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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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盧歌
盧歌的工作室在老城區一棟舊居民樓的頂層，沒有電梯，樓梯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
墻皮剝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紅磚，扶手是鐵的，銹跡斑斑，摸上去粗糙得像砂紙。
我爬到五樓的時候，已經出了一層薄汗，樓道裏的聲控燈壞了兩層，最後那截樓梯是摸黑上來的。
門沒關，虛掩著，裏面透出昏黃的光。我敲了兩下，推門進去。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來平米，被隔成兩半。外面是辦公區，一張大桌子占了大半空間，上面堆滿了資料、報紙、筆記本，還有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用紙巾蓋著。
靠墻是一排鐵皮櫃，漆面斑駁，有幾扇門關不嚴，裏面的文件撐得鼓鼓囊囊的。裏面那半間拉著布簾子，看不到，但能聞到一股淡淡的咖啡味，混著紙張發黴的氣息。
盧歌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三四本翻開的筆記本，手裏夾著一支筆，頭發隨意紮在腦後，幾縷碎發垂在額前。她擡頭看我一眼，下巴朝旁邊的椅子揚了揚。
“坐。吃了嗎？”
“吃了。”我在椅子上坐下，環顧了一圈，“你這裏……資料挺多的。”
“都是沒用的。”她自嘲地笑了一聲，“有用的一件都找不到。”
她把筆放下，身體往後一靠，椅背發出吱呀一聲，“你電話裏說，要查一個人？”
“嗯。”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她。上面寫著一個名字——阿城。只有兩個字，沒有姓，沒有日期，沒有任何別的信息。
盧歌接過去看了一眼，眉頭微微皺起。“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之前你說那個跳樓的學生，名字沒找到。我後來想了想，好像有人提過，叫什麽……城。不確定。”
她沒有追問，把紙條放在桌上，轉身打開身後的鐵皮櫃。櫃子裏全是文件袋，按年份排著，有些已經泛黃發脆。
她翻了一會兒，抽出最底下的一個，袋子上貼著一張標簽，字跡已經模糊了。
“這是我爺爺留下的。”她說著，把文件袋打開，從裏面抽出一疊剪報。紙張脆得厲害，邊緣發黑，一碰就掉渣。她小心翼翼地翻著，動作很輕，像在拆一個易碎品。
“你爺爺是記者？”我問。
“以前是。”她頭也沒擡，“退休之後也沒閑著，攢了一屋子剪報。去世之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才發現這些東西。”她翻到其中一頁，停下來，把剪報輕輕抽出來，放在桌上。
紙張已經泛黃了，折痕很深，有幾處字跡被水漬洇開，看不太清。但標題還能辨認——《學生墜樓身亡 校方稱“與學校無關”》。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盧歌沒有說話，只是把剪報往我這邊推了推。
我低頭看去，報道很短，只有幾百字，夾在報紙的角落裏，像是被隨手塞進去的。
內容大致是：某中學學生習城，在家中墜樓身亡，警方初步認定為自殺。該生此前曾長期遭受校園暴力，但學校方面表示“對此不知情”，並稱“該生在校期間表現正常，無異常記錄”。
如盧歌之前說的那樣。
報道裏沒有寫具體的暴力內容，沒有寫施害者的名字，沒有寫任何細節。只有一個名字——習城。和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只能勉強辨認出是一個少年，瘦瘦的，頭發有點長，看不清臉。
“習城。”我念出這個名字，聲音有點啞。
盧歌點了點頭。“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報道。我爺爺當時剪下來的，其他地方都沒有。”
“學校後來起訴了他的家人？”我問。
“起訴了他爺爺。”盧歌的聲音很平靜，“報道裏沒寫，但我後來查到了法院的記錄。學校告他誹謗，勝訴了。賠償金額不算大，但對一個老人來說……”她沒有說下去。
我盯著那篇報道，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習城。跳樓。校園暴力。學校不知情。
每一個詞都像一根針，紮在眼睛裏，拔不出來。
“還有別的嗎？”我問。
盧歌猶豫了一下，又從文件袋裏抽出一張紙。不是剪報，是覆印件，模糊得厲害，像是被覆印了很多次。上面是一份表格，擡頭寫著“馬戈中學學生登記表（1998年秋季）”。
“這是我從一個退休老師那裏弄到的，”她說，“他不肯多說，只給了我這個。”
我接過來，目光掃過表格上的名字。一行一行，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我的手指順著名單往下滑，滑到中間的時候，停住了。
習城。班級：高一（三）班。緊急聯系人：羅衛國。關系：叔叔。
羅衛國。羅文彬的父親。
我的手指停在那個名字上，沒有動。
“你認識這個人？”盧歌問。
我沒有回答。繼續往下看。登記表的最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備註欄裏寫著：該生由羅衛國代為註冊，監護人簽字處是空白的。
羅文彬的父親，替習城註冊。羅文彬和習城，是什麽關系？
“還有一樣東西。”盧歌的聲音從旁邊傳來。她從櫃子裏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很舊了，邊角磨得起毛。她打開信封，從裏面抽出幾張照片。
第一張是集體照，幾十個少年站成幾排，穿著校服，表情嚴肅。第二張是兩個少年站在操場上，背後是教學樓，陽光很好，他們的影子拖在地上，長長的，交疊在一起。
左邊的那個，瘦瘦的，頭發有點長，瞇著眼睛笑，和剪報上那張模糊的照片很像。右邊的那個，眉目溫和，笑得很輕，站姿有點拘謹，手垂在身側，指尖微微蜷著。
我認識這張臉。
羅文彬。
盧歌把照片翻過來。背面用圓珠筆寫著一行字，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了，但還能看清。
“真的是校園暴力嗎？”
“什麽？你還好嗎？”盧歌的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我沒有回答。我盯著照片上那兩張年輕的臉。一個在笑，一個也在笑。
他們站在那裏，肩膀挨著肩膀，影子交疊在一起，以為日子會很長，以為永遠真的能是永遠。
他們不知道。一個人會從樓上跳下去，連名字都被抹掉。另一個人會回到這所學校，一待就是二十年，看著同樣的惡在同樣的地方生長，什麽都做不了。
“袁老師？”盧歌又叫了一聲。
我擡起頭。她的表情有些擔心。
“這個人的事，”我的聲音很啞，指了指照片上的習城，“你還查到別的嗎？”
盧歌搖頭。“只知道他在這所學校讀過書，具體的……查不到。”
查不到。又是查不到。馬戈中學就像一個黑洞，所有東西掉進去，都會被吞沒，連回聲都沒有。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手撐在桌面上，深吸了一口氣。胸口像被什麽東西堵住了，悶得慌，喘不上氣。
盧歌沒有說話，只是安靜地坐在對面，看著我。窗外有鴿子飛過，翅膀撲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很快又消失了。
“這個，”我指了指那張照片，“我能帶走嗎？”
盧歌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覆印件可以。原件我得留著。”
她從抽屜裏拿出一臺舊覆印機，接通電源，嗡嗡響了一會兒才啟動。
她把覆印件遞給我。紙還是熱的。
“謝謝。”我說。
盧歌搖了搖頭，把照片收回信封裏，動作很輕，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我站在桌前，手裏攥著那張覆印件。
“袁老師，”盧歌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這個人……很重要嗎？”
我沒有回頭。
“很重要。”
我看著照片上年輕的羅文彬。他的笑容那麽輕，那麽幹凈，和現在那個手指總在轉表的羅文彬，像兩個人。
盧歌沒有再問。
“對了，這個給你。”我把賬本給她，“對你挖掘真相很有用，或許可以借助他們的敵人。”
說罷，我便走了。
走出盧歌的工作室，樓道裏很暗。我摸著扶手往下走，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裏回響，一下，一下，一下。
外面的陽光很好，照得整條街都亮堂堂的。我站在樓下，瞇著眼睛看了一會兒，把那覆印件從口袋裏拿出來，展開。
陽光落在紙上，照在那行模糊的字跡上。
我把覆印件重新折好，放進口袋裏。貼著胸口，和小醜畫報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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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歌的工作室在老城區一棟舊居民樓的頂層，沒有電梯，樓梯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
墻皮剝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紅磚，扶手是鐵的，銹跡斑斑，摸上去粗糙得像砂紙。
我爬到五樓的時候，已經出了一層薄汗，樓道裏的聲控燈壞了兩層，最後那截樓梯是摸黑上來的。
門沒關，虛掩著，裏面透出昏黃的光。我敲了兩下，推門進去。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來平米，被隔成兩半。外面是辦公區，一張大桌子占了大半空間，上面堆滿了資料、報紙、筆記本，還有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用紙巾蓋著。
靠墻是一排鐵皮櫃，漆面斑駁，有幾扇門關不嚴，裏面的文件撐得鼓鼓囊囊的。裏面那半間拉著布簾子，看不到，但能聞到一股淡淡的咖啡味，混著紙張發黴的氣息。
盧歌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三四本翻開的筆記本，手裏夾著一支筆，頭發隨意紮在腦後，幾縷碎發垂在額前。她擡頭看我一眼，下巴朝旁邊的椅子揚了揚。
“坐。吃了嗎？”
“吃了。”我在椅子上坐下，環顧了一圈，“你這裏……資料挺多的。”
“都是沒用的。”她自嘲地笑了一聲，“有用的一件都找不到。”
她把筆放下，身體往後一靠，椅背發出吱呀一聲，“你電話裏說，要查一個人？”
“嗯。”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她。上面寫著一個名字——阿城。只有兩個字，沒有姓，沒有日期，沒有任何別的信息。
盧歌接過去看了一眼，眉頭微微皺起。“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之前你說那個跳樓的學生，名字沒找到。我後來想了想，好像有人提過，叫什麽……城。不確定。”
她沒有追問，把紙條放在桌上，轉身打開身後的鐵皮櫃。櫃子裏全是文件袋，按年份排著，有些已經泛黃發脆。
她翻了一會兒，抽出最底下的一個，袋子上貼著一張標簽，字跡已經模糊了。
“這是我爺爺留下的。”她說著，把文件袋打開，從裏面抽出一疊剪報。紙張脆得厲害，邊緣發黑，一碰就掉渣。她小心翼翼地翻著，動作很輕，像在拆一個易碎品。
“你爺爺是記者？”我問。
“以前是。”她頭也沒擡，“退休之後也沒閑著，攢了一屋子剪報。去世之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才發現這些東西。”她翻到其中一頁，停下來，把剪報輕輕抽出來，放在桌上。
紙張已經泛黃了，折痕很深，有幾處字跡被水漬洇開，看不太清。但標題還能辨認——《學生墜樓身亡 校方稱“與學校無關”》。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盧歌沒有說話，只是把剪報往我這邊推了推。
我低頭看去，報道很短，只有幾百字，夾在報紙的角落裏，像是被隨手塞進去的。
內容大致是：某中學學生習城，在家中墜樓身亡，警方初步認定為自殺。該生此前曾長期遭受校園暴力，但學校方面表示“對此不知情”，並稱“該生在校期間表現正常，無異常記錄”。
如盧歌之前說的那樣。
報道裏沒有寫具體的暴力內容，沒有寫施害者的名字，沒有寫任何細節。只有一個名字——習城。和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只能勉強辨認出是一個少年，瘦瘦的，頭發有點長，看不清臉。
“習城。”我念出這個名字，聲音有點啞。
盧歌點了點頭。“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報道。我爺爺當時剪下來的，其他地方都沒有。”
“學校後來起訴了他的家人？”我問。
“起訴了他爺爺。”盧歌的聲音很平靜，“報道裏沒寫，但我後來查到了法院的記錄。學校告他誹謗，勝訴了。賠償金額不算大，但對一個老人來說……”她沒有說下去。
我盯著那篇報道，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習城。跳樓。校園暴力。學校不知情。
每一個詞都像一根針，紮在眼睛裏，拔不出來。
“還有別的嗎？”我問。
盧歌猶豫了一下，又從文件袋裏抽出一張紙。不是剪報，是覆印件，模糊得厲害，像是被覆印了很多次。上面是一份表格，擡頭寫著“馬戈中學學生登記表（1998年秋季）”。
“這是我從一個退休老師那裏弄到的，”她說，“他不肯多說，只給了我這個。”
我接過來，目光掃過表格上的名字。一行一行，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我的手指順著名單往下滑，滑到中間的時候，停住了。
習城。班級：高一（三）班。緊急聯系人：羅衛國。關系：叔叔。
羅衛國。羅文彬的父親。
我的手指停在那個名字上，沒有動。
“你認識這個人？”盧歌問。
我沒有回答。繼續往下看。登記表的最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備註欄裏寫著：該生由羅衛國代為註冊，監護人簽字處是空白的。
羅文彬的父親，替習城註冊。羅文彬和習城，是什麽關系？
“還有一樣東西。”盧歌的聲音從旁邊傳來。她從櫃子裏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很舊了，邊角磨得起毛。她打開信封，從裏面抽出幾張照片。
第一張是集體照，幾十個少年站成幾排，穿著校服，表情嚴肅。第二張是兩個少年站在操場上，背後是教學樓，陽光很好，他們的影子拖在地上，長長的，交疊在一起。
左邊的那個，瘦瘦的，頭發有點長，瞇著眼睛笑，和剪報上那張模糊的照片很像。右邊的那個，眉目溫和，笑得很輕，站姿有點拘謹，手垂在身側，指尖微微蜷著。
我認識這張臉。
羅文彬。
盧歌把照片翻過來。背面用圓珠筆寫著一行字，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了，但還能看清。
“真的是校園暴力嗎？”
“什麽？你還好嗎？”盧歌的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我沒有回答。我盯著照片上那兩張年輕的臉。一個在笑，一個也在笑。
他們站在那裏，肩膀挨著肩膀，影子交疊在一起，以為日子會很長，以為永遠真的能是永遠。
他們不知道。一個人會從樓上跳下去，連名字都被抹掉。另一個人會回到這所學校，一待就是二十年，看著同樣的惡在同樣的地方生長，什麽都做不了。
“袁老師？”盧歌又叫了一聲。
我擡起頭。她的表情有些擔心。
“這個人的事，”我的聲音很啞，指了指照片上的習城，“你還查到別的嗎？”
盧歌搖頭。“只知道他在這所學校讀過書，具體的……查不到。”
查不到。又是查不到。馬戈中學就像一個黑洞，所有東西掉進去，都會被吞沒，連回聲都沒有。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手撐在桌面上，深吸了一口氣。胸口像被什麽東西堵住了，悶得慌，喘不上氣。
盧歌沒有說話，只是安靜地坐在對面，看著我。窗外有鴿子飛過，翅膀撲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很快又消失了。
“這個，”我指了指那張照片，“我能帶走嗎？”
盧歌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覆印件可以。原件我得留著。”
她從抽屜裏拿出一臺舊覆印機，接通電源，嗡嗡響了一會兒才啟動。
她把覆印件遞給我。紙還是熱的。
“謝謝。”我說。
盧歌搖了搖頭，把照片收回信封裏，動作很輕，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我站在桌前，手裏攥著那張覆印件。
“袁老師，”盧歌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這個人……很重要嗎？”
我沒有回頭。
“很重要。”
我看著照片上年輕的羅文彬。他的笑容那麽輕，那麽幹凈，和現在那個手指總在轉表的羅文彬，像兩個人。
盧歌沒有再問。
“對了，這個給你。”我把賬本給她，“對你挖掘真相很有用，或許可以借助他們的敵人。”
說罷，我便走了。
走出盧歌的工作室，樓道裏很暗。我摸著扶手往下走，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裏回響，一下，一下，一下。
外面的陽光很好，照得整條街都亮堂堂的。我站在樓下，瞇著眼睛看了一會兒，把那覆印件從口袋裏拿出來，展開。
陽光落在紙上，照在那行模糊的字跡上。
我把覆印件重新折好，放進口袋裏。貼著胸口，和小醜畫報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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