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3 章[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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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 章
從我有記憶開始，“家”這個詞，就與陰冷、饑餓和一種刻骨的寄人籬下之感聯系在一起。
我不記得親生父母的樣子，他們在我還是繈褓中的嬰兒時，便在一場被官方定性為“意外”的車禍中雙雙離世，留給我的，只有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以及一紙指定我那位遠房叔叔，哈羅德·格雷森，為我唯一監護人的遺囑。
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在我父母葬禮的哀樂尚未散盡時，便堂而皇之地搬進了我家寬敞明亮的維多利亞式宅邸。
起初的幾年在外人面前，他們或許還維持著基本的體面，對我表現出一種敷衍的“關懷”，但隨著他們通過一系列法律手段和暗箱操作，逐步將本該屬於我的信托基金、公司股份和不動產轉移到自己名下後，面具便徹底摘下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這座如今已感覺不到絲毫溫暖的大宅裏最陰暗潮濕的北側小房間裏度過的。
房間狹小，窗戶正對著一堵長滿青苔的高墻，終年不見陽光，家具只有一張吱呀作響的鐵架床，一個掉漆的衣櫃和一張搖晃的書桌，冬天，暖氣總是“恰好”壞掉，夏天，風扇則永遠輪不到我用。
食物是另一種形式的懲罰：我的份例永遠是最少的，通常是他們吃剩的，已經冷掉的殘羹，或者是最廉價的白面包和幾乎沒有油水的豆子湯。
我常常在深夜被胃部的灼燒感喚醒，只能蜷縮在床上，聽著主臥方向傳來的隱約笑聲和食物香氣，默默吞咽著口水，感受著身體和心靈的雙重饑餓。
他們送我上學，但絕非出於善意，我就讀的是本地最混亂、資源最匱乏的公立學校，與他們自己兒女就讀的昂貴的私立貴族學校形成鮮明對比，校服是舊的，打滿了補丁，課本是二手市場淘來的，封面破損，內頁常有塗鴉。
哈羅德叔叔常對前來拜訪的客人唉聲嘆氣，說撫養我這個“拖油瓶”如何不易，如何耗盡家財，如何影響了他自己兒女的前程，塑造出一副被責任壓垮的悲情形象。
瑪莎嬸嬸則更直接，她那雙如同鷹隼般的眼睛，總能在我身上找到可以挑剔的地方，衣服不夠整潔，成績單上有B+，或者僅僅是我沈默寡言的樣子讓她“看了心煩”，隨之而來的便是冷嘲熱諷，甚至克扣本就少得可憐的食物。
在我十三歲那年，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徹底將我邊緣化的方法。
他們以“城裏空氣不好，不利於孩子成長”以及“老家學校更能磨練心性”為借口，他們將我送回了位於偏遠北部山區，幾乎與世隔絕的格雷森家族老宅。
那裏只有一所只有幾十個學生，師資力量薄弱得可憐的多村合並小學，老宅年久失修，由一位耳背又刻薄的老遠親看守，她負責給我提供僅能果腹的食物，除此之外不聞不問。
那段日子，我像一棵被遺忘在石頭縫裏的野草，在嚴寒、孤獨和匱乏中艱難地掙紮求生。
我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和敏感，身體也因長期營養不良而瘦弱不堪，看上去確實是一副他們期望中懦弱好拿捏的樣子。
然而即使在最困苦的環境中，人性中微弱的光亮也未曾完全熄滅。
在那所山村小學裏，有一位年邁的、頭發花白的史密斯先生，他教授英語文學，他似乎看穿了我的處境，從未用憐憫或施舍的態度對待我，只是默默地在放學後，將圖書館的鑰匙交給我，允許我在那裏待到深夜。
那些泛黃的書頁，成了我抵禦現實嚴寒的唯一壁壘。
在書中，我找到了暫時的避難所，也找到了改變命運的唯一可能途徑——知識。
我瘋狂地閱讀，如饑似渴地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後來轉入鎮上的中學，雖然依舊受到排擠和孤立，但也遇到了一兩位善良的同學，他們會悄悄分給我一半三明治，或者在小組項目中選擇和我一組。
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像寒夜裏的點點星火，支撐著我，讓我沒有徹底沈淪。
靠著獎學金和課餘打工的收入，我勉強讀完了大學，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終於在一家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審計助理的工作。
薪水不高，但足以讓我在城裏租下一間狹小的公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地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不受打擾的空間。
我以為我終於可以掙脫那根一直勒在脖子上的無形繩索，開始真正的生活。
然而，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的陰影如同附骨之疽，從未遠離，得知我找到工作後，他們立刻找上門來。
那是一個周日傍晚，他們不請自來，像主人一樣審視著我簡陋的公寓，臉上帶著毫不掩飾的鄙夷。
“看來你混得不錯嘛，麥克。”
哈羅德叔叔首先開口，語氣陰沈：“別忘了，你能有今天，是誰供你吃穿，供你讀書的，要不是我們心善，你早就餓死街頭了！”
瑪莎嬸嬸緊接著幫腔，聲音尖利道：“就是，你知道為了養大你，我們付出了多少？花了多少錢？現在你翅膀硬了，就想一走了之？天下哪有這麽便宜的事！”
我試圖辯解，說我從大學開始就沒再拿過他們的錢。
但他們根本不容我分說，拋出了一個早已準備好的方案：要求我從今往後，每月必須將工資的一半，“償還”給他們，作為對我“多年養育之恩”的報答。
他們甚至拿出了一本手寫的賬本，上面羅列著從我嬰兒時期開始的各種誇張到離譜的“開銷”，從奶粉尿布到學費住宿，甚至包括他們“耗費的心血”都折合成了冰冷的數字。
無力感和憤怒像冰冷的潮水般淹沒了我。
但我知道反抗是徒勞的，他們掌握著輿論，是本地有頭有臉的“慈善家”和“成功的商人”，而我只是一個無依無靠，性格懦弱的孤兒，任何公開的對抗，只會讓我失去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重新墜入深淵。
於是我屈服了。
每月當我拿到那微薄的薪水時，第一件事就是將其中的一半，如同繳納贖金般匯入哈羅德叔叔指定的賬戶。
我的生活重新變得捉襟見肘，常常要靠最便宜的通心粉和罐頭食品度日，不敢有任何娛樂消費，像一只被抽幹了力氣的騾子，在絕望的磨盤上周而覆始地轉圈。
這種被剝削、被壓榨的痛苦，日覆一日地積累著，像毒素一樣侵蝕著我的身心。
我開始失眠，食欲不振，工作時也常常精神恍惚，巨大的抑郁和絕望感，讓我感覺快要窒息了。
在一次家庭聚餐上，看著哈羅德叔叔一家談笑風生，享受著用我的血汗錢換來的奢華生活，我積壓已久的情緒終於失控了。
我沒有大喊大叫，只是低著頭，用幾乎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喃喃地吐出了幾句壓抑在心底的苦水：“為什麽……為什麽要這樣對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麽……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
瞬間，餐桌上歡樂的氣氛凝固了。
哈羅德叔叔的臉色驟然陰沈得像暴風雨前的天空。
他猛地將餐刀拍在桌子上，發出刺耳的響聲。
“撐不下去？”
他的聲音如同雷霆般炸響，充滿了偽善的憤怒：“我們含辛茹苦把你養大，給你吃給你穿，你現在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不知感恩也就罷了，竟然還敢抱怨？你這是什麽心態？啊？我看你是心理扭曲，是病了！”
瑪莎嬸嬸也立刻附和：“就是！我們這麽不容易，你非但不體諒，還說這種喪氣話！你是不是見不得我們好？你是不是有精神病？”
“精神病”這個詞像一道閃電，劈開了他們偽善的面具，也照亮了他們早已謀劃好的最惡毒的出路。
他們不再給我任何解釋的機會，第二天一早，當我還在昏睡中，兩名身穿白色制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哈羅德叔叔的親自帶領下強行闖入了我的公寓。
他們以“疑似患有嚴重抑郁癥並有自毀傾向，需要強制醫療幹預”為由，不顧我微弱的掙紮和辯解，用粗暴的手段將我捆綁起來，塞進了一輛沒有任何標識的白色廂型車。
我被送進了城郊一家名為“松林靜養院”的私立精神病院。
後來我才知道，這家醫院的主要投資人之一，正是哈羅德叔叔結交的某位權貴。
入院“評估”的過程形同虛設，一位眼神冷漠的醫生只是簡單地問了幾個誘導性的問題，在哈羅德叔叔提供的“證詞”面前，我的任何否認都顯得蒼白無力。
診斷書上，迅速被寫上了“重度抑郁伴有精神病性癥狀”和“潛在攻擊性與自殘風險”的結論。
我被直接定性為需要嚴格隔離和控制的“危險病人”。
他們沒有給我安排病房，而是直接將我拖向了病院深處。
穿過一道道上鎖的鐵門，走廊裏的光線越來越暗，消毒水的氣味混合著一種絕望和恐懼的酸腐氣味。
最終他們在一扇只在頂部有一個狹窄觀察口的鐵門前停下，鑰匙插入鎖孔，發出令人牙酸的轉動聲。
門開了，一股帶著黴味和尿臊氣的空氣撲面而來。
那是一個幾乎完全黑暗的狹小空間，大小僅能容一人站立，甚至無法完全躺平，墻壁和地面都是冰冷的水泥，沒有任何家具，角落裏有一個散發著惡臭的，便溺用的洞，唯一的光源，來自觀察口透進來的微弱的光。
這就是禁閉室。
“好好‘靜養’吧，麥克。”
哈羅德叔叔的聲音從門外傳來，冰冷而充滿惡意：“等你‘想通了’，不再‘胡思亂想’了，我們再談。”
鐵門“砰”地一聲關上，然後鎖死，世界瞬間被壓縮成了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和死寂。
第一天，我還抱有一絲微弱的希望，以為這只是暫時的懲罰。
我拍打著鐵門，用嘶啞的聲音呼喊，祈求有人能聽我解釋。
但回應我的只有走廊裏空洞的回音，以及其他禁閉室裏病人發出的嚎叫或嗚咽。
恐懼像冰冷的藤蔓，一圈圈纏緊我的心臟。
第二天，饑餓感開始如同火焰般灼燒我的胃。
沒有人送飯，沒有人送水。
我才明白，“禁閉”意味著什麽。
它不僅僅是隔離，更是一種無聲的滅絕。
哈羅德叔叔的暗示，醫院心領神會，他們要的不是我“想通”，而是我徹底消失。
第三天，幹渴變得比饑餓更加難以忍受。
喉嚨像被砂紙打磨，嘴唇幹裂出血，意識開始模糊，出現幻覺。
我仿佛看到父母在向我招手，看到史密斯先生遞給我一杯水，看到那間山村老宅窗外溫暖的陽光。
第四天，第五天……時間失去了意義，疼痛、虛弱、脫水，讓我大部分時間都蜷縮在冰冷的地面上，陷入半昏迷狀態，身體的機能正在迅速關閉。那點微弱的求生本能，在絕對的黑暗和寂靜中，被一點點磨滅。
第七天，也許是更久，我的意識如同風中殘燭，搖曳不定。
最後的記憶，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變得很輕，仿佛要飄起來。
黑暗中似乎出現了一道光。
我用盡最後的力氣，朝著那道光伸出手……
然後，一切歸於沈寂。
幾天後，“松林靜養院”對外發布了一則簡短的聲明：病人麥克·格雷森，因患有嚴重抑郁癥，在隔離治療期間，趁醫護人員不備，以某種“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聲明中對“禁閉”和“斷水斷食”只字未提，反而強調了院方“已盡到充分的治療和看護責任”。
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悲痛欲絕”地處理了我的後事，他們在媒體前扮演著失去愛侄的可憐監護人角色，譴責著精神健康的隱憂和命運的無常，贏得了不少同情和資助。
我那微不足道的遺產，自然也“順理成章”地歸他們所有，一條卑微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逝在了那座冰冷囚籠的黑暗中，沒有激起一絲漣漪，如同一顆投入深井的石子，甚至聽不到回響。
而吞噬我的那個系統，依舊在陽光下，井然有序地運轉著，光鮮，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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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記得親生父母的樣子，他們在我還是繈褓中的嬰兒時，便在一場被官方定性為“意外”的車禍中雙雙離世，留給我的，只有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以及一紙指定我那位遠房叔叔，哈羅德·格雷森，為我唯一監護人的遺囑。
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在我父母葬禮的哀樂尚未散盡時，便堂而皇之地搬進了我家寬敞明亮的維多利亞式宅邸。
起初的幾年在外人面前，他們或許還維持著基本的體面，對我表現出一種敷衍的“關懷”，但隨著他們通過一系列法律手段和暗箱操作，逐步將本該屬於我的信托基金、公司股份和不動產轉移到自己名下後，面具便徹底摘下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這座如今已感覺不到絲毫溫暖的大宅裏最陰暗潮濕的北側小房間裏度過的。
房間狹小，窗戶正對著一堵長滿青苔的高墻，終年不見陽光，家具只有一張吱呀作響的鐵架床，一個掉漆的衣櫃和一張搖晃的書桌，冬天，暖氣總是“恰好”壞掉，夏天，風扇則永遠輪不到我用。
食物是另一種形式的懲罰：我的份例永遠是最少的，通常是他們吃剩的，已經冷掉的殘羹，或者是最廉價的白面包和幾乎沒有油水的豆子湯。
我常常在深夜被胃部的灼燒感喚醒，只能蜷縮在床上，聽著主臥方向傳來的隱約笑聲和食物香氣，默默吞咽著口水，感受著身體和心靈的雙重饑餓。
他們送我上學，但絕非出於善意，我就讀的是本地最混亂、資源最匱乏的公立學校，與他們自己兒女就讀的昂貴的私立貴族學校形成鮮明對比，校服是舊的，打滿了補丁，課本是二手市場淘來的，封面破損，內頁常有塗鴉。
哈羅德叔叔常對前來拜訪的客人唉聲嘆氣，說撫養我這個“拖油瓶”如何不易，如何耗盡家財，如何影響了他自己兒女的前程，塑造出一副被責任壓垮的悲情形象。
瑪莎嬸嬸則更直接，她那雙如同鷹隼般的眼睛，總能在我身上找到可以挑剔的地方，衣服不夠整潔，成績單上有B+，或者僅僅是我沈默寡言的樣子讓她“看了心煩”，隨之而來的便是冷嘲熱諷，甚至克扣本就少得可憐的食物。
在我十三歲那年，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徹底將我邊緣化的方法。
他們以“城裏空氣不好，不利於孩子成長”以及“老家學校更能磨練心性”為借口，他們將我送回了位於偏遠北部山區，幾乎與世隔絕的格雷森家族老宅。
那裏只有一所只有幾十個學生，師資力量薄弱得可憐的多村合並小學，老宅年久失修，由一位耳背又刻薄的老遠親看守，她負責給我提供僅能果腹的食物，除此之外不聞不問。
那段日子，我像一棵被遺忘在石頭縫裏的野草，在嚴寒、孤獨和匱乏中艱難地掙紮求生。
我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和敏感，身體也因長期營養不良而瘦弱不堪，看上去確實是一副他們期望中懦弱好拿捏的樣子。
然而即使在最困苦的環境中，人性中微弱的光亮也未曾完全熄滅。
在那所山村小學裏，有一位年邁的、頭發花白的史密斯先生，他教授英語文學，他似乎看穿了我的處境，從未用憐憫或施舍的態度對待我，只是默默地在放學後，將圖書館的鑰匙交給我，允許我在那裏待到深夜。
那些泛黃的書頁，成了我抵禦現實嚴寒的唯一壁壘。
在書中，我找到了暫時的避難所，也找到了改變命運的唯一可能途徑——知識。
我瘋狂地閱讀，如饑似渴地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後來轉入鎮上的中學，雖然依舊受到排擠和孤立，但也遇到了一兩位善良的同學，他們會悄悄分給我一半三明治，或者在小組項目中選擇和我一組。
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像寒夜裏的點點星火，支撐著我，讓我沒有徹底沈淪。
靠著獎學金和課餘打工的收入，我勉強讀完了大學，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終於在一家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審計助理的工作。
薪水不高，但足以讓我在城裏租下一間狹小的公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地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不受打擾的空間。
我以為我終於可以掙脫那根一直勒在脖子上的無形繩索，開始真正的生活。
然而，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的陰影如同附骨之疽，從未遠離，得知我找到工作後，他們立刻找上門來。
那是一個周日傍晚，他們不請自來，像主人一樣審視著我簡陋的公寓，臉上帶著毫不掩飾的鄙夷。
“看來你混得不錯嘛，麥克。”
哈羅德叔叔首先開口，語氣陰沈：“別忘了，你能有今天，是誰供你吃穿，供你讀書的，要不是我們心善，你早就餓死街頭了！”
瑪莎嬸嬸緊接著幫腔，聲音尖利道：“就是，你知道為了養大你，我們付出了多少？花了多少錢？現在你翅膀硬了，就想一走了之？天下哪有這麽便宜的事！”
我試圖辯解，說我從大學開始就沒再拿過他們的錢。
但他們根本不容我分說，拋出了一個早已準備好的方案：要求我從今往後，每月必須將工資的一半，“償還”給他們，作為對我“多年養育之恩”的報答。
他們甚至拿出了一本手寫的賬本，上面羅列著從我嬰兒時期開始的各種誇張到離譜的“開銷”，從奶粉尿布到學費住宿，甚至包括他們“耗費的心血”都折合成了冰冷的數字。
無力感和憤怒像冰冷的潮水般淹沒了我。
但我知道反抗是徒勞的，他們掌握著輿論，是本地有頭有臉的“慈善家”和“成功的商人”，而我只是一個無依無靠，性格懦弱的孤兒，任何公開的對抗，只會讓我失去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重新墜入深淵。
於是我屈服了。
每月當我拿到那微薄的薪水時，第一件事就是將其中的一半，如同繳納贖金般匯入哈羅德叔叔指定的賬戶。
我的生活重新變得捉襟見肘，常常要靠最便宜的通心粉和罐頭食品度日，不敢有任何娛樂消費，像一只被抽幹了力氣的騾子，在絕望的磨盤上周而覆始地轉圈。
這種被剝削、被壓榨的痛苦，日覆一日地積累著，像毒素一樣侵蝕著我的身心。
我開始失眠，食欲不振，工作時也常常精神恍惚，巨大的抑郁和絕望感，讓我感覺快要窒息了。
在一次家庭聚餐上，看著哈羅德叔叔一家談笑風生，享受著用我的血汗錢換來的奢華生活，我積壓已久的情緒終於失控了。
我沒有大喊大叫，只是低著頭，用幾乎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喃喃地吐出了幾句壓抑在心底的苦水：“為什麽……為什麽要這樣對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麽……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
瞬間，餐桌上歡樂的氣氛凝固了。
哈羅德叔叔的臉色驟然陰沈得像暴風雨前的天空。
他猛地將餐刀拍在桌子上，發出刺耳的響聲。
“撐不下去？”
他的聲音如同雷霆般炸響，充滿了偽善的憤怒：“我們含辛茹苦把你養大，給你吃給你穿，你現在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不知感恩也就罷了，竟然還敢抱怨？你這是什麽心態？啊？我看你是心理扭曲，是病了！”
瑪莎嬸嬸也立刻附和：“就是！我們這麽不容易，你非但不體諒，還說這種喪氣話！你是不是見不得我們好？你是不是有精神病？”
“精神病”這個詞像一道閃電，劈開了他們偽善的面具，也照亮了他們早已謀劃好的最惡毒的出路。
他們不再給我任何解釋的機會，第二天一早，當我還在昏睡中，兩名身穿白色制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哈羅德叔叔的親自帶領下強行闖入了我的公寓。
他們以“疑似患有嚴重抑郁癥並有自毀傾向，需要強制醫療幹預”為由，不顧我微弱的掙紮和辯解，用粗暴的手段將我捆綁起來，塞進了一輛沒有任何標識的白色廂型車。
我被送進了城郊一家名為“松林靜養院”的私立精神病院。
後來我才知道，這家醫院的主要投資人之一，正是哈羅德叔叔結交的某位權貴。
入院“評估”的過程形同虛設，一位眼神冷漠的醫生只是簡單地問了幾個誘導性的問題，在哈羅德叔叔提供的“證詞”面前，我的任何否認都顯得蒼白無力。
診斷書上，迅速被寫上了“重度抑郁伴有精神病性癥狀”和“潛在攻擊性與自殘風險”的結論。
我被直接定性為需要嚴格隔離和控制的“危險病人”。
他們沒有給我安排病房，而是直接將我拖向了病院深處。
穿過一道道上鎖的鐵門，走廊裏的光線越來越暗，消毒水的氣味混合著一種絕望和恐懼的酸腐氣味。
最終他們在一扇只在頂部有一個狹窄觀察口的鐵門前停下，鑰匙插入鎖孔，發出令人牙酸的轉動聲。
門開了，一股帶著黴味和尿臊氣的空氣撲面而來。
那是一個幾乎完全黑暗的狹小空間，大小僅能容一人站立，甚至無法完全躺平，墻壁和地面都是冰冷的水泥，沒有任何家具，角落裏有一個散發著惡臭的，便溺用的洞，唯一的光源，來自觀察口透進來的微弱的光。
這就是禁閉室。
“好好‘靜養’吧，麥克。”
哈羅德叔叔的聲音從門外傳來，冰冷而充滿惡意：“等你‘想通了’，不再‘胡思亂想’了，我們再談。”
鐵門“砰”地一聲關上，然後鎖死，世界瞬間被壓縮成了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和死寂。
第一天，我還抱有一絲微弱的希望，以為這只是暫時的懲罰。
我拍打著鐵門，用嘶啞的聲音呼喊，祈求有人能聽我解釋。
但回應我的只有走廊裏空洞的回音，以及其他禁閉室裏病人發出的嚎叫或嗚咽。
恐懼像冰冷的藤蔓，一圈圈纏緊我的心臟。
第二天，饑餓感開始如同火焰般灼燒我的胃。
沒有人送飯，沒有人送水。
我才明白，“禁閉”意味著什麽。
它不僅僅是隔離，更是一種無聲的滅絕。
哈羅德叔叔的暗示，醫院心領神會，他們要的不是我“想通”，而是我徹底消失。
第三天，幹渴變得比饑餓更加難以忍受。
喉嚨像被砂紙打磨，嘴唇幹裂出血，意識開始模糊，出現幻覺。
我仿佛看到父母在向我招手，看到史密斯先生遞給我一杯水，看到那間山村老宅窗外溫暖的陽光。
第四天，第五天……時間失去了意義，疼痛、虛弱、脫水，讓我大部分時間都蜷縮在冰冷的地面上，陷入半昏迷狀態，身體的機能正在迅速關閉。那點微弱的求生本能，在絕對的黑暗和寂靜中，被一點點磨滅。
第七天，也許是更久，我的意識如同風中殘燭，搖曳不定。
最後的記憶，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變得很輕，仿佛要飄起來。
黑暗中似乎出現了一道光。
我用盡最後的力氣，朝著那道光伸出手……
然後，一切歸於沈寂。
幾天後，“松林靜養院”對外發布了一則簡短的聲明：病人麥克·格雷森，因患有嚴重抑郁癥，在隔離治療期間，趁醫護人員不備，以某種“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聲明中對“禁閉”和“斷水斷食”只字未提，反而強調了院方“已盡到充分的治療和看護責任”。
哈羅德叔叔和瑪莎嬸嬸“悲痛欲絕”地處理了我的後事，他們在媒體前扮演著失去愛侄的可憐監護人角色，譴責著精神健康的隱憂和命運的無常，贏得了不少同情和資助。
我那微不足道的遺產，自然也“順理成章”地歸他們所有，一條卑微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逝在了那座冰冷囚籠的黑暗中，沒有激起一絲漣漪，如同一顆投入深井的石子，甚至聽不到回響。
而吞噬我的那個系統，依舊在陽光下，井然有序地運轉著，光鮮，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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