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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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危機
阿衍的單位離我足足三小時車程，這段橫跨幾個區的距離，把我們的愛情拉成了一場漫長的異地拉鋸戰。我早就養成了報喜不報憂的習慣，單位裏的明槍暗箭、派系傾軋，我絕口不提；更不敢告訴他，我早已成了領導鞏固利益的棋子。他在基層派出所的日子本就夠苦了，值班備勤連軸轉，家長裏短的糾紛纏滿身，我哪裏還舍得把自己的委屈攤開，給他徒增煩惱。
那些憋在心底的委屈，像一根細而尖的冰刺，輕輕紮在最柔軟的地方，平日裏碰都不敢碰，更別說拿出來給阿衍看。
我曾天真地以為，只要埋頭做事，勤勉謹慎，把分內工作做到無可挑剔，總能在這潭深不見底的職場渾水裏，尋到一塊安穩的立足之地。我跟著科室前輩學寫格式嚴謹、字字珠璣的材料，把繁瑣的收發文流程摸得門兒清。我反覆告誡自己，少說話，多做事，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靠“南派關照”混日子的花瓶。
可現實很快就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職場對新人本就苛刻，更何況是我這種頂著“有靠山”的名頭，實則毫無根基的新人。前路處處是看不見的坑，有些坑的上面，還蓋著“前輩指點”的溫和面具。
那天下午，北派的蘇欣踩著高跟鞋走到我工位旁，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文，明天上午跟李局、趙局去開發區開協調會。你準備好背景材料，帶上筆記本。”她頓了頓，像是隨口補充，眼角卻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輕慢，“十點在大門口集合，別遲到。”
“十點？”我下意識反問。會議通知上清清楚楚寫著十點半開會，從單位到開發區，不堵車也要四十分鐘。十點集合，時間未免太趕，萬一路上出點狀況……更讓我疑惑的是，按單位慣例，陪兩位派系不同的領導出差，提前一小時集合等候才是常態。
“對，十點。李局和趙局都去，千萬別晚了。”蘇欣重覆了一遍，臉上帶著“你怎麽連這點事都弄不明白”的不耐煩，擡手拍了拍我桌上的文件夾，“材料弄仔細點，別給領導添麻煩。”說完，她便轉身回了自己的座位，留下我一個人對著會議通知發楞。
我心裏七上八下的，卻又不敢多問。蘇欣是前輩，又是北派的核心人物，或許這次行程真有特殊安排？出於謹慎，也怕自己聽錯耽誤事，我趁著她去茶水間的工夫，快步跟了過去，小聲確認：“蘇姐，不好意思，再跟你核對下，明天真是十點在大門口集合嗎？”
蘇欣正對著飲水機接水，頭都沒擡，語氣裏的不耐煩幾乎要溢出來：“是啊，十點，不是說了嗎？小文你記性怎麽這麽差……行了行了，趕緊去準備材料吧，領導們的時間可耽誤不起。”她不耐煩地擺擺手，像打發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這態度，把我到了嘴邊的其他疑問全堵了回去。也許真的是我多心了？也許領導們上午另有安排，所以出發得晚？我將信將疑，卻沒再追問，只是心裏那點不安像藤蔓一樣纏上來，讓我打定主意——按自己的老習慣，提前半小時到場等候。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起了床，把要帶的材料翻來覆去檢查了三遍，筆記本充好電，連筆都備了兩支。九點二十分，我提著沈甸甸的文件袋，準時站在了單位氣派的大門口，選了個不影響通行的角落，安靜地等著。夏末的早晨，陽光已經透著灼人的熱度，我一邊默念著可能要匯報的數據，一邊頻頻望向辦公樓的出口和停車場的方向。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像沙漏裏的沙，攥都攥不住。
九點三十，沒有任何動靜。
九點四十，依舊看不到兩位領導的身影，單位那輛用於公務接待的黑色轎車，也遲遲沒有出現。
我心裏的不安漸漸擴大，卻還在自我安慰：也許領導們是從家裏直接出發，不用來單位集合？
九點五十分，我實在忍不住了，掏出手機給蘇欣發了條微信：“蘇姐，我已經在大門口了，領導們快下來了嗎？”消息發出去，石沈大海。
九點五十五分，我咬著唇，正猶豫要不要打個電話問問，眼角的餘光突然瞥見那輛熟悉的黑色轎車，正從地下車庫的出口緩緩駛出。它沒有開向大門口，而是徑直拐上了主路，絲毫沒有停頓的意思！
我心頭猛地一沈，血液瞬間沖上頭頂，幾乎是小跑著追了幾步，可車子已經加速，匯入了早高峰的車流。就在那一瞬間，我清楚地看到，後排車窗半開著，靠我這邊的後座上，坐著的正是蘇欣。她也看到了追出來的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轉開了頭。副駕駛的位置上，還坐著另一位北派的同事。
車子絕塵而去，卷起一陣塵土，嗆得我喉嚨發緊。
我僵在原地，渾身的血液仿佛在這一刻凝固了，刺骨的寒意從腳底蔓延到四肢百骸。下一秒，我手忙腳亂地掏出手機，撥了蘇欣的電話——這一次，電話很快就通了。
“蘇姐！車……車怎麽開走了？不是十點大門口集合嗎？我已經9:20就在大門口了……”我的聲音因為急切和慌亂，微微發顫，帶著一絲自己都沒察覺的哭腔。
聽筒裏傳來蘇欣驟然拔高的嗓音，帶著明顯的不悅和責備，在清晨安靜的路邊顯得格外刺耳：“小文你怎麽回事啊？！我不是再三跟你強調九點集合出發嗎？領導的時間多寶貴，能讓一車人等你一個？小年輕剛參加工作，連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嗎？！”
九點？！
這兩個字像一道驚雷，在我腦海裏轟然炸開。我握著手機的手指瞬間冰涼，指尖不受控制地顫抖，聲音裏的震驚和委屈幾乎要將我淹沒：“蘇欣，你明明跟我說的是十點！昨天下午，還有後來在茶水間，我都跟你確認過，你親口說的十點！我還特意提前來了……”
“你還狡辯？！”蘇欣的聲音更嚴厲了，幾乎是喊出來的，隔著電話，我都能想象出她蹙緊眉頭、一臉“恨鐵不成鋼”的模樣，“我什麽時候說過十點？我明明說的就是九點！自己記錯了還怪別人？趕緊想辦法自己過去吧，會議地址你知道的！別再啰嗦了，讓領導等你像什麽話！”她這麽大聲說，生怕領導們聽不見嗎？
她根本不給我繼續分辯的機會，“啪”的一聲掛斷了電話。忙音在聽筒裏尖銳地響著，像一把鈍刀，一下下割著我的心。
我站在人來人往的單位門口，陽光明晃晃地照在身上，卻半點暖意都感受不到。冰冷的、被愚弄的、孤立無援的絕望，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細細密密地將我包裹起來。偶爾有同事進出，投來好奇或了然的一瞥，那些目光像針一樣紮在我身上，讓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縫鉆進去。
我強忍著奪眶而出的淚水，死死咬住下唇，口腔裏彌漫開一股鐵銹般的腥甜。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得去開會。
我狼狽地跑到路邊，焦急地揮手攔出租車。早高峰還沒完全過去，空車少得可憐。好不容易攔到一輛，報上開發區管委會的地址，司機看了眼導航，皺著眉說：“這過去不堵車也得四五十分鐘，姑娘你趕時間啊？”
我用力點頭，手心全是冷汗，心裏一片冰涼。我怕的不是遲到，而是蘇欣那顛倒黑白的指責，和這背後赤裸裸的、來自北派的排擠與算計。她根本就是故意的，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讓我在兩位領導面前“坐實”不守時、不靠譜的罪名。尤其是在南派的趙局也在場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對南派的一次敲打，更是對我的公開羞辱。
一路緊趕慢趕，我到達會場時，會議已經開始二十多分鐘了。
我在幾十雙眼睛的註視下，低著頭，紅著臉，像個做錯事的小偷，躡手躡腳地溜進會議室後排，找了個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臺上的領導正講得眉飛色舞，我卻一個字也聽不進去，耳朵裏嗡嗡作響，臉上火辣辣的疼。我只能死死盯著面前的筆記本，用力攥著筆桿，指甲深深掐進掌心，才能勉強抑制住身體因極度委屈和憤怒而產生的顫抖。
會議冗長而沈悶，我像一個被公開處刑後棄置一旁的物件，無人理會，也無心理會旁人。直到會議結束，我才渾渾噩噩地跟著人群走出會議室，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趕緊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
可蘇欣卻沒打算放過我。她攔住我，語氣冰冷地丟下一句：“小文，今天因為你遲到，會議記錄有不少遺漏，你今晚加班把會議材料整理好，明天一早交給我。”
我還沒從屈辱和慌亂中回過神來，手機日歷的提醒就突兀地彈了出來，像一道驚雷，劈開了我混沌的腦海：
【提醒】今天：研究生報到註冊。截止時間：下午5點。地點：深市大學研究生院。
我猛地停下腳步，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緊，疼得幾乎要停止跳動。
不是忘記了，而是這場突如其來的職場打壓和長途奔波，早已擠占了我所有的思考空間。深市大學在城市的另一端，從開發區過去，不堵車也要將近兩個小時。而現在，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
更要命的是，昨晚因為忙著準備會議材料，又心事重重，我根本沒來得及收拾報到需要的材料——錄取通知書、檔案關系、證件照……全都安安靜靜地躺在單位宿舍的抽屜裏。
絕望，像一場鋪天蓋地的黑色潮水，從腳底瞬間蔓延上來，將我徹底淹沒。
一邊是錯過截止時間，就可能作廢的研究生錄取資格——那是我拼了一年多，熬了無數個通宵才換來的結果，更是我和阿衍未來規劃裏至關重要的一環；另一邊是剛剛落下的“遲到”“不靠譜”的罪名，和職場上不知會如何發酵的冷眼與責難。
我站在開發區空曠而陌生的街頭，午後的陽光毒辣地炙烤著大地，柏油路面蒸騰著熱氣，我卻渾身冰冷，手腳發顫，眼前陣陣發黑。
怎麽辦？
回單位取材料，再趕去深市大學，時間根本來不及；不去報到，我這一年多的心血，就全白費了。
我顫抖著手掏出手機，通訊錄裏，阿衍的名字靜靜躺著，那是我此刻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多想不管不顧地打給他，聽聽他的聲音，哪怕他只是笨拙地安慰我幾句，也好。
可是，我能說什麽呢？
說我被人算計了，在領導面前丟盡了臉？說我可能連研究生都讀不成了？說我們規劃好的未來，可能要毀在我手裏？
不能。
他那邊已經夠難了，我不能再給他添堵。
最終，我手指僵硬地劃過他的名字，熄屏，拉下的士。我決定先回單位，拿上材料，再去深市大學。無論如何，總要試一試。
淚水終於沖破眼眶的堤壩，無聲地洶湧而下。我擡手狠狠抹掉眼淚，拉開車門坐了進去，對司機報出單位地址的聲音，嘶啞得不像我自己。
車子駛離開發區，將那個讓我受盡屈辱的會場遠遠拋在身後。窗外的城市風景飛速倒退，我卻什麽也看不清。腦海裏只有一個念頭在瘋狂盤旋：
趕不上怎麽辦？
阿衍……我們的未來……怎麽辦？
這場始於職場傾軋的委屈，終於在人生關鍵節點的步步緊逼下，演化成一場將我逼至絕境的雙重危機。而我，只能獨自面對。
連哭泣，都成了一種奢侈。
-------------------
深市大學研究生院教務處的老師看著手表，又看了看面前這個滿頭大汗、臉色蒼白、手裏材料還拿得亂七八糟的女生，遺憾地搖了搖頭：“同學，報到註冊截止時間是下午五點整，系統已經自動關閉了。現在……確實沒辦法了。你這種情況，需要寫情況說明，向學院和研究生院申請，看是否能作為特殊情況延遲處理，但……希望不大，畢竟這是明確規定。”
-------------------
希望不大。
聽著這四個字，感覺全身的力氣都在一瞬間被抽空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離開教務處那棟樓的，也不知道是怎麽坐上返回市區公交車的。窗外的街景飛速倒退，模糊成一片流動的光斑。腦海裏反覆回放著白天的一切：蘇欣那帶著惡意的錯誤時間，領導車絕塵而去的尾燈，會議室裏如坐針氈的恥辱，以及此刻，手中這張已然失效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錯過了。真的錯過了。
不是因為不努力，不是因為沒考上，而是因為一場卑劣的職場傾軋，因為我天真地相信了所謂的“同事提醒”。我甚至沒有機會去抗爭，去辯白，時間這個最冷酷的裁判，已經給出了無可更改的判決。
回到單位宿舍，已是華燈初上。空蕩蕩的房間像一個冰冷的盒子。我靠著門板，緩緩蹲下身，把臉埋進臂彎。白天強忍的淚水終於決堤，洶湧而出，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那是一種壓抑到極致的、近乎絕望的哭泣。為了這失去的寶貴機會，為了自己這一年多拼盡全力的付出，更為了……
我和阿衍那個本已清晰可見的未來藍圖，陡然出現的巨大裂痕。
在阿衍規劃裏，我是那個“安心讀研”的人。這是我們共同未來裏，屬於我的、至關重要的基石。可現在，基石塌了。我要怎麽告訴他？說因為我的愚蠢和輕信，把你為我爭取來的、我們未來計劃的關鍵一環弄丟了？
我不敢想象阿衍知道後的反應。他一定很失望吧？他為了來到我的城市，放棄了那麽多，現在我卻連自己的部分都搞砸了。而且，他最近似乎也特別忙，特別累，電話裏的聲音總是帶著濃重的疲憊。我不能再給他添亂了，不能再讓他擔心了。
不知哭了多久，直到眼淚流幹，只剩下空洞的幹澀和麻木。我掙紮著站起身，走到洗手間，用冷水一遍遍拍打自己紅腫的眼睛。看著鏡子裏狼狽不堪、雙眼無神的自己。
不能倒下。至少現在不能。我還有工作。那個充滿派系傾軋、處處碰壁的工作。今天“開會遲到”的事，還不知道會被如何渲染，如何攻擊南派、尤其是攻擊我。我必須振作起來，至少表面上要振作起來，去面對明天可能更猛烈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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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憋在心底的委屈，像一根細而尖的冰刺，輕輕紮在最柔軟的地方，平日裏碰都不敢碰，更別說拿出來給阿衍看。
我曾天真地以為，只要埋頭做事，勤勉謹慎，把分內工作做到無可挑剔，總能在這潭深不見底的職場渾水裏，尋到一塊安穩的立足之地。我跟著科室前輩學寫格式嚴謹、字字珠璣的材料，把繁瑣的收發文流程摸得門兒清。我反覆告誡自己，少說話，多做事，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靠“南派關照”混日子的花瓶。
可現實很快就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職場對新人本就苛刻，更何況是我這種頂著“有靠山”的名頭，實則毫無根基的新人。前路處處是看不見的坑，有些坑的上面，還蓋著“前輩指點”的溫和面具。
那天下午，北派的蘇欣踩著高跟鞋走到我工位旁，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文，明天上午跟李局、趙局去開發區開協調會。你準備好背景材料，帶上筆記本。”她頓了頓，像是隨口補充，眼角卻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輕慢，“十點在大門口集合，別遲到。”
“十點？”我下意識反問。會議通知上清清楚楚寫著十點半開會，從單位到開發區，不堵車也要四十分鐘。十點集合，時間未免太趕，萬一路上出點狀況……更讓我疑惑的是，按單位慣例，陪兩位派系不同的領導出差，提前一小時集合等候才是常態。
“對，十點。李局和趙局都去，千萬別晚了。”蘇欣重覆了一遍，臉上帶著“你怎麽連這點事都弄不明白”的不耐煩，擡手拍了拍我桌上的文件夾，“材料弄仔細點，別給領導添麻煩。”說完，她便轉身回了自己的座位，留下我一個人對著會議通知發楞。
我心裏七上八下的，卻又不敢多問。蘇欣是前輩，又是北派的核心人物，或許這次行程真有特殊安排？出於謹慎，也怕自己聽錯耽誤事，我趁著她去茶水間的工夫，快步跟了過去，小聲確認：“蘇姐，不好意思，再跟你核對下，明天真是十點在大門口集合嗎？”
蘇欣正對著飲水機接水，頭都沒擡，語氣裏的不耐煩幾乎要溢出來：“是啊，十點，不是說了嗎？小文你記性怎麽這麽差……行了行了，趕緊去準備材料吧，領導們的時間可耽誤不起。”她不耐煩地擺擺手，像打發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這態度，把我到了嘴邊的其他疑問全堵了回去。也許真的是我多心了？也許領導們上午另有安排，所以出發得晚？我將信將疑，卻沒再追問，只是心裏那點不安像藤蔓一樣纏上來，讓我打定主意——按自己的老習慣，提前半小時到場等候。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起了床，把要帶的材料翻來覆去檢查了三遍，筆記本充好電，連筆都備了兩支。九點二十分，我提著沈甸甸的文件袋，準時站在了單位氣派的大門口，選了個不影響通行的角落，安靜地等著。夏末的早晨，陽光已經透著灼人的熱度，我一邊默念著可能要匯報的數據，一邊頻頻望向辦公樓的出口和停車場的方向。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像沙漏裏的沙，攥都攥不住。
九點三十，沒有任何動靜。
九點四十，依舊看不到兩位領導的身影，單位那輛用於公務接待的黑色轎車，也遲遲沒有出現。
我心裏的不安漸漸擴大，卻還在自我安慰：也許領導們是從家裏直接出發，不用來單位集合？
九點五十分，我實在忍不住了，掏出手機給蘇欣發了條微信：“蘇姐，我已經在大門口了，領導們快下來了嗎？”消息發出去，石沈大海。
九點五十五分，我咬著唇，正猶豫要不要打個電話問問，眼角的餘光突然瞥見那輛熟悉的黑色轎車，正從地下車庫的出口緩緩駛出。它沒有開向大門口，而是徑直拐上了主路，絲毫沒有停頓的意思！
我心頭猛地一沈，血液瞬間沖上頭頂，幾乎是小跑著追了幾步，可車子已經加速，匯入了早高峰的車流。就在那一瞬間，我清楚地看到，後排車窗半開著，靠我這邊的後座上，坐著的正是蘇欣。她也看到了追出來的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轉開了頭。副駕駛的位置上，還坐著另一位北派的同事。
車子絕塵而去，卷起一陣塵土，嗆得我喉嚨發緊。
我僵在原地，渾身的血液仿佛在這一刻凝固了，刺骨的寒意從腳底蔓延到四肢百骸。下一秒，我手忙腳亂地掏出手機，撥了蘇欣的電話——這一次，電話很快就通了。
“蘇姐！車……車怎麽開走了？不是十點大門口集合嗎？我已經9:20就在大門口了……”我的聲音因為急切和慌亂，微微發顫，帶著一絲自己都沒察覺的哭腔。
聽筒裏傳來蘇欣驟然拔高的嗓音，帶著明顯的不悅和責備，在清晨安靜的路邊顯得格外刺耳：“小文你怎麽回事啊？！我不是再三跟你強調九點集合出發嗎？領導的時間多寶貴，能讓一車人等你一個？小年輕剛參加工作，連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嗎？！”
九點？！
這兩個字像一道驚雷，在我腦海裏轟然炸開。我握著手機的手指瞬間冰涼，指尖不受控制地顫抖，聲音裏的震驚和委屈幾乎要將我淹沒：“蘇欣，你明明跟我說的是十點！昨天下午，還有後來在茶水間，我都跟你確認過，你親口說的十點！我還特意提前來了……”
“你還狡辯？！”蘇欣的聲音更嚴厲了，幾乎是喊出來的，隔著電話，我都能想象出她蹙緊眉頭、一臉“恨鐵不成鋼”的模樣，“我什麽時候說過十點？我明明說的就是九點！自己記錯了還怪別人？趕緊想辦法自己過去吧，會議地址你知道的！別再啰嗦了，讓領導等你像什麽話！”她這麽大聲說，生怕領導們聽不見嗎？
她根本不給我繼續分辯的機會，“啪”的一聲掛斷了電話。忙音在聽筒裏尖銳地響著，像一把鈍刀，一下下割著我的心。
我站在人來人往的單位門口，陽光明晃晃地照在身上，卻半點暖意都感受不到。冰冷的、被愚弄的、孤立無援的絕望，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細細密密地將我包裹起來。偶爾有同事進出，投來好奇或了然的一瞥，那些目光像針一樣紮在我身上，讓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縫鉆進去。
我強忍著奪眶而出的淚水，死死咬住下唇，口腔裏彌漫開一股鐵銹般的腥甜。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得去開會。
我狼狽地跑到路邊，焦急地揮手攔出租車。早高峰還沒完全過去，空車少得可憐。好不容易攔到一輛，報上開發區管委會的地址，司機看了眼導航，皺著眉說：“這過去不堵車也得四五十分鐘，姑娘你趕時間啊？”
我用力點頭，手心全是冷汗，心裏一片冰涼。我怕的不是遲到，而是蘇欣那顛倒黑白的指責，和這背後赤裸裸的、來自北派的排擠與算計。她根本就是故意的，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讓我在兩位領導面前“坐實”不守時、不靠譜的罪名。尤其是在南派的趙局也在場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對南派的一次敲打，更是對我的公開羞辱。
一路緊趕慢趕，我到達會場時，會議已經開始二十多分鐘了。
我在幾十雙眼睛的註視下，低著頭，紅著臉，像個做錯事的小偷，躡手躡腳地溜進會議室後排，找了個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臺上的領導正講得眉飛色舞，我卻一個字也聽不進去，耳朵裏嗡嗡作響，臉上火辣辣的疼。我只能死死盯著面前的筆記本，用力攥著筆桿，指甲深深掐進掌心，才能勉強抑制住身體因極度委屈和憤怒而產生的顫抖。
會議冗長而沈悶，我像一個被公開處刑後棄置一旁的物件，無人理會，也無心理會旁人。直到會議結束，我才渾渾噩噩地跟著人群走出會議室，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趕緊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
可蘇欣卻沒打算放過我。她攔住我，語氣冰冷地丟下一句：“小文，今天因為你遲到，會議記錄有不少遺漏，你今晚加班把會議材料整理好，明天一早交給我。”
我還沒從屈辱和慌亂中回過神來，手機日歷的提醒就突兀地彈了出來，像一道驚雷，劈開了我混沌的腦海：
【提醒】今天：研究生報到註冊。截止時間：下午5點。地點：深市大學研究生院。
我猛地停下腳步，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緊，疼得幾乎要停止跳動。
不是忘記了，而是這場突如其來的職場打壓和長途奔波，早已擠占了我所有的思考空間。深市大學在城市的另一端，從開發區過去，不堵車也要將近兩個小時。而現在，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
更要命的是，昨晚因為忙著準備會議材料，又心事重重，我根本沒來得及收拾報到需要的材料——錄取通知書、檔案關系、證件照……全都安安靜靜地躺在單位宿舍的抽屜裏。
絕望，像一場鋪天蓋地的黑色潮水，從腳底瞬間蔓延上來，將我徹底淹沒。
一邊是錯過截止時間，就可能作廢的研究生錄取資格——那是我拼了一年多，熬了無數個通宵才換來的結果，更是我和阿衍未來規劃裏至關重要的一環；另一邊是剛剛落下的“遲到”“不靠譜”的罪名，和職場上不知會如何發酵的冷眼與責難。
我站在開發區空曠而陌生的街頭，午後的陽光毒辣地炙烤著大地，柏油路面蒸騰著熱氣，我卻渾身冰冷，手腳發顫，眼前陣陣發黑。
怎麽辦？
回單位取材料，再趕去深市大學，時間根本來不及；不去報到，我這一年多的心血，就全白費了。
我顫抖著手掏出手機，通訊錄裏，阿衍的名字靜靜躺著，那是我此刻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多想不管不顧地打給他，聽聽他的聲音，哪怕他只是笨拙地安慰我幾句，也好。
可是，我能說什麽呢？
說我被人算計了，在領導面前丟盡了臉？說我可能連研究生都讀不成了？說我們規劃好的未來，可能要毀在我手裏？
不能。
他那邊已經夠難了，我不能再給他添堵。
最終，我手指僵硬地劃過他的名字，熄屏，拉下的士。我決定先回單位，拿上材料，再去深市大學。無論如何，總要試一試。
淚水終於沖破眼眶的堤壩，無聲地洶湧而下。我擡手狠狠抹掉眼淚，拉開車門坐了進去，對司機報出單位地址的聲音，嘶啞得不像我自己。
車子駛離開發區，將那個讓我受盡屈辱的會場遠遠拋在身後。窗外的城市風景飛速倒退，我卻什麽也看不清。腦海裏只有一個念頭在瘋狂盤旋：
趕不上怎麽辦？
阿衍……我們的未來……怎麽辦？
這場始於職場傾軋的委屈，終於在人生關鍵節點的步步緊逼下，演化成一場將我逼至絕境的雙重危機。而我，只能獨自面對。
連哭泣，都成了一種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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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市大學研究生院教務處的老師看著手表，又看了看面前這個滿頭大汗、臉色蒼白、手裏材料還拿得亂七八糟的女生，遺憾地搖了搖頭：“同學，報到註冊截止時間是下午五點整，系統已經自動關閉了。現在……確實沒辦法了。你這種情況，需要寫情況說明，向學院和研究生院申請，看是否能作為特殊情況延遲處理，但……希望不大，畢竟這是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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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大。
聽著這四個字，感覺全身的力氣都在一瞬間被抽空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離開教務處那棟樓的，也不知道是怎麽坐上返回市區公交車的。窗外的街景飛速倒退，模糊成一片流動的光斑。腦海裏反覆回放著白天的一切：蘇欣那帶著惡意的錯誤時間，領導車絕塵而去的尾燈，會議室裏如坐針氈的恥辱，以及此刻，手中這張已然失效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錯過了。真的錯過了。
不是因為不努力，不是因為沒考上，而是因為一場卑劣的職場傾軋，因為我天真地相信了所謂的“同事提醒”。我甚至沒有機會去抗爭，去辯白，時間這個最冷酷的裁判，已經給出了無可更改的判決。
回到單位宿舍，已是華燈初上。空蕩蕩的房間像一個冰冷的盒子。我靠著門板，緩緩蹲下身，把臉埋進臂彎。白天強忍的淚水終於決堤，洶湧而出，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那是一種壓抑到極致的、近乎絕望的哭泣。為了這失去的寶貴機會，為了自己這一年多拼盡全力的付出，更為了……
我和阿衍那個本已清晰可見的未來藍圖，陡然出現的巨大裂痕。
在阿衍規劃裏，我是那個“安心讀研”的人。這是我們共同未來裏，屬於我的、至關重要的基石。可現在，基石塌了。我要怎麽告訴他？說因為我的愚蠢和輕信，把你為我爭取來的、我們未來計劃的關鍵一環弄丟了？
我不敢想象阿衍知道後的反應。他一定很失望吧？他為了來到我的城市，放棄了那麽多，現在我卻連自己的部分都搞砸了。而且，他最近似乎也特別忙，特別累，電話裏的聲音總是帶著濃重的疲憊。我不能再給他添亂了，不能再讓他擔心了。
不知哭了多久，直到眼淚流幹，只剩下空洞的幹澀和麻木。我掙紮著站起身，走到洗手間，用冷水一遍遍拍打自己紅腫的眼睛。看著鏡子裏狼狽不堪、雙眼無神的自己。
不能倒下。至少現在不能。我還有工作。那個充滿派系傾軋、處處碰壁的工作。今天“開會遲到”的事，還不知道會被如何渲染，如何攻擊南派、尤其是攻擊我。我必須振作起來，至少表面上要振作起來，去面對明天可能更猛烈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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