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包子鋪的敗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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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包子鋪的敗家子
姚建國的檔案袋薄得能透光，擱在勞動科老陳桌上，老陳拿指頭一敲，“噗噗”響，像拍西瓜——還是個沒熟透的。“小姚啊，”老陳瞇起眼，“你這檔案，是讓耗子啃過咋的？”
那年秋天，風裏摻著煤渣和海腥氣。姚建國接過袋子，順手掂了掂，輕得跟鬧著玩兒似的。他見過廠裏老勞模的檔案，厚得能防身，裏頭獎狀摞獎狀，光榮摞光榮，壓得人脖子都短一截。他的倒好，統共三張紙：招工登記表、轉正定級表，外加一張曠工扣款通知——光榮沒有，汙點倒挺突出。他把袋子對折塞進挎包，挎包連個飽嗝都沒打，依舊癟得像餓了三天的肚皮。
出門時，他爹——那位打過仗的老兵——正蹲胡同口給鄰居修自行車。老爺子的理論向來樸實：“手藝在手，餓不死狗。”見兒子出來，他頭也不擡，油汙手在晨光裏晃成兩面信號旗。“去了踏實幹，”老爺子囑咐，“國營單位，鐵飯碗。”
姚建國“嗯”了一聲，心裏那團麻卻越纏越緊。鐵飯碗？他瞅了瞅自己那雙捏不成褶的手——怕是連泥碗都端不穩。路過“銀行裏”胡同牌時，他特意多瞅了兩眼。藍底白字，方方正正，透著股財大氣粗的莊嚴。可惜他住在“銀行裏”小半輩子，連儲蓄所的門朝哪邊開都沒摸清，仿佛那三個字是老天爺隨手開的玩笑。
包子鋪在山東路，門臉上“天津包子”四個字掉了筆畫，“包”字少一撇，看著像“天津勺子”。老師傅教他捏褶子，十八個褶子要勻要溜，少一個天津衛的老饕都能吃出來。姚建國捏了三天，成果頗為震撼：有的包子褶子擠成一疙瘩，像被門夾過的胖臉；有的幹脆咧開口，餡兒露得坦坦蕩蕩。老師傅把面團往案板上一摔：“介孩子的手，是賃來的吧？使完趕緊還回去！”
於是調去後廚洗碗。這活兒倒合他脾性——水是熱的，手泡發了也不疼，最主要的是不用跟人搭茬。透過油花花的窗戶，他瞅見前廳的食客，個個吃得從容不迫，咬包子先開窗（咬個小口），再喝湯（嘬汁），最後才吃餡。那副篤定勁兒，讓姚建國覺得他們吃的不是包子，是人生規劃。
晌午歇工，他蹲後院看螞蟻搬家。螞蟻列隊整齊，扛著米粒喊號子似的往前沖。有個廚子過來倒泔水，順腳輕踹他屁股：“癔癥啥呢？”姚建國不動彈，等廚子走了，他撿根草棍，把一只掉隊的螞蟻撥回隊伍——這大概是他一天裏幹得最像樣的事兒。
下午馬科長來了。科長臉上芝麻坑密布，說話時坑兒都在顫悠：“姚建國！又躲這兒孵蛋呢？”姚建國慢騰騰起身，拍拍土。馬科長湊近一聞，眉毛挑成八字：“又喝了？”
“沒。”
“沒？”馬科長冷笑，“上個月曠工七天，介月剛過半又曠三天。你是把包子鋪當療養院了？”
姚建國盯著科長中山裝第三顆扣子——線頭開了，頑強地支棱著。他想說點什麽，嘴張了張，最後只憋出個悶屁似的動靜，轉身把一摞盤子摁進水池，水花濺濕了前襟，像為他莽撞的沈默蓋了個章。
他想起三年前接介紹信那晚。老爺子翻著泛黃的相冊，裏頭工裝藍汪汪一片：“建國，當工人，光榮！”可托遍關系，只撈來個“飲食服務公司”的紅戳。姚建國捏著那張薄紙，心想：光榮是光榮了，可我這光榮，它冒熱氣兒啊——包子鋪的熱氣兒。
從那以後，他就開始了有節奏的混。反正鐵飯碗砸不爛，頂多磕個口兒。他每天準時來、準時走，像海河上的擺渡船，天天動，卻從來沒離開過這條河。自行車？他不會騎，也買不起。銀行？他住“銀行裏”卻從沒摸過存折，仿佛那三個字是貼錯門牌的行為藝術。
那晚下工，他溜達到衛津河。橋燈亮了，光帶在水面上劈開一道道口子。他坐橋墩上，掏出小扁瓶抿了一口。直沽高粱辣得他齜牙咧嘴，對岸輪船“嗚——”地一嗓子，像替他喊出了聲。
到家快十一點。張玉芬在燈下補襪子，襪跟磨出個洞，她拿碎布墊上，針腳密得像在繡花。見他回來，她去熱白菜熬粉條——粉條已經熬得魂飛魄散，化在湯裏找不著形。
“不對口兒？”她問。
“飽了。”他答。
其實胃裏空得能跑馬。他瞅著媳婦補襪子，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墻上，放得老大，像個沈默的巨人。
“今兒馬科長又罵我了。”
張玉芬針尖頓了頓：“罵就罵吧，你幹好了，他罵啥？”
姚建國想說“我幹不好”，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他躺床上看天花板裂縫，那裂縫歪歪扭扭，像個潦草的“人”字。他想：人為什麽非得幹活？螞蟻幹活為過冬，人幹活為嘛？為補這永遠補不完的襪子？
下崗的消息是1995年春天來的，帶著柳絮，輕飄飄的，卻壓得人擡不起頭。
馬科長念文件，“優化勞動組合”六個字像六顆釘子。姚建國坐最後一排數前頭的後腦勺，數到四十三，聽見自己名字。
“姚建國，買斷工齡。”
辦公室裏，馬科長遞過來信封：“兩萬，簽個字，咱倆就兩清了。”
姚建國捏了捏，挺厚。“還有別的選麽？”
“有啊，每月一百二，發到退休。”馬科長笑，麻子坑兒裏都漾出得意，“你選哪個？”
姚建國選了買斷。簽字時意外地穩當，字寫得比結婚登記時還周正。走出門，他覺得身子輕了——輕得能順著柳絮飄上天。挎包這回真鼓了，兩萬塊磚頭似的硌著腰。
經過前廳時，他瞥見剛出籠的包子，有幾個塌了底，餡兒漏出來，像咧著嘴笑他。
他沒告訴張玉芬。信封藏床底，用舊報紙蓋好，蓋得像在埋寶藏。晚上吃飯，張玉芬說鄰居老劉下崗領了一萬，“這一萬哪夠一輩子？”她瞟他一眼。姚建國埋頭扒飯，飯粒粘在嘴角，他都沒覺著。
夜裏他做夢，夢見數錢。數著數著，大團結變成了包子，包子咧嘴笑，笑著笑著，褶子全散了，露出的不是餡，是白花花的紙——和他的人生一個德行。
第二天起，他開始了職業溜達。早上出門，路線固定：家→海河→勸業場→百貨大樓。百貨大樓門口看人擦鞋，一看半個鐘頭。擦鞋的操一口溫州口音，也是剛來這裏謀生活的，起初防著他，後來習慣了，當他是尊擺錯的雕塑。
晌午啃饅頭就自來水，下午接著溜達。日子變成了一場漫長的、沈默的散步。張玉芬問累不累，他說累；問馬科長還罵人不，他說罵。謊話說多了，連自己都覺得上班這事可能真發生過。
第一次動那筆錢是三個月後。姚華要交學雜費，八十三塊五。張玉芬翻遍抽屜還差二十多。“明兒我去借。”她說。姚建國沒吭聲，夜裏摸出一百壓缸子底下。
張玉芬舉著錢問哪來的。“獎金。”他說。張玉芬瞪他：“你們包子鋪發獎金？發饅頭還差不多！”但她沒再問，那聲嘆息拖得老長，從屋裏一直拖到屋外。
信封一天天瘦下去。姚建國的借口花樣百出：先進獎、加班費、撿的……有回張玉芬盯著他：“建國，咱可不能學偷啊。”姚建國點頭如搗蒜，點得自己都信了自己是個良民。
最後一次數錢，還剩三百七十張。那天姚華生日，他抽出一百一。買肉十五，蛋糕八塊，找回的錢攤在床上，票子邊兒都卷了，像開敗的菊花。摸著這些錢，他突然想起自己住在“銀行裏”卻從沒進過銀行——這些錢和他一樣，有個正經名分，卻沒個正經去處。
晚上吃面，姚華說：“爸，你今天沒喝酒。”姚建國一楞，笑了——可不是，忘了。張玉芬給他撥面條，面條一夾就斷，斷在碗裏，像截斷了的糊塗賬。
夜裏，張玉芬終於摸到了床底的秘密。她舉著空了一半的信封，手抖得像風裏的葉子：“姚建國，介是嘛？”
姚建國點煙，劣質煙嗆得他瞇起眼。
“多咱的事？”
“春天。”
“春天……”張玉芬重覆著，像在嚼一枚苦核桃，“現在葉子都黃了。”
接下來是沈默。長得能聽見灰塵落地的沈默。最後她把信封摔他身上，鈔票雪花似的散開。“還剩多少？”
“三百七十張。”
“兩萬，花了快一萬六。”張玉芬聲音突然平了，平得像結冰的河面，“錢呢？吃喝了？賭了？還是撒大街上聽響了？”
姚建國開始算賬：學費三百，修房頂五百，酒錢……從散裝換瓶裝，從小扁瓶升級成大玻璃瓶。錢像水，從他指頭縫漏走，連個水花都沒濺起來。他甚至不知道銀行的門檻有多高——這些錢就在他懷裏、兜裏、床底下，靜悄悄地消失了。
張玉芬蹲下來，一張張撿錢，撿得慢極了，每張都撫平、疊好。全撿完後，她把錢按在他胸口：“收好，介是你下半輩子的命。”
她背對他躺下。姚建國坐在黑暗裏，胸口那疊錢燙得他心慌。他想起馬科長遞信封時的表情，當時覺得兩萬是座山，能靠一輩子。原來山這麽不經靠。
第二天他照樣出門，走到海河邊掏出錢。風吹起最上面一張，他按住，從頭數。數到第三百七十張，太陽正從樓縫擠出來，照得國徽金閃閃。
他把錢揣回內兜，貼著心口放。走到解放橋，碰見以前同事老趙——下崗後擺攤賣襪子。
“老姚！好久不見！”
姚建國點點頭。老趙遞煙，他接了。倆人靠欄桿上吞雲吐霧，看河裏的船突突突地喘氣。
“後來幹嘛了？”老趙問。
“沒幹嘛。”
“我也沒幹嘛。”老趙咧嘴笑，“介世道，能幹嘛？賣襪子唄，賣一雙賺五毛，一天站十個鐘頭，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抽完煙，老趙走了。姚建國站了一會兒，手伸進內兜摸了摸那疊錢。突然他轉身往家走，越走越快，最後跑起來。
跑過勸業場，想起第一次工資十八塊五，給張玉芬買了條紅紗巾——她嫌艷，一直壓箱底。跑過百貨大樓，想起姚華出生那晚，他在產房外轉磨磨，轉得護士都想給他掛號瞧病。跑過山東路，包子鋪招牌更破了，“包”字少的那一撇，終究沒人給補上。
跑回“銀行裏”胡同時，他喘得像風箱。推開門，張玉芬在洗衣裳，姚華寫作業。倆人都擡頭瞅他——瞅這個提前“下班”的怪人。
姚建國走到桌前，從內兜掏出那疊汗濕的錢，放在桌上。票子軟塌塌的，像累癱了。
“還剩三千七，”他嗓子啞得像破鑼，“往後……不瞎造了。”
張玉芬瞅瞅錢，再瞅瞅他。姚華也瞪圓了眼。屋裏只有洗衣板的咯吱聲，一聲一聲，像在磨著時間。
過了老半天，張玉芬起身，用圍裙擦擦手，走過來數錢。數兩遍，抽出七十張。
“介三千，得存銀行，”她說，頓了頓，“雖然咱沒存過……我打聽打聽咋存。介七百，過日子。”
姚建國接過三千，手指碰著她手指——冰涼。他忽然想起結婚掀蓋頭時，她的手也這麽涼。那時他想，得捂熱這雙手，捂一輩子。
“玉芬，”他叫了一聲，陌生得自己都一楞，“我對不住你。”
張玉芬沒說話，轉身接著洗衣裳。咯吱咯吱，聲音更響了，像要把什麽臟的、舊的、不像話的東西，都搓幹凈。
姚華低頭削鉛筆，木屑卷曲著落下，落在錢上，落在父親開膠的鞋面上，落在這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下午。屋外傳來“磨剪子嘞戧菜刀”的吆喝，混著孩子的笑鬧，混著遠處不知哪家工廠最後一波騷動——生活還在繼續，混沌的、盲目的、不管不顧的，像海河的水，流走了就回不來。
而他，這個住在“銀行裏”卻不知存折長啥樣的人，這個捏了半輩子包子卻捏不成一個圓褶的人，終於要揣著他僅剩的、被汗浸軟的三千七百塊錢，去面對那個他躲了半輩子的、真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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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國的檔案袋薄得能透光，擱在勞動科老陳桌上，老陳拿指頭一敲，“噗噗”響，像拍西瓜——還是個沒熟透的。“小姚啊，”老陳瞇起眼，“你這檔案，是讓耗子啃過咋的？”
那年秋天，風裏摻著煤渣和海腥氣。姚建國接過袋子，順手掂了掂，輕得跟鬧著玩兒似的。他見過廠裏老勞模的檔案，厚得能防身，裏頭獎狀摞獎狀，光榮摞光榮，壓得人脖子都短一截。他的倒好，統共三張紙：招工登記表、轉正定級表，外加一張曠工扣款通知——光榮沒有，汙點倒挺突出。他把袋子對折塞進挎包，挎包連個飽嗝都沒打，依舊癟得像餓了三天的肚皮。
出門時，他爹——那位打過仗的老兵——正蹲胡同口給鄰居修自行車。老爺子的理論向來樸實：“手藝在手，餓不死狗。”見兒子出來，他頭也不擡，油汙手在晨光裏晃成兩面信號旗。“去了踏實幹，”老爺子囑咐，“國營單位，鐵飯碗。”
姚建國“嗯”了一聲，心裏那團麻卻越纏越緊。鐵飯碗？他瞅了瞅自己那雙捏不成褶的手——怕是連泥碗都端不穩。路過“銀行裏”胡同牌時，他特意多瞅了兩眼。藍底白字，方方正正，透著股財大氣粗的莊嚴。可惜他住在“銀行裏”小半輩子，連儲蓄所的門朝哪邊開都沒摸清，仿佛那三個字是老天爺隨手開的玩笑。
包子鋪在山東路，門臉上“天津包子”四個字掉了筆畫，“包”字少一撇，看著像“天津勺子”。老師傅教他捏褶子，十八個褶子要勻要溜，少一個天津衛的老饕都能吃出來。姚建國捏了三天，成果頗為震撼：有的包子褶子擠成一疙瘩，像被門夾過的胖臉；有的幹脆咧開口，餡兒露得坦坦蕩蕩。老師傅把面團往案板上一摔：“介孩子的手，是賃來的吧？使完趕緊還回去！”
於是調去後廚洗碗。這活兒倒合他脾性——水是熱的，手泡發了也不疼，最主要的是不用跟人搭茬。透過油花花的窗戶，他瞅見前廳的食客，個個吃得從容不迫，咬包子先開窗（咬個小口），再喝湯（嘬汁），最後才吃餡。那副篤定勁兒，讓姚建國覺得他們吃的不是包子，是人生規劃。
晌午歇工，他蹲後院看螞蟻搬家。螞蟻列隊整齊，扛著米粒喊號子似的往前沖。有個廚子過來倒泔水，順腳輕踹他屁股：“癔癥啥呢？”姚建國不動彈，等廚子走了，他撿根草棍，把一只掉隊的螞蟻撥回隊伍——這大概是他一天裏幹得最像樣的事兒。
下午馬科長來了。科長臉上芝麻坑密布，說話時坑兒都在顫悠：“姚建國！又躲這兒孵蛋呢？”姚建國慢騰騰起身，拍拍土。馬科長湊近一聞，眉毛挑成八字：“又喝了？”
“沒。”
“沒？”馬科長冷笑，“上個月曠工七天，介月剛過半又曠三天。你是把包子鋪當療養院了？”
姚建國盯著科長中山裝第三顆扣子——線頭開了，頑強地支棱著。他想說點什麽，嘴張了張，最後只憋出個悶屁似的動靜，轉身把一摞盤子摁進水池，水花濺濕了前襟，像為他莽撞的沈默蓋了個章。
他想起三年前接介紹信那晚。老爺子翻著泛黃的相冊，裏頭工裝藍汪汪一片：“建國，當工人，光榮！”可托遍關系，只撈來個“飲食服務公司”的紅戳。姚建國捏著那張薄紙，心想：光榮是光榮了，可我這光榮，它冒熱氣兒啊——包子鋪的熱氣兒。
從那以後，他就開始了有節奏的混。反正鐵飯碗砸不爛，頂多磕個口兒。他每天準時來、準時走，像海河上的擺渡船，天天動，卻從來沒離開過這條河。自行車？他不會騎，也買不起。銀行？他住“銀行裏”卻從沒摸過存折，仿佛那三個字是貼錯門牌的行為藝術。
那晚下工，他溜達到衛津河。橋燈亮了，光帶在水面上劈開一道道口子。他坐橋墩上，掏出小扁瓶抿了一口。直沽高粱辣得他齜牙咧嘴，對岸輪船“嗚——”地一嗓子，像替他喊出了聲。
到家快十一點。張玉芬在燈下補襪子，襪跟磨出個洞，她拿碎布墊上，針腳密得像在繡花。見他回來，她去熱白菜熬粉條——粉條已經熬得魂飛魄散，化在湯裏找不著形。
“不對口兒？”她問。
“飽了。”他答。
其實胃裏空得能跑馬。他瞅著媳婦補襪子，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墻上，放得老大，像個沈默的巨人。
“今兒馬科長又罵我了。”
張玉芬針尖頓了頓：“罵就罵吧，你幹好了，他罵啥？”
姚建國想說“我幹不好”，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他躺床上看天花板裂縫，那裂縫歪歪扭扭，像個潦草的“人”字。他想：人為什麽非得幹活？螞蟻幹活為過冬，人幹活為嘛？為補這永遠補不完的襪子？
下崗的消息是1995年春天來的，帶著柳絮，輕飄飄的，卻壓得人擡不起頭。
馬科長念文件，“優化勞動組合”六個字像六顆釘子。姚建國坐最後一排數前頭的後腦勺，數到四十三，聽見自己名字。
“姚建國，買斷工齡。”
辦公室裏，馬科長遞過來信封：“兩萬，簽個字，咱倆就兩清了。”
姚建國捏了捏，挺厚。“還有別的選麽？”
“有啊，每月一百二，發到退休。”馬科長笑，麻子坑兒裏都漾出得意，“你選哪個？”
姚建國選了買斷。簽字時意外地穩當，字寫得比結婚登記時還周正。走出門，他覺得身子輕了——輕得能順著柳絮飄上天。挎包這回真鼓了，兩萬塊磚頭似的硌著腰。
經過前廳時，他瞥見剛出籠的包子，有幾個塌了底，餡兒漏出來，像咧著嘴笑他。
他沒告訴張玉芬。信封藏床底，用舊報紙蓋好，蓋得像在埋寶藏。晚上吃飯，張玉芬說鄰居老劉下崗領了一萬，“這一萬哪夠一輩子？”她瞟他一眼。姚建國埋頭扒飯，飯粒粘在嘴角，他都沒覺著。
夜裏他做夢，夢見數錢。數著數著，大團結變成了包子，包子咧嘴笑，笑著笑著，褶子全散了，露出的不是餡，是白花花的紙——和他的人生一個德行。
第二天起，他開始了職業溜達。早上出門，路線固定：家→海河→勸業場→百貨大樓。百貨大樓門口看人擦鞋，一看半個鐘頭。擦鞋的操一口溫州口音，也是剛來這裏謀生活的，起初防著他，後來習慣了，當他是尊擺錯的雕塑。
晌午啃饅頭就自來水，下午接著溜達。日子變成了一場漫長的、沈默的散步。張玉芬問累不累，他說累；問馬科長還罵人不，他說罵。謊話說多了，連自己都覺得上班這事可能真發生過。
第一次動那筆錢是三個月後。姚華要交學雜費，八十三塊五。張玉芬翻遍抽屜還差二十多。“明兒我去借。”她說。姚建國沒吭聲，夜裏摸出一百壓缸子底下。
張玉芬舉著錢問哪來的。“獎金。”他說。張玉芬瞪他：“你們包子鋪發獎金？發饅頭還差不多！”但她沒再問，那聲嘆息拖得老長，從屋裏一直拖到屋外。
信封一天天瘦下去。姚建國的借口花樣百出：先進獎、加班費、撿的……有回張玉芬盯著他：“建國，咱可不能學偷啊。”姚建國點頭如搗蒜，點得自己都信了自己是個良民。
最後一次數錢，還剩三百七十張。那天姚華生日，他抽出一百一。買肉十五，蛋糕八塊，找回的錢攤在床上，票子邊兒都卷了，像開敗的菊花。摸著這些錢，他突然想起自己住在“銀行裏”卻從沒進過銀行——這些錢和他一樣，有個正經名分，卻沒個正經去處。
晚上吃面，姚華說：“爸，你今天沒喝酒。”姚建國一楞，笑了——可不是，忘了。張玉芬給他撥面條，面條一夾就斷，斷在碗裏，像截斷了的糊塗賬。
夜裏，張玉芬終於摸到了床底的秘密。她舉著空了一半的信封，手抖得像風裏的葉子：“姚建國，介是嘛？”
姚建國點煙，劣質煙嗆得他瞇起眼。
“多咱的事？”
“春天。”
“春天……”張玉芬重覆著，像在嚼一枚苦核桃，“現在葉子都黃了。”
接下來是沈默。長得能聽見灰塵落地的沈默。最後她把信封摔他身上，鈔票雪花似的散開。“還剩多少？”
“三百七十張。”
“兩萬，花了快一萬六。”張玉芬聲音突然平了，平得像結冰的河面，“錢呢？吃喝了？賭了？還是撒大街上聽響了？”
姚建國開始算賬：學費三百，修房頂五百，酒錢……從散裝換瓶裝，從小扁瓶升級成大玻璃瓶。錢像水，從他指頭縫漏走，連個水花都沒濺起來。他甚至不知道銀行的門檻有多高——這些錢就在他懷裏、兜裏、床底下，靜悄悄地消失了。
張玉芬蹲下來，一張張撿錢，撿得慢極了，每張都撫平、疊好。全撿完後，她把錢按在他胸口：“收好，介是你下半輩子的命。”
她背對他躺下。姚建國坐在黑暗裏，胸口那疊錢燙得他心慌。他想起馬科長遞信封時的表情，當時覺得兩萬是座山，能靠一輩子。原來山這麽不經靠。
第二天他照樣出門，走到海河邊掏出錢。風吹起最上面一張，他按住，從頭數。數到第三百七十張，太陽正從樓縫擠出來，照得國徽金閃閃。
他把錢揣回內兜，貼著心口放。走到解放橋，碰見以前同事老趙——下崗後擺攤賣襪子。
“老姚！好久不見！”
姚建國點點頭。老趙遞煙，他接了。倆人靠欄桿上吞雲吐霧，看河裏的船突突突地喘氣。
“後來幹嘛了？”老趙問。
“沒幹嘛。”
“我也沒幹嘛。”老趙咧嘴笑，“介世道，能幹嘛？賣襪子唄，賣一雙賺五毛，一天站十個鐘頭，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抽完煙，老趙走了。姚建國站了一會兒，手伸進內兜摸了摸那疊錢。突然他轉身往家走，越走越快，最後跑起來。
跑過勸業場，想起第一次工資十八塊五，給張玉芬買了條紅紗巾——她嫌艷，一直壓箱底。跑過百貨大樓，想起姚華出生那晚，他在產房外轉磨磨，轉得護士都想給他掛號瞧病。跑過山東路，包子鋪招牌更破了，“包”字少的那一撇，終究沒人給補上。
跑回“銀行裏”胡同時，他喘得像風箱。推開門，張玉芬在洗衣裳，姚華寫作業。倆人都擡頭瞅他——瞅這個提前“下班”的怪人。
姚建國走到桌前，從內兜掏出那疊汗濕的錢，放在桌上。票子軟塌塌的，像累癱了。
“還剩三千七，”他嗓子啞得像破鑼，“往後……不瞎造了。”
張玉芬瞅瞅錢，再瞅瞅他。姚華也瞪圓了眼。屋裏只有洗衣板的咯吱聲，一聲一聲，像在磨著時間。
過了老半天，張玉芬起身，用圍裙擦擦手，走過來數錢。數兩遍，抽出七十張。
“介三千，得存銀行，”她說，頓了頓，“雖然咱沒存過……我打聽打聽咋存。介七百，過日子。”
姚建國接過三千，手指碰著她手指——冰涼。他忽然想起結婚掀蓋頭時，她的手也這麽涼。那時他想，得捂熱這雙手，捂一輩子。
“玉芬，”他叫了一聲，陌生得自己都一楞，“我對不住你。”
張玉芬沒說話，轉身接著洗衣裳。咯吱咯吱，聲音更響了，像要把什麽臟的、舊的、不像話的東西，都搓幹凈。
姚華低頭削鉛筆，木屑卷曲著落下，落在錢上，落在父親開膠的鞋面上，落在這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下午。屋外傳來“磨剪子嘞戧菜刀”的吆喝，混著孩子的笑鬧，混著遠處不知哪家工廠最後一波騷動——生活還在繼續，混沌的、盲目的、不管不顧的，像海河的水，流走了就回不來。
而他，這個住在“銀行裏”卻不知存折長啥樣的人，這個捏了半輩子包子卻捏不成一個圓褶的人，終於要揣著他僅剩的、被汗浸軟的三千七百塊錢，去面對那個他躲了半輩子的、真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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