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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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時雨小時候住在朝天門碼頭附近的一條巷子裏。巷子很窄，兩個人並排走肩膀會碰在一起，墻根長年潮濕，長著一層暗綠色的苔蘚。她家在一棟老居民樓的五樓，沒有電梯，樓梯間的燈總是壞的，她每天放學回家要摸黑爬五層樓，數著臺階，一、二、三，拐彎，四、五、六，再拐彎，到家門口的時候剛好三十六級。
她媽媽李秀蘭在碼頭批發市場賣衣服。每天早上天沒亮就出門，晚上天黑了才回來。沈時雨放學後沒有人接，她自己走回家，放下書包，趴在窗臺上看江。江面上有船，有大船，有小船，有那種拖著一長串駁船的拖輪，突突突地響，像一只巨大的蜈蚣在水面上爬。她看著那些船，不知道它們從哪裏來，不知道它們到哪裏去。她只知道它們不會停在這裏。
她爸爸在她五歲的時候走了。不是死了，是走了。去了哪裏她不知道，李秀蘭從來不提，她也不問。她只知道家裏少了一個人，但日子還是照樣過。李秀蘭照樣早出晚歸，她照樣自己上下學，照樣趴在窗臺上看船。有時候她會想，爸爸是不是也坐船走了。坐哪一艘呢？那艘船現在在哪裏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江面上的船很多，但沒有一艘是為她停的。
八歲那年，她第一次去了碼頭。是學校組織的春游，老師帶著他們去朝天門廣場看兩江交匯。嘉陵江的水渾一些，長江的水清一些，兩條江撞在一起，擰成一股，往東邊流去。老師讓他們看，說這是重慶最著名的景色。沈時雨看著那兩股水撞在一起的地方，看了很久。她說不清那是什麽感覺。不是好看，不是壯觀，是一種“原來水也可以這樣”——從很遠的地方來，在這裏撞一下，然後繼續往很遠的地方去。她蹲下來，把手伸進水裏。水很涼，從她的指縫間流過去，沒有停。她把手抽回來，看著手指上的水珠，看了幾秒，在褲子上擦了。
十三歲那年，她第一次拿起攝像機。是學校電視臺的，一臺很舊的DV，磁帶式的，拿在手裏沈甸甸的。老師讓他們拍“我眼中的重慶”。別的同學都去拍解放碑、洪崖洞、輕軌穿樓，沈時雨一個人去了碼頭。她蹲在臺階上，拍那些等船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挑著擔子的小販、有抱著嬰兒的年輕母親。她沒有拍他們的臉，她拍他們的腳——有穿皮鞋的、有穿布鞋的、有光著腳的、有趿拉著拖鞋的。那些腳站在臺階上，站了很久，然後動了，走了。她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裏。但她覺得，拍下來就好。拍下來就不會丟了。
那天下雨了。她沒帶傘，把DV塞進衣服裏，彎著腰跑回家。到家的時候全身濕透了，DV是幹的。她把它放在桌上，看著它，看了很久。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這麽在意這個東西。她只知道，如果不把它護住，那些腳就白拍了。那些人就白等了。
初中畢業那年，她跟李秀蘭說想學拍片子。李秀蘭正在陽臺上澆花，水壺裏的水在陽光下閃著細碎的光。她停了一下，水歪了，澆在了地板上。她沒有扶正。
“學那個幹嘛？”李秀蘭問。
“想拍。”
“拍什麽？”
沈時雨想了想。“……拍人。”
李秀蘭沒有再問。她把水壺放正，繼續澆花。“學費貴不貴？”
沈時雨不知道。她沒查過。她只是突然說出來的，像是一句話在自己肚子裏待得太久了，憋不住了。“我去查。”她說。後來她查了，很貴。貴到她站在電腦前看著那個數字，站了很久。貴到她覺得那句話不應該說出來。但李秀蘭後來還是讓她學了。沒有說“我供你”，沒有說“你要好好學”，只是每個月按時把錢打到她卡上。沈時雨不知道那些錢是從哪裏來的。她不敢問。
高中那三年，她每天放學後去碼頭。不是去玩，是去拍。她把那些等船的人、那些賣東西的人、那些在臺階上坐著發呆的人，一個一個地拍下來。她拍得很慢，有時候一天只拍幾分鐘的素材。她學會了怎麽在人群中不被人註意，學會了怎麽把攝像機藏在衣服裏，學會了怎麽在別人看過來的時候假裝在看別處。她不想打擾那些人。她只是想看著他們，把他們記下來。
有一次她拍一個老人。老人坐在臺階上，旁邊放著一個編織袋，裏面裝著他撿的塑料瓶。他低著頭，好像在打盹。沈時雨蹲在不遠處，把鏡頭對著他。她拍了很久，久到腿麻了。然後老人擡起頭，看著她。她沒有躲。老人看了她幾秒，然後笑了。“你拍我幹嘛？”他問。沈時雨想了想。“……怕忘了。”老人沒聽懂，但也沒再問。他站起來，拎起編織袋，走了。沈時雨看著他的背影，看了很久。她沒有跟上去。她知道她不會再見到他了。但她把他留在了磁帶裏。
高考那年，她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不是最好的那個系，是攝影系，錄的人不多，她剛好是最後一個。李秀蘭知道的時候，正在陽臺上澆花。水壺歪了，水澆在了地板上。她沒有扶正。她站了很久，久到水壺裏的水都流完了。
“北京。”她說，像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地名。
“嗯。”
“遠。”
“嗯。”
李秀蘭沒有再說話。她把水壺放在地上，轉身進了屋。那天晚上沈時雨聽到她在房間裏打電話，聲音很低，聽不清在說什麽。第二天早上，李秀蘭把一張銀行卡放在桌上。“學費。”她說。沈時雨看著那張卡，沒有拿。“哪來的？”她問。“你別管。”沈時雨沒有繼續問。她拿了卡，裝進口袋。她知道問也問不出來。李秀蘭不想讓她知道的事，她永遠都不會知道。
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沈時雨一個人去了江邊。她坐在臺階上，看著江面。船很少，燈很暗，風很涼。她不知道北京有沒有江，有沒有船，有沒有鴿子。她只知道她要去一個沒有江的地方了。她坐在那裏坐了很久，坐到天快亮了。然後她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轉身回家。她沒有哭。她只是覺得胸口有一個地方空空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塊。不是疼，是空。那種空，像碼頭上的臺階——人走了，臺階還在，但沒有人再坐在上面了。
在北京的日子比她想象的難。不是課業難，是“你從哪裏來”這個問題難。每次有人問她是哪裏人，她說重慶。對方會說“哦，火鍋”，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她不是不會聊，是不想聊。重慶不只是火鍋，不只是輕軌，不只是洪崖洞。重慶是碼頭，是臺階，是那些等船的人。但她不知道該怎麽跟別人說這些。她試過一次，跟一個同學說她在碼頭拍的那些人。同學聽了，說“你好文藝”。沈時雨沒有再說過。
大學四年，她拍了很多東西。課堂作業、畢業設計、幫別人拍的短片。她什麽都能拍，但什麽都拍不深。她知道自己缺什麽。缺一個理由——為什麽要拍。不是為了交作業，不是為了拿學分，不是為了找工作。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拍。她只是習慣性地把鏡頭對準那些人，那些站在臺階上等船的人。但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麽。
畢業那年，她拍了《城市背面》。沒有投資，沒有團隊，只有她自己，一臺攝像機，一張去重慶的火車票。她回到碼頭，回到那些臺階上，重新開始拍。這一次她知道自己要拍什麽了——她要拍那些不被看見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可憐，是因為他們真實。他們站在那裏，等船，等人，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明天。她拍了三個月，每天扛著攝像機去碼頭，拍到天黑，回家，把素材導出來，看一遍，然後睡覺。她不吃早飯，午飯在路邊攤解決，晚飯有時候吃有時候不吃。她瘦了，但她的眼睛很亮。李秀蘭來看過她一次，站在碼頭邊上，看著沈時雨蹲在臺階上拍一個餵鴿子的小女孩。她看了很久，沒有叫她。然後她轉身走了。沈時雨不知道她來過。
《城市背面》入圍了一個影展。不是很大的影展，但有人看到了。她收到一封郵件，說她的片子“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她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她不知道什麽是安靜的力量。她只知道，那些人在臺階上等的時候，也是安靜的。他們不說話，但他們沒有放棄等。她覺得這大概就是力量。
後來她回了重慶。不是因為《城市背面》沒有帶來什麽，是因為李秀蘭病了。她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北京的出租屋裏剪片子。她放下鼠標，買了最近一班航班的機票，沒有收拾行李，只拿了身份證和手機，出了門。從北京到重慶，飛機兩個半小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雲，腦子裏什麽都在想，又什麽都沒想清楚。她只知道，她要回去了。回到那個有江、有船、有鴿子的地方。回到那個她從小就想離開、現在卻拼命想回去的地方。
李秀蘭出院後，沈時雨沒有回北京。她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去。她在南濱路的一棟老居民樓裏租了一間房，三樓，窗戶朝南，能看到江。她每天去茶館，坐在靠窗的位置，打開電腦，看著那些素材，不知道該怎麽剪。她不是剪不出來，是剪不下去。那些素材裏有什麽？有碼頭，有臺階，有等船的人。她拍了那麽多年，拍了那麽多東西，但從來沒有拍過自己。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江棲梧搬來了。快遞砸在她陽臺的花盆上，她上樓敲門，門開了一條縫，一只手從裏面伸出來，遞了一罐冰可樂。她接過可樂，看著那扇關上的門，站了一會兒。她不知道那個人長什麽樣。她只記得那只手——手指很長，指甲修得很短，手腕上戴著一根紅色的編繩。
後來她拍了那張照片。江棲梧抱著年糕站在陽臺上，傍晚的光從她身後漫過來，把她整個人鍍上一層淡金色的光。沈時雨站在樓下，擡頭看到的。她不知道為什麽要拍。她只是覺得，那個畫面很好看。不是好看，是——如果不拍下來，她會後悔。那是她第一次不是因為“要拍什麽”而拍，是因為“不想忘記”而拍。
後來的事情，她都記得。江棲梧說“鴿子不飛就不叫鴿子了”。江棲梧說“我記著了”。江棲梧說“你猜”。江棲梧說“不猜”。江棲梧站在門檻外面，她站在門檻裏面。江棲梧握住她的手，說“不猜”。她反握住，說“好”。那些畫面一幀一幀地存她的腦子裏，比任何素材都清晰。因為她沒有拍下來。她只是記住了。
然後江棲梧走了。信放在桌上，年糕蹲在門口。她看完信，沒有哭。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放在桌上。年糕跳上桌，趴在信封旁邊，把臉埋進爪子裏。她站在那裏，看著那只貓，看了很久。她不知道江棲梧會不會回來。她不知道年糕會不會等她。她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等。
後來她去了北京。不是逃避，是她需要去。江棲梧的信裏說“你也不應該為任何人留下來”。她知道江棲梧說得對。所以她走了。她帶著年糕，帶著那件灰色開衫，帶著那包薄荷糖，帶著那些不知道該怎麽命名的東西，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五年，她拍了一些東西，也放棄了一些東西。她認識了很多人，也忘了很多人。她賺了一些錢，也虧了一些錢。她笑過，也哭過。她以為自己會忘記。但她沒有。她記得江棲梧說的每一句話，記得她寫字的樣子，記得她煮面的樣子，記得她靠在門框上看她的樣子。她記得江棲梧問“你想要什麽”。她記得自己沒回答出來。她記得那個問題一直卡在喉嚨裏，像一根魚刺，咽不下去，吐不出來。
第五年秋天，她收到那本書。封面是灰藍色的，上面有一只鴿子的剪影，書名只有兩個字：《歸巢》。她翻開扉頁，看到那行小字：獻給沈時雨。她站在那裏，站在傳達室門口，捧著那本書，站了很久。風吹過來，把書頁吹得嘩嘩響。她翻到第一章。陳玉蘭泡茶的手。她翻到中間。周遠那瓶沒人買的冰紅茶。她翻到後面。年糕每天晚上十一點的叫聲。她翻到最後一章。江邊的臺階。“她坐在這裏，等了一個下午。那個人沒有來。但她知道，那個人不會來了。因為她讓那個人不要等。但她自己，一直在等。”
她合上書。她蹲下來，蹲在傳達室門口，把臉埋進膝蓋裏。這一次，她哭了。不是無聲的那種，是整個人都在抖的那種。她哭了好久。久到天黑了，路燈亮了。她站起來，擦了擦臉，把書抱在懷裏，走回家。
她坐在床邊，翻開書的第一頁，重新讀。讀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她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行字寫著：“鴿子不飛，就不叫鴿子了。”
她想起來了。是江棲梧說的。一直都是江棲梧說的。她把書放在枕頭邊，躺下來，閉上眼睛。年糕不在。年糕在半年前走了，老死的，走的時候很安靜，趴在她腿上，閉著眼睛，像睡著了。她把它埋在樓下那棵梧桐樹下面，立了一塊小石頭，上面什麽都沒寫。她不知道江棲梧知不知道。
她拿起手機，打開那個五年沒有發過消息的對話框。她打了幾個字，刪掉。又打，又刪。最後她發了三個字：“我看了。”
對面沒有立刻回。過了很久，久到她把手機放下又拿起來好幾次，屏幕亮了。一個字：“安。”
沈時雨看著那個字，看了很久。然後她打了幾個字：“年糕走了。半年前。”
對面沈默了很久。久到沈時雨以為她不會回了。然後屏幕亮了。“我知道。它來看過我。”
沈時雨楞了一下。“什麽時候？”
“去年。它從窗口跳進來，趴在我腿上，睡了一下午。然後走了。”
沈時雨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年糕走之前，去過重慶。它找到了江棲梧。它替她去看過她了。她放下手機，坐在床邊。窗外的天亮了，秋天的陽光從窗簾縫隙擠進來，在地板上畫了一條細長的金線。她站起來，走到衣櫃前，打開。裏面掛著那件灰色開衫，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最上面。她拿出來，穿上。袖子還是有點長，她把袖口卷了兩折。然後她打開行李箱，開始收拾東西。
她沒有發消息告訴江棲梧她要回去。她想，有些話，要當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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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時雨小時候住在朝天門碼頭附近的一條巷子裏。巷子很窄，兩個人並排走肩膀會碰在一起，墻根長年潮濕，長著一層暗綠色的苔蘚。她家在一棟老居民樓的五樓，沒有電梯，樓梯間的燈總是壞的，她每天放學回家要摸黑爬五層樓，數著臺階，一、二、三，拐彎，四、五、六，再拐彎，到家門口的時候剛好三十六級。
她媽媽李秀蘭在碼頭批發市場賣衣服。每天早上天沒亮就出門，晚上天黑了才回來。沈時雨放學後沒有人接，她自己走回家，放下書包，趴在窗臺上看江。江面上有船，有大船，有小船，有那種拖著一長串駁船的拖輪，突突突地響，像一只巨大的蜈蚣在水面上爬。她看著那些船，不知道它們從哪裏來，不知道它們到哪裏去。她只知道它們不會停在這裏。
她爸爸在她五歲的時候走了。不是死了，是走了。去了哪裏她不知道，李秀蘭從來不提，她也不問。她只知道家裏少了一個人，但日子還是照樣過。李秀蘭照樣早出晚歸，她照樣自己上下學，照樣趴在窗臺上看船。有時候她會想，爸爸是不是也坐船走了。坐哪一艘呢？那艘船現在在哪裏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江面上的船很多，但沒有一艘是為她停的。
八歲那年，她第一次去了碼頭。是學校組織的春游，老師帶著他們去朝天門廣場看兩江交匯。嘉陵江的水渾一些，長江的水清一些，兩條江撞在一起，擰成一股，往東邊流去。老師讓他們看，說這是重慶最著名的景色。沈時雨看著那兩股水撞在一起的地方，看了很久。她說不清那是什麽感覺。不是好看，不是壯觀，是一種“原來水也可以這樣”——從很遠的地方來，在這裏撞一下，然後繼續往很遠的地方去。她蹲下來，把手伸進水裏。水很涼，從她的指縫間流過去，沒有停。她把手抽回來，看著手指上的水珠，看了幾秒，在褲子上擦了。
十三歲那年，她第一次拿起攝像機。是學校電視臺的，一臺很舊的DV，磁帶式的，拿在手裏沈甸甸的。老師讓他們拍“我眼中的重慶”。別的同學都去拍解放碑、洪崖洞、輕軌穿樓，沈時雨一個人去了碼頭。她蹲在臺階上，拍那些等船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挑著擔子的小販、有抱著嬰兒的年輕母親。她沒有拍他們的臉，她拍他們的腳——有穿皮鞋的、有穿布鞋的、有光著腳的、有趿拉著拖鞋的。那些腳站在臺階上，站了很久，然後動了，走了。她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裏。但她覺得，拍下來就好。拍下來就不會丟了。
那天下雨了。她沒帶傘，把DV塞進衣服裏，彎著腰跑回家。到家的時候全身濕透了，DV是幹的。她把它放在桌上，看著它，看了很久。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這麽在意這個東西。她只知道，如果不把它護住，那些腳就白拍了。那些人就白等了。
初中畢業那年，她跟李秀蘭說想學拍片子。李秀蘭正在陽臺上澆花，水壺裏的水在陽光下閃著細碎的光。她停了一下，水歪了，澆在了地板上。她沒有扶正。
“學那個幹嘛？”李秀蘭問。
“想拍。”
“拍什麽？”
沈時雨想了想。“……拍人。”
李秀蘭沒有再問。她把水壺放正，繼續澆花。“學費貴不貴？”
沈時雨不知道。她沒查過。她只是突然說出來的，像是一句話在自己肚子裏待得太久了，憋不住了。“我去查。”她說。後來她查了，很貴。貴到她站在電腦前看著那個數字，站了很久。貴到她覺得那句話不應該說出來。但李秀蘭後來還是讓她學了。沒有說“我供你”，沒有說“你要好好學”，只是每個月按時把錢打到她卡上。沈時雨不知道那些錢是從哪裏來的。她不敢問。
高中那三年，她每天放學後去碼頭。不是去玩，是去拍。她把那些等船的人、那些賣東西的人、那些在臺階上坐著發呆的人，一個一個地拍下來。她拍得很慢，有時候一天只拍幾分鐘的素材。她學會了怎麽在人群中不被人註意，學會了怎麽把攝像機藏在衣服裏，學會了怎麽在別人看過來的時候假裝在看別處。她不想打擾那些人。她只是想看著他們，把他們記下來。
有一次她拍一個老人。老人坐在臺階上，旁邊放著一個編織袋，裏面裝著他撿的塑料瓶。他低著頭，好像在打盹。沈時雨蹲在不遠處，把鏡頭對著他。她拍了很久，久到腿麻了。然後老人擡起頭，看著她。她沒有躲。老人看了她幾秒，然後笑了。“你拍我幹嘛？”他問。沈時雨想了想。“……怕忘了。”老人沒聽懂，但也沒再問。他站起來，拎起編織袋，走了。沈時雨看著他的背影，看了很久。她沒有跟上去。她知道她不會再見到他了。但她把他留在了磁帶裏。
高考那年，她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不是最好的那個系，是攝影系，錄的人不多，她剛好是最後一個。李秀蘭知道的時候，正在陽臺上澆花。水壺歪了，水澆在了地板上。她沒有扶正。她站了很久，久到水壺裏的水都流完了。
“北京。”她說，像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地名。
“嗯。”
“遠。”
“嗯。”
李秀蘭沒有再說話。她把水壺放在地上，轉身進了屋。那天晚上沈時雨聽到她在房間裏打電話，聲音很低，聽不清在說什麽。第二天早上，李秀蘭把一張銀行卡放在桌上。“學費。”她說。沈時雨看著那張卡，沒有拿。“哪來的？”她問。“你別管。”沈時雨沒有繼續問。她拿了卡，裝進口袋。她知道問也問不出來。李秀蘭不想讓她知道的事，她永遠都不會知道。
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沈時雨一個人去了江邊。她坐在臺階上，看著江面。船很少，燈很暗，風很涼。她不知道北京有沒有江，有沒有船，有沒有鴿子。她只知道她要去一個沒有江的地方了。她坐在那裏坐了很久，坐到天快亮了。然後她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轉身回家。她沒有哭。她只是覺得胸口有一個地方空空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塊。不是疼，是空。那種空，像碼頭上的臺階——人走了，臺階還在，但沒有人再坐在上面了。
在北京的日子比她想象的難。不是課業難，是“你從哪裏來”這個問題難。每次有人問她是哪裏人，她說重慶。對方會說“哦，火鍋”，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她不是不會聊，是不想聊。重慶不只是火鍋，不只是輕軌，不只是洪崖洞。重慶是碼頭，是臺階，是那些等船的人。但她不知道該怎麽跟別人說這些。她試過一次，跟一個同學說她在碼頭拍的那些人。同學聽了，說“你好文藝”。沈時雨沒有再說過。
大學四年，她拍了很多東西。課堂作業、畢業設計、幫別人拍的短片。她什麽都能拍，但什麽都拍不深。她知道自己缺什麽。缺一個理由——為什麽要拍。不是為了交作業，不是為了拿學分，不是為了找工作。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拍。她只是習慣性地把鏡頭對準那些人，那些站在臺階上等船的人。但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麽。
畢業那年，她拍了《城市背面》。沒有投資，沒有團隊，只有她自己，一臺攝像機，一張去重慶的火車票。她回到碼頭，回到那些臺階上，重新開始拍。這一次她知道自己要拍什麽了——她要拍那些不被看見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可憐，是因為他們真實。他們站在那裏，等船，等人，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明天。她拍了三個月，每天扛著攝像機去碼頭，拍到天黑，回家，把素材導出來，看一遍，然後睡覺。她不吃早飯，午飯在路邊攤解決，晚飯有時候吃有時候不吃。她瘦了，但她的眼睛很亮。李秀蘭來看過她一次，站在碼頭邊上，看著沈時雨蹲在臺階上拍一個餵鴿子的小女孩。她看了很久，沒有叫她。然後她轉身走了。沈時雨不知道她來過。
《城市背面》入圍了一個影展。不是很大的影展，但有人看到了。她收到一封郵件，說她的片子“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她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她不知道什麽是安靜的力量。她只知道，那些人在臺階上等的時候，也是安靜的。他們不說話，但他們沒有放棄等。她覺得這大概就是力量。
後來她回了重慶。不是因為《城市背面》沒有帶來什麽，是因為李秀蘭病了。她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北京的出租屋裏剪片子。她放下鼠標，買了最近一班航班的機票，沒有收拾行李，只拿了身份證和手機，出了門。從北京到重慶，飛機兩個半小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雲，腦子裏什麽都在想，又什麽都沒想清楚。她只知道，她要回去了。回到那個有江、有船、有鴿子的地方。回到那個她從小就想離開、現在卻拼命想回去的地方。
李秀蘭出院後，沈時雨沒有回北京。她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去。她在南濱路的一棟老居民樓裏租了一間房，三樓，窗戶朝南，能看到江。她每天去茶館，坐在靠窗的位置，打開電腦，看著那些素材，不知道該怎麽剪。她不是剪不出來，是剪不下去。那些素材裏有什麽？有碼頭，有臺階，有等船的人。她拍了那麽多年，拍了那麽多東西，但從來沒有拍過自己。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江棲梧搬來了。快遞砸在她陽臺的花盆上，她上樓敲門，門開了一條縫，一只手從裏面伸出來，遞了一罐冰可樂。她接過可樂，看著那扇關上的門，站了一會兒。她不知道那個人長什麽樣。她只記得那只手——手指很長，指甲修得很短，手腕上戴著一根紅色的編繩。
後來她拍了那張照片。江棲梧抱著年糕站在陽臺上，傍晚的光從她身後漫過來，把她整個人鍍上一層淡金色的光。沈時雨站在樓下，擡頭看到的。她不知道為什麽要拍。她只是覺得，那個畫面很好看。不是好看，是——如果不拍下來，她會後悔。那是她第一次不是因為“要拍什麽”而拍，是因為“不想忘記”而拍。
後來的事情，她都記得。江棲梧說“鴿子不飛就不叫鴿子了”。江棲梧說“我記著了”。江棲梧說“你猜”。江棲梧說“不猜”。江棲梧站在門檻外面，她站在門檻裏面。江棲梧握住她的手，說“不猜”。她反握住，說“好”。那些畫面一幀一幀地存她的腦子裏，比任何素材都清晰。因為她沒有拍下來。她只是記住了。
然後江棲梧走了。信放在桌上，年糕蹲在門口。她看完信，沒有哭。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放在桌上。年糕跳上桌，趴在信封旁邊，把臉埋進爪子裏。她站在那裏，看著那只貓，看了很久。她不知道江棲梧會不會回來。她不知道年糕會不會等她。她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等。
後來她去了北京。不是逃避，是她需要去。江棲梧的信裏說“你也不應該為任何人留下來”。她知道江棲梧說得對。所以她走了。她帶著年糕，帶著那件灰色開衫，帶著那包薄荷糖，帶著那些不知道該怎麽命名的東西，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五年，她拍了一些東西，也放棄了一些東西。她認識了很多人，也忘了很多人。她賺了一些錢，也虧了一些錢。她笑過，也哭過。她以為自己會忘記。但她沒有。她記得江棲梧說的每一句話，記得她寫字的樣子，記得她煮面的樣子，記得她靠在門框上看她的樣子。她記得江棲梧問“你想要什麽”。她記得自己沒回答出來。她記得那個問題一直卡在喉嚨裏，像一根魚刺，咽不下去，吐不出來。
第五年秋天，她收到那本書。封面是灰藍色的，上面有一只鴿子的剪影，書名只有兩個字：《歸巢》。她翻開扉頁，看到那行小字：獻給沈時雨。她站在那裏，站在傳達室門口，捧著那本書，站了很久。風吹過來，把書頁吹得嘩嘩響。她翻到第一章。陳玉蘭泡茶的手。她翻到中間。周遠那瓶沒人買的冰紅茶。她翻到後面。年糕每天晚上十一點的叫聲。她翻到最後一章。江邊的臺階。“她坐在這裏，等了一個下午。那個人沒有來。但她知道，那個人不會來了。因為她讓那個人不要等。但她自己，一直在等。”
她合上書。她蹲下來，蹲在傳達室門口，把臉埋進膝蓋裏。這一次，她哭了。不是無聲的那種，是整個人都在抖的那種。她哭了好久。久到天黑了，路燈亮了。她站起來，擦了擦臉，把書抱在懷裏，走回家。
她坐在床邊，翻開書的第一頁，重新讀。讀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她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行字寫著：“鴿子不飛，就不叫鴿子了。”
她想起來了。是江棲梧說的。一直都是江棲梧說的。她把書放在枕頭邊，躺下來，閉上眼睛。年糕不在。年糕在半年前走了，老死的，走的時候很安靜，趴在她腿上，閉著眼睛，像睡著了。她把它埋在樓下那棵梧桐樹下面，立了一塊小石頭，上面什麽都沒寫。她不知道江棲梧知不知道。
她拿起手機，打開那個五年沒有發過消息的對話框。她打了幾個字，刪掉。又打，又刪。最後她發了三個字：“我看了。”
對面沒有立刻回。過了很久，久到她把手機放下又拿起來好幾次，屏幕亮了。一個字：“安。”
沈時雨看著那個字，看了很久。然後她打了幾個字：“年糕走了。半年前。”
對面沈默了很久。久到沈時雨以為她不會回了。然後屏幕亮了。“我知道。它來看過我。”
沈時雨楞了一下。“什麽時候？”
“去年。它從窗口跳進來，趴在我腿上，睡了一下午。然後走了。”
沈時雨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年糕走之前，去過重慶。它找到了江棲梧。它替她去看過她了。她放下手機，坐在床邊。窗外的天亮了，秋天的陽光從窗簾縫隙擠進來，在地板上畫了一條細長的金線。她站起來，走到衣櫃前，打開。裏面掛著那件灰色開衫，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最上面。她拿出來，穿上。袖子還是有點長，她把袖口卷了兩折。然後她打開行李箱，開始收拾東西。
她沒有發消息告訴江棲梧她要回去。她想，有些話，要當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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