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行的人難道會同你講什麽良心、仁義、責任或道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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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行的人難道會同你講什麽良心、仁義、責任或道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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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敘總是令人感覺他是在不經意之間說出決絕的話，且態度堅決，說一不二。宋思禮羨慕他，更感激他。
“你介意講給我知道嗎？你們同姓鄺那一家是什麽淵源？為何他們會對商商下如此的狠手？”
“商商曾經接過一單，客戶是個高中女仔，名叫鄺秀瑛，是香港一位建築商人鄺勇浩的女兒。家中還有一個細佬，鄺勇浩同太太都重男輕女，對鄺秀瑛的關註不多。她怨氣深重，脾性暴戾，找到商商叫她幫忙分身家。”
“我第一次見鄺秀瑛，已經覺得她這個女仔心思不正，或許是有家庭的因素影響沒錯，但對於她的本性我也持懷疑態度。原本以商商平日接生意的標準，她是不會搭理鄺秀瑛的，但偏偏不知是什麽原因，令商商對她有所偏心，過分痛心她的遭遇，最後應承了下來。我應該更堅定地反對的......”
“那時鄺勇浩已經是癌癥晚期，靠住在醫院每日接受治療來延長性命。他找律師立過平安紙，幾乎將百分之八十的遺產都留給了兒子，百分之十五是給太太的，剩餘百分之五才是預備給鄺秀瑛的。還專門設置了很多條件，大概來講就是需要她幫忙照顧細佬直到他成年，她才有得領錢。”
“鄺秀瑛明明白白說過，只要能多分到錢，商商用什麽辦法她不管，手段越骯臟越好，她說只有這樣才能令鄺勇浩害怕。我們因此推測鄺勇浩平時做生意的手法應該算不上光明磊落，或許經常會有踩線的時候，於是我們循著這個方向去查。但結果與我們預料之中正正相反，他其實行事很謹慎，也輕易不信其他人，以至於起初一段時間我們連丁點兒線索都查不到。”
“但是鄺秀瑛堅稱她父親一定有見不得人的操作，嫌我們查得不夠深。她一面不停催促我們，一面靠自己加速進程，而她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偷偷換掉鄺勇浩每天都要服用的藥，讓他的神志更加不清醒，更容易聽她哄騙、受她控制。後來被護士發覺，醫院為了撇清責任，原本想報案追究，是商商從中斡旋攔了下來。”
“後來終於被我們查到，鄺勇浩曾經在一單工程施工過程中，為了節約成本用了達不到安全標準的材料，並用錢疏通了相關驗收部門的官員。整件事他做得很小心，我們查到的具體證據也不算得上是十拿九穩。但商商擔心再耽誤下去，鄺秀瑛可能會用更狠的方式，不是直接要了鄺勇浩的命，就是連累她自己被正式抓捕。所以，商商唯有拿著那些證據去找鄺勇浩談判。”
說到這裏徐敘兀自笑了，神情無稽又寒涼，“你知道鄺勇浩看了那些材料之後，第一句是問什麽嗎？他問是不是自己的女兒鄺秀瑛雇傭的商商？雖說他是重男輕女，但對於自己的女兒他也並非毫無了解，反而他很清楚女兒的心性，也知道她對遺囑的內容很不忿氣。”
“商商擅長談判，你知道的，最後鄺勇浩也不得不承諾更改遺囑，將分給鄺秀瑛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並解除了所有限制條件，只要鄺勇浩一死，百分之三十的遺產就會自自然然落入鄺秀瑛手中。她可以拿著這筆錢，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外國留學、定居，過上柴米無憂安安樂樂的生活。”
“但意料不到的是，鄺勇浩求商商別去驚擾那位收了他賄賂的官員。他說那官員為人忠直，為官清廉，是因為太太重病，所需醫療費實在是太高昂，被他逮住機會一勸再勸，才不得已收了那筆錢，在驗收工程的時候松手了一次。這是那位官員一世人的汙點，或許直到生命終結的那天都還在良心不安，為的不過是能將摯愛留在身邊。”
“其實原本商商也沒打算去找那位官員，既然鄺秀瑛想要的已經達到，那些查出來的證據也就被我們收藏了，沒透露給其他任何人。結果沒想到，鄺秀瑛倒是去拜訪了官員一次。她手中雖沒有實質證據，但那官員本來已經飽受良心折磨，聽她重提這件錯事，即刻變得惴惴不安。鄺秀瑛威脅他，叫他將當年收下的錢全都吐出來，否則她會去ICAC報案。”
“隔天，那官員自己去ICAC交待了整件事，然後從住所的頂樓跳了下去。”
事件峰回路轉，宋思禮聽得額頭冒汗。
“最後的結果，是鄺勇浩帶病入獄，他太太經受不住打擊，漸漸精神失常，經常獨自出街又走失，需要警察將她尋回來。鄺秀瑛的細佬幾乎等同一並失去父母的照顧，從事事有人安排的少爺仔變成需要反過來守護阿媽的苦學生。我跟過他一段時間，眼見著他好似一夜之間長大，行為舉止都變作另一個人。”
“鄺秀瑛是唯一獲益人，也是到那個時候我同商商才明白，或許她一開始的目的就不只是想要更多的遺產，而是想令她一家落得更慘烈的下場，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報覆。”
“鄺勇浩在監獄飽受疾病折磨，為了防止鄺秀瑛會去繼續找她阿媽同細佬的麻煩，唯有又更改遺囑，並一次性分了她一大筆錢。鄺秀瑛帶著錢離開了香港，留她阿媽同細佬相依為命。商商有通過一些兒童和婦女慈善機構聯絡過鄺家，想幫助鄺太同兒子度過難關，但都被拒絕了。出事之後他們兩母子認為世上再親的人都信不過，終日惶恐不安。後來我又打聽到，鄺太幫她兒子從學校退學了，兩個人搬去了離島生活，切斷了所有與外界的聯系。”
“我知道商商一直為這件事內疚，我也很內疚。我內疚的只有一樣事，即是應該竭力阻止商商接這一單。但商商內疚的有很多件，她將所有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覺得是自己沒能看穿鄺秀瑛的計算；沒能防範鄺秀瑛利用我們查出來的證據；沒能阻止鄺秀瑛去威脅那位官員；也沒能提前預料到那官員走投無路的時候會走極端。她甚至還擔憂，如果鄺太從此不能恢覆正常怎麽辦？如果她的兒子從此不再接受教育，只能一輩子守在阿媽身邊怎麽辦？”
“商商本來就責任心重，卻偏偏逼自己做這一行。這行的人難道會同你講什麽良心、仁義、責任或道德嗎？狠心才是第一利器！”
宋思禮不知如何回應，只能更深更深地看著仍不見有蘇醒跡象的商商。
“所以這次，你懷疑是鄺家找的人禁錮商商？為了報覆？”
“鄺勇浩畢竟還在獄中，如果單靠鄺太同兒子應該不足以成事，但鄺勇浩所剩的身家畢竟還豐厚，如果真是想報覆，請人、甚至雇團隊都有可能。”
“我聽說你被困在警署？難道也是鄺家那邊找人設計的？”
“我昨天短暫離港，但我名下有輛車被拍到出現在肇事現場，涉嫌刑事毀壞。今早我被警方請去協助調查，但很明顯，他們叫我過去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占用我的時間，確保我不能分身去處理其他事。至於到底是不是鄺家的設計，我還不能確定。”
“據我所知當年鄺勇浩沒被收押之前在警局也沒有專門的人脈，除非鄺太有結識過，但這個可能性也很小。”
“除了姓鄺一家，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會不會是同Father Joe有關？”宋思禮又問。
這次輪到徐敘不回應。好似擔心一旦將話講出口，就更增加懷疑的真確性。
“你說鄺勇浩在獄中自殺被救回來是怎麽回事？如果存心報覆，為何還自殺？”
徐敘這才開口，“是，我確實有懷疑。如果真是他找人做的，知道商商被救了，他應該很不甘心，還會籌謀下一次，哪會甘願自殺。”
“那你又說他現在受你控制，是什麽意思？”
徐敘的眼神一瞬間變得鋒利非常，直直地看向宋思禮，“至於這一層你最好別再問，知道得太多對你沒什麽好處。”
接著他將視線移開，語帶不屑，“畢竟你還有大把前途，還有宋氏集團話事人的位置要去爭。”
宋思禮無可反駁，如鯁在喉。
徐敘卻又說，“不過，你趕得及救商商出來，算我欠你一個人情。往後有任何事上你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只管開口。”
宋思禮輕微點了點頭。“那別墅為何會爆炸？我始終覺得詭異，傷害商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爆炸卻反而累得鄺太死亡，怎會采取這種方法？”
“很可能他們一開始計劃的不是這樣大規模的爆炸。”徐敘說。“警方已經初步掌握信息，那間別墅本就存在安全隱患，初始工程就不過關，所以原業主才會搬走，物業才會空置。如果本身是危樓，少許炸藥，再算好引爆的位置，令整幢別墅垮倒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事實上，如果不是商商躺在那具棺木內，可能已經被炸死，或是被掉落的天花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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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敘總是令人感覺他是在不經意之間說出決絕的話，且態度堅決，說一不二。宋思禮羨慕他，更感激他。
“你介意講給我知道嗎？你們同姓鄺那一家是什麽淵源？為何他們會對商商下如此的狠手？”
“商商曾經接過一單，客戶是個高中女仔，名叫鄺秀瑛，是香港一位建築商人鄺勇浩的女兒。家中還有一個細佬，鄺勇浩同太太都重男輕女，對鄺秀瑛的關註不多。她怨氣深重，脾性暴戾，找到商商叫她幫忙分身家。”
“我第一次見鄺秀瑛，已經覺得她這個女仔心思不正，或許是有家庭的因素影響沒錯，但對於她的本性我也持懷疑態度。原本以商商平日接生意的標準，她是不會搭理鄺秀瑛的，但偏偏不知是什麽原因，令商商對她有所偏心，過分痛心她的遭遇，最後應承了下來。我應該更堅定地反對的......”
“那時鄺勇浩已經是癌癥晚期，靠住在醫院每日接受治療來延長性命。他找律師立過平安紙，幾乎將百分之八十的遺產都留給了兒子，百分之十五是給太太的，剩餘百分之五才是預備給鄺秀瑛的。還專門設置了很多條件，大概來講就是需要她幫忙照顧細佬直到他成年，她才有得領錢。”
“鄺秀瑛明明白白說過，只要能多分到錢，商商用什麽辦法她不管，手段越骯臟越好，她說只有這樣才能令鄺勇浩害怕。我們因此推測鄺勇浩平時做生意的手法應該算不上光明磊落，或許經常會有踩線的時候，於是我們循著這個方向去查。但結果與我們預料之中正正相反，他其實行事很謹慎，也輕易不信其他人，以至於起初一段時間我們連丁點兒線索都查不到。”
“但是鄺秀瑛堅稱她父親一定有見不得人的操作，嫌我們查得不夠深。她一面不停催促我們，一面靠自己加速進程，而她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偷偷換掉鄺勇浩每天都要服用的藥，讓他的神志更加不清醒，更容易聽她哄騙、受她控制。後來被護士發覺，醫院為了撇清責任，原本想報案追究，是商商從中斡旋攔了下來。”
“後來終於被我們查到，鄺勇浩曾經在一單工程施工過程中，為了節約成本用了達不到安全標準的材料，並用錢疏通了相關驗收部門的官員。整件事他做得很小心，我們查到的具體證據也不算得上是十拿九穩。但商商擔心再耽誤下去，鄺秀瑛可能會用更狠的方式，不是直接要了鄺勇浩的命，就是連累她自己被正式抓捕。所以，商商唯有拿著那些證據去找鄺勇浩談判。”
說到這裏徐敘兀自笑了，神情無稽又寒涼，“你知道鄺勇浩看了那些材料之後，第一句是問什麽嗎？他問是不是自己的女兒鄺秀瑛雇傭的商商？雖說他是重男輕女，但對於自己的女兒他也並非毫無了解，反而他很清楚女兒的心性，也知道她對遺囑的內容很不忿氣。”
“商商擅長談判，你知道的，最後鄺勇浩也不得不承諾更改遺囑，將分給鄺秀瑛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並解除了所有限制條件，只要鄺勇浩一死，百分之三十的遺產就會自自然然落入鄺秀瑛手中。她可以拿著這筆錢，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外國留學、定居，過上柴米無憂安安樂樂的生活。”
“但意料不到的是，鄺勇浩求商商別去驚擾那位收了他賄賂的官員。他說那官員為人忠直，為官清廉，是因為太太重病，所需醫療費實在是太高昂，被他逮住機會一勸再勸，才不得已收了那筆錢，在驗收工程的時候松手了一次。這是那位官員一世人的汙點，或許直到生命終結的那天都還在良心不安，為的不過是能將摯愛留在身邊。”
“其實原本商商也沒打算去找那位官員，既然鄺秀瑛想要的已經達到，那些查出來的證據也就被我們收藏了，沒透露給其他任何人。結果沒想到，鄺秀瑛倒是去拜訪了官員一次。她手中雖沒有實質證據，但那官員本來已經飽受良心折磨，聽她重提這件錯事，即刻變得惴惴不安。鄺秀瑛威脅他，叫他將當年收下的錢全都吐出來，否則她會去ICAC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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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結果，是鄺勇浩帶病入獄，他太太經受不住打擊，漸漸精神失常，經常獨自出街又走失，需要警察將她尋回來。鄺秀瑛的細佬幾乎等同一並失去父母的照顧，從事事有人安排的少爺仔變成需要反過來守護阿媽的苦學生。我跟過他一段時間，眼見著他好似一夜之間長大，行為舉止都變作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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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商商一直為這件事內疚，我也很內疚。我內疚的只有一樣事，即是應該竭力阻止商商接這一單。但商商內疚的有很多件，她將所有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覺得是自己沒能看穿鄺秀瑛的計算；沒能防範鄺秀瑛利用我們查出來的證據；沒能阻止鄺秀瑛去威脅那位官員；也沒能提前預料到那官員走投無路的時候會走極端。她甚至還擔憂，如果鄺太從此不能恢覆正常怎麽辦？如果她的兒子從此不再接受教育，只能一輩子守在阿媽身邊怎麽辦？”
“商商本來就責任心重，卻偏偏逼自己做這一行。這行的人難道會同你講什麽良心、仁義、責任或道德嗎？狠心才是第一利器！”
宋思禮不知如何回應，只能更深更深地看著仍不見有蘇醒跡象的商商。
“所以這次，你懷疑是鄺家找的人禁錮商商？為了報覆？”
“鄺勇浩畢竟還在獄中，如果單靠鄺太同兒子應該不足以成事，但鄺勇浩所剩的身家畢竟還豐厚，如果真是想報覆，請人、甚至雇團隊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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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當年鄺勇浩沒被收押之前在警局也沒有專門的人脈，除非鄺太有結識過，但這個可能性也很小。”
“除了姓鄺一家，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會不會是同Father Joe有關？”宋思禮又問。
這次輪到徐敘不回應。好似擔心一旦將話講出口，就更增加懷疑的真確性。
“你說鄺勇浩在獄中自殺被救回來是怎麽回事？如果存心報覆，為何還自殺？”
徐敘這才開口，“是，我確實有懷疑。如果真是他找人做的，知道商商被救了，他應該很不甘心，還會籌謀下一次，哪會甘願自殺。”
“那你又說他現在受你控制，是什麽意思？”
徐敘的眼神一瞬間變得鋒利非常，直直地看向宋思禮，“至於這一層你最好別再問，知道得太多對你沒什麽好處。”
接著他將視線移開，語帶不屑，“畢竟你還有大把前途，還有宋氏集團話事人的位置要去爭。”
宋思禮無可反駁，如鯁在喉。
徐敘卻又說，“不過，你趕得及救商商出來，算我欠你一個人情。往後有任何事上你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只管開口。”
宋思禮輕微點了點頭。“那別墅為何會爆炸？我始終覺得詭異，傷害商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爆炸卻反而累得鄺太死亡，怎會采取這種方法？”
“很可能他們一開始計劃的不是這樣大規模的爆炸。”徐敘說。“警方已經初步掌握信息，那間別墅本就存在安全隱患，初始工程就不過關，所以原業主才會搬走，物業才會空置。如果本身是危樓，少許炸藥，再算好引爆的位置，令整幢別墅垮倒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事實上，如果不是商商躺在那具棺木內，可能已經被炸死，或是被掉落的天花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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