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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敘禮思考著：“如果匿名提交給瑞士當局，可能觸發調查，但速度不夠快。如果公開曝光，能引起輿論壓力，但可能打草驚蛇，讓他們提前銷毀證據或轉移參與者。”
“而且如果我們公開曝光，”林景瀾補充，“他們就會知道有人潛入過，可能會加強安保，甚至對參與者采取極端措施。”
兩難選擇再次出現。證據在手，但如何使用才能既保證效率又保證安全？
“專案組的建議是什麽？”溫敘禮問。
謝婉研查看手機：“專案組正在與瑞士聯邦檢察院的可靠聯系人溝通，希望能促成快速行動。但官方渠道最快也要到明天上午才能啟動程序。”
明天上午——距離演示還有四天。理論上足夠，但如果研究所察覺到異常，明天就可能開始銷毀證據。
“我們需要雙線並行。”溫敘禮最終說，“專案組走官方渠道，同時我們準備一個備用方案——如果明天中午前官方沒有行動，我們就匿名向幾家可靠的媒體提供部分證據，制造輿論壓力，迫使當局加快行動。”
“風險是，媒體可能不會立即發布，或者發布後反應不夠強烈。”謝婉研皺眉。
“那就選擇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溫敘禮調出名單，“《新蘇黎世報》的調查記者團隊，《世界報》的科技倫理專欄，還有國際神經倫理學協會的公開通報渠道。這些渠道有信譽，有關註度，而且有專業判斷力，不會輕易被研究所的公關應對糊弄。”
計劃初步確定。謝婉研立即聯系專案組，溫敘禮和林景瀾開始整理證據，制作不同版本的材料包：完整版給官方調查機構，精簡但有沖擊力的版本給媒體。
工作持續到深夜。淩晨一點，初步整理完成。謝婉研發送了加密文件包給專案組，等待回覆。
“現在我們需要休息。”她說，聲音裏透著疲憊，“明天還有會議，我們需要保持正常的外表。”
他們離開安全屋，分開返回酒店——為了不引起註意，分乘不同的出租車。溫敘禮和林景瀾回到房間時，已經是淩晨一點四十分。
“睡不著。”林景瀾說，站在窗前看著沈睡的城市。
溫敘禮也沒睡意。腦海裏的圖像揮之不去：那些年輕人的照片，腦部掃描的異常圖案，合同草案上的巨額數字。這些抽象的證據背後，是十二個真實的人，正在地下室裏經歷記憶被篡改的痛苦。
“我們做了能做的。”溫敘禮說，更多是在說服自己。
林景瀾轉過身：“但夠嗎？我們拿到了證據，但那些人還在那裏。每一分鐘，藥物都在影響他們的大腦，記憶植入都在扭曲他們的自我。”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溫敘禮只能走過去，輕輕環住林景瀾，：“明天……如果一切順利，明天他們就能獲救。”
林景瀾轉身回抱住他，輕輕點了點頭，但眼神依然憂慮。
淩晨三點，他們終於強迫自己躺下。溫敘禮閉上眼睛，但睡眠很淺，夢裏全是腦部掃描的圖像，那些異常活躍的神經信號像紅色的警報燈，在黑暗中不斷閃爍。
***
倒計時第六天，清晨六點半。
溫敘禮被手機震動聲驚醒。是謝婉研發來的消息：“專案組確認，瑞士聯邦檢察院同意今早九點召開緊急會議。我們的聯系人會提交證據。保持正常日程，等待消息。”
希望來了。溫敘禮立即叫醒林景瀾。兩人快速洗漱，換上正式的服裝，準備參加上午的會議。
八點，他們在酒店餐廳與謝婉研匯合。她的眼圈下有淡淡的陰影，顯然也沒休息好，但眼神裏有種克制的期待。
“九點的會議是關鍵。”她低聲說，“如果聯邦檢察院決定行動，今天就可能拿到搜查令，明天清晨突襲。時間正好趕在演示之前。”
“如果決定不行動呢？”林景瀾問。
“那我們就啟動備用方案，中午十二點向媒體發送材料。”謝婉研看了看手表，“現在是等待時間。”
上午的會議在九點開始。議題是公約的最後一部分——違規行為的處罰機制。溫敘禮坐在座位上，努力集中精神，但思緒不時飄向二十公裏外的聯邦檢察院會議室。此時此刻，那裏正在討論他們昨晚拿到的證據，決定那些參與者的命運。
克勞斯今天顯得格外專註。他認真聽取每個發言，不時做筆記，甚至對某些處罰條款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這種合作態度讓溫敘禮感到不安——太正常了，正常得不像克勞斯。
上午十點半，會議休息。溫敘禮走到走廊上，謝婉研已經在那裏等候，手機貼在耳邊，表情嚴肅。
通話結束後，她轉向兩人，聲音壓得很低：“聯邦檢察院的會議還在進行，但有進展。部分檢察官認為證據充分，支持立即行動。但還有阻力——有人質疑證據的合法性，因為是非法闖入獲取的。”
“非法闖入獲取的證據不能使用嗎？”林景瀾問。
“在瑞士法律中，如果證據獲取方式違法，可能不被法庭采納。”謝婉研說，“但如果是用於預防緊急危險，情況可能不同。他們正在辯論。”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上午十一點，會議重新開始。溫敘禮註意到，謝婉研的手機在桌上震動了一下，她看了一眼，表情沒有變化，但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緊了。
她在紙上寫下一行字，悄悄推給溫敘禮：“證據被接受了，但需要補充程序。搜查令申請中，可能需要到下午。”
下午——還有時間，但緊迫感加劇。
中午十二點，會議結束。三人快速回到酒店房間，關上門。
“最新消息，”謝婉研說，“搜查令有望在今天下午四點前簽發。如果順利，突襲行動可能在明天淩晨進行。但還有一個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一個叫馬庫斯·赫連的神經科學家，今天早上離開了瑞士，飛往倫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局擔心這是收到風聲後的潛逃。”
“那參與者呢？”林景瀾立即問。
“還在建築裏，監控顯示沒有異常移動。”謝婉研查看專案組發來的信息，“但赫連的離開是個危險信號。如果他察覺到什麽，可能遠程下令銷毀證據或轉移人員。”
“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溫敘禮說，“如果下午四點還沒有搜查令的消息，就啟動媒體方案，制造公眾壓力。”
“同意。”謝婉研點頭，“現在我們先吃午飯，保持體力。”
午餐簡單而迅速。飯後，他們回到房間，繼續等待。下午兩點的會議他們請假了——理由是需要準備明天的總結陳述。實際上，他們在房間裏盯著時鐘，每一分鐘都像被拉長。
下午三點，謝婉研的手機再次響起。這次通話時間很長，她的表情從期待到緊張，再到凝重。
掛斷電話，她沈默了幾秒，才開口：“搜查令被一位高級法官暫時擱置了。理由是‘需要進一步核實證據來源的可靠性’。最快也要明天上午才能重新審議。”
明天上午——距離演示還有三天。但如果赫連真的察覺異常，明天上午可能已經太遲。
“媒體方案。”溫敘禮立即說。
“現在。”林景瀾附和。
謝婉研深吸一口氣：“好。我立即準備材料發送。但我們不能從酒店的網絡發送，太容易被追蹤。需要去一個公共網絡接入點。”
“大學圖書館。”溫敘禮提議，“日內瓦大學圖書館有公共網絡，人多，難以追蹤。”
計劃迅速制定。他們攜帶加密U盤，分開前往日內瓦大學。謝婉研去法學院圖書館，溫敘禮去主圖書館，林景瀾去科學圖書館。三點半同時發送，使用不同的匿名郵件賬戶。
下午三點二十分，他們抵達大學校區。春日的校園裏，學生們坐在草坪上看書，情侶在長椅上低語，教授夾著講義匆匆走過。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年輕，充滿希望，對正在發生的黑暗一無所知。
溫敘禮走進主圖書館，找到一個公共電腦區。他插入U盤，打開預先準備的郵件——收件人是《新蘇黎世報》的調查記者團隊，附件是精簡版的證據包，正文用德語寫著：“緊急：梅蘭鎮非法記憶植入實驗。參與者處於危險中。詳細信息請查看附件。請盡快核實並報道。”
他設定發送時間為三點三十分整，然後起身離開電腦。郵件會在五分鐘後自動發出。
三點三十五分，三人都完成了發送。他們各自在校園裏停留了一會兒，確認沒有異常，然後返回酒店。
現在，他們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媒體的反應，等待輿論的壓力，等待那些手握權力的人做出決定。
下午四點半，謝婉研收到專案組消息：“《新蘇黎世報》已經聯系了聯邦檢察院，詢問梅蘭研究所的情況。壓力開始形成。”
五點，消息更新：“瑞士電視臺的科技欄目也在詢問。聯邦檢察院的新聞辦公室接到多個媒體電話。”
五點半，謝婉研的手機響了。是專案組張警官的直接來電。
通話簡短，但掛斷後，謝婉研的表情是幾天來第一次真正的放松。
“搜查令重新啟動了。”她說，“媒體壓力起了作用。法官同意加快審核，如果今晚能完成補充程序，搜查令可能在半夜簽發。行動時間定在明天清晨六點。”
“赫連呢？”溫敘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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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敘禮思考著：“如果匿名提交給瑞士當局，可能觸發調查，但速度不夠快。如果公開曝光，能引起輿論壓力，但可能打草驚蛇，讓他們提前銷毀證據或轉移參與者。”
“而且如果我們公開曝光，”林景瀾補充，“他們就會知道有人潛入過，可能會加強安保，甚至對參與者采取極端措施。”
兩難選擇再次出現。證據在手，但如何使用才能既保證效率又保證安全？
“專案組的建議是什麽？”溫敘禮問。
謝婉研查看手機：“專案組正在與瑞士聯邦檢察院的可靠聯系人溝通，希望能促成快速行動。但官方渠道最快也要到明天上午才能啟動程序。”
明天上午——距離演示還有四天。理論上足夠，但如果研究所察覺到異常，明天就可能開始銷毀證據。
“我們需要雙線並行。”溫敘禮最終說，“專案組走官方渠道，同時我們準備一個備用方案——如果明天中午前官方沒有行動，我們就匿名向幾家可靠的媒體提供部分證據，制造輿論壓力，迫使當局加快行動。”
“風險是，媒體可能不會立即發布，或者發布後反應不夠強烈。”謝婉研皺眉。
“那就選擇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溫敘禮調出名單，“《新蘇黎世報》的調查記者團隊，《世界報》的科技倫理專欄，還有國際神經倫理學協會的公開通報渠道。這些渠道有信譽，有關註度，而且有專業判斷力，不會輕易被研究所的公關應對糊弄。”
計劃初步確定。謝婉研立即聯系專案組，溫敘禮和林景瀾開始整理證據，制作不同版本的材料包：完整版給官方調查機構，精簡但有沖擊力的版本給媒體。
工作持續到深夜。淩晨一點，初步整理完成。謝婉研發送了加密文件包給專案組，等待回覆。
“現在我們需要休息。”她說，聲音裏透著疲憊，“明天還有會議，我們需要保持正常的外表。”
他們離開安全屋，分開返回酒店——為了不引起註意，分乘不同的出租車。溫敘禮和林景瀾回到房間時，已經是淩晨一點四十分。
“睡不著。”林景瀾說，站在窗前看著沈睡的城市。
溫敘禮也沒睡意。腦海裏的圖像揮之不去：那些年輕人的照片，腦部掃描的異常圖案，合同草案上的巨額數字。這些抽象的證據背後，是十二個真實的人，正在地下室裏經歷記憶被篡改的痛苦。
“我們做了能做的。”溫敘禮說，更多是在說服自己。
林景瀾轉過身：“但夠嗎？我們拿到了證據，但那些人還在那裏。每一分鐘，藥物都在影響他們的大腦，記憶植入都在扭曲他們的自我。”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溫敘禮只能走過去，輕輕環住林景瀾，：“明天……如果一切順利，明天他們就能獲救。”
林景瀾轉身回抱住他，輕輕點了點頭，但眼神依然憂慮。
淩晨三點，他們終於強迫自己躺下。溫敘禮閉上眼睛，但睡眠很淺，夢裏全是腦部掃描的圖像，那些異常活躍的神經信號像紅色的警報燈，在黑暗中不斷閃爍。
***
倒計時第六天，清晨六點半。
溫敘禮被手機震動聲驚醒。是謝婉研發來的消息：“專案組確認，瑞士聯邦檢察院同意今早九點召開緊急會議。我們的聯系人會提交證據。保持正常日程，等待消息。”
希望來了。溫敘禮立即叫醒林景瀾。兩人快速洗漱，換上正式的服裝，準備參加上午的會議。
八點，他們在酒店餐廳與謝婉研匯合。她的眼圈下有淡淡的陰影，顯然也沒休息好，但眼神裏有種克制的期待。
“九點的會議是關鍵。”她低聲說，“如果聯邦檢察院決定行動，今天就可能拿到搜查令，明天清晨突襲。時間正好趕在演示之前。”
“如果決定不行動呢？”林景瀾問。
“那我們就啟動備用方案，中午十二點向媒體發送材料。”謝婉研看了看手表，“現在是等待時間。”
上午的會議在九點開始。議題是公約的最後一部分——違規行為的處罰機制。溫敘禮坐在座位上，努力集中精神，但思緒不時飄向二十公裏外的聯邦檢察院會議室。此時此刻，那裏正在討論他們昨晚拿到的證據，決定那些參與者的命運。
克勞斯今天顯得格外專註。他認真聽取每個發言，不時做筆記，甚至對某些處罰條款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這種合作態度讓溫敘禮感到不安——太正常了，正常得不像克勞斯。
上午十點半，會議休息。溫敘禮走到走廊上，謝婉研已經在那裏等候，手機貼在耳邊，表情嚴肅。
通話結束後，她轉向兩人，聲音壓得很低：“聯邦檢察院的會議還在進行，但有進展。部分檢察官認為證據充分，支持立即行動。但還有阻力——有人質疑證據的合法性，因為是非法闖入獲取的。”
“非法闖入獲取的證據不能使用嗎？”林景瀾問。
“在瑞士法律中，如果證據獲取方式違法，可能不被法庭采納。”謝婉研說，“但如果是用於預防緊急危險，情況可能不同。他們正在辯論。”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上午十一點，會議重新開始。溫敘禮註意到，謝婉研的手機在桌上震動了一下，她看了一眼，表情沒有變化，但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緊了。
她在紙上寫下一行字，悄悄推給溫敘禮：“證據被接受了，但需要補充程序。搜查令申請中，可能需要到下午。”
下午——還有時間，但緊迫感加劇。
中午十二點，會議結束。三人快速回到酒店房間，關上門。
“最新消息，”謝婉研說，“搜查令有望在今天下午四點前簽發。如果順利，突襲行動可能在明天淩晨進行。但還有一個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一個叫馬庫斯·赫連的神經科學家，今天早上離開了瑞士，飛往倫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局擔心這是收到風聲後的潛逃。”
“那參與者呢？”林景瀾立即問。
“還在建築裏，監控顯示沒有異常移動。”謝婉研查看專案組發來的信息，“但赫連的離開是個危險信號。如果他察覺到什麽，可能遠程下令銷毀證據或轉移人員。”
“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溫敘禮說，“如果下午四點還沒有搜查令的消息，就啟動媒體方案，制造公眾壓力。”
“同意。”謝婉研點頭，“現在我們先吃午飯，保持體力。”
午餐簡單而迅速。飯後，他們回到房間，繼續等待。下午兩點的會議他們請假了——理由是需要準備明天的總結陳述。實際上，他們在房間裏盯著時鐘，每一分鐘都像被拉長。
下午三點，謝婉研的手機再次響起。這次通話時間很長，她的表情從期待到緊張，再到凝重。
掛斷電話，她沈默了幾秒，才開口：“搜查令被一位高級法官暫時擱置了。理由是‘需要進一步核實證據來源的可靠性’。最快也要明天上午才能重新審議。”
明天上午——距離演示還有三天。但如果赫連真的察覺異常，明天上午可能已經太遲。
“媒體方案。”溫敘禮立即說。
“現在。”林景瀾附和。
謝婉研深吸一口氣：“好。我立即準備材料發送。但我們不能從酒店的網絡發送，太容易被追蹤。需要去一個公共網絡接入點。”
“大學圖書館。”溫敘禮提議，“日內瓦大學圖書館有公共網絡，人多，難以追蹤。”
計劃迅速制定。他們攜帶加密U盤，分開前往日內瓦大學。謝婉研去法學院圖書館，溫敘禮去主圖書館，林景瀾去科學圖書館。三點半同時發送，使用不同的匿名郵件賬戶。
下午三點二十分，他們抵達大學校區。春日的校園裏，學生們坐在草坪上看書，情侶在長椅上低語，教授夾著講義匆匆走過。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年輕，充滿希望，對正在發生的黑暗一無所知。
溫敘禮走進主圖書館，找到一個公共電腦區。他插入U盤，打開預先準備的郵件——收件人是《新蘇黎世報》的調查記者團隊，附件是精簡版的證據包，正文用德語寫著：“緊急：梅蘭鎮非法記憶植入實驗。參與者處於危險中。詳細信息請查看附件。請盡快核實並報道。”
他設定發送時間為三點三十分整，然後起身離開電腦。郵件會在五分鐘後自動發出。
三點三十五分，三人都完成了發送。他們各自在校園裏停留了一會兒，確認沒有異常，然後返回酒店。
現在，他們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媒體的反應，等待輿論的壓力，等待那些手握權力的人做出決定。
下午四點半，謝婉研收到專案組消息：“《新蘇黎世報》已經聯系了聯邦檢察院，詢問梅蘭研究所的情況。壓力開始形成。”
五點，消息更新：“瑞士電視臺的科技欄目也在詢問。聯邦檢察院的新聞辦公室接到多個媒體電話。”
五點半，謝婉研的手機響了。是專案組張警官的直接來電。
通話簡短，但掛斷後，謝婉研的表情是幾天來第一次真正的放松。
“搜查令重新啟動了。”她說，“媒體壓力起了作用。法官同意加快審核，如果今晚能完成補充程序，搜查令可能在半夜簽發。行動時間定在明天清晨六點。”
“赫連呢？”溫敘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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