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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心位於萬國宮附屬建築的一樓，比昨天的會議室更大更現代化。當溫敘禮他們走進後臺時，能聽到前廳傳來的嘈雜人聲——記者們互相交談，調試設備，等待著發布會的開始。
十點整，工作人員引導他們上臺。長條桌，五個座位：施耐德教授居中，謝婉研在右，溫敘禮和林景瀾在左。面前是密密麻麻的麥克風，後方是媒體的長槍短炮。
閃光燈亮起時，溫敘禮下意識地瞇了下眼睛。林景瀾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緊，但表情保持平靜。
施耐德教授做了簡短開場，介紹了發布會的背景和目的，然後直接進入問答環節。
第一個提問的是CNN的記者，一位幹練的中年女性：“謝婉研博士，您父親謝明哲教授目前情況如何？他是否知道今天這場影響深遠的會議？”
問題很聰明，從個人故事切入，既有人情味，又能引出更深的背景。
謝婉研調整了一下麥克風：“感謝關心。我父親目前在南城，身體正在恢覆中。他知道這次會議，實際上，他提供了很多早期研究的原始資料，幫助我們構建自然共鳴的理論基礎。昨晚我和他通了電話，他說——”她停頓了一下，聲音有些波動，“他說，這是他二十年來最開心的一天，因為真相終於被聽見了。”
現場有輕微的騷動，相機快門聲密集響起。
第二個問題來自BBC，指向溫敘禮：“溫先生，您曾經是監聽者，現在成為倫理倡導者。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是什麽讓您決定反抗您所屬的組織？”
溫敘禮思考了幾秒：“轉變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點一點累積的。當我發現監聽日志裏的密碼，當我意識到那些完美心跳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求救，科學的客觀數據就變成了無法忽視的倫理問題。至於反抗……”他看向林景瀾，“當你發現你監聽的對象，其實和你一樣被困在系統裏，一樣在尋找出路時，合作就成為了唯一的選項。”
“《叛逃協議》。”記者接話，“那是你們使用的條款。能解釋一下那是什麽嗎？”
這是他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詳細討論叛逃協議。溫敘禮簡要解釋了條款內容——允許監聽者與被監聽者在確認彼此為唯一可信對象後聯手脫離組織。
“百年無人成功，直到你們。”記者總結，“那麽關鍵是什麽？是什麽讓你們的叛逃成功了？”
這次是林景瀾回答：“關鍵是我們選擇信任的不是協議本身，而是彼此。協議只是提供了一個框架，真正的動力是——”他尋找著詞匯，“是確認了對方也是真實的人，也有真實的感受，也在尋找真實的生活。”
問答繼續。問題確實如施耐德教授預料的，涵蓋了各個方面。有的記者聚焦技術細節，詢問神經同步的具體機制和風險；有的關註政策層面，詢問公約的執行力和國際協調；還有的關註個人故事，詢問他們在零域的具體經歷和後續治療過程。
他們都一一作答，配合默契。溫敘禮負責技術性問題，謝婉研負責政策部分，林景瀾負責個人體驗。遇到交叉領域的問題，他們會自然地互相補充。
發布會進行到半小時時，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舉手——正是早上刊登克勞斯采訪的那家媒體。
“馬丁·克勞斯先生今早表示，過度監管可能讓歐洲在神經科技競賽中落後。你們如何回應這種擔憂？如何在保護個體權利和促進科學創新之間找到平衡？”
問題拋出，現場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今天發布會的關鍵交鋒點。
謝婉研準備回答，但林景瀾輕輕碰了碰她的手，示意自己想說。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林景瀾看向施耐德教授，教授點頭。
“關於‘競賽’這個詞，”林景瀾開口，聲音平靜，“我在零域的訓練中聽過很多次。J常說，我們是在和世界賽跑，必須搶先掌握核心技術，為此可以‘暫時擱置’某些倫理考量。”
他直視那位記者：“但我想問，科學應該是競賽嗎？如果是，終點是什麽？是第一個發表論文？是第一個推出產品？還是第一個控制更多人的思想？”
問題尖銳，記者楞了一下。
“如果科學變成競賽，那麽倫理就會成為需要被繞過的障礙，而不是需要遵循的原則。”林景瀾繼續說，“克勞斯先生擔心歐洲會落後，我擔心的是另一種落後——在保護人的尊嚴方面落後，在確保技術服務於人而非控制人方面落後。”
他停頓，整理思緒：“至於平衡，我認為不存在完美的平衡。任何決定都會有代價。但當我們必須在‘創新速度’和‘人的尊嚴’之間選擇時，我選擇尊嚴。因為技術可以追趕，可以改進，但被傷害的人的尊嚴，一旦失去，很難挽回。”
回答結束。幾秒鐘的寂靜後，掌聲從記者席的幾個角落響起，然後蔓延開來。不是昨天學術會議那種克制的掌聲，而是更熱烈、更直接的認同。
溫敘禮看到，那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也在記錄，表情若有所思。
後續的問題相對溫和了。似乎林景瀾的那段回應改變了討論的基調——從“要不要監管”轉向了“如何更好地監管”。
發布會原定一小時，最終延長到七十五分鐘。結束時，幾位記者還想繼續提問，但施耐德教授適時宣布結束。
退到後臺時，溫敘禮感到一種奇異的輕松——最公開、最大規模的考驗通過了。
“表現很好。”施耐德教授難得地露出笑容，“特別是最後那段關於‘競賽’的回應，會成為今天很多報道的標題。”
謝婉研拍拍林景瀾的肩膀：“你成長得比我想象的還快。”
林景瀾只是笑了笑，但溫敘禮看到他眼中的釋然。
午餐時間，他們在媒體中心的餐廳簡單用餐。透過玻璃墻，能看到前廳的記者們也在用餐，三三兩兩地討論著早上的發布會。
“下午有什麽安排？”溫敘禮問。
“公約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謝婉研查看日程，“分三個工作組：技術標準組、法律框架組、實施機制組。我們主要參加技術標準組的討論，那裏最需要我們的親身經驗。”
正說著，一位年輕女性走了過來，大約三十歲，亞裔面孔，穿著得體的職業裝。
“打擾了，我是美聯社的記者，陳雅琳。”她出示記者證，“剛才的發布會非常精彩。我有個不情之請——能否做個獨家專訪？不涉及敏感信息，主要是想深入了解你們的個人故事和背後的倫理思考。”
她語速很快，但態度誠懇：“我知道你們很忙，只需要一小時，時間地點你們定。美聯社的報道會在全球範圍內傳播，有助於公約理念的普及。”
溫敘禮看向謝婉研。她思考了幾秒，問：“您的主要報道方向是？”
“科技與社會，特別是技術倫理方面。”陳雅琳說，“我關註神經科技領域五年了，報道過腦機接口的突破，也報道過相關倫理爭議。我認為你們的故事正是這個領域需要的深度案例。”
謝婉研看了看溫敘禮和林景瀾，用眼神征求他們的意見。
“我可以。”林景瀾先說。
“我也可以。”溫敘禮點頭。
“那麽今晚七點，在酒店的小會議室，如何？”謝婉研提議，“但我們需要施耐德教授的批準，以及專案組的確認。”
“當然，我理解。”陳雅琳遞上名片，“我會通過正式渠道申請。無論結果如何，感謝你們的考慮。”
她離開後，施耐德教授走了過來，顯然看到了剛才的對話。
“陳記者信譽很好，她的報道專業且平衡。”他說，“如果專案組同意，我認為可以做。但需要提醒你們——專訪會更深入個人層面，問題可能觸及一些敏感區域，比如你們家庭關系的細節，治療過程中的困難等。”
“我們準備好了。”溫敘禮說。確實，經歷了這麽多，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需要刻意隱藏的了。
午餐後，他們前往技術標準組的會議室。這個小組由十五位專家組成，主要是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工程師，任務是制定意識科學研究的具體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範。
會議主持人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名叫漢斯·米勒，以嚴謹著稱。
“歡迎。”米勒教授開門見山，“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從技術層面定義什麽是‘可接受’的意識科學研究，什麽是‘不可接受’的。這需要非常具體的標準，不能停留在原則層面。”
他打開投影：“比如，關於知情同意。在傳統醫學研究中，知情同意意味著參與者理解研究目的、風險和收益。但在意識科學研究中，問題更覆雜——當技術可能影響參與者的思維過程時，他們真的能‘理解’風險嗎？如何確保同意是真正自主的，而不是被技術本身影響的？”
一位英國專家補充：“還有數據隱私問題。神經數據比基因數據更敏感，因為它直接反映思維和情感。如何保護這些數據不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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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心位於萬國宮附屬建築的一樓，比昨天的會議室更大更現代化。當溫敘禮他們走進後臺時，能聽到前廳傳來的嘈雜人聲——記者們互相交談，調試設備，等待著發布會的開始。
十點整，工作人員引導他們上臺。長條桌，五個座位：施耐德教授居中，謝婉研在右，溫敘禮和林景瀾在左。面前是密密麻麻的麥克風，後方是媒體的長槍短炮。
閃光燈亮起時，溫敘禮下意識地瞇了下眼睛。林景瀾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緊，但表情保持平靜。
施耐德教授做了簡短開場，介紹了發布會的背景和目的，然後直接進入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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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很聰明，從個人故事切入，既有人情味，又能引出更深的背景。
謝婉研調整了一下麥克風：“感謝關心。我父親目前在南城，身體正在恢覆中。他知道這次會議，實際上，他提供了很多早期研究的原始資料，幫助我們構建自然共鳴的理論基礎。昨晚我和他通了電話，他說——”她停頓了一下，聲音有些波動，“他說，這是他二十年來最開心的一天，因為真相終於被聽見了。”
現場有輕微的騷動，相機快門聲密集響起。
第二個問題來自BBC，指向溫敘禮：“溫先生，您曾經是監聽者，現在成為倫理倡導者。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是什麽讓您決定反抗您所屬的組織？”
溫敘禮思考了幾秒：“轉變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點一點累積的。當我發現監聽日志裏的密碼，當我意識到那些完美心跳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求救，科學的客觀數據就變成了無法忽視的倫理問題。至於反抗……”他看向林景瀾，“當你發現你監聽的對象，其實和你一樣被困在系統裏，一樣在尋找出路時，合作就成為了唯一的選項。”
“《叛逃協議》。”記者接話，“那是你們使用的條款。能解釋一下那是什麽嗎？”
這是他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詳細討論叛逃協議。溫敘禮簡要解釋了條款內容——允許監聽者與被監聽者在確認彼此為唯一可信對象後聯手脫離組織。
“百年無人成功，直到你們。”記者總結，“那麽關鍵是什麽？是什麽讓你們的叛逃成功了？”
這次是林景瀾回答：“關鍵是我們選擇信任的不是協議本身，而是彼此。協議只是提供了一個框架，真正的動力是——”他尋找著詞匯，“是確認了對方也是真實的人，也有真實的感受，也在尋找真實的生活。”
問答繼續。問題確實如施耐德教授預料的，涵蓋了各個方面。有的記者聚焦技術細節，詢問神經同步的具體機制和風險；有的關註政策層面，詢問公約的執行力和國際協調；還有的關註個人故事，詢問他們在零域的具體經歷和後續治療過程。
他們都一一作答，配合默契。溫敘禮負責技術性問題，謝婉研負責政策部分，林景瀾負責個人體驗。遇到交叉領域的問題，他們會自然地互相補充。
發布會進行到半小時時，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舉手——正是早上刊登克勞斯采訪的那家媒體。
“馬丁·克勞斯先生今早表示，過度監管可能讓歐洲在神經科技競賽中落後。你們如何回應這種擔憂？如何在保護個體權利和促進科學創新之間找到平衡？”
問題拋出，現場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今天發布會的關鍵交鋒點。
謝婉研準備回答，但林景瀾輕輕碰了碰她的手，示意自己想說。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林景瀾看向施耐德教授，教授點頭。
“關於‘競賽’這個詞，”林景瀾開口，聲音平靜，“我在零域的訓練中聽過很多次。J常說，我們是在和世界賽跑，必須搶先掌握核心技術，為此可以‘暫時擱置’某些倫理考量。”
他直視那位記者：“但我想問，科學應該是競賽嗎？如果是，終點是什麽？是第一個發表論文？是第一個推出產品？還是第一個控制更多人的思想？”
問題尖銳，記者楞了一下。
“如果科學變成競賽，那麽倫理就會成為需要被繞過的障礙，而不是需要遵循的原則。”林景瀾繼續說，“克勞斯先生擔心歐洲會落後，我擔心的是另一種落後——在保護人的尊嚴方面落後，在確保技術服務於人而非控制人方面落後。”
他停頓，整理思緒：“至於平衡，我認為不存在完美的平衡。任何決定都會有代價。但當我們必須在‘創新速度’和‘人的尊嚴’之間選擇時，我選擇尊嚴。因為技術可以追趕，可以改進，但被傷害的人的尊嚴，一旦失去，很難挽回。”
回答結束。幾秒鐘的寂靜後，掌聲從記者席的幾個角落響起，然後蔓延開來。不是昨天學術會議那種克制的掌聲，而是更熱烈、更直接的認同。
溫敘禮看到，那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也在記錄，表情若有所思。
後續的問題相對溫和了。似乎林景瀾的那段回應改變了討論的基調——從“要不要監管”轉向了“如何更好地監管”。
發布會原定一小時，最終延長到七十五分鐘。結束時，幾位記者還想繼續提問，但施耐德教授適時宣布結束。
退到後臺時，溫敘禮感到一種奇異的輕松——最公開、最大規模的考驗通過了。
“表現很好。”施耐德教授難得地露出笑容，“特別是最後那段關於‘競賽’的回應，會成為今天很多報道的標題。”
謝婉研拍拍林景瀾的肩膀：“你成長得比我想象的還快。”
林景瀾只是笑了笑，但溫敘禮看到他眼中的釋然。
午餐時間，他們在媒體中心的餐廳簡單用餐。透過玻璃墻，能看到前廳的記者們也在用餐，三三兩兩地討論著早上的發布會。
“下午有什麽安排？”溫敘禮問。
“公約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謝婉研查看日程，“分三個工作組：技術標準組、法律框架組、實施機制組。我們主要參加技術標準組的討論，那裏最需要我們的親身經驗。”
正說著，一位年輕女性走了過來，大約三十歲，亞裔面孔，穿著得體的職業裝。
“打擾了，我是美聯社的記者，陳雅琳。”她出示記者證，“剛才的發布會非常精彩。我有個不情之請——能否做個獨家專訪？不涉及敏感信息，主要是想深入了解你們的個人故事和背後的倫理思考。”
她語速很快，但態度誠懇：“我知道你們很忙，只需要一小時，時間地點你們定。美聯社的報道會在全球範圍內傳播，有助於公約理念的普及。”
溫敘禮看向謝婉研。她思考了幾秒，問：“您的主要報道方向是？”
“科技與社會，特別是技術倫理方面。”陳雅琳說，“我關註神經科技領域五年了，報道過腦機接口的突破，也報道過相關倫理爭議。我認為你們的故事正是這個領域需要的深度案例。”
謝婉研看了看溫敘禮和林景瀾，用眼神征求他們的意見。
“我可以。”林景瀾先說。
“我也可以。”溫敘禮點頭。
“那麽今晚七點，在酒店的小會議室，如何？”謝婉研提議，“但我們需要施耐德教授的批準，以及專案組的確認。”
“當然，我理解。”陳雅琳遞上名片，“我會通過正式渠道申請。無論結果如何，感謝你們的考慮。”
她離開後，施耐德教授走了過來，顯然看到了剛才的對話。
“陳記者信譽很好，她的報道專業且平衡。”他說，“如果專案組同意，我認為可以做。但需要提醒你們——專訪會更深入個人層面，問題可能觸及一些敏感區域，比如你們家庭關系的細節，治療過程中的困難等。”
“我們準備好了。”溫敘禮說。確實，經歷了這麽多，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需要刻意隱藏的了。
午餐後，他們前往技術標準組的會議室。這個小組由十五位專家組成，主要是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工程師，任務是制定意識科學研究的具體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範。
會議主持人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名叫漢斯·米勒，以嚴謹著稱。
“歡迎。”米勒教授開門見山，“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從技術層面定義什麽是‘可接受’的意識科學研究，什麽是‘不可接受’的。這需要非常具體的標準，不能停留在原則層面。”
他打開投影：“比如，關於知情同意。在傳統醫學研究中，知情同意意味著參與者理解研究目的、風險和收益。但在意識科學研究中，問題更覆雜——當技術可能影響參與者的思維過程時，他們真的能‘理解’風險嗎？如何確保同意是真正自主的，而不是被技術本身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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