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煙小說

安和樹[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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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樹

1957年她出生在北京一個安靜的軍區大院裏。

那一年,阿石四十二歲,蘇子苓三十八歲。中年得女,放在誰家都是天大的喜事。

但石安和的出生,註定和別的孩子不一樣。

蘇子苓生她的時候有些艱難,產後大出血,差點沒救過來。阿石站在產房外面,從夜裏站到天亮,站成了一尊雕像。護士出來報信時,他腿一軟,差點跪下去。

他給女兒取名“安和”——安是平安,和是和平。

蘇子苓後來問他:怎麽取這麽素的名字?你們老莫家的人,不都叫什麽遠山、擎天、承華,一個比一個大氣?

阿石說:我跟爺打了二十年仗,跟鬼子打,跟美國人打。夠了。我閨女,這輩子就安安靜靜的、和和氣氣的,別吃我吃過的苦,別見我見過的血。

蘇子苓聽了,沒說話,只是把孩子往他懷裏送了送。

阿石抱著那個軟軟的、小小的、眼睛還睜不開的女兒,手指都在抖。那雙殺過鬼子、在長津湖零下四十度握過槍的手,此刻小心翼翼地托著一個嬰兒,像托著一顆隨時會化的雪。

他低下頭,對著那張皺巴巴的小臉,輕輕說了一句:

“安和,爸爸這輩子值了。你以後,一定要比爸爸過得好。”

1960年三歲的石安和,長得像蘇子苓——眉眼秀氣,皮膚白凈,說話細聲細氣的。但性格像阿石,倔,認死理,摔倒了不要人扶,自己爬起來拍拍土,接著跑。

她住的那個大院,小朋友們玩打仗游戲,她從來不參加。有人問:安和,你怎麽不玩?她搖搖頭:不好玩。

她更喜歡跟媽媽去醫院。蘇子苓那時候已經是總院的副主任醫師,忙起來幾天不著家。但偶爾值夜班,會帶著她,給她一張折疊床,讓她睡在值班室角落裏。

她從小就知道,媽媽的手是用來救人的。那雙手,細長、柔軟,卻能縫合最深的傷口,能握住最瀕危的生命。

她問媽媽:爸爸的手是幹什麽的?

蘇子苓沈默了一下,說:爸爸的手,是保護你跟媽媽的。

安和那時候不懂。後來她懂了——爸爸的手殺過敵人,是為了讓媽媽這樣的人能救人。

1965年石安和上小學了。

石安和在學校裏不太合群。她話少,不爭不搶,成績中等,老師從來不費心。但她有一個毛病——愛管閑事。

班上有個男孩,父親被下放了,同學們孤立他,罵他。安和不管那些,照樣和他說話,分他帶的好吃的。老師找她談話:你知道他父親是什麽人嗎?安和說:知道他父親是他父親,他是他。

老師噎住了。

回家她把這事告訴爸爸。阿石正蹲在院子裏修自行車,聽了,手上的扳手停了一下。然後他擡起頭,看著女兒,說:

“做得對。”

就三個字,再沒多說。

安和後來想起爸爸那天的眼神,覺得那裏面好像有一點點亮。像一個人在黑暗裏待久了,忽然看見一小簇火苗。

1966年,風暴來了。

那年秋天,大院裏一夜之間貼滿了。安和認得幾個字,但那些字組合在一起,她發現她讀不懂。

她只知道,院子裏那些和爸爸一起下棋的伯伯們,忽然都不來了。有些被帶走了,有些被拉到街上去。

有一天放學回家,她看見爸爸站在院子裏,背對著她,很久沒動。她走過去,發現爸爸在看一棵樹——那棵樹是媽媽剛生下她那一年種的,叫“安和樹”。爸爸說,等樹長高了,你就長大了。

那天爸爸沒回頭,只是輕聲說:“安和,以後有人問你爸爸是幹什麽的,你就說……不知道。”

她那時候不懂。後來懂了。

爸爸在教她——活著,有時候比說實話更重要。

1967年爸爸被停職了。

不是被抓。沒有人來家裏鬧,但那些以前經常來匯報工作的叔叔們,不來了。電話也不響了。爸爸整天待在家裏,修自行車,種菜,練拳。

有一天,安和放學回來,看見家裏來了個老人——頭發花白,背微微駝,但腰桿還挺著。爸爸叫他“老連長”。兩個人坐在院子裏喝茶,話很少,大半時間就是坐著。走的時候,老連長從懷裏掏出一瓶酒,塞給爸爸。爸爸沒推辭,點點頭。

後來安和才知道,那是爸爸在長津湖的老戰友,特意從外地趕來看他。那時候敢來看爸爸的人,都是拿命在賭。

她問媽媽:那些人為什麽還來看爸爸?

蘇子苓正在縫衣服,手裏的針停了停。她看著女兒,沈默了很久,才說:

“因為你爸爸救過他們的命。有些債,人記得。”

1969年石安和上初中了。

學校已經不太上課了,但每天都有安排。安和成績好,但從來不出風頭。

她有了一個秘密——她開始寫日記。不敢在家裏寫,就在學校圖書館的角落裏偷偷寫。寫的不是大事,是每天看見的、聽見的、想到的。寫完夾在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藏在書架最深處。

她也不知道為什麽寫。只是覺得,有些事如果不記下來,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那年冬天,她第一次看見爸爸哭。

是清明節。爸爸一個人去了趟揚州,回來的時候,眼眶紅紅的。媽媽問:去了?爸爸點點頭,沒說話。安和躲在門後看,看見爸爸站在院子裏那棵“安和樹”前,手摸著樹幹,肩膀一抖一抖的。

她後來知道,那天爸爸和陸伯伯去看了一個人——一個叫趙承的人,死在南京保衛戰裏。

她忽然懂了:爸爸心裏裝著的,不只是她們母女。還有很多很多人,活著的,死了的,都裝在他心裏。

1970年那年秋天,家裏來了客人。

爸爸親自去機場接的,回來的時候,安和站在院子裏,看見一個老人從車上下來,頭發全白了,但腰板挺直,眼睛亮得像年輕人。

爸爸對她說:叫莫爺爺。

她叫了。那個老人看著她,看了很久,然後點點頭,說:像,像子苓。又像你爸爸。好孩子。

那是她第一次見到莫遠山。

晚飯的時候,一桌大人說話,她坐在旁邊聽。他們說的很多事她聽不懂——南京、武漢、運輸線、情報網。但她聽出了兩件事:

第一,爸爸年輕的時候,跟著這個莫伯伯打仗,差點死了很多次。

第二,莫伯伯離開中國二十五年,剛回來。

她忽然問了一句:莫伯伯,你為什麽走那麽久?

飯桌上安靜了一下。

大人們互相看了看。莫遠山沒生氣,只是看著她,目光裏有一種奇怪的東西——不是難過,是一種很深的、她那時候還讀不懂的東西。

他說:因為有些時候,人不得不走。但不走,又回不來。

安和聽不太懂。但她記住了那句話。

1976年十九歲,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

安和已經高中畢業兩年了,沒有大學可上,在街道工廠做工。她學會了車床,學會了鉗工,學會了和那些大姐大媽們一起說臟話、織毛衣、偷懶。

但她心裏總有個聲音:我不能一輩子待在這裏。

那一年秋天,一個消息傳來——要恢覆高考了。

她回家告訴父母。阿石正在澆菜,聽完,手裏的水瓢停了停。然後他說:考。

就一個字。

蘇子苓說:可是你只有初中文化……

安和說:我去借書,我去覆習,我去考。

那一年冬天,她走進考場。手凍得發抖,握著筆,一筆一劃地寫。考完出來,天已經黑了,她站在考場門口,忽然想哭。

一個月後,錄取通知書來了——北京醫學院。

蘇子苓捧著那張紙,眼淚掉下來。阿石沒哭,他只是走到院子裏,在那棵已經長得很高的“安和樹”前站了很久。

1978年二十一歲

大學二年級。

那年秋天,家裏又來了一位客人。

是莫爺爺的兒子,叫莫承華,在美國當消防員,回國探親。他來看爸爸,也給安和帶了一本書——是一本英文原版的醫學教材。

安和問:你怎麽知道我學醫?

莫承華說:你媽媽寫信說的。我爸讓我帶的。

安和看著他,這個三十出頭的男人,眉眼像莫爺爺,但氣質不太一樣——更銳利一些,像一把還沒入鞘的刀。

她說:我爸爸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嗎?

莫承華楞了一下,然後笑了。那笑容裏有些東西——不是驕傲,是一種更深的、她讀不太懂的東西。

他說:我爸爸說,你爸爸年輕的時候,比誰都莽。

安和聽了,沒說話。

她想起小時候,鄰居家的小朋友說“你爸爸是將軍”。她那時候不懂什麽是將軍。後來懂了——將軍,就是有人恨他,有人怕他,但更多人把命都願意交給他。

她忽然很想知道,爸爸年輕的時候,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

1980年二十三歲

大學畢業,分配到醫院,婦產科。

第一天上班,她站在產房門口,聽見裏面傳來嬰兒的啼哭。那哭聲又尖又亮,穿透墻壁,穿透人群,穿透她二十三年的人生。

她忽然想起爸爸說過的那句話:閨女,你這輩子,安安靜靜的、和和氣氣的,別吃我吃過的苦。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那雙和蘇子苓一樣的手——細長,柔軟,將來也會用來縫合傷口,托起生命。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爸爸給她取名“安和”,不是讓她平庸,是讓她用另一種方式,替他去守護這個終於安和下來的世界。

她握緊了自己的手。

然後推開門,走了進去。

很多年後,她接生過的孩子,數以千計。

她從來沒有對人說起過自己的父親——那個沈默的、在長津湖拼過命、在家裏種了一輩子菜的老頭。

但她知道,每接生一個孩子,每聽見一聲啼哭,爸爸都在某個地方,用那種她小時候看不懂的眼神,看著她。

那個眼神裏,有太多她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東西。

但她知道,那是愛。

是一種從戰火裏長出來、在沈默裏紮根、最終在她這一代,開出花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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