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犟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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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犟驢
而人生，能在這樣的背景遇上不凡之人，得靠幾分運氣。
我們已基本安頓妥當，總算有了些閑暇。站在屋前的大楓樹下打量周遭，擡頭望著樹冠遮天蔽日的模樣，我倆不由得驚嘆這棵樹的粗壯雄偉。可路過的漢子卻搖了搖頭：“這算得了什麽？”
他嘴裏那顆銀牙格外顯眼，腰間掛著個磕痕累累的軍用水壺，看著就不一般（當地人都背著一長截兩頭有節的竹筒當水壺）。後來我們受邀去了他家，一眼就瞧見屋裏擺著一張雕花大方桌。伸手撫上去，桌面溫潤得像塊玉石，敲一敲，既厚重又堅硬。仔細端詳才發現，這張桌子竟是一整塊無縫整木打造而成，難以想象，當初長成的大樹該是何等壯觀，足以撐起一片天。
這位看似不起眼的精瘦漢子，實則藏著一身傳奇。他曾上過抗美援朝的戰場，論能耐遠比齊巴子還出眾。肚子上那道瘆人的長疤，便是當年戰功赫赫的見證，我倆打心底裏對他滿是敬意。
或許是土家人尚武的習俗浸染，又或許是他打小攀枝摘茶果、丟石子趕牛練出的硬功夫，他投手榴彈的本事堪稱一絕——不僅扔得又遠又準，還能根據距離精準估算拉環後的延遲時間，讓手榴彈在敵群頭頂密集爆炸，殺傷效果驚人，因此得了個“炮手”的美名。當年部隊還特意給配了兩名副手，一人專門運送彈藥，一人幫著擰蓋遞彈，何等風光。腰間那只水壺，便是慶功會上師長親自題字贈予他的私人紀念品。而他能獲評“戰鬥英雄”，更關鍵的是一次勇炸坦克的壯舉。
回國後，組織上給了他縣郵電局領導的職務，可還沒等他去報到，就接到了“暫時回家等候安排”的通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卻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選擇——愛上了地主成分的姑娘“蕎花”。兩個身處敵對陣營的人，竟荒唐又堅定地要成一家人。
這簡直是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就連區裏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主任，都自告奮勇跑來“挽救”他。小屋窗下，主任拉著他的手，暢談人生、立場與階級鬥爭，反覆強調革命功臣就該永遠握著槍，哪怕睡覺都得睜一只眼。可他卻眼神飄向遠處地裏薅草的蕎花，突然冒出來一句：“主任，您看她薅草都跟繡花似的，這雙手要是握鋼筆，肯定比握鋤頭順溜。”主任氣得跺腳：“你這是拿革命功臣的腦袋換媳婦！”他撓了撓頭，露出那顆銀牙嘿嘿一笑：“腦袋是國家給的，媳婦是自個兒瞅中的，兩不耽誤——大不了回來種地。”這般油鹽不進的模樣，犟得活脫脫一頭驢。
誰能想到，那份“暫時回家等候”的通知，竟讓他一等就是一輩子。
其實，不管算不算英雄，村裏人對他頗有微詞。比如那顆銀牙，怎麽看都少了些英雄氣概；去朝鮮待了不過兩年，回來就把天天吃的土豆稱作“馬鈴薯”，被視作輕浮顯擺；更別提他那長著狐貍般細長眉眼、模樣勾魂攝魄的妻子蕎花——孩子都能滿地跑了，說話還嗲聲嗲氣的，偏偏還矯情地犯著“寒腿”，大夥兒都說是他慣的。
可他卻毫不在意，反倒得意洋洋地跟人炫耀：“我老婆趕集，一雙繡鞋總沒鼻子沒眼（踩腳是土家男女示愛的方式）。幾十裏山鄉，沒誰趕上她漂亮。”
這對夫妻懸殊的政治背景，讓人們借用齊巴子常掛在嘴邊的朝鮮半島局勢，給了他一個戲謔的綽號——“半截紅”。上半截是根正苗紅的革命功臣，下半截嘛，就成了“下半身動物”，不便細說了。
每逢冬季來臨，便是“半截紅”一家的難捱日子。就像俗語說的“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按照慣例，全公社的各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員、記工員等基層幹部，都得去公社禮堂聽報告。講臺上，書記坐著舉起食指，語氣平和地宣講大寨經驗，臉卻紅得像剛啃了十個紅辣椒，不用講稿就能滔滔不絕講上一整天。
臺下兩三百號人把杉樹幹當板凳，圍著火堆烤屁股。大夥兒烤完前心轉後背，像翻著面烤紅薯。書記口中的虎頭山下（大寨），是整齊劃一的漂亮住宅，有免費的集體學校和幼兒園，拖拉機在人造平原上奔馳，核桃林覆蓋山丘，鋼筋水泥築成田坎，玉米棒長得有尺把長，糧倉裏堆滿糧食——這些現實與幻想交織的場景，像極了現代傳銷的手法，通過封閉培訓，給長期挨餓的人們大灌心靈雞湯。而書記那張通紅的臉，其實純屬生理原因：他身子太壯，內火旺，臉上冒出些芝麻大的紅疹，連片泛濫所致。
可現實終究靠物質支撐，哪怕是精神上的盛宴也不例外。公社開會的供暖，得靠各隊指派地富分子人家送炭來維持。於是，“半截紅”一家三口便得往十幾裏外的山林跑，去燒制地炭（用灌木燒成的碎末狀炭）。
有一次打柴，春兒恰巧遇上了燒炭歸來的“半截紅”一家。三人臉上被煙火熏得漆黑，只剩眼白清晰可見。“半截紅”胸前掛著那只軍用水壺，背著妻子往山下走，孩子跟在一旁，爺倆一前一後，長一聲短一聲地呼喚著“仙女”。
幹活的時候，春兒故意模仿“半截紅”那溫柔纏綿的腔調，把“仙女”的呼喚當眾哼了出來。那甜蜜又飄渺的聲音，聽得肉麻。婦女們個個滿臉通紅，卻都不作聲，打心底裏不信，世上還有這般沒用的男人。
他就像個被遺忘在時代角落裏的小說人物，這般不幸的境遇著實令人唏噓。
或許有人會覺得，隨著時間流逝、激情消退，他終究會為當年的“無知”追悔莫及。但你若是這麽想，就太膚淺了。曾有人問他：“這輩子後悔不？要是沒娶地主女兒，現在早當大官了。”他蹲在門檻邊修理竹背簍，銀牙在暮色裏忽明忽暗：“後悔？當年在□□天雪地裏，看著戰友咽氣時還攥著家裏的照片——咱現在能摟著媳婦睡熱鋪，餓了能聽見她喊‘吃飯啦’，這不比當官舒坦？”說著往嘴裏塞了塊烤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你們管這叫土豆，我偏叫‘馬鈴薯’，咋地？這名字聽著就洋氣，跟我媳婦一樣，帶勁兒！”那模樣，活脫脫一個人生贏家，哪來的“倒帶”。
他頭上纏著包布，滿臉皺褶刻滿了歲月的痕跡，頭發像枯草般過早地花白了，比同齡人顯老許多。可他心裏知足得很，時常拿鄰隊同去朝鮮卻沒能活著回來的戰友作比，總覺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打心底裏珍惜眼下這平淡的小日子。
公正地說，我從不覺得他輕浮，更沒聽過他講半句下流段子；頂多，就是跟著大夥兒青澀地笑笑。在這葷段子滿天飛的環境裏，他算得上一股清流。我始終認定，春兒說他呼喚妻子是“仙女”的傳聞，純屬虛構，他一向穩重，斷不會做出這般出格的事。即便只是呼喚妻子“蕎花——”，他也是輕輕的、潤潤的，滿是溫柔。
蓋房子，歷來是農耕民族的終極心願。土家吊腳樓傳承了“幹欄”式帶廊建築的遺風，依山而建，順應地勢，既能抵禦山洪野獸，又是建築與雕刻藝術的完美結合。
當年趁著人民公社化、山林權屬模糊的機會，村裏人都熱火朝天地砍樹，精明地忙著建私房，都獲益不少。可“半截紅”礙於特殊身份，不敢跟風，一家三口至今仍住在土改時分得的破屋裏，房子就在通往水井的路邊。
每天收工，山路上，總能看見那遠遠落在隊後的身影。他挑石頭來砌房。扁擔被壓得咯吱作響，他滿臉吃力，“哼哧哼哧”地往前挪，活像只背著硬殼的蝸牛。旁人都覺得他異想天開，可他偏要憑著這股犟勁，“挑”出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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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生，能在這樣的背景遇上不凡之人，得靠幾分運氣。
我們已基本安頓妥當，總算有了些閑暇。站在屋前的大楓樹下打量周遭，擡頭望著樹冠遮天蔽日的模樣，我倆不由得驚嘆這棵樹的粗壯雄偉。可路過的漢子卻搖了搖頭：“這算得了什麽？”
他嘴裏那顆銀牙格外顯眼，腰間掛著個磕痕累累的軍用水壺，看著就不一般（當地人都背著一長截兩頭有節的竹筒當水壺）。後來我們受邀去了他家，一眼就瞧見屋裏擺著一張雕花大方桌。伸手撫上去，桌面溫潤得像塊玉石，敲一敲，既厚重又堅硬。仔細端詳才發現，這張桌子竟是一整塊無縫整木打造而成，難以想象，當初長成的大樹該是何等壯觀，足以撐起一片天。
這位看似不起眼的精瘦漢子，實則藏著一身傳奇。他曾上過抗美援朝的戰場，論能耐遠比齊巴子還出眾。肚子上那道瘆人的長疤，便是當年戰功赫赫的見證，我倆打心底裏對他滿是敬意。
或許是土家人尚武的習俗浸染，又或許是他打小攀枝摘茶果、丟石子趕牛練出的硬功夫，他投手榴彈的本事堪稱一絕——不僅扔得又遠又準，還能根據距離精準估算拉環後的延遲時間，讓手榴彈在敵群頭頂密集爆炸，殺傷效果驚人，因此得了個“炮手”的美名。當年部隊還特意給配了兩名副手，一人專門運送彈藥，一人幫著擰蓋遞彈，何等風光。腰間那只水壺，便是慶功會上師長親自題字贈予他的私人紀念品。而他能獲評“戰鬥英雄”，更關鍵的是一次勇炸坦克的壯舉。
回國後，組織上給了他縣郵電局領導的職務，可還沒等他去報到，就接到了“暫時回家等候安排”的通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卻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選擇——愛上了地主成分的姑娘“蕎花”。兩個身處敵對陣營的人，竟荒唐又堅定地要成一家人。
這簡直是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就連區裏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主任，都自告奮勇跑來“挽救”他。小屋窗下，主任拉著他的手，暢談人生、立場與階級鬥爭，反覆強調革命功臣就該永遠握著槍，哪怕睡覺都得睜一只眼。可他卻眼神飄向遠處地裏薅草的蕎花，突然冒出來一句：“主任，您看她薅草都跟繡花似的，這雙手要是握鋼筆，肯定比握鋤頭順溜。”主任氣得跺腳：“你這是拿革命功臣的腦袋換媳婦！”他撓了撓頭，露出那顆銀牙嘿嘿一笑：“腦袋是國家給的，媳婦是自個兒瞅中的，兩不耽誤——大不了回來種地。”這般油鹽不進的模樣，犟得活脫脫一頭驢。
誰能想到，那份“暫時回家等候”的通知，竟讓他一等就是一輩子。
其實，不管算不算英雄，村裏人對他頗有微詞。比如那顆銀牙，怎麽看都少了些英雄氣概；去朝鮮待了不過兩年，回來就把天天吃的土豆稱作“馬鈴薯”，被視作輕浮顯擺；更別提他那長著狐貍般細長眉眼、模樣勾魂攝魄的妻子蕎花——孩子都能滿地跑了，說話還嗲聲嗲氣的，偏偏還矯情地犯著“寒腿”，大夥兒都說是他慣的。
可他卻毫不在意，反倒得意洋洋地跟人炫耀：“我老婆趕集，一雙繡鞋總沒鼻子沒眼（踩腳是土家男女示愛的方式）。幾十裏山鄉，沒誰趕上她漂亮。”
這對夫妻懸殊的政治背景，讓人們借用齊巴子常掛在嘴邊的朝鮮半島局勢，給了他一個戲謔的綽號——“半截紅”。上半截是根正苗紅的革命功臣，下半截嘛，就成了“下半身動物”，不便細說了。
每逢冬季來臨，便是“半截紅”一家的難捱日子。就像俗語說的“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按照慣例，全公社的各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員、記工員等基層幹部，都得去公社禮堂聽報告。講臺上，書記坐著舉起食指，語氣平和地宣講大寨經驗，臉卻紅得像剛啃了十個紅辣椒，不用講稿就能滔滔不絕講上一整天。
臺下兩三百號人把杉樹幹當板凳，圍著火堆烤屁股。大夥兒烤完前心轉後背，像翻著面烤紅薯。書記口中的虎頭山下（大寨），是整齊劃一的漂亮住宅，有免費的集體學校和幼兒園，拖拉機在人造平原上奔馳，核桃林覆蓋山丘，鋼筋水泥築成田坎，玉米棒長得有尺把長，糧倉裏堆滿糧食——這些現實與幻想交織的場景，像極了現代傳銷的手法，通過封閉培訓，給長期挨餓的人們大灌心靈雞湯。而書記那張通紅的臉，其實純屬生理原因：他身子太壯，內火旺，臉上冒出些芝麻大的紅疹，連片泛濫所致。
可現實終究靠物質支撐，哪怕是精神上的盛宴也不例外。公社開會的供暖，得靠各隊指派地富分子人家送炭來維持。於是，“半截紅”一家三口便得往十幾裏外的山林跑，去燒制地炭（用灌木燒成的碎末狀炭）。
有一次打柴，春兒恰巧遇上了燒炭歸來的“半截紅”一家。三人臉上被煙火熏得漆黑，只剩眼白清晰可見。“半截紅”胸前掛著那只軍用水壺，背著妻子往山下走，孩子跟在一旁，爺倆一前一後，長一聲短一聲地呼喚著“仙女”。
幹活的時候，春兒故意模仿“半截紅”那溫柔纏綿的腔調，把“仙女”的呼喚當眾哼了出來。那甜蜜又飄渺的聲音，聽得肉麻。婦女們個個滿臉通紅，卻都不作聲，打心底裏不信，世上還有這般沒用的男人。
他就像個被遺忘在時代角落裏的小說人物，這般不幸的境遇著實令人唏噓。
或許有人會覺得，隨著時間流逝、激情消退，他終究會為當年的“無知”追悔莫及。但你若是這麽想，就太膚淺了。曾有人問他：“這輩子後悔不？要是沒娶地主女兒，現在早當大官了。”他蹲在門檻邊修理竹背簍，銀牙在暮色裏忽明忽暗：“後悔？當年在□□天雪地裏，看著戰友咽氣時還攥著家裏的照片——咱現在能摟著媳婦睡熱鋪，餓了能聽見她喊‘吃飯啦’，這不比當官舒坦？”說著往嘴裏塞了塊烤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你們管這叫土豆，我偏叫‘馬鈴薯’，咋地？這名字聽著就洋氣，跟我媳婦一樣，帶勁兒！”那模樣，活脫脫一個人生贏家，哪來的“倒帶”。
他頭上纏著包布，滿臉皺褶刻滿了歲月的痕跡，頭發像枯草般過早地花白了，比同齡人顯老許多。可他心裏知足得很，時常拿鄰隊同去朝鮮卻沒能活著回來的戰友作比，總覺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打心底裏珍惜眼下這平淡的小日子。
公正地說，我從不覺得他輕浮，更沒聽過他講半句下流段子；頂多，就是跟著大夥兒青澀地笑笑。在這葷段子滿天飛的環境裏，他算得上一股清流。我始終認定，春兒說他呼喚妻子是“仙女”的傳聞，純屬虛構，他一向穩重，斷不會做出這般出格的事。即便只是呼喚妻子“蕎花——”，他也是輕輕的、潤潤的，滿是溫柔。
蓋房子，歷來是農耕民族的終極心願。土家吊腳樓傳承了“幹欄”式帶廊建築的遺風，依山而建，順應地勢，既能抵禦山洪野獸，又是建築與雕刻藝術的完美結合。
當年趁著人民公社化、山林權屬模糊的機會，村裏人都熱火朝天地砍樹，精明地忙著建私房，都獲益不少。可“半截紅”礙於特殊身份，不敢跟風，一家三口至今仍住在土改時分得的破屋裏，房子就在通往水井的路邊。
每天收工，山路上，總能看見那遠遠落在隊後的身影。他挑石頭來砌房。扁擔被壓得咯吱作響，他滿臉吃力，“哼哧哼哧”地往前挪，活像只背著硬殼的蝸牛。旁人都覺得他異想天開，可他偏要憑著這股犟勁，“挑”出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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