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村小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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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村小的天才
鹽坨村小學的光榮榜統共只有半張掛歷紙大，拿圖釘按在傳達室外墻上。紅紙每年一換，舊的也不糟蹋，正好糊窗戶縫，擋風。一九九四年冬天，姚華的名字第三回洇在那紅紙上。墨吃得深，瞧著就比別的名字黑，跟蓋了個戳似的。
校長姓於，退伍炮兵，說話像喊口令，一句話能把人頂一跟頭。期末大會，他把姚華拎到旗桿底下，那手指頭枯樹枝似的，戳著成績單：“語文九十八，數學一百，自然一百。”聲音砸在凍硬的地面上，能砸出坑來。“都瞅瞅！這才叫念書！”
底下的學生仰著臉，哈出的白氣連成一片霧。袁浩（外號大耗子）在第三排專心摳鼻子，他爹是村裏殺豬的。去年光榮榜上也有他，在姚華下面隔五個人名。今年掉到第十五，回家挨了頓笤帚疙瘩，屁股腫得三天沒敢挨凳子。
“介孩子，”於校長轉身，沖著縮在人群裏的張玉芬，聲音低下來，可還是像打雷，“得去市裏念。擱這兒，白瞎了。”
張玉芬裹著件灰撲撲的棉猴，袖口磨得發亮，能照見人影。她一個勁兒搓手，手上的凍瘡裂了口子，滲血絲，風一吹，又凍住了。她張了張嘴，沒出聲，只點頭。點得狠，嘎嘣脆，像要把脖子撅折了。
散了會，姚華留下掃禮堂。說是禮堂，其實就是間大點的平房，擺三十張瘸腿課桌，一推吱呀亂叫。掃帚劃過水泥地，沙沙的，幹巴巴的，像撓墻皮。於校長蹲門檻上卷煙，煙絲是自家種的旱煙，勁兒沖，嗆得人直流淚。
“你爹呢？”於校長瞇著眼問，煙霧把他臉都糊住了。
“知不道。”
“又喝去了？”
姚華沒應聲，把簸箕裏的土倒進鐵皮桶。土裏有粉筆頭、紙飛機、半塊橡皮，橡皮上刻著“大耗子”，刻得歪歪扭扭，倒挺深。
於校長吐出口濃煙，那煙在冷空氣裏凝著，半天不散。“你媽不易，”他說，“你得爭氣。”
姚華點頭。他早明白了——在這個家，爭氣是他一個人的活兒，像背著一座山走路，不能停，停了山就塌，先砸死的指定是自己。
回家的路得穿過整片菜地。冬天菜地禿了，壟溝結著冰淩，跟鑲了牙似的。遠處友誼罐頭廠的煙囪冒著黃煙，那是加工午餐肉的味兒，油膩膩，黏糊糊，飄過來糊嗓子眼。姚華記得夏天這兒種滿茄子，紫黑的茄子沈甸甸垂著，一個個跟沈默的拳頭似的。
路過鹽坨橋，他習慣性站一會兒。橋還是那麽長，六百四十三米，一眼望不到頭。冬天的風從新開河面上刮過來，像小刀子，專割臉。橋欄桿上的銹更深了，一塊塊往下掉，露出裏頭灰白的水泥，跟骨頭碴子似的。橋上沒幾輛車，偶爾有輛拖拉機突突開過，車鬥裏裝著凍白菜，綠葉子在風裏硬邦邦地晃，像在打擺子。
姚華想起於校長說過，這橋修好才八年，比他還小兩歲。可橋看著比村裏五十歲的人還老。橋墩上留著夏天洪水的水痕，離橋面只剩一米多。趙鞋匠總叨叨，往後水更臟，魚都得絕種。
家裏倒是熱鬧。姚建國不知打哪兒弄來半瓶直沽高粱，正給幾個酒友倒酒。桌上就兩碟：一碟炒果仁兒，一碟蟄皮拌白菜心。酒友都是附近的閑漢，棉襖油光鋥亮，臉被酒精腌成了醬蘿蔔色。
“我兒子！”姚建國瞅見姚華，嗓門一下子拔到房梁上，“全年級第一！杠杠的！”
酒友們跟著起哄，舉起酒盅，咕咚就是一口。姚華低頭鉆進裏屋，把書包掛門後。那書包是張玉芬用舊帆布改的，縫線歪得像喝醉了酒的蜈蚣。
外屋劃拳聲震天響：“五魁首啊！六六六！”
張玉芬在廚房蒸窩頭，玉米面摻了點兒白面，蒸汽把窗戶糊得嚴嚴實實。她透過水霧看兒子，嘴唇動了動，最後啥也沒說，只掀開鍋蓋，撿出最圓乎的一個，掰開，夾了一筷子鹹菜絲。
“趁熱吃。”
窩頭燙手，姚華左手倒右手。鹹菜是入冬腌的芥菜疙瘩，齁鹹，可就著窩頭，竟能嚼出點甜味兒。
“校長說……”張玉芬開了口，又卡住。她用抹布擦竈臺，擦了一遍又一遍，木頭竈臺快被她擦出火星子了。
“說啥？”
“說你能上重點中學。”
屋裏靜了一瞬。外屋劃拳聲恰好停了，只剩煤爐子呼呼的喘氣聲。然後姚建國的聲音炸進來：“重點？哪所？”
“還沒定，”張玉芬聲兒小得像蚊子哼，“得考，還得……還得花錢。”
“花錢”倆字像兩顆生銹的釘子，一下子把空氣釘死了。姚建國趿拉著鞋進來，酒氣能把人熏個跟頭。“多少？”
“知不道，得打聽。”
姚建國盯著兒子看，眼神渾濁，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物件，掂量著值幾個錢。許久，他轉身出去，酒友們識趣，呼啦散了。那半瓶酒還剩個底兒，在桌上孤零零站著，怪可憐。
夜裏，姚華夢見自己在考試。試卷上的字都在游，像水裏黑壓壓的蝌蚪。他拼命寫，筆尖卻嘎巴斷了，斷口湧出黑汁，淹了整張桌子。
醒來天還沒亮。他聽見父母在說話，聲兒壓得低，像地底下暗河流淌。
“……把自行車賣了？”
“那車還能騎。”
“騎啥騎，鈴鐺都不響了，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
“賣了能湊多少？”
“百八十塊吧。”
沈默。然後是張玉芬一聲長長的嘆息，長得像是要把這輩子吸進去的氣都嘆出來。
姚華閉上眼，開始數數。數到一百時，他決定明天就去鐵道溝撿廢鐵。袁浩說過，廢鐵站收鐵，一斤一毛二。錢是一分一分攢的，路是一步一步挪的。
鹽坨村小學的作息，比老座鐘還準。早晨七點半打鈴，下午三點半放學。鈴是截鐵軌，掛老槐樹上，校長拿錘子敲，咣——咣——，震得樹上的麻雀撲棱棱亂飛，跟下餃子似的。
姚華開始用放學後的時間。他背個破麻袋，沿著鐵道溝走。溝是早年挖津薊鐵路留下的，廢了多年，鐵軌早拆了，枕木也被村民扛回家當柴燒。但碎石縫裏總有點驚喜：生銹的道釘、斷裂的魚尾板、偶爾還有半截鋼軌，埋得深，得用撬棍。
去鐵道溝得穿過鹽坨橋。橋下的河岸長滿枯蘆葦，風一吹，嘩啦啦響，跟很多人有氣無力地鼓掌似的。姚華發現橋墩周圍是塊寶地——螺絲帽、鐵墊片，還有被河水沖上來的廢舊零件。他猜是過橋的卡車掉的。那些卡車從市區來，往北邊縣裏去，車上載著姚華叫不出名的機器。有時零件掉下來，摔在橋面上，“咣當”一聲，可沒人停車撿。它們就躺在那裏，被後來的車軋，軋進瀝青裏，最後讓養路工撬出來，一腳踢到橋邊，骨碌碌滾下河坡。
撬棍是從溫州的趙鞋匠那兒借的。趙鞋匠年輕時在鐵路段幹過，工具箱裏啥稀奇玩意兒都有。他借撬棍給姚華，不收錢，只要求每次來給他講講學校的新鮮事。
“於校長還‘開炮’不？”趙鞋匠問。他說的“開炮”是於校長的招牌——批評學生時總愛說“老子當年一炮轟平山頭”。
“開，”姚華說，“昨兒剛‘轟’了大耗子（袁浩），說他腦子裏裝的都是豬油。”
趙鞋匠就嘿嘿樂，露出那顆不銹鋼做的假牙，亮閃閃的。他一邊補鞋一邊聽，錐子在鞋底穿進穿出，噗嗤噗嗤，像在給鞋講故事。
撿廢鐵是門學問。姚華很快發現，最好的地方不是鐵道溝，而是友誼罐頭廠後墻的垃圾堆。廠裏常扔報廢的機器零件，鑄鐵的，死沈，壓秤。但看門老頭兇得像門神，得趁他打盹時翻墻。
頭一回翻墻是在十一月底。那天刮西北風，垃圾堆的腐臭味被吹散不少。姚華踩著磚縫爬上墻頭，墻頭插著碎玻璃，他像跨地雷陣似的跨過去。落地時一腳踩進油汙裏，摔了個結結實實，手掌擦掉塊皮。
可他找到了寶貝——半個齒輪，有臉盆大，銹成了土褐色。他吭哧吭哧拖到廢鐵站，過秤，七斤八兩。收鐵的老頭叼著煙袋，瞇眼瞅他：“小孩兒，哪撿的？”
“鐵道溝。”
老頭笑了，露出一口被煙熏得焦黑的牙。“鐵道溝可長不出這玩意兒。”但他沒再多問，數出九毛三分錢，硬幣，叮叮當當塞進姚華手裏。
九毛三。姚華攥著錢往家走，硬幣硌得手心發紅。路過村口小賣部，他停下。櫥窗裏擺著帶橡皮頭的鉛筆，一毛二一支；還有巧克力威化，兩毛一塊。他看了很久，最後啥也沒買。錢得用在刀刃上，雖然他現在還不知道刀刃在哪兒。
錢藏在床墊下面，用作業紙包著。張玉芬發現了，沒說話，只是每天早晨在他書包裏多塞一個煮雞蛋。雞蛋是自家雞下的，個小，殼薄，一磕就破，像這個家，小心翼翼。
姚建國也發現了。有天夜裏，他醉醺醺掀開床墊，抓起那個紙包。姚華裝睡，聽見硬幣嘩啦啦響，然後是一聲含糊的嘟囔：“頂個屁用。”
但錢沒少。第二天早上，紙包還在老地方，只是多了張五元的票子，皺巴巴，像被揉搓過無數次的心事。
冬天往骨頭裏鉆。菜地凍得像鐵板，踩上去哢哢響。友誼罐頭廠的煙囪天天冒黃煙，空氣裏午餐肉的味兒濃得化不開，吸一口能頂半天餓。村裏咳嗽的人多了，幹咳，夜裏一聲接一聲，跟比賽似的。
於校長又找了一次張玉芬。這次在學校辦公室，爐子燒得通紅，鐵皮煙筒拐著彎伸向窗外，像個問號。
“鐵一中，”於校長說，手指在桌面上敲，像在發電報，“市裏拔尖的初中。但得考，還得面試。”
“啥時候？”
“開春。”
張玉芬心裏掐算。開春是三月，還有四個月。她問要準備啥，於校長拿出一摞卷子，油印的，字跡模糊，跟長了毛似的。“這些題，讓孩子做做。市裏的孩子，早做過了。”
卷子帶回家，姚華在煤油燈下做。題真難，很多他見都沒見過。代數、幾何、還有英語——鹽坨村小學不開英語課，二十六個字母他認不全，它們認識他，他不認識它們。他咬鉛筆頭，咬出深深的牙印，像要把知識啃下來。
姚建國湊過來看，抻著脖子瞅了半天，說：“這畫的都是啥？曲裏拐彎的。”
“題。”
“題長這樣？”他搖搖頭，晃悠著出去，門摔得山響，震落墻上一縷灰。
張玉芬坐在炕沿上納鞋底。錐子紮過千層底，發出沈悶的噗噗聲。她不時擡頭看兒子，眼神覆雜，像驕傲，又像害怕，怕這驕傲太沈，把孩子壓垮。
夜裏，姚華夢見自己站在實驗中學門口。學校大門是鐵藝的，纏著枯藤。他想進去，門卻關了，枯藤突然瘋長，纏住他手腳。他掙紮，藤蔓越纏越緊，勒進肉裏，疼醒了。
一身冷汗。窗外，月亮正懸在鐵道溝上空，蒼白，冰涼，像塊過期的幹糧。
臘月二十三，小年。村裏響起零星的鞭炮聲，有氣無力。姚建國破天荒沒出去喝，早早回家，手裏拎著一條凍帶魚。帶魚硬邦邦的，眼睛蒙著白翳，彎成個問號。
張玉芬把帶魚燉了，放好多醋，去腥。吃飯時，姚建國突然開口：“我打聽了，鐵一中的讚助費，這個數。”他伸出三根手指，粗壯，關節突出。
“三百？”張玉芬問，聲音有點飄。
“三千。”
筷子掉桌上。張玉芬撿起來，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一抖，又掉了。她終於沒再撿，手垂在腿側，微微發抖，像風裏的枯葉。
姚華低頭扒飯。帶魚刺多，他小心剔著，把魚肉剔得幹幹凈凈，只剩一副完整骨架。骨架在盤子裏泛著冷光，像件微型藝術品，精致，但沒肉。
飯後，姚建國出門了。張玉芬收拾碗筷，動作慢得像電影裏的慢鏡頭，一幀一幀。姚華拿出卷子繼續做，煤油燈的燈芯結了朵燈花，他用針挑掉，火光猛地一跳，影子在墻上亂晃。
深夜，姚建國回來了，帶著更濃的酒氣。他徑直走到姚華面前，盯著他看。看了很久，久到姚華以為他又要發火，他卻突然擡手，摸了摸兒子的頭。手掌粗糙，像砂紙刮過。
“三千，”他重覆，舌頭有點大，“老子掙。”
三月到了。菜地開始化凍，壟溝裏滲出水，渾濁，漂著爛草屑。友誼罐頭廠的煙囪依舊冒煙，但味兒變了，不再是午餐肉，換成了糖水桃子的甜膩，聞久了頭暈，像醉了。
鐵一中的考試定在三月十五。那天姚華穿著張玉芬熬夜趕制的新衣服——藍布褂子，領子漿得硬邦邦，磨得脖子生疼。於校長特意借了輛二八加重自行車，馱他去考點。後座硌得屁股疼，但姚華沒吭聲。
過鹽坨橋時，於校長蹬得吃力。上橋是個長坡，他站起來蹬，身子左搖右擺，自行車發出痛苦的吱呀聲。姚華坐在後座，看見橋下的新開河開始解凍，冰面裂開一道道黑縫，像大地疼出的口子。橋中央，一個養路工正用鐵鍬鏟除積雪，雪混著煤渣，堆在路邊。工人穿著橙黃色的反光背心，在灰蒙蒙的天色裏，紮眼得像個誤入的驚嘆號。
“這橋啊，”於校長喘著粗氣說，“年年修，月月補。夏天暴雨沖，冬天凍裂口。修來修去，還是個破橋。”
姚華沒接話。他數著橋上的燈，數到第四十七盞時，車終於下了坡。橋南頭就是市區了，馬路突然變寬，樓房突然變高，連空氣裏的味兒都不一樣——不是煤煙和鹹菜，是汽油和烤面包混在一塊，陌生，但誘人。
考點在一棟舊紅磚樓裏。樓道很暗，墻上貼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紅紙褪成了慘淡的粉色。考場裏坐滿了孩子，穿得五顏六色，有的還戴著鮮紅的紅領巾，晃眼。
卷子發下來，密密麻麻的字，像螞蟻搬家。姚華深吸一口氣，開始寫。筆是趙鞋匠送的，英雄牌，銥金筆尖，出水很順，是他用過最好的筆。
考完出來，於校長蹲在門口抽煙，煙頭一明一滅。“咋樣？”
“還行。”
“啥叫還行？”
姚華想了想，實話實說：“都寫上了，對不對就不知道了。”
於校長就笑了，拍拍他肩膀，力道大得能拍碎豆腐。“寫上就行！就怕你空著！”
等成績的日子，像熬一鍋糖稀，慢，而且黏稠，扯不斷。姚華繼續撿廢鐵，繼續做那些讓他頭大的卷子。姚建國繼續天不亮出門，深夜歸來，身上那股包子鋪的油膩氣味似乎浸到了皮膚裏。肉餡還是偶爾出現在飯盒裏，只是姚華發現，父親塞飯盒的動作似乎更加警惕，有時會在鋪子後門楞楞地站一會兒，四下張望，才把那個小小的鋁盒藏進懷裏。
四月初，成績單寄到了鹽坨村小學。於校長是跑著送來的，氣喘籲籲，臉漲得通紅。“過了！”他吼了一嗓子，差點把傳達室的窗戶紙震破，“筆試過了！”
張玉芬正在腌鹹菜，手一抖，半碗鹽全撒地上了。姚建國不在家，她慌慌張張跑出去找，在趙鞋匠的攤子前找到他。他正蹲著看人下棋，聽說消息，楞了很久，像沒聽懂。然後他猛地站起來，轉身就走，走得飛快，消失在胡同拐角，留下張玉芬和趙鞋匠面相覷。
晚上他回來，破天荒拎著一瓶瓶裝酒，不是散裝的。標簽上畫著金黃的麥穗。他倒了兩杯，一杯給自己，一杯推到姚華面前。
“喝。”
姚華看母親。張玉芬嘴唇動了動，最終沒說話。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辣，辣得眼淚一下子湧上來，在眼眶裏打轉。
姚建國哈哈大笑，笑聲在低矮的屋裏撞來撞去，震落墻角的灰。笑完，他一仰脖子幹了杯中酒，抹抹嘴：“面試啥時候？”
“下禮拜。”
“我陪你去。”
面試那天，姚建國罕見地穿了件幹凈衣服，是張玉芬壓在箱底多年的灰色中山裝，肩膀處有深深的折痕，像歲月的刀疤。父子倆坐長途車去市區，車很舊，座椅的海綿都露出來了，一路上吱呀作響，像個哮喘的老人。
鐵一中比想象的還大。操場是煤渣跑道，中間立著足球門，門網破了好幾個大洞，風一吹，晃晃悠悠。教學樓是四層紅磚樓，每扇窗戶都擦得鋥亮，能照見人影。
面試在一個小教室裏。考官是個戴眼鏡的女老師，說話聲音很輕，很柔，像怕嚇著眼前的農村孩子。她問姚華為什麽想考鐵一中，姚華老老實實說：“想學英語。”
“為什麽想學英語呢？”
姚華想了想，說：“學會了，就能看懂罐頭上的字。”
友誼罐頭廠有些出口的罐頭，標簽上全是彎彎曲曲的洋文。村裏沒人認得，但都說那是好東西，能賣到外國，換外匯。姚華覺得，能看懂那些字，大概就離那個“好”近了一點。
女老師笑了，推推眼鏡，在本子上記了點什麽。
出來時，姚建國在走廊等著。他背靠著墻，眼睛盯著天花板上一塊水漬，那水漬形狀挺怪，像只展翅的鳥，又像歪扭的地圖。見兒子出來，他直起身：“咋樣？”
“不知道。”
“老師問啥了？”
姚華重覆了一遍對話。姚建國聽完，沈默了一會兒，然後咂咂嘴：“罐頭……挺好。能出口，不賴。”
回去的車更擠了。有個婦女抱著個不停哭鬧的孩子。姚建國站起來讓了座，自己擠在過道裏，隨著車廂搖晃。午後陽光透過臟汙的車窗照進來，在他臉上切出明暗交錯的光影。姚華突然發現，父親的黑發裏，藏著好些白頭發，像沒掃幹凈的雪，落在煤堆上，格外刺眼。他棉襖肩膀處，有一小片洗不掉的油漬，深褐色，是長年累月浸潤的結果。
錄取通知書是四月底到的。牛皮紙信封，蓋著鮮紅的公章，沈甸甸的。張玉芬拆信封時手抖得厲害，撕了好幾次才撕開。通知書上，“姚華”兩個字印得端端正正，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像附註，也像判決：讚助費三千元，請於五月十日前繳納。
晚上，全家圍坐在那張油漬麻花的飯桌前。那個塑料布包被請出來，一層層揭開。錢攤在桌上，紙幣，硬幣，鋪了半張桌子，花花綠綠，卻讓人心頭沈甸甸的。張玉芬數，姚華拿筆在舊本子上記，姚建國在邊上盯著，一言不發。
數完，兩千七百四十三元六角。
還差二百五十六塊四。
屋裏靜極了，只有煤爐子輕微的呼呼聲，像在嘆氣。許久，姚建國站起來，走到屋裏那個掉漆的立櫃前，打開最下面那個抽屜。他在裏面摸索了一陣，拿出一個小布包，走回來，放在那堆錢旁邊。
布包解開，是一塊舊手表，海鷗牌。表盤玻璃裂了道紋，但指針還在走，發出細微的嘀嗒聲，在這寂靜裏格外清晰。
“這個，”他說，聲音有點幹澀，“能當點錢。”
這表是他當年在工廠當先進工作者得的獎勵，戴了十幾年，表帶都換過三根。張玉芬看著那塊表，又看看丈夫，眼淚毫無預兆地滾下來，一滴，正好砸在裂了的表蒙上。
第二天，張玉芬帶著姚華去了市裏的信托商店。商店在勸業場附近，櫥窗裏擺著各式舊物：舊相機、舊收音機、舊皮箱，都靜默著，像在展覽過往的時光。收表的老師傅戴著寸鏡，接過手表，仔細端詳，看了很久。
“表蒙裂了，機芯還行，走時還算準，”他慢悠悠地說，“八十。”
張玉芬張了張嘴，想說什麽，比如這表當年多貴，多有意義，可最後她只是點了點頭，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八十……就八十。”
接過那八張嶄新的十元票子時，她的手抖得厲害。她把錢仔細疊好，塞進姚華手裏：“拿好了，別丟。”
剩下的窟窿，張玉芬借遍了能開口的親戚。她一家家上門，話不多，翻來覆去就那句：“孩子考上市裏中學了，還差點錢。”有人爽快借了，有人面露難色推脫了。借得最多的是他二舅，五十塊；最少的是個遠房表姑，掏出手絹包了又包，拿出五塊錢，手絹上繡的鴛鴦都褪色了。
五月九號，錢終於湊齊了。整整三千元，用牛皮紙信封裝著，鼓鼓囊囊，沈得墜手。姚華捏著那個信封，捏了很久，指關節都泛白了，像是要捏出裏面的每一分重量——那裏有廢鐵換的毛票，有包子鋪裏偷藏出來的油腥，有母親借來的帶著體溫的零錢，有父親那塊停了又走的手表。
第二天，張玉芬陪兒子去學校繳費。財務室在辦公樓一層，繳費的窗口開得很高，姚華得踮起腳才能看見裏面。會計是個面無表情的中年女人，把錢放進點鈔機，嘩啦啦，嘩啦啦，響了很久。那聲音，像是數著一家人的筋骨。
繳完費出來，陽光亮得刺眼。張玉芬在臺階上站了一會兒，突然蹲下身，抱住自己的頭。肩膀一聳一聳的，但沒有哭聲。姚華站在旁邊，猶豫了一下，把手輕輕搭在她微微佝僂的背上，一下，一下，生澀地拍著。
他想起鐵道溝冰涼的廢鐵，想起友誼罐頭廠永不消散的煙，想起煤油燈下那些做不完的卷子。這一切，現在都有了具體的價格，三千塊。這價格壓彎了母親的脊梁。
但他知道，這重量不會消失，它只是轉移了，最終會穩穩地、沈沈地，落到自己肩上。就像父親那塊停了又走、走了又停的舊表，時間或許凝固在某個艱難而油膩的瞬間，但那嘀嗒聲，卻頑強地鉆進了他的血液裏，骨頭裏，一聲，一聲，催促著，再也停不下來。
回村的車上，姚華靠著車窗睡著了。他夢見自己變成了那個撿來的齒輪，被扔進通紅的熔爐。又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團肉餡，在巨大的盆裏被反覆攪打，順著一個方向，攪上勁，只為變得“壓秤”。火舌舔舐，鐵水沸騰；鏟起鏟落，油脂交融。最後他冷卻定型，堅硬而沈重，值九毛三分錢，也值更多。
車到鹽坨橋時，一陣劇烈的顛簸把他晃醒了。橋面正在施工，半邊封閉，工人們蹲著修補裂縫。電鉆的聲音尖利刺耳，混合著河風的嗚咽。一段橋欄桿被拆掉，露出裏面銹蝕的鋼筋，紅褐色的，像老人松動的、潰爛的牙根。姚華突然想，這座橋，還能撐多久呢？十年？二十年？還是……等到他真正長大，能夠離開這裏的那一天？
車到站，他徹底醒了。張玉芬已經下車，正伸手扶他。夕陽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老長，斜斜地跨過土路，一直伸向那片剛剛開始返青的菜地，伸向更遠處沈默的鐵道溝。
遠處，友誼罐頭廠的煙囪依舊吐著煙。煙是灰白色的，在漸濃的暮色裏，像一道緩慢的、無聲的嘆息，升起，然後散開。鹽坨橋上的路燈陸續亮了，一串昏黃的光點，綿延六百四十三米，固執地連接著黯淡的村莊與霓虹初上的城市，連接著沈重的今夜與未知的明天。橋下的新開河水，裹挾著最後一點浮冰，無聲南流，帶走了冬天的尾巴，也仿佛，帶走了一個孩子關於貧窮、掙紮和那一點點偷來的葷腥的、最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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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坨村小學的光榮榜統共只有半張掛歷紙大，拿圖釘按在傳達室外墻上。紅紙每年一換，舊的也不糟蹋，正好糊窗戶縫，擋風。一九九四年冬天，姚華的名字第三回洇在那紅紙上。墨吃得深，瞧著就比別的名字黑，跟蓋了個戳似的。
校長姓於，退伍炮兵，說話像喊口令，一句話能把人頂一跟頭。期末大會，他把姚華拎到旗桿底下，那手指頭枯樹枝似的，戳著成績單：“語文九十八，數學一百，自然一百。”聲音砸在凍硬的地面上，能砸出坑來。“都瞅瞅！這才叫念書！”
底下的學生仰著臉，哈出的白氣連成一片霧。袁浩（外號大耗子）在第三排專心摳鼻子，他爹是村裏殺豬的。去年光榮榜上也有他，在姚華下面隔五個人名。今年掉到第十五，回家挨了頓笤帚疙瘩，屁股腫得三天沒敢挨凳子。
“介孩子，”於校長轉身，沖著縮在人群裏的張玉芬，聲音低下來，可還是像打雷，“得去市裏念。擱這兒，白瞎了。”
張玉芬裹著件灰撲撲的棉猴，袖口磨得發亮，能照見人影。她一個勁兒搓手，手上的凍瘡裂了口子，滲血絲，風一吹，又凍住了。她張了張嘴，沒出聲，只點頭。點得狠，嘎嘣脆，像要把脖子撅折了。
散了會，姚華留下掃禮堂。說是禮堂，其實就是間大點的平房，擺三十張瘸腿課桌，一推吱呀亂叫。掃帚劃過水泥地，沙沙的，幹巴巴的，像撓墻皮。於校長蹲門檻上卷煙，煙絲是自家種的旱煙，勁兒沖，嗆得人直流淚。
“你爹呢？”於校長瞇著眼問，煙霧把他臉都糊住了。
“知不道。”
“又喝去了？”
姚華沒應聲，把簸箕裏的土倒進鐵皮桶。土裏有粉筆頭、紙飛機、半塊橡皮，橡皮上刻著“大耗子”，刻得歪歪扭扭，倒挺深。
於校長吐出口濃煙，那煙在冷空氣裏凝著，半天不散。“你媽不易，”他說，“你得爭氣。”
姚華點頭。他早明白了——在這個家，爭氣是他一個人的活兒，像背著一座山走路，不能停，停了山就塌，先砸死的指定是自己。
回家的路得穿過整片菜地。冬天菜地禿了，壟溝結著冰淩，跟鑲了牙似的。遠處友誼罐頭廠的煙囪冒著黃煙，那是加工午餐肉的味兒，油膩膩，黏糊糊，飄過來糊嗓子眼。姚華記得夏天這兒種滿茄子，紫黑的茄子沈甸甸垂著，一個個跟沈默的拳頭似的。
路過鹽坨橋，他習慣性站一會兒。橋還是那麽長，六百四十三米，一眼望不到頭。冬天的風從新開河面上刮過來，像小刀子，專割臉。橋欄桿上的銹更深了，一塊塊往下掉，露出裏頭灰白的水泥，跟骨頭碴子似的。橋上沒幾輛車，偶爾有輛拖拉機突突開過，車鬥裏裝著凍白菜，綠葉子在風裏硬邦邦地晃，像在打擺子。
姚華想起於校長說過，這橋修好才八年，比他還小兩歲。可橋看著比村裏五十歲的人還老。橋墩上留著夏天洪水的水痕，離橋面只剩一米多。趙鞋匠總叨叨，往後水更臟，魚都得絕種。
家裏倒是熱鬧。姚建國不知打哪兒弄來半瓶直沽高粱，正給幾個酒友倒酒。桌上就兩碟：一碟炒果仁兒，一碟蟄皮拌白菜心。酒友都是附近的閑漢，棉襖油光鋥亮，臉被酒精腌成了醬蘿蔔色。
“我兒子！”姚建國瞅見姚華，嗓門一下子拔到房梁上，“全年級第一！杠杠的！”
酒友們跟著起哄，舉起酒盅，咕咚就是一口。姚華低頭鉆進裏屋，把書包掛門後。那書包是張玉芬用舊帆布改的，縫線歪得像喝醉了酒的蜈蚣。
外屋劃拳聲震天響：“五魁首啊！六六六！”
張玉芬在廚房蒸窩頭，玉米面摻了點兒白面，蒸汽把窗戶糊得嚴嚴實實。她透過水霧看兒子，嘴唇動了動，最後啥也沒說，只掀開鍋蓋，撿出最圓乎的一個，掰開，夾了一筷子鹹菜絲。
“趁熱吃。”
窩頭燙手，姚華左手倒右手。鹹菜是入冬腌的芥菜疙瘩，齁鹹，可就著窩頭，竟能嚼出點甜味兒。
“校長說……”張玉芬開了口，又卡住。她用抹布擦竈臺，擦了一遍又一遍，木頭竈臺快被她擦出火星子了。
“說啥？”
“說你能上重點中學。”
屋裏靜了一瞬。外屋劃拳聲恰好停了，只剩煤爐子呼呼的喘氣聲。然後姚建國的聲音炸進來：“重點？哪所？”
“還沒定，”張玉芬聲兒小得像蚊子哼，“得考，還得……還得花錢。”
“花錢”倆字像兩顆生銹的釘子，一下子把空氣釘死了。姚建國趿拉著鞋進來，酒氣能把人熏個跟頭。“多少？”
“知不道，得打聽。”
姚建國盯著兒子看，眼神渾濁，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物件，掂量著值幾個錢。許久，他轉身出去，酒友們識趣，呼啦散了。那半瓶酒還剩個底兒，在桌上孤零零站著，怪可憐。
夜裏，姚華夢見自己在考試。試卷上的字都在游，像水裏黑壓壓的蝌蚪。他拼命寫，筆尖卻嘎巴斷了，斷口湧出黑汁，淹了整張桌子。
醒來天還沒亮。他聽見父母在說話，聲兒壓得低，像地底下暗河流淌。
“……把自行車賣了？”
“那車還能騎。”
“騎啥騎，鈴鐺都不響了，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
“賣了能湊多少？”
“百八十塊吧。”
沈默。然後是張玉芬一聲長長的嘆息，長得像是要把這輩子吸進去的氣都嘆出來。
姚華閉上眼，開始數數。數到一百時，他決定明天就去鐵道溝撿廢鐵。袁浩說過，廢鐵站收鐵，一斤一毛二。錢是一分一分攢的，路是一步一步挪的。
鹽坨村小學的作息，比老座鐘還準。早晨七點半打鈴，下午三點半放學。鈴是截鐵軌，掛老槐樹上，校長拿錘子敲，咣——咣——，震得樹上的麻雀撲棱棱亂飛，跟下餃子似的。
姚華開始用放學後的時間。他背個破麻袋，沿著鐵道溝走。溝是早年挖津薊鐵路留下的，廢了多年，鐵軌早拆了，枕木也被村民扛回家當柴燒。但碎石縫裏總有點驚喜：生銹的道釘、斷裂的魚尾板、偶爾還有半截鋼軌，埋得深，得用撬棍。
去鐵道溝得穿過鹽坨橋。橋下的河岸長滿枯蘆葦，風一吹，嘩啦啦響，跟很多人有氣無力地鼓掌似的。姚華發現橋墩周圍是塊寶地——螺絲帽、鐵墊片，還有被河水沖上來的廢舊零件。他猜是過橋的卡車掉的。那些卡車從市區來，往北邊縣裏去，車上載著姚華叫不出名的機器。有時零件掉下來，摔在橋面上，“咣當”一聲，可沒人停車撿。它們就躺在那裏，被後來的車軋，軋進瀝青裏，最後讓養路工撬出來，一腳踢到橋邊，骨碌碌滾下河坡。
撬棍是從溫州的趙鞋匠那兒借的。趙鞋匠年輕時在鐵路段幹過，工具箱裏啥稀奇玩意兒都有。他借撬棍給姚華，不收錢，只要求每次來給他講講學校的新鮮事。
“於校長還‘開炮’不？”趙鞋匠問。他說的“開炮”是於校長的招牌——批評學生時總愛說“老子當年一炮轟平山頭”。
“開，”姚華說，“昨兒剛‘轟’了大耗子（袁浩），說他腦子裏裝的都是豬油。”
趙鞋匠就嘿嘿樂，露出那顆不銹鋼做的假牙，亮閃閃的。他一邊補鞋一邊聽，錐子在鞋底穿進穿出，噗嗤噗嗤，像在給鞋講故事。
撿廢鐵是門學問。姚華很快發現，最好的地方不是鐵道溝，而是友誼罐頭廠後墻的垃圾堆。廠裏常扔報廢的機器零件，鑄鐵的，死沈，壓秤。但看門老頭兇得像門神，得趁他打盹時翻墻。
頭一回翻墻是在十一月底。那天刮西北風，垃圾堆的腐臭味被吹散不少。姚華踩著磚縫爬上墻頭，墻頭插著碎玻璃，他像跨地雷陣似的跨過去。落地時一腳踩進油汙裏，摔了個結結實實，手掌擦掉塊皮。
可他找到了寶貝——半個齒輪，有臉盆大，銹成了土褐色。他吭哧吭哧拖到廢鐵站，過秤，七斤八兩。收鐵的老頭叼著煙袋，瞇眼瞅他：“小孩兒，哪撿的？”
“鐵道溝。”
老頭笑了，露出一口被煙熏得焦黑的牙。“鐵道溝可長不出這玩意兒。”但他沒再多問，數出九毛三分錢，硬幣，叮叮當當塞進姚華手裏。
九毛三。姚華攥著錢往家走，硬幣硌得手心發紅。路過村口小賣部，他停下。櫥窗裏擺著帶橡皮頭的鉛筆，一毛二一支；還有巧克力威化，兩毛一塊。他看了很久，最後啥也沒買。錢得用在刀刃上，雖然他現在還不知道刀刃在哪兒。
錢藏在床墊下面，用作業紙包著。張玉芬發現了，沒說話，只是每天早晨在他書包裏多塞一個煮雞蛋。雞蛋是自家雞下的，個小，殼薄，一磕就破，像這個家，小心翼翼。
姚建國也發現了。有天夜裏，他醉醺醺掀開床墊，抓起那個紙包。姚華裝睡，聽見硬幣嘩啦啦響，然後是一聲含糊的嘟囔：“頂個屁用。”
但錢沒少。第二天早上，紙包還在老地方，只是多了張五元的票子，皺巴巴，像被揉搓過無數次的心事。
冬天往骨頭裏鉆。菜地凍得像鐵板，踩上去哢哢響。友誼罐頭廠的煙囪天天冒黃煙，空氣裏午餐肉的味兒濃得化不開，吸一口能頂半天餓。村裏咳嗽的人多了，幹咳，夜裏一聲接一聲，跟比賽似的。
於校長又找了一次張玉芬。這次在學校辦公室，爐子燒得通紅，鐵皮煙筒拐著彎伸向窗外，像個問號。
“鐵一中，”於校長說，手指在桌面上敲，像在發電報，“市裏拔尖的初中。但得考，還得面試。”
“啥時候？”
“開春。”
張玉芬心裏掐算。開春是三月，還有四個月。她問要準備啥，於校長拿出一摞卷子，油印的，字跡模糊，跟長了毛似的。“這些題，讓孩子做做。市裏的孩子，早做過了。”
卷子帶回家，姚華在煤油燈下做。題真難，很多他見都沒見過。代數、幾何、還有英語——鹽坨村小學不開英語課，二十六個字母他認不全，它們認識他，他不認識它們。他咬鉛筆頭，咬出深深的牙印，像要把知識啃下來。
姚建國湊過來看，抻著脖子瞅了半天，說：“這畫的都是啥？曲裏拐彎的。”
“題。”
“題長這樣？”他搖搖頭，晃悠著出去，門摔得山響，震落墻上一縷灰。
張玉芬坐在炕沿上納鞋底。錐子紮過千層底，發出沈悶的噗噗聲。她不時擡頭看兒子，眼神覆雜，像驕傲，又像害怕，怕這驕傲太沈，把孩子壓垮。
夜裏，姚華夢見自己站在實驗中學門口。學校大門是鐵藝的，纏著枯藤。他想進去，門卻關了，枯藤突然瘋長，纏住他手腳。他掙紮，藤蔓越纏越緊，勒進肉裏，疼醒了。
一身冷汗。窗外，月亮正懸在鐵道溝上空，蒼白，冰涼，像塊過期的幹糧。
臘月二十三，小年。村裏響起零星的鞭炮聲，有氣無力。姚建國破天荒沒出去喝，早早回家，手裏拎著一條凍帶魚。帶魚硬邦邦的，眼睛蒙著白翳，彎成個問號。
張玉芬把帶魚燉了，放好多醋，去腥。吃飯時，姚建國突然開口：“我打聽了，鐵一中的讚助費，這個數。”他伸出三根手指，粗壯，關節突出。
“三百？”張玉芬問，聲音有點飄。
“三千。”
筷子掉桌上。張玉芬撿起來，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一抖，又掉了。她終於沒再撿，手垂在腿側，微微發抖，像風裏的枯葉。
姚華低頭扒飯。帶魚刺多，他小心剔著，把魚肉剔得幹幹凈凈，只剩一副完整骨架。骨架在盤子裏泛著冷光，像件微型藝術品，精致，但沒肉。
飯後，姚建國出門了。張玉芬收拾碗筷，動作慢得像電影裏的慢鏡頭，一幀一幀。姚華拿出卷子繼續做，煤油燈的燈芯結了朵燈花，他用針挑掉，火光猛地一跳，影子在墻上亂晃。
深夜，姚建國回來了，帶著更濃的酒氣。他徑直走到姚華面前，盯著他看。看了很久，久到姚華以為他又要發火，他卻突然擡手，摸了摸兒子的頭。手掌粗糙，像砂紙刮過。
“三千，”他重覆，舌頭有點大，“老子掙。”
三月到了。菜地開始化凍，壟溝裏滲出水，渾濁，漂著爛草屑。友誼罐頭廠的煙囪依舊冒煙，但味兒變了，不再是午餐肉，換成了糖水桃子的甜膩，聞久了頭暈，像醉了。
鐵一中的考試定在三月十五。那天姚華穿著張玉芬熬夜趕制的新衣服——藍布褂子，領子漿得硬邦邦，磨得脖子生疼。於校長特意借了輛二八加重自行車，馱他去考點。後座硌得屁股疼，但姚華沒吭聲。
過鹽坨橋時，於校長蹬得吃力。上橋是個長坡，他站起來蹬，身子左搖右擺，自行車發出痛苦的吱呀聲。姚華坐在後座，看見橋下的新開河開始解凍，冰面裂開一道道黑縫，像大地疼出的口子。橋中央，一個養路工正用鐵鍬鏟除積雪，雪混著煤渣，堆在路邊。工人穿著橙黃色的反光背心，在灰蒙蒙的天色裏，紮眼得像個誤入的驚嘆號。
“這橋啊，”於校長喘著粗氣說，“年年修，月月補。夏天暴雨沖，冬天凍裂口。修來修去，還是個破橋。”
姚華沒接話。他數著橋上的燈，數到第四十七盞時，車終於下了坡。橋南頭就是市區了，馬路突然變寬，樓房突然變高，連空氣裏的味兒都不一樣——不是煤煙和鹹菜，是汽油和烤面包混在一塊，陌生，但誘人。
考點在一棟舊紅磚樓裏。樓道很暗，墻上貼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紅紙褪成了慘淡的粉色。考場裏坐滿了孩子，穿得五顏六色，有的還戴著鮮紅的紅領巾，晃眼。
卷子發下來，密密麻麻的字，像螞蟻搬家。姚華深吸一口氣，開始寫。筆是趙鞋匠送的，英雄牌，銥金筆尖，出水很順，是他用過最好的筆。
考完出來，於校長蹲在門口抽煙，煙頭一明一滅。“咋樣？”
“還行。”
“啥叫還行？”
姚華想了想，實話實說：“都寫上了，對不對就不知道了。”
於校長就笑了，拍拍他肩膀，力道大得能拍碎豆腐。“寫上就行！就怕你空著！”
等成績的日子，像熬一鍋糖稀，慢，而且黏稠，扯不斷。姚華繼續撿廢鐵，繼續做那些讓他頭大的卷子。姚建國繼續天不亮出門，深夜歸來，身上那股包子鋪的油膩氣味似乎浸到了皮膚裏。肉餡還是偶爾出現在飯盒裏，只是姚華發現，父親塞飯盒的動作似乎更加警惕，有時會在鋪子後門楞楞地站一會兒，四下張望，才把那個小小的鋁盒藏進懷裏。
四月初，成績單寄到了鹽坨村小學。於校長是跑著送來的，氣喘籲籲，臉漲得通紅。“過了！”他吼了一嗓子，差點把傳達室的窗戶紙震破，“筆試過了！”
張玉芬正在腌鹹菜，手一抖，半碗鹽全撒地上了。姚建國不在家，她慌慌張張跑出去找，在趙鞋匠的攤子前找到他。他正蹲著看人下棋，聽說消息，楞了很久，像沒聽懂。然後他猛地站起來，轉身就走，走得飛快，消失在胡同拐角，留下張玉芬和趙鞋匠面相覷。
晚上他回來，破天荒拎著一瓶瓶裝酒，不是散裝的。標簽上畫著金黃的麥穗。他倒了兩杯，一杯給自己，一杯推到姚華面前。
“喝。”
姚華看母親。張玉芬嘴唇動了動，最終沒說話。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辣，辣得眼淚一下子湧上來，在眼眶裏打轉。
姚建國哈哈大笑，笑聲在低矮的屋裏撞來撞去，震落墻角的灰。笑完，他一仰脖子幹了杯中酒，抹抹嘴：“面試啥時候？”
“下禮拜。”
“我陪你去。”
面試那天，姚建國罕見地穿了件幹凈衣服，是張玉芬壓在箱底多年的灰色中山裝，肩膀處有深深的折痕，像歲月的刀疤。父子倆坐長途車去市區，車很舊，座椅的海綿都露出來了，一路上吱呀作響，像個哮喘的老人。
鐵一中比想象的還大。操場是煤渣跑道，中間立著足球門，門網破了好幾個大洞，風一吹，晃晃悠悠。教學樓是四層紅磚樓，每扇窗戶都擦得鋥亮，能照見人影。
面試在一個小教室裏。考官是個戴眼鏡的女老師，說話聲音很輕，很柔，像怕嚇著眼前的農村孩子。她問姚華為什麽想考鐵一中，姚華老老實實說：“想學英語。”
“為什麽想學英語呢？”
姚華想了想，說：“學會了，就能看懂罐頭上的字。”
友誼罐頭廠有些出口的罐頭，標簽上全是彎彎曲曲的洋文。村裏沒人認得，但都說那是好東西，能賣到外國，換外匯。姚華覺得，能看懂那些字，大概就離那個“好”近了一點。
女老師笑了，推推眼鏡，在本子上記了點什麽。
出來時，姚建國在走廊等著。他背靠著墻，眼睛盯著天花板上一塊水漬，那水漬形狀挺怪，像只展翅的鳥，又像歪扭的地圖。見兒子出來，他直起身：“咋樣？”
“不知道。”
“老師問啥了？”
姚華重覆了一遍對話。姚建國聽完，沈默了一會兒，然後咂咂嘴：“罐頭……挺好。能出口，不賴。”
回去的車更擠了。有個婦女抱著個不停哭鬧的孩子。姚建國站起來讓了座，自己擠在過道裏，隨著車廂搖晃。午後陽光透過臟汙的車窗照進來，在他臉上切出明暗交錯的光影。姚華突然發現，父親的黑發裏，藏著好些白頭發，像沒掃幹凈的雪，落在煤堆上，格外刺眼。他棉襖肩膀處，有一小片洗不掉的油漬，深褐色，是長年累月浸潤的結果。
錄取通知書是四月底到的。牛皮紙信封，蓋著鮮紅的公章，沈甸甸的。張玉芬拆信封時手抖得厲害，撕了好幾次才撕開。通知書上，“姚華”兩個字印得端端正正，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像附註，也像判決：讚助費三千元，請於五月十日前繳納。
晚上，全家圍坐在那張油漬麻花的飯桌前。那個塑料布包被請出來，一層層揭開。錢攤在桌上，紙幣，硬幣，鋪了半張桌子，花花綠綠，卻讓人心頭沈甸甸的。張玉芬數，姚華拿筆在舊本子上記，姚建國在邊上盯著，一言不發。
數完，兩千七百四十三元六角。
還差二百五十六塊四。
屋裏靜極了，只有煤爐子輕微的呼呼聲，像在嘆氣。許久，姚建國站起來，走到屋裏那個掉漆的立櫃前，打開最下面那個抽屜。他在裏面摸索了一陣，拿出一個小布包，走回來，放在那堆錢旁邊。
布包解開，是一塊舊手表，海鷗牌。表盤玻璃裂了道紋，但指針還在走，發出細微的嘀嗒聲，在這寂靜裏格外清晰。
“這個，”他說，聲音有點幹澀，“能當點錢。”
這表是他當年在工廠當先進工作者得的獎勵，戴了十幾年，表帶都換過三根。張玉芬看著那塊表，又看看丈夫，眼淚毫無預兆地滾下來，一滴，正好砸在裂了的表蒙上。
第二天，張玉芬帶著姚華去了市裏的信托商店。商店在勸業場附近，櫥窗裏擺著各式舊物：舊相機、舊收音機、舊皮箱，都靜默著，像在展覽過往的時光。收表的老師傅戴著寸鏡，接過手表，仔細端詳，看了很久。
“表蒙裂了，機芯還行，走時還算準，”他慢悠悠地說，“八十。”
張玉芬張了張嘴，想說什麽，比如這表當年多貴，多有意義，可最後她只是點了點頭，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八十……就八十。”
接過那八張嶄新的十元票子時，她的手抖得厲害。她把錢仔細疊好，塞進姚華手裏：“拿好了，別丟。”
剩下的窟窿，張玉芬借遍了能開口的親戚。她一家家上門，話不多，翻來覆去就那句：“孩子考上市裏中學了，還差點錢。”有人爽快借了，有人面露難色推脫了。借得最多的是他二舅，五十塊；最少的是個遠房表姑，掏出手絹包了又包，拿出五塊錢，手絹上繡的鴛鴦都褪色了。
五月九號，錢終於湊齊了。整整三千元，用牛皮紙信封裝著，鼓鼓囊囊，沈得墜手。姚華捏著那個信封，捏了很久，指關節都泛白了，像是要捏出裏面的每一分重量——那裏有廢鐵換的毛票，有包子鋪裏偷藏出來的油腥，有母親借來的帶著體溫的零錢，有父親那塊停了又走的手表。
第二天，張玉芬陪兒子去學校繳費。財務室在辦公樓一層，繳費的窗口開得很高，姚華得踮起腳才能看見裏面。會計是個面無表情的中年女人，把錢放進點鈔機，嘩啦啦，嘩啦啦，響了很久。那聲音，像是數著一家人的筋骨。
繳完費出來，陽光亮得刺眼。張玉芬在臺階上站了一會兒，突然蹲下身，抱住自己的頭。肩膀一聳一聳的，但沒有哭聲。姚華站在旁邊，猶豫了一下，把手輕輕搭在她微微佝僂的背上，一下，一下，生澀地拍著。
他想起鐵道溝冰涼的廢鐵，想起友誼罐頭廠永不消散的煙，想起煤油燈下那些做不完的卷子。這一切，現在都有了具體的價格，三千塊。這價格壓彎了母親的脊梁。
但他知道，這重量不會消失，它只是轉移了，最終會穩穩地、沈沈地，落到自己肩上。就像父親那塊停了又走、走了又停的舊表，時間或許凝固在某個艱難而油膩的瞬間，但那嘀嗒聲，卻頑強地鉆進了他的血液裏，骨頭裏，一聲，一聲，催促著，再也停不下來。
回村的車上，姚華靠著車窗睡著了。他夢見自己變成了那個撿來的齒輪，被扔進通紅的熔爐。又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團肉餡，在巨大的盆裏被反覆攪打，順著一個方向，攪上勁，只為變得“壓秤”。火舌舔舐，鐵水沸騰；鏟起鏟落，油脂交融。最後他冷卻定型，堅硬而沈重，值九毛三分錢，也值更多。
車到鹽坨橋時，一陣劇烈的顛簸把他晃醒了。橋面正在施工，半邊封閉，工人們蹲著修補裂縫。電鉆的聲音尖利刺耳，混合著河風的嗚咽。一段橋欄桿被拆掉，露出裏面銹蝕的鋼筋，紅褐色的，像老人松動的、潰爛的牙根。姚華突然想，這座橋，還能撐多久呢？十年？二十年？還是……等到他真正長大，能夠離開這裏的那一天？
車到站，他徹底醒了。張玉芬已經下車，正伸手扶他。夕陽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老長，斜斜地跨過土路，一直伸向那片剛剛開始返青的菜地，伸向更遠處沈默的鐵道溝。
遠處，友誼罐頭廠的煙囪依舊吐著煙。煙是灰白色的，在漸濃的暮色裏，像一道緩慢的、無聲的嘆息，升起，然後散開。鹽坨橋上的路燈陸續亮了，一串昏黃的光點，綿延六百四十三米，固執地連接著黯淡的村莊與霓虹初上的城市，連接著沈重的今夜與未知的明天。橋下的新開河水，裹挾著最後一點浮冰，無聲南流，帶走了冬天的尾巴，也仿佛，帶走了一個孩子關於貧窮、掙紮和那一點點偷來的葷腥的、最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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