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歸途無歸[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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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歸途無歸
第五十一章歸途無歸
一九四七年三月，新加坡的雨季還沒有結束。
赤道的雨說來就來，來的時候劈裏啪啦砸在騎樓的鐵皮檐上，整條巷子都是濕漉漉的水聲。藥材行的老先生把算盤擱在櫃臺高處——地上的潮氣太重，算盤珠子受了潮會發澀，撥起來不脆。
溫憾絮在二樓收拾行李。和張俊生住在一起的這間屋子不大，靠墻一張木床，窗邊一張桌子，桌上堆著一些書和幾本手寫的劇本。衣櫃是竹編的，門關不嚴實，張俊生的一件汗衫袖子從縫隙裏擠出來，白的，洗了很多次，領口松松垮垮的。
他把那件汗衫塞回櫃子裏，然後把自己的行李箱打開，放在床上。
張俊生站在窗邊，背對著他，看著窗外的雨。
“你大哥信上怎麽說。”他的聲音不高，被雨聲壓著。
“公司還有一些手續沒有清幹凈。差老板名下的那幾筆賬，要本人回去簽字畫押。大哥說他一個人辦不了。”溫憾絮把兩件襯衫疊好放進行李箱。那件淺灰色的，領口內側繡著“W”的，被他拿起來，又放下。他想了想，把它留在了床上。
“多久。”
“最多一周。”
張俊生轉過身。窗外的雨光把他的臉照得發白，太陽穴旁邊那道疤在陰天的光線裏顯得比平時深一些。他走過來，把那件淺灰色襯衫拿起來，疊好，放進了行李箱。
“帶上。manu三月不熱，早晚涼。”
溫憾絮看著他把襯衫放進箱子底，沒有攔。張俊生疊衣服的方式和十年前一模一樣——先把袖子折進去，然後從下擺往上卷，卷到領口的時候停一下，用手掌壓平所有褶皺。劇組裏只有他一個人這麽疊衣服。
“我大哥說，差老板那邊的賬，這次清了就徹底斷了。”溫憾絮合上行李箱，扣好搭扣，“以後就不用再和那邊打交道了。”
張俊生沒有說話。他看著溫憾絮把搭扣按下去，金屬咬合發出一聲脆響。然後他伸出手，把溫憾絮左手無名指上那兩只銀戒指轉了一下。轉了一整圈。和九年前在片場門口，第一次握住他的手腕時一模一樣的力道。
“一周之內你不回來，我就去manu找你。”
溫憾絮的左邊嘴角翹起來。“一周之內回不來，一定是船誤了。新加坡到manu的船，誤一天兩天的常有。”
張俊生沒有笑。他只是把溫憾絮的手握在掌心裏，收緊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鐵皮檐上的水聲連成一片，把藥材行的當歸氣味從樓下沖上來，濃得化不開。
三月十七日，溫憾絮登上了從新加坡開往馬努的渡輪。
張俊生送他到碼頭。新加坡海峽的海水在三月的光裏泛著灰綠色，渡輪的汽笛拉響了兩聲，低沈的，短促的。碼頭上送行的人不多，幾個扛貨的苦力蹲在棧橋邊抽煙，等著下一班貨船靠岸。
溫憾絮穿著張俊生疊好的那件淺灰色襯衫。領口的“W”貼著鎖骨，被早晨的海風吹得一掀一掀。
“我回來的時候，去牛車水那家新開的潮州粿條攤嘗嘗。”他說。
“好。”
“你幫我把桌子上的劇本批註寫完。”
“好。”
溫憾絮伸出手，把張俊生被海風吹亂的頭發攏到耳後。“你從來沒有說過不好。”
張俊生擡起頭，看進他的眼睛裏。碼頭的汽笛又響了一聲。渡輪的船員開始收跳板。他往前走了一步，兩個人的距離近到只剩一個拳頭的縫隙。
“溫憾絮。”
“嗯。”
“你還記不記得，一九四一年你離開manu的前一夜，你在石龍軍路的樓梯上對我說了什麽。”
溫憾絮低頭看著他。海風從兩個人之間穿過去，把張俊生的汗衫吹得貼著胸口。他看著張俊生太陽穴旁邊的疤，看著那道疤後面藏了六年的東西。
“我說，等和平了，我們再搭戲。”
“現在和平了。”張俊生把右手伸進口袋裏，摸出那枚內側刻著“W”、掛在銀鏈上的戒指。他拉過溫憾絮的手，把銀鏈放進去，把他的手指合攏，包住那枚戒指。“你把戒指帶回去。讓它替我在manu陪你一周。”
溫憾絮的手掌收緊了。銀鏈從他指縫裏滑出來，戒指硌著掌心，和六年來每一次握緊時一模一樣的觸感。
他轉過身，拎著行李箱走上跳板。腳跟先著地，然後是腳掌，最後是腳尖。和來的時候一樣的步伐。
張俊生站在碼頭上，看著渡輪離開泊位。船身劃開灰綠色的海水，在船尾拉出一道白色的泡沫。溫憾絮站在甲板上，身影越來越小。海風把他的襯衫吹得鼓起來，淺灰色的，和仰光港口分別那天一模一樣的剪影。
只是這一次，他不會回來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溫憾絮抵達manu。
第二天他去了差老板的公司。差老板在披汶下臺後失去了大部分軍方靠山，公司規模縮減到只剩下兩層樓。賬目亂得像一團麻線，溫憾絮和大哥一起坐了四個小時，把一九四一年以來所有涉及軍方的投資賬目一條一條理清楚。
第三天，他去了一趟石龍軍路的房子。大哥已經搬去了新住處，房子空著，騎樓二層的窗戶關著，周嬸的甜粿攤也不在了。聽鄰居說，周嬸去年病了一場，被女兒接去了鄉下的老家。巷子裏只剩下那棵菩提樹還在原來的地方。
他站在菩提樹下，樹下的公司招牌還在，靠在樹根上，被三年的雨水泡得字跡模糊。他蹲下去，把招牌翻過來看。背面的字還在——“張俊生”三個字，被人用什麽東西刻在木板上。筆畫不是很工整，但看得出刻的人很用力。是他在石龍軍路的屋裏養傷的那幾天刻上去的。溫憾絮用指尖描了一遍那三個字的筆畫。然後站起來，把招牌重新靠回樹根上。
三月二十二日傍晚，他從公司出來，沿著石龍軍路往住處走。
暮色很好，和十年前一樣的灰藍色。河面上有水葫蘆打著旋往下游漂。他走過粿條攤舊址，走過周嬸的甜粿攤子那個空了的門面，走過阿喬曾經站在門口抽著煙的片場。
三個人從一輛黑色轎車裏鉆出來。
槍響了。
三下。
騎樓的影子被槍聲震碎了。manu三月的暮色裏，一只銀戒指從松開的手掌裏滾出來，滾過柏油路面，掉進路邊的排水溝裏。裏面的那枚刻著“Z”，外側的兩枚刻著“Z”。三只戒指在溝底的積水裏疊在一起，被暮色染成暗金色。
他倒下的時候，是腳跟先著地。然後是身體。和十年前NG時倒下的姿勢一樣。只是這一次，沒有人喊“卡”了。
消息傳到新加坡的時候，已經是四月下旬。
張俊生是從阿喬的電報裏看到的。電報只有一行字——“溫憾絮於三月二十二日在manu遇刺身亡。”
他讀了三遍。第一遍，他以為看錯了。第二遍，手指開始發抖。第三遍讀完後，他把電報折好，放進口袋裏。然後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桌上攤著一本手寫的劇本，空了一頁半，等著溫憾絮回來看他寫的批註。他拿起筆，把那一頁翻過去。然後就那樣坐了很久，久到藥材行的老先生上樓來收賬，喊了他三聲，他都沒有聽見。
三天後，阿喬通過自由臺人組織的關系，幫他辦好了從新加坡經濱城回manu的所有證件。證件上的名字不是張俊生，是“張龍”——他做武打演員時的藝名。
出發前一晚，他一個人坐在二樓的窗臺上。窗外是新加坡河的夜色，河面上又升起了煙火。不是節日，是碼頭上有人在慶祝什麽，零星的，不成氣候的，在夜空中孤零零地炸開幾朵就沒了。他把那枚內側刻著“Z”、掛在銀鏈上的戒指從領口裏拉出來，握在掌心裏。和溫憾絮走之前交到他手裏時一模一樣的位置，一模一樣的溫度。
“一周之內你不回來，我就去找你。”
他的聲音很輕，輕到被煙火聲蓋過。窗外的新加坡河在夜色裏流淌。和南河一模一樣的流淌方式。只是換了名字。
四月底，張俊生回到了manu。
阿喬在碼頭接他。她穿了一件黑色旗袍，頭發比一年前白了一片，鬢角的白色從幾根變成了一片。她看見張俊生從渡輪上走下來，沒有問路上是否順利，也沒有說任何禮節的話。她只是走過來，把手裏的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
“這是我這半個月查到的。”
張俊生打開信封。裏面是幾張照片，一份名單，和一張手寫的便條。照片上的人他見過——差老板公司的幕後老板，披汶時期的軍事系統高官，在披汶下臺後轉入地下活動，手中仍掌握著相當一部分軍方關系網。名單上記錄著阿喬查到的情報：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這位幕後老板發現了溫憾絮在戰時利用公司酒局收集情報的證據，通過幾張舊賬本照片和一次酒局上的口供核對，鎖定了情報源頭。為了報覆，也為了滅口，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安排了暗殺。
便條是阿喬用鋼筆寫的——“他不是死於仇殺，也不是死於意外。他是被認出來了。”
張俊生把便條折好，和名單、照片一起放回信封裏。他沒有哭。他的眼睛在碼頭灰蒙蒙的天光裏顯得很安靜，和拍攝《江湖客》時被NG三次之後的表情一模一樣——把所有的東西都收進了皮膚底下，不讓人看見。
“他在哪裏。”他說。
“誰。”
“殺他的人。”
阿喬沈默了幾秒鐘。“那個人在政界還有關系。你一個人動不了他。”
“我不動他。”張俊生把信封放進口袋裏，貼著胸口的位置。“我先要知道他人在哪裏。”
他沒有找到那個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披汶發動政變，重新登上權力核心。自由臺人組織在曇花一現的政治春天後重新轉入地下。曾經主導暗殺的幕後老板以披汶親信的身份回到了軍方高層，出入有警衛護送，居住有重兵把守。張俊生通過阿喬的情報網絡多次嘗試接近，全以失敗告終。
十一月的一個晚上，阿喬在石龍軍路的一家老茶館裏和他見面。茶館的窗戶對著南河，河面上有運米的船緩緩駛過。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樣的流淌方式。
“你留在manu，隨時會被認出來。”阿喬說，“你演過電影，臉太熟。披汶的人一旦查到你的身份，你會和憾絮一樣。”
張俊生端起茶杯，沒有喝。茶杯裏的茶涼了，面上浮著一層油亮的光。
“我不走。”
“張俊生——”
“我不走。”他把茶杯放下來。瓷杯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很輕的悶響。“他在manu倒下去的。我就在manu站起來。”
阿喬看著他。看著他的眼睛在茶館昏暗的燈光裏泛著暗淡的光。那是她第一次在該劇組的化妝間裏，看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說他可以背住走位時眼睛裏沒有過的東西——那種從骨頭裏長出來的、不問結果只問做不做的決心。
“你要做什麽。”
張俊生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放在桌上。是一只鋼筆。筆桿磨得發亮，筆尖上還沾著深藍色的墨水。阿喬認得出，是那天在劇組，溫憾絮說“要緊的東西要記在紙上”之後，他買的那支鋼筆。
“他在manu用了六年，把情報寫成信。我在濱城用了三年，把情報寫成報告。這支筆記錄過的東西，比他活過的年頭還長。”他把筆拿起來，在指尖轉了一圈，然後握緊了。“我留在manu，繼續寫。”
阿喬沈默了很久。茶館外面，南河上的船工撐著長篙，號子聲在夜色裏傳出去很遠。
“你要寫什麽。”
“寫他看到的東西。”張俊生把筆帽拔開，在手邊的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字跡工整，撇捺伸展，“張”字的最後一捺拖得比平時長一點。“寫這個國家還沒有做完的夢。”
他留了下來。
阿喬給他弄到了一個假身份——一個從潮州來manu投奔親戚的藥材商人，名字叫陳文傑。他在石龍軍路附近的一條巷子裏租了一間房。房間很小，窗戶對著南河，可以看到河面上運米的船來來去去。桌上擺著那支鋼筆，一疊紙，和一張黑白照片——殺青日，菩提樹下，兩個人並肩站著。照片的邊角已經磨出了毛邊，背面寫著“左腳同時，右腳也同時”。
白天他在藥材行幫工。晚上他坐在窗前的桌邊，就著manu夜晚的河風寫材料——披汶政府的人事更疊，軍方的調動，華文報紙被審查的內容，石龍軍路騎樓裏貼出來又被撕掉的標語。他把這些寫成報告，通過阿喬的渠道送到新加坡，送到還活著的自由臺人海外聯絡處。他的情報編號是“龍”——把這個字用在檔案裏，阿喬說，這樣就算檔案被查獲，別人也只會以為這是某個華人武館的代號。
他沒有再演過戲。但他每天夜裏坐在桌前寫報告的時候，會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寫滿一頁紙，把筆放在左手邊，然後用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不輕不重，和十年前拍《江湖客》時他握住那個緊張的新人的手腕時一模一樣的力道。然後他會看著窗外的南河。河水的反光在夜色裏泛著灰藍色的光，河面上有水葫蘆打著旋往下游漂。
“你演不好我幫你兜著，我演不好你幫我兜著。”
河水在窗前流過去。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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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歸途無歸
一九四七年三月，新加坡的雨季還沒有結束。
赤道的雨說來就來，來的時候劈裏啪啦砸在騎樓的鐵皮檐上，整條巷子都是濕漉漉的水聲。藥材行的老先生把算盤擱在櫃臺高處——地上的潮氣太重，算盤珠子受了潮會發澀，撥起來不脆。
溫憾絮在二樓收拾行李。和張俊生住在一起的這間屋子不大，靠墻一張木床，窗邊一張桌子，桌上堆著一些書和幾本手寫的劇本。衣櫃是竹編的，門關不嚴實，張俊生的一件汗衫袖子從縫隙裏擠出來，白的，洗了很多次，領口松松垮垮的。
他把那件汗衫塞回櫃子裏，然後把自己的行李箱打開，放在床上。
張俊生站在窗邊，背對著他，看著窗外的雨。
“你大哥信上怎麽說。”他的聲音不高，被雨聲壓著。
“公司還有一些手續沒有清幹凈。差老板名下的那幾筆賬，要本人回去簽字畫押。大哥說他一個人辦不了。”溫憾絮把兩件襯衫疊好放進行李箱。那件淺灰色的，領口內側繡著“W”的，被他拿起來，又放下。他想了想，把它留在了床上。
“多久。”
“最多一周。”
張俊生轉過身。窗外的雨光把他的臉照得發白，太陽穴旁邊那道疤在陰天的光線裏顯得比平時深一些。他走過來，把那件淺灰色襯衫拿起來，疊好，放進了行李箱。
“帶上。manu三月不熱，早晚涼。”
溫憾絮看著他把襯衫放進箱子底，沒有攔。張俊生疊衣服的方式和十年前一模一樣——先把袖子折進去，然後從下擺往上卷，卷到領口的時候停一下，用手掌壓平所有褶皺。劇組裏只有他一個人這麽疊衣服。
“我大哥說，差老板那邊的賬，這次清了就徹底斷了。”溫憾絮合上行李箱，扣好搭扣，“以後就不用再和那邊打交道了。”
張俊生沒有說話。他看著溫憾絮把搭扣按下去，金屬咬合發出一聲脆響。然後他伸出手，把溫憾絮左手無名指上那兩只銀戒指轉了一下。轉了一整圈。和九年前在片場門口，第一次握住他的手腕時一模一樣的力道。
“一周之內你不回來，我就去manu找你。”
溫憾絮的左邊嘴角翹起來。“一周之內回不來，一定是船誤了。新加坡到manu的船，誤一天兩天的常有。”
張俊生沒有笑。他只是把溫憾絮的手握在掌心裏，收緊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鐵皮檐上的水聲連成一片，把藥材行的當歸氣味從樓下沖上來，濃得化不開。
三月十七日，溫憾絮登上了從新加坡開往馬努的渡輪。
張俊生送他到碼頭。新加坡海峽的海水在三月的光裏泛著灰綠色，渡輪的汽笛拉響了兩聲，低沈的，短促的。碼頭上送行的人不多，幾個扛貨的苦力蹲在棧橋邊抽煙，等著下一班貨船靠岸。
溫憾絮穿著張俊生疊好的那件淺灰色襯衫。領口的“W”貼著鎖骨，被早晨的海風吹得一掀一掀。
“我回來的時候，去牛車水那家新開的潮州粿條攤嘗嘗。”他說。
“好。”
“你幫我把桌子上的劇本批註寫完。”
“好。”
溫憾絮伸出手，把張俊生被海風吹亂的頭發攏到耳後。“你從來沒有說過不好。”
張俊生擡起頭，看進他的眼睛裏。碼頭的汽笛又響了一聲。渡輪的船員開始收跳板。他往前走了一步，兩個人的距離近到只剩一個拳頭的縫隙。
“溫憾絮。”
“嗯。”
“你還記不記得，一九四一年你離開manu的前一夜，你在石龍軍路的樓梯上對我說了什麽。”
溫憾絮低頭看著他。海風從兩個人之間穿過去，把張俊生的汗衫吹得貼著胸口。他看著張俊生太陽穴旁邊的疤，看著那道疤後面藏了六年的東西。
“我說，等和平了，我們再搭戲。”
“現在和平了。”張俊生把右手伸進口袋裏，摸出那枚內側刻著“W”、掛在銀鏈上的戒指。他拉過溫憾絮的手，把銀鏈放進去，把他的手指合攏，包住那枚戒指。“你把戒指帶回去。讓它替我在manu陪你一周。”
溫憾絮的手掌收緊了。銀鏈從他指縫裏滑出來，戒指硌著掌心，和六年來每一次握緊時一模一樣的觸感。
他轉過身，拎著行李箱走上跳板。腳跟先著地，然後是腳掌，最後是腳尖。和來的時候一樣的步伐。
張俊生站在碼頭上，看著渡輪離開泊位。船身劃開灰綠色的海水，在船尾拉出一道白色的泡沫。溫憾絮站在甲板上，身影越來越小。海風把他的襯衫吹得鼓起來，淺灰色的，和仰光港口分別那天一模一樣的剪影。
只是這一次，他不會回來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溫憾絮抵達manu。
第二天他去了差老板的公司。差老板在披汶下臺後失去了大部分軍方靠山，公司規模縮減到只剩下兩層樓。賬目亂得像一團麻線，溫憾絮和大哥一起坐了四個小時，把一九四一年以來所有涉及軍方的投資賬目一條一條理清楚。
第三天，他去了一趟石龍軍路的房子。大哥已經搬去了新住處，房子空著，騎樓二層的窗戶關著，周嬸的甜粿攤也不在了。聽鄰居說，周嬸去年病了一場，被女兒接去了鄉下的老家。巷子裏只剩下那棵菩提樹還在原來的地方。
他站在菩提樹下，樹下的公司招牌還在，靠在樹根上，被三年的雨水泡得字跡模糊。他蹲下去，把招牌翻過來看。背面的字還在——“張俊生”三個字，被人用什麽東西刻在木板上。筆畫不是很工整，但看得出刻的人很用力。是他在石龍軍路的屋裏養傷的那幾天刻上去的。溫憾絮用指尖描了一遍那三個字的筆畫。然後站起來，把招牌重新靠回樹根上。
三月二十二日傍晚，他從公司出來，沿著石龍軍路往住處走。
暮色很好，和十年前一樣的灰藍色。河面上有水葫蘆打著旋往下游漂。他走過粿條攤舊址，走過周嬸的甜粿攤子那個空了的門面，走過阿喬曾經站在門口抽著煙的片場。
三個人從一輛黑色轎車裏鉆出來。
槍響了。
三下。
騎樓的影子被槍聲震碎了。manu三月的暮色裏，一只銀戒指從松開的手掌裏滾出來，滾過柏油路面，掉進路邊的排水溝裏。裏面的那枚刻著“Z”，外側的兩枚刻著“Z”。三只戒指在溝底的積水裏疊在一起，被暮色染成暗金色。
他倒下的時候，是腳跟先著地。然後是身體。和十年前NG時倒下的姿勢一樣。只是這一次，沒有人喊“卡”了。
消息傳到新加坡的時候，已經是四月下旬。
張俊生是從阿喬的電報裏看到的。電報只有一行字——“溫憾絮於三月二十二日在manu遇刺身亡。”
他讀了三遍。第一遍，他以為看錯了。第二遍，手指開始發抖。第三遍讀完後，他把電報折好，放進口袋裏。然後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桌上攤著一本手寫的劇本，空了一頁半，等著溫憾絮回來看他寫的批註。他拿起筆，把那一頁翻過去。然後就那樣坐了很久，久到藥材行的老先生上樓來收賬，喊了他三聲，他都沒有聽見。
三天後，阿喬通過自由臺人組織的關系，幫他辦好了從新加坡經濱城回manu的所有證件。證件上的名字不是張俊生，是“張龍”——他做武打演員時的藝名。
出發前一晚，他一個人坐在二樓的窗臺上。窗外是新加坡河的夜色，河面上又升起了煙火。不是節日，是碼頭上有人在慶祝什麽，零星的，不成氣候的，在夜空中孤零零地炸開幾朵就沒了。他把那枚內側刻著“Z”、掛在銀鏈上的戒指從領口裏拉出來，握在掌心裏。和溫憾絮走之前交到他手裏時一模一樣的位置，一模一樣的溫度。
“一周之內你不回來，我就去找你。”
他的聲音很輕，輕到被煙火聲蓋過。窗外的新加坡河在夜色裏流淌。和南河一模一樣的流淌方式。只是換了名字。
四月底，張俊生回到了manu。
阿喬在碼頭接他。她穿了一件黑色旗袍，頭發比一年前白了一片，鬢角的白色從幾根變成了一片。她看見張俊生從渡輪上走下來，沒有問路上是否順利，也沒有說任何禮節的話。她只是走過來，把手裏的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
“這是我這半個月查到的。”
張俊生打開信封。裏面是幾張照片，一份名單，和一張手寫的便條。照片上的人他見過——差老板公司的幕後老板，披汶時期的軍事系統高官，在披汶下臺後轉入地下活動，手中仍掌握著相當一部分軍方關系網。名單上記錄著阿喬查到的情報：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這位幕後老板發現了溫憾絮在戰時利用公司酒局收集情報的證據，通過幾張舊賬本照片和一次酒局上的口供核對，鎖定了情報源頭。為了報覆，也為了滅口，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安排了暗殺。
便條是阿喬用鋼筆寫的——“他不是死於仇殺，也不是死於意外。他是被認出來了。”
張俊生把便條折好，和名單、照片一起放回信封裏。他沒有哭。他的眼睛在碼頭灰蒙蒙的天光裏顯得很安靜，和拍攝《江湖客》時被NG三次之後的表情一模一樣——把所有的東西都收進了皮膚底下，不讓人看見。
“他在哪裏。”他說。
“誰。”
“殺他的人。”
阿喬沈默了幾秒鐘。“那個人在政界還有關系。你一個人動不了他。”
“我不動他。”張俊生把信封放進口袋裏，貼著胸口的位置。“我先要知道他人在哪裏。”
他沒有找到那個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披汶發動政變，重新登上權力核心。自由臺人組織在曇花一現的政治春天後重新轉入地下。曾經主導暗殺的幕後老板以披汶親信的身份回到了軍方高層，出入有警衛護送，居住有重兵把守。張俊生通過阿喬的情報網絡多次嘗試接近，全以失敗告終。
十一月的一個晚上，阿喬在石龍軍路的一家老茶館裏和他見面。茶館的窗戶對著南河，河面上有運米的船緩緩駛過。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樣的流淌方式。
“你留在manu，隨時會被認出來。”阿喬說，“你演過電影，臉太熟。披汶的人一旦查到你的身份，你會和憾絮一樣。”
張俊生端起茶杯，沒有喝。茶杯裏的茶涼了，面上浮著一層油亮的光。
“我不走。”
“張俊生——”
“我不走。”他把茶杯放下來。瓷杯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很輕的悶響。“他在manu倒下去的。我就在manu站起來。”
阿喬看著他。看著他的眼睛在茶館昏暗的燈光裏泛著暗淡的光。那是她第一次在該劇組的化妝間裏，看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說他可以背住走位時眼睛裏沒有過的東西——那種從骨頭裏長出來的、不問結果只問做不做的決心。
“你要做什麽。”
張俊生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放在桌上。是一只鋼筆。筆桿磨得發亮，筆尖上還沾著深藍色的墨水。阿喬認得出，是那天在劇組，溫憾絮說“要緊的東西要記在紙上”之後，他買的那支鋼筆。
“他在manu用了六年，把情報寫成信。我在濱城用了三年，把情報寫成報告。這支筆記錄過的東西，比他活過的年頭還長。”他把筆拿起來，在指尖轉了一圈，然後握緊了。“我留在manu，繼續寫。”
阿喬沈默了很久。茶館外面，南河上的船工撐著長篙，號子聲在夜色裏傳出去很遠。
“你要寫什麽。”
“寫他看到的東西。”張俊生把筆帽拔開，在手邊的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字跡工整，撇捺伸展，“張”字的最後一捺拖得比平時長一點。“寫這個國家還沒有做完的夢。”
他留了下來。
阿喬給他弄到了一個假身份——一個從潮州來manu投奔親戚的藥材商人，名字叫陳文傑。他在石龍軍路附近的一條巷子裏租了一間房。房間很小，窗戶對著南河，可以看到河面上運米的船來來去去。桌上擺著那支鋼筆，一疊紙，和一張黑白照片——殺青日，菩提樹下，兩個人並肩站著。照片的邊角已經磨出了毛邊，背面寫著“左腳同時，右腳也同時”。
白天他在藥材行幫工。晚上他坐在窗前的桌邊，就著manu夜晚的河風寫材料——披汶政府的人事更疊，軍方的調動，華文報紙被審查的內容，石龍軍路騎樓裏貼出來又被撕掉的標語。他把這些寫成報告，通過阿喬的渠道送到新加坡，送到還活著的自由臺人海外聯絡處。他的情報編號是“龍”——把這個字用在檔案裏，阿喬說，這樣就算檔案被查獲，別人也只會以為這是某個華人武館的代號。
他沒有再演過戲。但他每天夜裏坐在桌前寫報告的時候，會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寫滿一頁紙，把筆放在左手邊，然後用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不輕不重，和十年前拍《江湖客》時他握住那個緊張的新人的手腕時一模一樣的力道。然後他會看著窗外的南河。河水的反光在夜色裏泛著灰藍色的光，河面上有水葫蘆打著旋往下游漂。
“你演不好我幫你兜著，我演不好你幫我兜著。”
河水在窗前流過去。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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