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爭論 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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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爭論 弊端
蘇莫困倦地眨了眨眼睛, 霎時間有些茫然，似乎依舊沈浸在冗長的經文；但他還是反應了過來——哪怕是吃力的、疲憊地反應了過來。他喃喃道：
“青苗法……青苗法……嗯，青苗法確實問題不小。”
小王學士道：“為什麽？”
說完這一句, 他又忍不住補充：
“是因為吏治麽？”
青苗法壞於貪官汙吏，這幾乎已經成了反思新法的定論；都認為王荊公是操之過急，用人不明，以至於局面敗壞, 不可收拾。但蘇莫茫然眨眼, 思索片刻，卻搖了搖頭：
“最大的問題還不在這裏……敢問一句, 青苗法一年的利息, 大概是多少呢？”
“每年四到五成左右。”
說到此處，小王學士不由遲疑；實際上，青苗法利息正是新黨與舊黨爭論的關鍵焦點之一。舊黨指責新黨把利息定得太高純粹是盤剝百姓，新黨則反駁說民間借貸利息在百分百以上，青苗法收四成絕對能算是善政——雙方爭執往來不下，外加政鬥情仇彼此 糾葛，才把局勢搞得錯綜覆雜、完全不可控制。
不過，若以王荊公本心而言，其實私下裏未必不讚成舊黨“利息太高的指責。他晚年曾經告訴王棣, 說青苗錢利息收到四五成，多半是處於神宗皇帝為了斂財下的指標；而在他原本的規劃中, 一旦西夏平定邊境無事, 國家就該削減開支，降低青苗錢的利息，最大限度的避免“盤剝百姓”的質疑——這也是他為什麽這麽喜歡當初的蔡京，願意給此人提拔機會的緣故；說白了, 無論新黨舊黨，在利息上的見解其實都是一致的，他們本心上都以為，收取利息本質就是盤剝農民，所以都希望這個利息越低越好，最好借錢根本沒有利息。這才是“先王之治”。
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講，你才能意識到沈夢溪的非凡之處。至少人家可以擺脫這種純粹出於樸素道德的直覺，敏銳指出利息也不能過低；可問題是——
“你覺得這個利息不合適麽？”
“當然不合適。”
“那麽多少才合適？”
“多少都不合適。”蘇莫道：“或者說，青苗法的疏失，正在於此。”
面對滿臉迷惑的小王學士，他嘆了一口氣：
“夢溪先生的話，你應該也聽到了。官府借錢的利息不能太高，太高就成了高利貸；官府借錢的利息也不能太低，太低就會被拿去兼並土地。官府的利息必須適當——可是，什麽才叫適當呢？淮南路的田租是每年兩成，所以官府借錢的利息應該知道少高於兩成；可其他州府呢？淮南路地狹人稠，田租本來就要高上許多；如果換到西北，局勢可能又是一變；而京東路、京西路多有權貴，他們出租田地的規矩，又與別處大有不同，到底什麽樣的利息，才能適合於所有呢？”
“——說白了，各處的市場情況完全不一樣，哪裏能制定一個統一的利息呢？”
利息是市場經濟裏的資金流動，而正如偉大學者殷殷教誨的那樣，市場經濟成立的前提，當然是你必須有一個市場；喔不要哈哈大笑以為這是一句什麽廢話文學，實際上，對於一個封建王朝而言，這個要求已經近乎於拔泰山而超北海，各種意義上都屬於癡心妄想了。
什麽是市場？即使拋開所有經濟學派的高要求，那至少也應該達到一個基礎標準——只要你有錢，你就應該能買到絕大部分的東西；市場無形的大手調來調去，無非是漲價降價賠錢賺錢，從來沒有說過你揮舞著鈔票都沒人要的；貨幣能夠調動一切，這才是市場經濟。
可是，在現在的帶宋，你能夠做到這一點麽？
仁宗年間，因為大旱外加西夏侵擾，西北各地糧價飛漲，幾乎都要人吃人了，上上下下絞盡腦汁的找活路；而同時江南因為豐收太過倉儲不夠，不能不任由稻谷堆砌如山、自行腐敗，而當地官員日夜懸心，擔憂的卻是谷賤傷農，農民必將大批破產——此時此刻，面對兩地如此懸殊的價格差異，市場無形的大手在哪裏呢？
幾年前四川的鹽井出了亂子，周遭州府供鹽斷絕，當地的百姓甚至要去刮尿堿來充鹽；與此同時，京東路的鹽卻堆積如山，浪擲揮霍、無可計算——這個時候，市場無形的大手又在哪裏呢？
無形的大手當然有匪夷所思的力量，但它絕不是什麽從天而降、天生天成的奇跡；為了發揮無形大手的效力，必須要打通自然的屏障、統一上下的規則、越過一切有形與無形的阻礙，如此才能如臂使指，將物資自由調動於廣袤國土之上，最大限度的發揮價格調配機制的作用；也就是說，你需要有八縱八橫的鐵路網絡、數十萬公裏的高速公路、村村通工程，上百萬座的水庫、大壩、羅網一樣的運河——而這一切，只有一個偉大的力量才能完成。
甚至說難聽點，就是在初步邁入工業化，生產力大大進步之後，要滿足廣袤土地上豐富多樣的物資需求，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至於不能不以票證來強行限制需求，勉強維持經濟運轉。人力真正戰勝自然，經濟終於進步到無往不至、靈活多變，可以完全依靠市場調控的境地，統共也不過幾十年的光景而已。
而現在的帶宋嘛……唉，何必這麽不自量力呢？
“沒有統一的市場，卻搞統一的利息，這當然會惹出大亂子。”蘇莫道：“青苗法最大的弊端，就在於此，或者說，新法最大的弊端，就在於此。”
無論後人如何渲染宋朝的“商品經濟”，但在本質上，帶宋都依然是一個自然經濟為主導的標準封建社會。那一點“興旺”的商品經濟，多半像是蛋糕上鑲嵌的草莓——僅做展示；如果真被這種假象所迷惑，真正相信了什麽“商品發達”，那麽貿然推廣全國之後，當然是要嚴重水土不服的。
“說實話，利息如果不匹配市場，是會搞出大問題的。”蘇莫沈吟道：“金融危機啦、嚴重衰退啦、物價暴漲啦，諸如此類。不過，大概是下面的官吏胡作非為，隨便亂搞的緣故，這種大問題居然還沒有出現……”
因為官員胡搞蠻搞，所以青苗法基本等於沒有執行；因為沒有執行，反而使得利息與市場之間的矛盾隱伏不發，沒有搞出真正的大事來——啊，這就是事實滑稽的一面。
試想一想，如果舉國上下都是蔡京這種能幹的官吏，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把青苗法貫徹了下去，那結果會是什麽？僅僅一個淮南路土地兼並加劇，後續還可以設法彌補；要是全國上下都這麽搞……
壞心辦好事了，是吧？
小王學士：……
“所以。”他喃喃道：“你也反對青苗法？”
“不。”蘇莫糾正他：“我其實很讚同青苗法的理念，政府應該統一管理市場利息……事實上，我對整個新法的理念，都非常讚賞。”
新法的理念是什麽呢？如果拋開新黨舊黨之間意識形態爭奪的一大堆無聊名詞，那麽以後世的眼光再次觀照，則總體思路非常之清晰；無論是《青苗》、《保甲》，抑或《募役》，都是試圖以商品經濟的貨幣雇傭關系取代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試圖促進市場活躍、發展尚在雛形的貿易。
——簡而言之，求求你們搞一搞資本雇傭吧，封建人身依附實在是太low啦！
你能說這個理念有問題麽？事實上這個理念簡直可以說是太先進了，先進到但凡體會過商品經濟便利的人，都會立刻被它吸引。
事實上，新舊黨爭中最鐵桿的新黨人，如果細細計算籍貫，那多半都是南方及京西、京東人。帶宋南方及京城商業經濟發達，吃過見過的人當然能意識到這種經濟模式的巨大潛力；但反過來講，出身中部及西北的舊黨官員就沒辦法接受這種離經叛道、渾然不可理喻的思路了。
這就是世界觀的差異，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調和的，雙方都到天昏地暗，又有什麽不合理？
不過，如果從事後諸葛亮的眼光看，那雙方也確實沒有辦法分出一個根本的勝負——新黨的理念或許是對的，但而今這個時代，委實不是這種理念大展身手的時候。
“所以，最大的問題還是不合時宜。”蘇莫道：“試圖在帶宋的體制上運轉新法，就好像在奔騰處理器上運行win11一樣，啊，必定非常吃力；方向正確不代表路線正確，這是古往今來眾多變法的悲劇……”
方向正確不代表路線正確。王荊公犯的是這個錯誤，張太岳犯的也是這個錯誤。他們所預見的未來光輝而又璀璨，他們對世界的感知精準而又可靠，他們選擇的方向就是歷史的方向——封建自然經濟的確不可持續，必須盡快發展市場、發展商品交換、發展新的生產要素；但是，他們挑選的路又的確不可能在那個時代走通——於是強烈的沖擊與矛盾，便釀成了最後的結局。
可是，這又能怪得了誰呢？要知道，即使在劇烈動蕩摧毀了一切舊有利益集團之後，為了組建一個統一市場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仍然是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而經濟轉型時的風擊浪險、戰戰兢兢，更不是一句簡單的變法可以概括的——王荊公的理想最終被證明了它的正確與光輝，但那已經是一千年以後的事情了。
蘇莫嘆了一口氣
“……正確的方向不等於正確的結果，所以，必須做出調整。”
小王學士皺了皺眉。他當然聽不懂什麽處理器不處理器，但最後一句話是聽得懂的：
“什麽調整？”
“允許一部分地區先搞新法。”蘇莫慢吞吞道：“比如現在的江浙一帶，以蔗糖為核心的產業鏈……只要產業鏈能夠擴張，我們就可以逐步納入其餘地區，然後修築基礎設施、填平自然的障礙，為市場的完全成熟，做好準備……”
當談到產業鏈擴充的偉大前景時，蘇某人喋喋不休，萎靡的精氣神似乎又有點恢覆了；而王棣則哼了一聲，沒有接茬。他對蘇某人的那一套奇妙理論不太熟悉，但對語言的微妙之處卻非常熟悉。他已經敏銳察覺到了，再提及未來所有宏大的規劃時，蘇莫的表態都是“我們”，而非大宋的“朝廷”。
——那麽，“我們”能夠等同於大宋的“朝廷”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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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莫困倦地眨了眨眼睛, 霎時間有些茫然，似乎依舊沈浸在冗長的經文；但他還是反應了過來——哪怕是吃力的、疲憊地反應了過來。他喃喃道：
“青苗法……青苗法……嗯，青苗法確實問題不小。”
小王學士道：“為什麽？”
說完這一句, 他又忍不住補充：
“是因為吏治麽？”
青苗法壞於貪官汙吏，這幾乎已經成了反思新法的定論；都認為王荊公是操之過急，用人不明，以至於局面敗壞, 不可收拾。但蘇莫茫然眨眼, 思索片刻，卻搖了搖頭：
“最大的問題還不在這裏……敢問一句, 青苗法一年的利息, 大概是多少呢？”
“每年四到五成左右。”
說到此處，小王學士不由遲疑；實際上，青苗法利息正是新黨與舊黨爭論的關鍵焦點之一。舊黨指責新黨把利息定得太高純粹是盤剝百姓，新黨則反駁說民間借貸利息在百分百以上，青苗法收四成絕對能算是善政——雙方爭執往來不下，外加政鬥情仇彼此 糾葛，才把局勢搞得錯綜覆雜、完全不可控制。
不過，若以王荊公本心而言，其實私下裏未必不讚成舊黨“利息太高的指責。他晚年曾經告訴王棣, 說青苗錢利息收到四五成，多半是處於神宗皇帝為了斂財下的指標；而在他原本的規劃中, 一旦西夏平定邊境無事, 國家就該削減開支，降低青苗錢的利息，最大限度的避免“盤剝百姓”的質疑——這也是他為什麽這麽喜歡當初的蔡京，願意給此人提拔機會的緣故；說白了, 無論新黨舊黨，在利息上的見解其實都是一致的，他們本心上都以為，收取利息本質就是盤剝農民，所以都希望這個利息越低越好，最好借錢根本沒有利息。這才是“先王之治”。
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講，你才能意識到沈夢溪的非凡之處。至少人家可以擺脫這種純粹出於樸素道德的直覺，敏銳指出利息也不能過低；可問題是——
“你覺得這個利息不合適麽？”
“當然不合適。”
“那麽多少才合適？”
“多少都不合適。”蘇莫道：“或者說，青苗法的疏失，正在於此。”
面對滿臉迷惑的小王學士，他嘆了一口氣：
“夢溪先生的話，你應該也聽到了。官府借錢的利息不能太高，太高就成了高利貸；官府借錢的利息也不能太低，太低就會被拿去兼並土地。官府的利息必須適當——可是，什麽才叫適當呢？淮南路的田租是每年兩成，所以官府借錢的利息應該知道少高於兩成；可其他州府呢？淮南路地狹人稠，田租本來就要高上許多；如果換到西北，局勢可能又是一變；而京東路、京西路多有權貴，他們出租田地的規矩，又與別處大有不同，到底什麽樣的利息，才能適合於所有呢？”
“——說白了，各處的市場情況完全不一樣，哪裏能制定一個統一的利息呢？”
利息是市場經濟裏的資金流動，而正如偉大學者殷殷教誨的那樣，市場經濟成立的前提，當然是你必須有一個市場；喔不要哈哈大笑以為這是一句什麽廢話文學，實際上，對於一個封建王朝而言，這個要求已經近乎於拔泰山而超北海，各種意義上都屬於癡心妄想了。
什麽是市場？即使拋開所有經濟學派的高要求，那至少也應該達到一個基礎標準——只要你有錢，你就應該能買到絕大部分的東西；市場無形的大手調來調去，無非是漲價降價賠錢賺錢，從來沒有說過你揮舞著鈔票都沒人要的；貨幣能夠調動一切，這才是市場經濟。
可是，在現在的帶宋，你能夠做到這一點麽？
仁宗年間，因為大旱外加西夏侵擾，西北各地糧價飛漲，幾乎都要人吃人了，上上下下絞盡腦汁的找活路；而同時江南因為豐收太過倉儲不夠，不能不任由稻谷堆砌如山、自行腐敗，而當地官員日夜懸心，擔憂的卻是谷賤傷農，農民必將大批破產——此時此刻，面對兩地如此懸殊的價格差異，市場無形的大手在哪裏呢？
幾年前四川的鹽井出了亂子，周遭州府供鹽斷絕，當地的百姓甚至要去刮尿堿來充鹽；與此同時，京東路的鹽卻堆積如山，浪擲揮霍、無可計算——這個時候，市場無形的大手又在哪裏呢？
無形的大手當然有匪夷所思的力量，但它絕不是什麽從天而降、天生天成的奇跡；為了發揮無形大手的效力，必須要打通自然的屏障、統一上下的規則、越過一切有形與無形的阻礙，如此才能如臂使指，將物資自由調動於廣袤國土之上，最大限度的發揮價格調配機制的作用；也就是說，你需要有八縱八橫的鐵路網絡、數十萬公裏的高速公路、村村通工程，上百萬座的水庫、大壩、羅網一樣的運河——而這一切，只有一個偉大的力量才能完成。
甚至說難聽點，就是在初步邁入工業化，生產力大大進步之後，要滿足廣袤土地上豐富多樣的物資需求，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至於不能不以票證來強行限制需求，勉強維持經濟運轉。人力真正戰勝自然，經濟終於進步到無往不至、靈活多變，可以完全依靠市場調控的境地，統共也不過幾十年的光景而已。
而現在的帶宋嘛……唉，何必這麽不自量力呢？
“沒有統一的市場，卻搞統一的利息，這當然會惹出大亂子。”蘇莫道：“青苗法最大的弊端，就在於此，或者說，新法最大的弊端，就在於此。”
無論後人如何渲染宋朝的“商品經濟”，但在本質上，帶宋都依然是一個自然經濟為主導的標準封建社會。那一點“興旺”的商品經濟，多半像是蛋糕上鑲嵌的草莓——僅做展示；如果真被這種假象所迷惑，真正相信了什麽“商品發達”，那麽貿然推廣全國之後，當然是要嚴重水土不服的。
“說實話，利息如果不匹配市場，是會搞出大問題的。”蘇莫沈吟道：“金融危機啦、嚴重衰退啦、物價暴漲啦，諸如此類。不過，大概是下面的官吏胡作非為，隨便亂搞的緣故，這種大問題居然還沒有出現……”
因為官員胡搞蠻搞，所以青苗法基本等於沒有執行；因為沒有執行，反而使得利息與市場之間的矛盾隱伏不發，沒有搞出真正的大事來——啊，這就是事實滑稽的一面。
試想一想，如果舉國上下都是蔡京這種能幹的官吏，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把青苗法貫徹了下去，那結果會是什麽？僅僅一個淮南路土地兼並加劇，後續還可以設法彌補；要是全國上下都這麽搞……
壞心辦好事了，是吧？
小王學士：……
“所以。”他喃喃道：“你也反對青苗法？”
“不。”蘇莫糾正他：“我其實很讚同青苗法的理念，政府應該統一管理市場利息……事實上，我對整個新法的理念，都非常讚賞。”
新法的理念是什麽呢？如果拋開新黨舊黨之間意識形態爭奪的一大堆無聊名詞，那麽以後世的眼光再次觀照，則總體思路非常之清晰；無論是《青苗》、《保甲》，抑或《募役》，都是試圖以商品經濟的貨幣雇傭關系取代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試圖促進市場活躍、發展尚在雛形的貿易。
——簡而言之，求求你們搞一搞資本雇傭吧，封建人身依附實在是太low啦！
你能說這個理念有問題麽？事實上這個理念簡直可以說是太先進了，先進到但凡體會過商品經濟便利的人，都會立刻被它吸引。
事實上，新舊黨爭中最鐵桿的新黨人，如果細細計算籍貫，那多半都是南方及京西、京東人。帶宋南方及京城商業經濟發達，吃過見過的人當然能意識到這種經濟模式的巨大潛力；但反過來講，出身中部及西北的舊黨官員就沒辦法接受這種離經叛道、渾然不可理喻的思路了。
這就是世界觀的差異，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調和的，雙方都到天昏地暗，又有什麽不合理？
不過，如果從事後諸葛亮的眼光看，那雙方也確實沒有辦法分出一個根本的勝負——新黨的理念或許是對的，但而今這個時代，委實不是這種理念大展身手的時候。
“所以，最大的問題還是不合時宜。”蘇莫道：“試圖在帶宋的體制上運轉新法，就好像在奔騰處理器上運行win11一樣，啊，必定非常吃力；方向正確不代表路線正確，這是古往今來眾多變法的悲劇……”
方向正確不代表路線正確。王荊公犯的是這個錯誤，張太岳犯的也是這個錯誤。他們所預見的未來光輝而又璀璨，他們對世界的感知精準而又可靠，他們選擇的方向就是歷史的方向——封建自然經濟的確不可持續，必須盡快發展市場、發展商品交換、發展新的生產要素；但是，他們挑選的路又的確不可能在那個時代走通——於是強烈的沖擊與矛盾，便釀成了最後的結局。
可是，這又能怪得了誰呢？要知道，即使在劇烈動蕩摧毀了一切舊有利益集團之後，為了組建一個統一市場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仍然是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而經濟轉型時的風擊浪險、戰戰兢兢，更不是一句簡單的變法可以概括的——王荊公的理想最終被證明了它的正確與光輝，但那已經是一千年以後的事情了。
蘇莫嘆了一口氣
“……正確的方向不等於正確的結果，所以，必須做出調整。”
小王學士皺了皺眉。他當然聽不懂什麽處理器不處理器，但最後一句話是聽得懂的：
“什麽調整？”
“允許一部分地區先搞新法。”蘇莫慢吞吞道：“比如現在的江浙一帶，以蔗糖為核心的產業鏈……只要產業鏈能夠擴張，我們就可以逐步納入其餘地區，然後修築基礎設施、填平自然的障礙，為市場的完全成熟，做好準備……”
當談到產業鏈擴充的偉大前景時，蘇某人喋喋不休，萎靡的精氣神似乎又有點恢覆了；而王棣則哼了一聲，沒有接茬。他對蘇某人的那一套奇妙理論不太熟悉，但對語言的微妙之處卻非常熟悉。他已經敏銳察覺到了，再提及未來所有宏大的規劃時，蘇莫的表態都是“我們”，而非大宋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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