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文與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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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文與史[VIP]
【清朝人有首詩, 少聞雞聲眠，老聽雞聲起。千古萬代人，消磨數聲裏。
站在歷史此端，無數人在日覆一日的雞鳴聲中將時光消磨殆盡, 上古詩經讚頌君王萬壽無疆, 唱至今日也沒有哪位當真萬歲。
互聯網有句很令人悵惘的話, 從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秦到今天，兩千多年也不過是二十多個人首尾相連的一生。
作為現代人，那些或離奇或雄壯的故事似乎都離我們太遠又太近。近到只需二十代長壽老者，遠到哪怕身至舊地，捧起的也已經是千年後的塵土, 無法辨認它曾經屬於滄海還是桑田。
歷史之殘酷, 歷史之瑰麗, 正是如此。】
歷朝聽完這段，皆升起一股落寞。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周天子坐擁天下八百年早化塵泥，秦始皇超三皇越五帝身後無人，無論天子還是名臣，武將還是文人，都在來去紅塵中匆匆而行。
除了那些真切存在的造物, 能留存千年，傳至後人眼中手中的太少。
百姓拾起樹枝，在地上不甚熟練地劃出二字。
唯有文, 唯有史。
【歷數封建王朝，大多有易代修史的傳統，即前頭的朝代滅亡了, 在它之後的為之修史。
這很好理解，修史屬於文治禮教方面的大工程, 完成了屬於文治盛世。後來者要通過這種行為確立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又要展現出以史為鑒、吸取前人教訓的姿態。
民間私人如何修史管不過來，官方撰寫就比較覆雜。史官能混上這個位置，肯定是存在一定追求，不肯歪曲順從的，但本朝皇帝畢竟還不是死人，落筆時難免有直書和曲筆之分。
直書，史官不顧惜可能到來的人頭落地和九族危害，也努力摒除個人好惡，知道什麽就寫什麽。柳宗元曾經給韓愈寫信論修史就表達過這種思想，“凡居其位，思直其道”，如果道義正確，死都不能違背，違背就幹脆別幹了。
他這封信也挺有意思，韓愈當時要在長安史館就職，心裏不大樂意，寫信和朋友抱怨，柳宗元看了做出如下回覆：
“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甚可痛哉！”，像你韓退之這樣又有學問又慷慨的人不肯修史，那咱們大唐的史書不就沒人可以托付了嗎？朝廷有你這樣的人才卻不為史官，多令人痛心，猛猛誇，韓愈看了收拾收拾就去史館報道了。】
劉禹錫調笑：“昔日你與韓退之論天，我以《天論》三篇助你，反落不得好，這次你勸他我可不願再參與。”
冬日淒冷，柳宗元窩入冬衣：“後世都這麽說了，何須你我再勸？”
友人繞著爐火轉悠：“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於此信中，韓退之近乎是個完美人物了。”
柳宗元閑閑回應：“劉郎風度更甚。”
·
“寫史之人，除了史實，原來還有筆者的個人情感要克服。”年幼的蘇邁困惑。
蘇軾摸摸兒子的頭：“自然，褒貶只在筆者一念，呈現出的東西卻大有不同。據實書寫需要持中公正，若心存偏私，難免落到曲筆中。”
蘇邁正欲說話，又被孩童嬉戲喧鬧聲打斷，小孩子懶聽天幕，正學著玩後人播放現世游時鏡頭掃過的游戲。
一人抓捕，其餘人皆逃亡，捕者逐逃者，即將觸及時逃者急呼三字之語，呼畢僵立不動，被定在原地，得同伴來接才能再次行動。若全場逃亡者皆定，則呼“全國人民大解放”，所有僵立之人便都能再次行動。
這本是民間稚兒也會的定身戲，可當今兒童玩耍時給出的指令是簡單的定或行，後世孩童立定後卻只呼出一句，被困鎖原地之人就都能掙出手腳，再赴自由。
蘇轍看著這幅安寧之景，不禁喃喃：“今人觀史，為的是學習和教化。可後世就連孩童的游戲都如此，他們俯瞰五千年，又想從所謂的封建社會看到什麽？”
兄長已經跟著小孩子們玩了有一會兒了，聞言把蘇邁推過去接自己的位置，煞有介事地笑：“抱擁新天地，也不影響他們對歷史舊影有所遺憾，你我之輩難道就不會祈禱屈子得楚王信重，期盼諸葛武侯北伐成功？後人總有小說戲言，大約也承載千萬種這樣的夢。”
蘇軾轉身共同遠眺：“長子出生時，我曾寫詩說惟願孩兒愚且魯，如今天幕現世，為兄居然當真覺得……大宋能在此際遇下有所改變，吾兒也不必學他父親，被聰明誤一生。”
蘇轍不愛聽他自嘲，糾正：“現在也不算誤一生了。”
蘇軾聞言暢快道：“確實，原本歷史軌跡上你我終不得見，今生卻可夜雨對窗，乃大幸，當浮一大白！”
他端起酒杯攜皓月清風滿飲，對蘇轍笑言：“佛雲三千世界，芥子須彌，歷史車轍轉向，或許後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饒有興致地旁觀你我呢？”
【另一種筆法則是曲筆，屈從於政治權威來寫，既虛美又隱惡，很多陰謀論都以史家曲筆為出發點，認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亂寫，文獻就是一堆廢紙。
但我國傳統史學，從來都是在直書與曲筆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
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曲筆和直書看似完全不和諧，君主有聖人之權，筆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現實交雜，誰都和自己的性命沒仇，但執史筆又有天然使命要擔著，“法先王”還是貼金箔就成了必須要做出的選擇。
而對皇帝來說，或者，對於大部分皇帝來說，這支筆也不能完全忽視。
封建社會通用的那套以史為鑒的史學觀念脫胎於儒家，皇帝和儒家纏纏綿綿幾千年，對其需要又厭惡。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權，某種程度上又被它制約，落到現實就是天子與臣子，乃至天子與史官。
道理也簡單，如果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筆，在記錄時有所隱瞞或修飾，那做皇帝的又該怎麽確定他們對執政者沒有個人的好惡呢？討厭頂頭上司是傳統美德，叮囑了看不了也沒招。
再者，既然史書象征著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君臣秩序，在書寫前人時，皇帝難免也會為自己考慮——現在為尊者諱將一些東西隱去了，萬一有亂臣賊子上位，再要求刪改，那我怎麽辦？不如讓他們直寫得了。
史官和皇帝的心態都很矛盾，導致有時候主張“必須直詞”，有時候又有“宜多隱惡”，端看史家是願意拋頭顱灑熱血捍衛真實還是捍衛現實。也有結合起來的，春秋筆法一字寓褒貶，沒有很直白，但也不將其隱去。】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李斯讀出天幕上的字跡，觀察身旁君王的神態。
誅亂臣、討賊子確實好，但這種不直言褒貶，藏態度於文辭的筆法卻是嬴政尤為厭惡的。始皇帝沈思片刻，對其不置評價，思考到另一件事：“盤點繼承人時，天幕似乎曾說大秦史料不豐？”
眾人將目光都投向扶蘇，又回憶起後人因文獻不足而加在他身上的無窮想象。從崇尚儒家為人怯懦到楚國生母，關於長公子生平和身世的論調基本由後世推測而來，當不得真。
首席受害人正苦惱：“大秦至後世相隔年月太久，可也沒到史書皆散失的程度。”
蒙毅卻記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想必在這些人逐鹿時毀棄，加之竹簡易受潮腐朽，才會如此。”
嬴政用新制的紙輕敲手心。
史館，備份，殺青保存；紙張，絲帛，載體變更；史官，還有民間……他頓了頓，民間本不可藏史，但有天幕在，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要重寫，民智也漸開，識字之人都多出太多，又何談私藏。
他笑著搖頭，來自後人的歷史，就這般將今人的歷史改變。
·
明，永樂帝受盡了來自後世洗腦包的沖擊 ，反正天幕該說的不該說的都說完了，普天之下誰人不知他是個領八百人起兵造就盛世的天子，索性放棄原本要推出的那套理論，讓修太//祖實錄和寫奉天靖難的那批人公正直書。
總之，不要再給江南文人和後世閑人自由發揮的空間了。
但太//祖托夢誇他什麽的還是可以記一筆。
【不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史官還是更願意動一動他們堅貞的筆頭，依照真實情況秉筆直書的。畢竟我們剛剛就說過，歷代封建王朝遵循的習慣，是易代修史。
時間線靠前的王朝，君主的權力還沒到巔峰，臣子尚且能為史書的清白性抗爭；天子的位置穩固得不能更穩固、類人群星閃耀也無法將它們拉下馬的時候，民間的私人修史和筆記又從側面默默支撐著官方的史筆。
文字就是這樣，無論公文、詩文、戲文、碑文，官方的刻石之文還是個人的文字游戲，都是歷史留存的碎片。今日便在這些“文”中再窺當時的“史”吧，先從史料充足的明說起。
歷史發展到明代，中央集權強化，經濟和文化發展起來，相對應的是其他層面的僵化。皇帝龍椅穩當成這樣反而是統治者即將衰落的證據，說明這夥人為了集權已經走向極端化了，後來真如所猜，一代更比一代弱。
但在史書之外，我們終究還可以從大明再撿拾些什麽——】
天幕幽幽浮現出兩個名字。一為《牡丹亭》，一為《陶庵夢憶》。
【人的蘇醒，明的滅亡。】
作者有話說:
我上表管三，讓他給我發十萬瓶營養液的事情，管三已經回消息了，竟然不許T.T
今天也謝謝大家w
《曉窗》《與韓愈論史官書》《抱樸子·外篇》《孟子·滕文公下》直書與曲筆:傳統修史原則的一體兩翼 中國傳統史學“實錄”範疇的經學取向 論中國傳統史學直書精神的形成和特點——兼談直書與“名教”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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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有首詩, 少聞雞聲眠，老聽雞聲起。千古萬代人，消磨數聲裏。
站在歷史此端，無數人在日覆一日的雞鳴聲中將時光消磨殆盡, 上古詩經讚頌君王萬壽無疆, 唱至今日也沒有哪位當真萬歲。
互聯網有句很令人悵惘的話, 從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秦到今天，兩千多年也不過是二十多個人首尾相連的一生。
作為現代人，那些或離奇或雄壯的故事似乎都離我們太遠又太近。近到只需二十代長壽老者，遠到哪怕身至舊地，捧起的也已經是千年後的塵土, 無法辨認它曾經屬於滄海還是桑田。
歷史之殘酷, 歷史之瑰麗, 正是如此。】
歷朝聽完這段，皆升起一股落寞。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周天子坐擁天下八百年早化塵泥，秦始皇超三皇越五帝身後無人，無論天子還是名臣，武將還是文人，都在來去紅塵中匆匆而行。
除了那些真切存在的造物, 能留存千年，傳至後人眼中手中的太少。
百姓拾起樹枝，在地上不甚熟練地劃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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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封建王朝，大多有易代修史的傳統，即前頭的朝代滅亡了, 在它之後的為之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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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書，史官不顧惜可能到來的人頭落地和九族危害，也努力摒除個人好惡，知道什麽就寫什麽。柳宗元曾經給韓愈寫信論修史就表達過這種思想，“凡居其位，思直其道”，如果道義正確，死都不能違背，違背就幹脆別幹了。
他這封信也挺有意思，韓愈當時要在長安史館就職，心裏不大樂意，寫信和朋友抱怨，柳宗元看了做出如下回覆：
“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甚可痛哉！”，像你韓退之這樣又有學問又慷慨的人不肯修史，那咱們大唐的史書不就沒人可以托付了嗎？朝廷有你這樣的人才卻不為史官，多令人痛心，猛猛誇，韓愈看了收拾收拾就去史館報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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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淒冷，柳宗元窩入冬衣：“後世都這麽說了，何須你我再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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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抓捕，其餘人皆逃亡，捕者逐逃者，即將觸及時逃者急呼三字之語，呼畢僵立不動，被定在原地，得同伴來接才能再次行動。若全場逃亡者皆定，則呼“全國人民大解放”，所有僵立之人便都能再次行動。
這本是民間稚兒也會的定身戲，可當今兒童玩耍時給出的指令是簡單的定或行，後世孩童立定後卻只呼出一句，被困鎖原地之人就都能掙出手腳，再赴自由。
蘇轍看著這幅安寧之景，不禁喃喃：“今人觀史，為的是學習和教化。可後世就連孩童的游戲都如此，他們俯瞰五千年，又想從所謂的封建社會看到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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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端起酒杯攜皓月清風滿飲，對蘇轍笑言：“佛雲三千世界，芥子須彌，歷史車轍轉向，或許後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饒有興致地旁觀你我呢？”
【另一種筆法則是曲筆，屈從於政治權威來寫，既虛美又隱惡，很多陰謀論都以史家曲筆為出發點，認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亂寫，文獻就是一堆廢紙。
但我國傳統史學，從來都是在直書與曲筆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
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曲筆和直書看似完全不和諧，君主有聖人之權，筆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現實交雜，誰都和自己的性命沒仇，但執史筆又有天然使命要擔著，“法先王”還是貼金箔就成了必須要做出的選擇。
而對皇帝來說，或者，對於大部分皇帝來說，這支筆也不能完全忽視。
封建社會通用的那套以史為鑒的史學觀念脫胎於儒家，皇帝和儒家纏纏綿綿幾千年，對其需要又厭惡。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權，某種程度上又被它制約，落到現實就是天子與臣子，乃至天子與史官。
道理也簡單，如果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筆，在記錄時有所隱瞞或修飾，那做皇帝的又該怎麽確定他們對執政者沒有個人的好惡呢？討厭頂頭上司是傳統美德，叮囑了看不了也沒招。
再者，既然史書象征著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君臣秩序，在書寫前人時，皇帝難免也會為自己考慮——現在為尊者諱將一些東西隱去了，萬一有亂臣賊子上位，再要求刪改，那我怎麽辦？不如讓他們直寫得了。
史官和皇帝的心態都很矛盾，導致有時候主張“必須直詞”，有時候又有“宜多隱惡”，端看史家是願意拋頭顱灑熱血捍衛真實還是捍衛現實。也有結合起來的，春秋筆法一字寓褒貶，沒有很直白，但也不將其隱去。】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李斯讀出天幕上的字跡，觀察身旁君王的神態。
誅亂臣、討賊子確實好，但這種不直言褒貶，藏態度於文辭的筆法卻是嬴政尤為厭惡的。始皇帝沈思片刻，對其不置評價，思考到另一件事：“盤點繼承人時，天幕似乎曾說大秦史料不豐？”
眾人將目光都投向扶蘇，又回憶起後人因文獻不足而加在他身上的無窮想象。從崇尚儒家為人怯懦到楚國生母，關於長公子生平和身世的論調基本由後世推測而來，當不得真。
首席受害人正苦惱：“大秦至後世相隔年月太久，可也沒到史書皆散失的程度。”
蒙毅卻記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想必在這些人逐鹿時毀棄，加之竹簡易受潮腐朽，才會如此。”
嬴政用新制的紙輕敲手心。
史館，備份，殺青保存；紙張，絲帛，載體變更；史官，還有民間……他頓了頓，民間本不可藏史，但有天幕在，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要重寫，民智也漸開，識字之人都多出太多，又何談私藏。
他笑著搖頭，來自後人的歷史，就這般將今人的歷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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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帝受盡了來自後世洗腦包的沖擊 ，反正天幕該說的不該說的都說完了，普天之下誰人不知他是個領八百人起兵造就盛世的天子，索性放棄原本要推出的那套理論，讓修太//祖實錄和寫奉天靖難的那批人公正直書。
總之，不要再給江南文人和後世閑人自由發揮的空間了。
但太//祖托夢誇他什麽的還是可以記一筆。
【不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史官還是更願意動一動他們堅貞的筆頭，依照真實情況秉筆直書的。畢竟我們剛剛就說過，歷代封建王朝遵循的習慣，是易代修史。
時間線靠前的王朝，君主的權力還沒到巔峰，臣子尚且能為史書的清白性抗爭；天子的位置穩固得不能更穩固、類人群星閃耀也無法將它們拉下馬的時候，民間的私人修史和筆記又從側面默默支撐著官方的史筆。
文字就是這樣，無論公文、詩文、戲文、碑文，官方的刻石之文還是個人的文字游戲，都是歷史留存的碎片。今日便在這些“文”中再窺當時的“史”吧，先從史料充足的明說起。
歷史發展到明代，中央集權強化，經濟和文化發展起來，相對應的是其他層面的僵化。皇帝龍椅穩當成這樣反而是統治者即將衰落的證據，說明這夥人為了集權已經走向極端化了，後來真如所猜，一代更比一代弱。
但在史書之外，我們終究還可以從大明再撿拾些什麽——】
天幕幽幽浮現出兩個名字。一為《牡丹亭》，一為《陶庵夢憶》。
【人的蘇醒，明的滅亡。】
作者有話說:
我上表管三，讓他給我發十萬瓶營養液的事情，管三已經回消息了，竟然不許T.T
今天也謝謝大家w
《曉窗》《與韓愈論史官書》《抱樸子·外篇》《孟子·滕文公下》直書與曲筆:傳統修史原則的一體兩翼 中國傳統史學“實錄”範疇的經學取向 論中國傳統史學直書精神的形成和特點——兼談直書與“名教”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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