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煙小說

第五次訪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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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訪談(下)

“我在北京住到乾隆二十年。”趙夜明說,“然後離開了,因為...我發現自己開始寫日記了。控制不住,就是想寫。但寫了,又怕。所以離開,去了江南,在蘇州住了下來。”

林晚聲問,“您在蘇州...還寫嗎?”

“寫,但換了一種方式。”趙夜明從懷中取出一個小本子,遞給她。本子很舊,羊皮封面,裏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但用的是一種奇怪的符號,不是漢字。

“這是..”

“我自己編的密碼。”趙夜明說,“用梵文、蒙古文、女真文混在一起,只有我能看懂。這樣,就算被查到,也看不懂。我在蘇州寫了十年,寫了三本。後來覺得還是不安全,就停了,把本子藏在太湖邊的山洞裏。前幾年去看,還在,但紙都朽了,字也模糊了。”

林晚聲翻著本子,那些奇怪的符號像天書,但能感覺到書寫時的壓抑,掙紮,痛苦。

“您都寫了什麽?”

“寫看見的事,聽見的話,心裏的想法。”趙夜明說,“寫揚州十日,寫嘉定三屠,寫文字獄,寫那些被殺的人。寫我多麽恨,多麽痛苦,多麽想一把火燒了這世界。但最後,都化成這些符號,藏在山洞裏,像見不得光的鬼。”

他把本子收回來,小心地放回懷裏,

“所以你看,清代的壓抑,不只是外在的,剃發,易服,文字獄。更是內在的,你不能說,不能寫,不能想。說了,寫了,想了,就是死。到最後,你連自己都懷疑,懷疑那些記憶是不是真的,懷疑那些仇恨是不是應該,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

月亮又被雲遮住,亭子裏暗了下來。遠處的西湖,變成一片深沈的黑暗。

“乾隆六十年,我離開了中國。”趙夜明忽然說,“去了日本,在長崎住了十年。那是我第二次去,上一次還是我剛便成血裔的一百年。”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日本長崎

海風帶著鹹腥味。趙承影,那時他叫趙明遠,明朝的明,遠方的遠,站在長崎的碼頭上,看著來往的船只。

他在日本十年了,做茶葉生意,把中國的茶賣給日本人,把日本的漆器、銅器賣回中國。

外表三十歲,實際快七百歲。他老了,不是外表,是心。在清朝壓抑了一百五十年,他覺得自己快窒息了,所以離開,想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但日本不自由。德川幕府鎖國,只開放長崎一處通商,而且管制極嚴。唐人館裏的中國人,不能隨便外出,不能和日本人深交,不能...說錯話。

但至少,這裏沒有剃發令,沒有文字獄。他可以穿漢服,可以寫漢字,可以和日本文人交流詩詞書畫。雖然也是戴著鐐銬跳舞,但鐐銬輕一些。

他在長崎認識了一個日本學者,叫林羅山,是朱子學大家。兩人常在一起喝茶論道,討論程朱理學,討論陽明心學。林羅山很欣賞他的學識,說他“有古人之風”。

“趙先生,”有一次,林羅山問他,“您在大清,為何不留?”

“留不住。”趙承影說,“那裏...沒有我的位置。”

“因為您是明人?”

趙承影一楞。林羅山微笑,“我看得出來。您的言談舉止,您的詩文,都有明人的風骨。清人...沒有這種風骨。”

趙承影沈默。這是他十年來,第一次被人看穿身份。

“您不用怕。”林羅山說,“在日本,沒人管您是明人還是清人。而且...很多人都記得大明。只是現在...都過去了。”

“過去了?”趙承影苦笑,“在我心裏,過不去。三百年前的事,像昨天一樣清晰。那些死去的人,那些燒掉的書,那些...再也回不來的東西。”

林羅山看著他,看了很久,緩緩道,“趙先生,您活得很痛苦。因為您記得太多,看得太清。有時候,忘記是一種幸福。”

“可我忘不了。”趙承影說,“這是我的詛咒,活得太久,什麽都記得。好的,壞的,光榮的,恥辱的,都記得。想忘都忘不掉。”

“那就寫下來。”林羅山說,“寫下來,交給時間。時間會判斷,什麽該記住,什麽該忘記。”

趙承影搖頭,“在大清,寫了,就是死。”

“在這裏寫。”林羅山說,“在日本寫。寫了,藏起來,等將來。總有一天,會有人看到,會有人明白。”

那晚,趙承影回到住處,磨墨,鋪紙,提筆。他想寫,但手抖得厲害。最後只寫了四個字,

“明月何時”

寫罷,揉了,扔進火盆。火苗竄起,吞噬了紙張,吞噬了那些想說又不敢說的話。

他看著火光,忽然笑了,笑出眼淚。六百多年,他還在逃,還在躲,還在...不敢說話。從汴京逃到江南,從江南逃到日本,可逃到哪裏,都逃不出這恐懼,這壓抑,這...孤獨。

“瓔珞,”他對著火光,輕聲說,“如果你在,你會怎麽說?你會說承影,別寫了,活著就好,還是說承影,寫吧,總得有人記得?”

火光跳躍,像在回答,又像在嘲笑。

他沒再寫。

但他開始收集,收集那些從中國流亡到日本的人寫的東西,收集那些關於明朝的記憶,收集那些在清朝被禁的書。

他花錢請人抄寫,裝訂,藏在住處的地板下。

他對自己說,我在建一個倉庫,一個記憶的倉庫。

等有一天,時機到了,就把這些運回去,還給那片土地,還給那些人。

嘉慶五年,他離開日本,回了中國。不是想回,是不得不回,生意垮了,錢花光了,年紀也“大”了,該“葉落歸根”了。

他回到杭州,在西湖邊買了間小屋,住了下來。每天看看湖,喝喝茶,偶爾去茶館聽聽書。

聽人說嘉慶皇帝如何仁德,說清朝如何盛世,說天下如何太平。

他聽著,笑著,不說話。

因為無話可說。

“我在杭州住到道光二十年。”趙夜明說,“然後鴉片戰爭爆發了。我站在西湖邊,聽見炮聲從錢塘江傳來,知道...又變了。但這次,我沒有恐懼,反而有種...解脫感。因為這證明了,我恨的那個清朝,不是不可戰勝的。它也會挨打,也會流血,也會...害怕。”

林晚聲停下筆,“您去看過鴉片戰爭嗎?”

“去過廣州。”趙夜明說,“親眼看見英軍的炮艦,看見清軍一觸即潰,看見百姓驚慌逃竄。那一刻我在想,如果張叔夜在,如果李綱在,如果那些戰死的人在場,他們會怎麽做?會像清軍一樣逃跑,還是會像守汴京一樣死戰?”

“您覺得呢?”

“他們會死戰。”趙夜明說得很肯定,“因為有些東西,比命重要。比如尊嚴,比如氣節,比如...不跪著活。但清軍沒有這些,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跪著上來的,跪了兩百年,膝蓋已經直不起來了。”

月亮完全出來了,湖面一片銀白。遠處有夜航的船,亮著燈,緩緩移動。

“後來呢?”林晚聲問。

“後來我去了南京,見證了《南京條約》的簽訂。”趙夜明說,“在靜海寺外,我看著那些洋人趾高氣昂地進去,看著那些清朝官員低頭哈腰地出來。然後聽見有人說,看,這就是天朝上國。”

他笑了,笑裏有種說不出的悲涼,

“那一刻我明白了,清朝完了。不是敗在洋人的槍炮下,是敗在自己的骨頭裏,早就酥了,早就爛了,早就...沒有脊梁了。這樣的朝廷,不亡,天理不容。”

“那您..”

“我離開了南京,去了上海。”趙夜明說,“在上海,我看到了另一種東西,洋人的工廠,洋人的銀行,洋人的學校。也看到了中國人開始學洋文,開始穿洋裝,開始...睜眼看世界。那一刻我知道,新時代要來了。雖然會很痛,會很亂,但...總比一潭死水好。”

他站起身,走到亭子邊,望著湖面,

“所以我常想,清代的壓抑,也許不是壞事。因為它讓人憋得太久,憋得太狠,憋到一定要爆發。鴉片戰爭是爆發的開始,太平天國是爆發的高潮,辛亥革命是爆發的結局。一百年的壓抑,換來一百年的動蕩,換來...一個新國家。值不值?不知道。但這就是歷史,沒有選擇,只有承受。”

林晚聲也站起身,走到他身邊。月光下,趙夜明的側臉輪廓分明,但很瘦,皮膚貼著骨頭,像一尊快要風幹的雕塑。

“您累了。”她說。

“嗯,累了。”趙夜明點頭,“九百年的戲,看了太多場,累了。想休息了。”

“下次...聊近代?”

“嗯,聊近代。”趙夜明轉身,“那是我經歷過的,最波瀾壯闊,也最痛苦的時代。下周六,我帶你去個地方,我在抗戰時住過的防空洞。還在,沒拆。在那裏聊,更有感覺。”

“好。”

兩人下山。石階很陡,趙夜明走得很慢,林晚聲扶著他。他的手臂很細,隔著衣服能摸到骨頭,很硬,很脆,像隨時會斷。

“林小姐,”走到山腳,趙夜明忽然說,“謝謝你聽我說這些。這些事,在我心裏憋了幾百年,現在說出來,感覺...輕松了些。雖然改變不了什麽,但至少,有人知道了。”

“該我謝謝您。”林晚聲說,“願意告訴我。”

趙夜明笑了笑,笑容很淡,“我該走了。你也早點回去,路上小心。”

“您也是。”

兩人分開。林晚聲看著他的背影,在月光下,在梧桐樹影裏,慢慢走遠,慢慢消失。像走進歷史,走進時間,走進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夜晚。

她忽然想起他說的那句話,

“有些東西,是燒不掉的,磨不滅的。在血裏,在魂裏,在一代代人的骨子裏。總有一天,會醒過來。”

也許,這就是他活九百年的意義,記住那些燒不掉的,磨不滅的,然後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來,讓它們...醒過來。

夜風吹過,湖面起皺,月影碎了又圓,圓了又碎。

像記憶,像時間,像這永不停息的人間。

【第五次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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