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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可能：質疑證據合法性，攻擊我們的人格和動機，提出更激進的替代方案，或者……”謝婉研停頓了一下，“制造新的事端，轉移註意力。”
林景瀾放下叉子：“他會傷害我們嗎？”
“在日內瓦，在這麽高規格的會議期間，直接人身傷害風險不大。”謝婉研說，“但輿論攻擊、法律威脅、心理施壓，這些都有可能。我們需要保持警惕。”
午餐後，他們收到專案組的最新消息。簡短但重要：“赫連在倫敦初步審訊中透露，研究所的資金不止來自萊克斯制藥，還有一個‘國際投資者聯盟’，涉及多個國家的公司和基金會。調查正在擴大。”
“國際投資者聯盟……”溫敘禮重覆這個詞，“這意味著梅蘭不是孤立的，可能是更大網絡的一部分。”
“而克勞斯可能只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員。”謝婉研補充，“如果他感到被威脅，可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下午的會議果然如施耐德教授所料，更加激烈。克勞斯提出了對處罰條款的一系列修改建議，每一項都在弱化處罰力度或增加執行難度。支持他的委員比上午多了幾位——顯然，午餐時間他進行了有效的游說。
辯論持續到下午四點，陷入僵局。關鍵條款的投票被推遲到第二天，以便各方進一步協商。
會議結束後，克勞斯主動走向他們。這一次，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情緒。
“精彩的表演。”他的聲音很低，只有他們能聽到，“利用一起悲劇來推進你們的議程。很聰明。”
謝婉研平靜回應：“不是表演，是責任。也不是我們的議程，是科學界的共識。”
克勞斯冷笑：“共識？你們很快就會知道，共識是多麽脆弱的東西。”他看了一眼溫敘禮和林景瀾，“年輕人，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時候，站隊太早，會後悔的。”
他說完轉身離開。溫敘禮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感到一種清晰的威脅。
回酒店的路上，謝婉研接到了醫院方面的消息。通話後，她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一些：“三名情況危急的參與者已經脫離生命危險。所有人的身份都已確認，家屬正在聯系中。醫療團隊說，早期評估顯示記憶損傷嚴重，但並非完全不可逆。需要長期治療，但有希望。”
林景瀾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謝婉研點頭，“專案組還說，如果我們願意，明天可以去醫院一趟——不是接觸參與者，而是與醫療團隊交流，分享零域治療的經驗。他們認為我們的親身經歷可能對制定治療方案有幫助。”
“我去。”溫敘禮立即說。
“我也去。”林景瀾說。
晚上七點，他們在酒店房間用餐。簡單的客房服務餐食，但氣氛比前幾天輕松了一些——梅蘭的參與者已經獲救，證據已經確鑿，公約的推動有了強有力的現實支撐。
吃飯時，他們討論了第二天的醫院訪問。林景瀾顯得有些緊張：“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們的情況和他們不完全一樣——我們沒有經歷記憶植入，是心跳控制。而且……我們最終逃出來了，他們被關了一年多。”
“但你們都知道被控制是什麽感覺。”謝婉研說，“知道那種失去自主性的恐懼，知道重新找回自我的艱難。這些經驗是有價值的。”
溫敘禮同意：“而且我們可以告訴醫療團隊，恢覆是可能的。需要時間，需要耐心，但可能。”
飯後，他們各自休息。但晚上九點，謝婉研突然敲門，表情異常嚴肅。
“新情況。不是好消息。”
兩人立即讓她進來。
“克勞斯剛剛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會。”謝婉研打開平板電腦，播放錄像，“看。”
畫面中，克勞斯站在酒店會議室裏，面對十幾家媒體。他的表情沈重而誠懇。
“……對梅蘭事件，我和所有人一樣感到震驚和憤怒。但我們必須警惕一種危險傾向——因為一起非法事件，就懷疑整個神經科學領域，就要求制定可能扼殺創新的過度監管。”
他頓了頓，看向鏡頭：“我特別擔心的是，一些有親身創傷經歷的年輕人，可能因為個人感受而推動過於嚴苛的政策。我理解他們的痛苦，但政策制定需要全面考量，需要平衡風險與收益，需要聽取各方的聲音，而不僅僅是最大聲的那一方。”
錄像結束。謝婉研關閉屏幕：“他在針對你們，將你們的立場歸結為‘個人創傷’而非‘理性思考’。這是一種經典的貶低策略。”
“媒體反應如何？”溫敘禮問。
“已經開始分化。”謝婉研調出新聞網站，“有的評論支持他，認為需要‘冷靜理性’；有的批評他，認為他在為商業利益辯護。但關鍵在於，他成功地將討論從‘如何防止下一個梅蘭’轉向了‘監管是否過度’。”
電話響起，是施耐德教授。通話後，謝婉研的表情更加凝重。
“明天上午的會議，克勞斯將提出一項動議：成立‘多方利益相關者咨詢小組’，在公約最終確定前，廣泛征求商業界、患者團體、研究機構的意見。表面上是促進包容性，實際上是拖延戰術——如果動議通過，公約的制定可能延長數月甚至更久。”
“我們能阻止嗎？”林景瀾問。
“需要爭取足夠多的委員反對。”謝婉研思考著，“施耐德教授在聯絡支持我們的委員，但克勞斯也在做同樣的事。明天會是一場投票戰。”
局勢再次緊張起來。梅蘭的勝利帶來了輿論優勢，但克勞斯正在巧妙地利用這種優勢的反作用力——將嚴格的監管描繪為“過度反應”，將支持者描繪為“被情緒主導”。
晚上十點，他們開始制定應對策略。謝婉研負責聯絡支持委員，溫敘禮和林景瀾準備明天可能的發言。如果投票前需要最後陳述，他們需要簡潔有力的論點。
“關鍵是要把話題拉回核心。”溫敘禮在紙上寫要點，“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什麽樣的監管’。不是‘情緒與理性’，而是‘經驗與證據’。”
林景瀾補充：“還可以強調時間緊迫性——每拖延一天，就可能有新的梅蘭在某個地方發生。公約不是完美的，但等待完美是危險的。”
工作到深夜十一點，初步方案確定。謝婉研放下電話，揉了揉太陽穴：“支持與反對大概五五開。明天的投票會很接近。”
她看了看溫敘禮和林景瀾：“你們需要休息了。尤其是你，林景瀾，明天還要去醫院，需要精力。”
兩人回到各自房間，但溫敘禮知道，這個夜晚不會平靜。果然，淩晨一點，他的手機震動——是專案組的加密信息。
“緊急：檢測到對你們酒店的網絡安全試探。來源不明，但技術手段高級。建議啟用備用通訊設備，保持警覺。已加強外圍安保。”
溫敘禮立即檢查房間，確認門窗鎖好，沒有異常。然後他聯系林景瀾和謝婉研，告知情況。
“可能是克勞斯的人，也可能是他背後那個‘國際投資者聯盟’。”謝婉研在通訊頻道裏說，“不要慌張，但保持警惕。如果感到任何不安全，立即按緊急按鈕。”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溫敘禮半睡半醒，保持警覺。酒店很安靜，走廊裏偶爾有腳步聲，都是正常的客人或工作人員。但他能感覺到那種被監視的不適感——不是具體的證據，而是一種直覺。
淩晨四點，他徹底醒來，再無法入睡。走到窗前，拉開一點窗簾。日內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城市燈光稀疏，湖面是深不見底的黑。
他想起了梅蘭地下室裏那些人，此刻應該在醫院的病床上，可能也在無眠的夜晚中掙紮，與混亂的記憶、藥物的後效、身份的困惑搏鬥。
他們也想起了自己的過去——監聽終端的心跳數據，雨夜的坦白，實驗室的治療，叛逃的夜晚。那些經歷塑造了他們，但也給了他們一種責任：用親身經歷的痛苦，防止其他人經歷類似的痛苦。
淩晨五點半，天色開始泛白。溫敘禮做了決定——無論今天的投票結果如何，無論克勞斯用什麽手段，他們都不會退縮。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為什麽而戰。
六點，他洗漱更衣。六點半，與林景瀾和謝婉研匯合。三人都帶著疲憊，但眼神堅定。
“準備好了嗎？”謝婉研問。
“準備好了。”溫敘禮和林景瀾同時回答。
七點，出發前往醫院。這是行動前的短暫停頓，也是重新連接最初動機的機會。
日內瓦大學醫院位於城市東部，現代化建築群在晨光中顯得潔凈而專業。他們被引導到神經科的一個小會議室，三位醫生已經等在那裏——兩位神經科學家，一位精神科醫生。
“感謝你們能來。”年長的神經科學家，杜蘭德教授，用法語口音的英語說，“我們知道你們自己的經歷，相信你們的見解會對我們制定治療方案有幫助。”
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是密集的專業交流。醫生們詳細描述了參與者的癥狀：
記憶碎片化、時間感知錯亂、真實與植入記憶混淆、嚴重的焦慮和定向障礙。溫敘禮和林景瀾則分享了零域治療中的經驗——如何重建對真實感受的信任，如何區分自我與訓練出的反應，如何在藥物戒斷後重新學習自然的生理反應。
“有一個關鍵點，”林景瀾說，“參與者可能對‘治療’本身有恐懼和不信任，因為之前的‘實驗’就是以‘治療’或‘培訓’的名義進行的。建立信任需要時間，需要尊重他們的自主權，即使他們暫時無法清晰表達。”
杜蘭德教授認真記錄：“這一點很重要，我們會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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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可能：質疑證據合法性，攻擊我們的人格和動機，提出更激進的替代方案，或者……”謝婉研停頓了一下，“制造新的事端，轉移註意力。”
林景瀾放下叉子：“他會傷害我們嗎？”
“在日內瓦，在這麽高規格的會議期間，直接人身傷害風險不大。”謝婉研說，“但輿論攻擊、法律威脅、心理施壓，這些都有可能。我們需要保持警惕。”
午餐後，他們收到專案組的最新消息。簡短但重要：“赫連在倫敦初步審訊中透露，研究所的資金不止來自萊克斯制藥，還有一個‘國際投資者聯盟’，涉及多個國家的公司和基金會。調查正在擴大。”
“國際投資者聯盟……”溫敘禮重覆這個詞，“這意味著梅蘭不是孤立的，可能是更大網絡的一部分。”
“而克勞斯可能只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員。”謝婉研補充，“如果他感到被威脅，可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下午的會議果然如施耐德教授所料，更加激烈。克勞斯提出了對處罰條款的一系列修改建議，每一項都在弱化處罰力度或增加執行難度。支持他的委員比上午多了幾位——顯然，午餐時間他進行了有效的游說。
辯論持續到下午四點，陷入僵局。關鍵條款的投票被推遲到第二天，以便各方進一步協商。
會議結束後，克勞斯主動走向他們。這一次，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情緒。
“精彩的表演。”他的聲音很低，只有他們能聽到，“利用一起悲劇來推進你們的議程。很聰明。”
謝婉研平靜回應：“不是表演，是責任。也不是我們的議程，是科學界的共識。”
克勞斯冷笑：“共識？你們很快就會知道，共識是多麽脆弱的東西。”他看了一眼溫敘禮和林景瀾，“年輕人，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時候，站隊太早，會後悔的。”
他說完轉身離開。溫敘禮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感到一種清晰的威脅。
回酒店的路上，謝婉研接到了醫院方面的消息。通話後，她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一些：“三名情況危急的參與者已經脫離生命危險。所有人的身份都已確認，家屬正在聯系中。醫療團隊說，早期評估顯示記憶損傷嚴重，但並非完全不可逆。需要長期治療，但有希望。”
林景瀾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謝婉研點頭，“專案組還說，如果我們願意，明天可以去醫院一趟——不是接觸參與者，而是與醫療團隊交流，分享零域治療的經驗。他們認為我們的親身經歷可能對制定治療方案有幫助。”
“我去。”溫敘禮立即說。
“我也去。”林景瀾說。
晚上七點，他們在酒店房間用餐。簡單的客房服務餐食，但氣氛比前幾天輕松了一些——梅蘭的參與者已經獲救，證據已經確鑿，公約的推動有了強有力的現實支撐。
吃飯時，他們討論了第二天的醫院訪問。林景瀾顯得有些緊張：“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們的情況和他們不完全一樣——我們沒有經歷記憶植入，是心跳控制。而且……我們最終逃出來了，他們被關了一年多。”
“但你們都知道被控制是什麽感覺。”謝婉研說，“知道那種失去自主性的恐懼，知道重新找回自我的艱難。這些經驗是有價值的。”
溫敘禮同意：“而且我們可以告訴醫療團隊，恢覆是可能的。需要時間，需要耐心，但可能。”
飯後，他們各自休息。但晚上九點，謝婉研突然敲門，表情異常嚴肅。
“新情況。不是好消息。”
兩人立即讓她進來。
“克勞斯剛剛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會。”謝婉研打開平板電腦，播放錄像，“看。”
畫面中，克勞斯站在酒店會議室裏，面對十幾家媒體。他的表情沈重而誠懇。
“……對梅蘭事件，我和所有人一樣感到震驚和憤怒。但我們必須警惕一種危險傾向——因為一起非法事件，就懷疑整個神經科學領域，就要求制定可能扼殺創新的過度監管。”
他頓了頓，看向鏡頭：“我特別擔心的是，一些有親身創傷經歷的年輕人，可能因為個人感受而推動過於嚴苛的政策。我理解他們的痛苦，但政策制定需要全面考量，需要平衡風險與收益，需要聽取各方的聲音，而不僅僅是最大聲的那一方。”
錄像結束。謝婉研關閉屏幕：“他在針對你們，將你們的立場歸結為‘個人創傷’而非‘理性思考’。這是一種經典的貶低策略。”
“媒體反應如何？”溫敘禮問。
“已經開始分化。”謝婉研調出新聞網站，“有的評論支持他，認為需要‘冷靜理性’；有的批評他，認為他在為商業利益辯護。但關鍵在於，他成功地將討論從‘如何防止下一個梅蘭’轉向了‘監管是否過度’。”
電話響起，是施耐德教授。通話後，謝婉研的表情更加凝重。
“明天上午的會議，克勞斯將提出一項動議：成立‘多方利益相關者咨詢小組’，在公約最終確定前，廣泛征求商業界、患者團體、研究機構的意見。表面上是促進包容性，實際上是拖延戰術——如果動議通過，公約的制定可能延長數月甚至更久。”
“我們能阻止嗎？”林景瀾問。
“需要爭取足夠多的委員反對。”謝婉研思考著，“施耐德教授在聯絡支持我們的委員，但克勞斯也在做同樣的事。明天會是一場投票戰。”
局勢再次緊張起來。梅蘭的勝利帶來了輿論優勢，但克勞斯正在巧妙地利用這種優勢的反作用力——將嚴格的監管描繪為“過度反應”，將支持者描繪為“被情緒主導”。
晚上十點，他們開始制定應對策略。謝婉研負責聯絡支持委員，溫敘禮和林景瀾準備明天可能的發言。如果投票前需要最後陳述，他們需要簡潔有力的論點。
“關鍵是要把話題拉回核心。”溫敘禮在紙上寫要點，“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什麽樣的監管’。不是‘情緒與理性’，而是‘經驗與證據’。”
林景瀾補充：“還可以強調時間緊迫性——每拖延一天，就可能有新的梅蘭在某個地方發生。公約不是完美的，但等待完美是危險的。”
工作到深夜十一點，初步方案確定。謝婉研放下電話，揉了揉太陽穴：“支持與反對大概五五開。明天的投票會很接近。”
她看了看溫敘禮和林景瀾：“你們需要休息了。尤其是你，林景瀾，明天還要去醫院，需要精力。”
兩人回到各自房間，但溫敘禮知道，這個夜晚不會平靜。果然，淩晨一點，他的手機震動——是專案組的加密信息。
“緊急：檢測到對你們酒店的網絡安全試探。來源不明，但技術手段高級。建議啟用備用通訊設備，保持警覺。已加強外圍安保。”
溫敘禮立即檢查房間，確認門窗鎖好，沒有異常。然後他聯系林景瀾和謝婉研，告知情況。
“可能是克勞斯的人，也可能是他背後那個‘國際投資者聯盟’。”謝婉研在通訊頻道裏說，“不要慌張，但保持警惕。如果感到任何不安全，立即按緊急按鈕。”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溫敘禮半睡半醒，保持警覺。酒店很安靜，走廊裏偶爾有腳步聲，都是正常的客人或工作人員。但他能感覺到那種被監視的不適感——不是具體的證據，而是一種直覺。
淩晨四點，他徹底醒來，再無法入睡。走到窗前，拉開一點窗簾。日內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城市燈光稀疏，湖面是深不見底的黑。
他想起了梅蘭地下室裏那些人，此刻應該在醫院的病床上，可能也在無眠的夜晚中掙紮，與混亂的記憶、藥物的後效、身份的困惑搏鬥。
他們也想起了自己的過去——監聽終端的心跳數據，雨夜的坦白，實驗室的治療，叛逃的夜晚。那些經歷塑造了他們，但也給了他們一種責任：用親身經歷的痛苦，防止其他人經歷類似的痛苦。
淩晨五點半，天色開始泛白。溫敘禮做了決定——無論今天的投票結果如何，無論克勞斯用什麽手段，他們都不會退縮。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為什麽而戰。
六點，他洗漱更衣。六點半，與林景瀾和謝婉研匯合。三人都帶著疲憊，但眼神堅定。
“準備好了嗎？”謝婉研問。
“準備好了。”溫敘禮和林景瀾同時回答。
七點，出發前往醫院。這是行動前的短暫停頓，也是重新連接最初動機的機會。
日內瓦大學醫院位於城市東部，現代化建築群在晨光中顯得潔凈而專業。他們被引導到神經科的一個小會議室，三位醫生已經等在那裏——兩位神經科學家，一位精神科醫生。
“感謝你們能來。”年長的神經科學家，杜蘭德教授，用法語口音的英語說，“我們知道你們自己的經歷，相信你們的見解會對我們制定治療方案有幫助。”
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是密集的專業交流。醫生們詳細描述了參與者的癥狀：
記憶碎片化、時間感知錯亂、真實與植入記憶混淆、嚴重的焦慮和定向障礙。溫敘禮和林景瀾則分享了零域治療中的經驗——如何重建對真實感受的信任，如何區分自我與訓練出的反應，如何在藥物戒斷後重新學習自然的生理反應。
“有一個關鍵點，”林景瀾說，“參與者可能對‘治療’本身有恐懼和不信任，因為之前的‘實驗’就是以‘治療’或‘培訓’的名義進行的。建立信任需要時間，需要尊重他們的自主權，即使他們暫時無法清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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