於蘇黎世、新加坡和華盛頓的雲服務器。”
“第四個節點呢?”蘇雨桐問。
江俊浩的手指在鍵盤上又敲了幾下,然後停住了。屏幕上彈出一個紅色的定位標記,坐標指向國內某城市。蘇雨桐湊近屏幕,看到那個坐標落在她熟悉的一個方位——國內某知名高校的行政樓。
“這個地方,是鐘樓退休前最後任職的辦公樓。”
江俊浩把追蹤數據全部導出,做了三份加密備份。然後他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鏡,用衣角擦著鏡片,聲音裏帶著一種很淡的疲憊和更多的篤定:“所有節點都定位完畢。環球基金在全球範圍內一共有四個核心數據節點——蘇黎世、新加坡、華盛頓和國內這個。國內這個節點是後來增設的,註冊信息用的是鐘樓名下那家咨詢公司的資質,但實際控制人和運維記錄顯示它直接向蘇黎世主節點匯報。”
蘇雨桐看著屏幕上那張密密麻麻的節點分布圖,拿起了手機打給陳景明。陳景明聽完之後沒有說話。蘇雨桐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很輕的嘆息,不是無奈,是某種終於等到的釋然。
“蘇雨桐,你明天來我辦公室一趟。”
第二天上午,蘇雨桐推開陳景明辦公室的門,看到他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一大摞文件。陳景明把老花鏡摘下來放在桌上,指著那摞文件說:“這些是我一輩子的心血。現在你把這些材料連同你查到的證據一起提交給國際數學聯合會和國內相關部門。我已經聯系了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學術倫理委員會主席,他們願意在下個月的全體會議上正式討論這個案子。”
蘇雨桐問他三十年前為什麽不把這些數據交出去。陳景明說他交過,當時他拿著那摞手稿走進學術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讓他把材料放在桌上說教授們會看。他在門外等到天黑,沒有人叫他進去。三周後所有材料被原封退回,附了一張便簽寫著“本會不受理私下指控”。現在不同了——蘇雨桐在峰會上公開舉證之後,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動聯系了他,說願意重啟當年被駁回的案件。
“丫頭,你知道我為什麽從第一天就在幫你嗎。”陳景明站起來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那摞文件上,“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三十年前的我。區別是,三十年前我只有一個人,而你現在身邊有江俊浩,有顧老板,有媒體,有輿論,有紀檢部門。更重要的是,你有我沒有的東西——你從來不猶豫。”
蘇雨桐抱著那摞文件走出辦公樓的時候,陽光很亮,照在北大數學系的老樓上。她忽然覺得懷裏這摞文件不重——不是因為紙輕,是因為她不是一個人。她拿出手機給江俊浩發了條消息:陳教授把所有證據都交給我了。下個月國際數學聯合會全體會議,正式提交環球基金案。
江俊浩秒回:顧老板那邊也準備好了,他在新加坡的舊同事願意出庭作證。
蘇雨桐站在數學系門口的銀杏樹下,仰頭看著光禿禿的樹枝。春天還沒到,但枝頭已經冒出了細小的芽苞。她把陳景明的文件往懷裏攏了攏,背上書包往校門口走去,在群裏回覆了一條:那就正式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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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老板的硬盤在三天後寄到了北大。包裹用舊報紙裹了好幾層,報紙上的日期是三十年前的。蘇雨桐拆開包裹的時候手指都在發顫,不是緊張,是因為她知道這個硬盤一旦啟動,顧老板藏了三十年的平靜生活就徹底結束了。
江俊浩把硬盤接入一臺完全斷網的獨立工作站,先做了物理隔離和多次備份,然後才開始運行反向追蹤框架。屏幕上跳出一行綠色代碼,顯示追蹤框架已就緒。蘇雨桐給顧老板發了條消息:可以啟動了。
硬盤啟動的瞬間,獨立工作站的屏幕上開始瘋狂滾動數據流。江俊浩的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擊,追蹤程序的運行狀態在屏幕上不斷延伸。過了一會兒追蹤程序突然開始加速——對方觸發了數據清除協議。
“他們上鉤了。”江俊浩的聲音壓得很低,但每個字都帶著壓制不住的興奮,“正在嘗試連接硬盤,速度很快——誘餌數據包生效了,對方在解碼之前多停了至少五秒。已定位到三個主要節點,分別位於蘇黎世、新加坡和華盛頓的雲服務器。”
“第四個節點呢?”蘇雨桐問。
江俊浩的手指在鍵盤上又敲了幾下,然後停住了。屏幕上彈出一個紅色的定位標記,坐標指向國內某城市。蘇雨桐湊近屏幕,看到那個坐標落在她熟悉的一個方位——國內某知名高校的行政樓。
“這個地方,是鐘樓退休前最後任職的辦公樓。”
江俊浩把追蹤數據全部導出,做了三份加密備份。然後他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鏡,用衣角擦著鏡片,聲音裏帶著一種很淡的疲憊和更多的篤定:“所有節點都定位完畢。環球基金在全球範圍內一共有四個核心數據節點——蘇黎世、新加坡、華盛頓和國內這個。國內這個節點是後來增設的,註冊信息用的是鐘樓名下那家咨詢公司的資質,但實際控制人和運維記錄顯示它直接向蘇黎世主節點匯報。”
蘇雨桐看著屏幕上那張密密麻麻的節點分布圖,拿起了手機打給陳景明。陳景明聽完之後沒有說話。蘇雨桐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很輕的嘆息,不是無奈,是某種終於等到的釋然。
“蘇雨桐,你明天來我辦公室一趟。”
第二天上午,蘇雨桐推開陳景明辦公室的門,看到他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一大摞文件。陳景明把老花鏡摘下來放在桌上,指著那摞文件說:“這些是我一輩子的心血。現在你把這些材料連同你查到的證據一起提交給國際數學聯合會和國內相關部門。我已經聯系了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學術倫理委員會主席,他們願意在下個月的全體會議上正式討論這個案子。”
蘇雨桐問他三十年前為什麽不把這些數據交出去。陳景明說他交過,當時他拿著那摞手稿走進學術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讓他把材料放在桌上說教授們會看。他在門外等到天黑,沒有人叫他進去。三周後所有材料被原封退回,附了一張便簽寫著“本會不受理私下指控”。現在不同了——蘇雨桐在峰會上公開舉證之後,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動聯系了他,說願意重啟當年被駁回的案件。
“丫頭,你知道我為什麽從第一天就在幫你嗎。”陳景明站起來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那摞文件上,“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三十年前的我。區別是,三十年前我只有一個人,而你現在身邊有江俊浩,有顧老板,有媒體,有輿論,有紀檢部門。更重要的是,你有我沒有的東西——你從來不猶豫。”
蘇雨桐抱著那摞文件走出辦公樓的時候,陽光很亮,照在北大數學系的老樓上。她忽然覺得懷裏這摞文件不重——不是因為紙輕,是因為她不是一個人。她拿出手機給江俊浩發了條消息:陳教授把所有證據都交給我了。下個月國際數學聯合會全體會議,正式提交環球基金案。
江俊浩秒回:顧老板那邊也準備好了,他在新加坡的舊同事願意出庭作證。
蘇雨桐站在數學系門口的銀杏樹下,仰頭看著光禿禿的樹枝。春天還沒到,但枝頭已經冒出了細小的芽苞。她把陳景明的文件往懷裏攏了攏,背上書包往校門口走去,在群裏回覆了一條:那就正式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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